这份建议书后世称为《言兵事疏》，这篇雄文，展示了晁错“智囊”美誉并非浪得虚名，就是从今天视角去看，也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
但奏疏递上去时，晁错内心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以他目前的身份，妄议军国大事，有点不合时宜。为了稳妥起见，在奏疏末尾，他特意加了一句《论语》上的话，“狂夫之言，请明主选择”。
意思是我就说了一些狂悖的话，陛下姑且看着办。
晁错满怀忐忑，皇帝如何处置，他心中没谱。
移民政策
上书不久后，晁错收到一个意外惊喜，文帝赐给他一份玺书(加盖皇帝玉玺的回信，以示庄重)。
皇帝对臣下回书，是一种特殊礼遇。晁错自然异常欣喜，从玺书字里行间，他敏锐察觉到，皇帝对他的建议还是蛮欣赏的，不过，话说得有些意味深长——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什么意思？
你晁错提这些建议没错，但朕要是听取采纳了，就有问题了!
这话听着有些矛盾，其实不然，文帝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晁错的主张固然很有见地，但是不合时宜。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文帝知道，以汉朝目前的家底，根本无力与匈奴开战。
战争从古到今，说白了，归根结底拼的就是消耗，开战容易，粮食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
晁错明白了，他主动进攻的策略被皇帝否决了。
不过，晁错没有灰心，决定再次给皇帝上书。既然皇帝不愿意与匈奴开战，那么，退而求其次，咱们积极防御。
在这篇名叫《守边劝农疏》的奏疏中，晁错提出为了防御匈奴人侵扰，必须加强边境国防建设，具体方法有两条：
一、移民实边；
二、备战屯粮。
攻守，是战略问题，但在战术层面，要想有所作为，须具备两大要素：人力和物资储备!
相对于匈奴，大汉无论在哪方面，皆拥有绝对优势。匈奴与汉的矛盾冲突，属于结构性矛盾，这种残酷竞争绝非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必须在边疆地带加强移民，而且还要设法站得住脚，实现军民一体，为国戍边。
其实，移民实边策略早在秦朝时就曾实行过，可惜功败垂成，最后边民纷纷逃亡。究其原因，是因为秦廷将罪犯、商人等强制押送边境戍边，移民不过是惩罚手段，民间当然毫无积极性可言。
北方天气严寒，环境很差，大多数地方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蛮荒地区，不少人要么死在途中，要么由于水土不服，死在戍边地头。待到秦朝崩溃，他们便一哄而散，各自逃亡，始皇帝开拓的河南地再次落入匈奴手中。
秦廷自始至终只懂靠高压手段，却没有任何奖励机制，很显然，这种移民政策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
晁错指出，匈奴人不种庄稼，衣食用度全靠牲畜，不像中原人那般套牢在土地上，他们来去如风，飘忽不定，逐水草而居，这就意味着，守边军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没法预测匈奴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杀出来。
汉匈边境绵延万里，分兵把守局面，使汉军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给予匈奴致命一击。匈奴躲在暗处，汉军置于明处，信息上完全不对称，匈奴一旦窥察到某地兵力薄弱，就会发起攻击，从东部燕、代，中部上郡、北地，西部陇西，匈奴神出鬼没，汉军常常被搞得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以往遇到边境告急，朝廷方面若是派一支快速小分队驰援，难起作用。但若大规模调兵遣将，等援军抵达时，匈奴人早已逃之夭夭。
时间久了，有些地方的汉朝军民，实在不堪匈奴侵扰，而朝廷又无法及时支援，迫于无奈，为了自保，不惜与匈奴暗通款曲，甚至绝望之下有人干脆投降了匈奴。
种种此类事件，无疑是打击了边境军民的士气，进一步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匈奴打仗，基本没有任何有章可循的战术，你固守，他滋扰；你出击，他退却；你后撤，他又尾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汉军犹如跟魅影搏斗，有劲没处使，但又没法摆脱，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精神紧张，疲惫不堪。
汉军在边境筑造边塞戍所，分兵把守，可是规模太小，根本不起作用，搞不好还被匈奴一锅端了。要是规模较大，匈奴人是躲远了，但是长年累月仰赖内地供应补给，反而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负担。
另外，戍边军人定期换防制度，引发一个问题：当一批士兵刚摸透边境情况，就要撤防，换上一批新兵，又要从头开始。如此周而复始，边境将士一直处在摸索敌情状态。
想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要让一大批人扎根边疆，就地垦荒，实现自给自足。
晁错认为，想要百姓安心戍边，就得让他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同时朝廷要给予优厚政策。比如只要愿意去边疆的犯人，可以减免刑期；良家百姓同意应募赴边，赐予爵位，免除赋税，给予衣食等生活用品补助。只有这样，才有人敢于冒险前往北境。
为了安排移民，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朝廷应在边境一带，选择有水源的要塞之地修筑城郭。诸城之间相互距离，不能离得太远，大概保持在不过一百五十步即可，这样一旦出现敌情，大家可以相互救援，共同御敌。如此，既加强了边防力量，同时也缓解了朝廷远途供应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
这一次，文帝接到奏疏后，没有犹豫就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诏招募民众，移民边境。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抛弃故土，移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短期内在感情上肯定很难割舍，更何况要去的是一片充满生死考验的边塞之地。如果想要移民们在新移民点生根发芽，单靠政策导向和经济利诱还是不够的。
于是，晁错经过综合考量后，再一次上书文帝，进一步建议朝廷，在边塞移民点，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建立组织机制加强管理。
一个人到了陌生地方，少不了出现水土不服等疾病。还有，乍到异乡难免动思乡之情，产生孤苦无依之感。在移民队伍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和巫师，医生防止疾病，巫师给予精神抚慰，防止移民们由于疾病折磨或者思乡，而大规模逃亡，避免重蹈秦朝覆辙。
此外，朝廷必须对新移民点管理官员的选拔把好关，务必任命一批勤政爱民的官吏，按照伍、里、连、邑等级建立基层组织，让移民们尽快熟悉新环境。在闲暇时，尽快着手组织移民加强军事训练，逐步形成战斗力，增强自保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所有的矛盾根源都是经济问题，吃饱穿暖是普罗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然而在古代社会，在绝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挣扎在生死线上。
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农耕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客观原因外，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还要承受沉重的赋税，以及黑商的盘剥。
在传统社会，按照职业，人们一般分为士农工商。在名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士人，要高于商人。然而实际上，农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顶风冒雨，胼手胝足，倘若逢上好年景，或能混个肚子圆；如果遇到旱、涝、蝗等天灾，就会立刻破产，被逼得卖儿鬻女。
商人促进货物流通，互通有无，固然有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贡献，但是在生产效率很低的古代社会，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高利盘剥，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更有甚者，某些掌握了巨额财富的富商，结交王侯显贵，大搞权钱交易，影响力超过了一般官员。晁错认为，当今天子即位以来，社会稳定，没有大的灾害，但国家粮食储备却没有明显提高，这与商人的所作所为有莫大关系，这是很危险的事。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民大量逃亡、土地荒芜、农业萧条。
如何扭转目前局面？晁错建议重农抑商，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的氛围，朝廷要通过政策性引导，用粮食作为调节社会的杠杆，鼓励民间积极给朝廷募集粮食，按照数量多寡授予爵位。
这样一来，有钱人必然用钱购买粮食，献给朝廷，以换取爵位；普通民众，卖粮得了钱，增加了货币收入；而朝廷可以趁机增加粮食储备。国家有了粮食，反过来，就可以减免百姓赋税，减轻民众负担。
爵位，可以由皇帝随意授予，完全是无本生意。晁错这一招，盘活了粮食的有效流转，避免了商人大量囤积粮食，实在高明得很!
另外，只要民众将粮食运输到边境军营，就能得到爵位，送粮六百石赐爵上造(秦汉两朝二十级爵的第二级)，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位)，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级)。
那么，爵位有什么用呢？就是犯法后可以抵罪，免除责罚。
在专制皇权社会，因为法律太过严苛，民众想要不违法，几乎很难做到，一不小心就成了犯罪分子，家中有了爵位，就等于拥有了一张免罪符。因此，民间对爵位的需求量非常大。
百姓出粮，朝廷给爵，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晁错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回应，文帝不但接受了晁错的意见，而且下诏将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当年的土地税减半，返还给农民。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文帝决定率先垂范，亲自下地耕作，让皇后采桑养蚕。男耕女织，是农耕社会的最基本分工，皇帝和皇后带头劳动，激励民间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储备。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十六日，文帝下诏，表明往后宗庙所需的粮食和祭服，要来自皇帝和皇后亲自耕织所出，并要将此事制度化。
很明显，这是作秀给天下人看。
不过，有些具有正面意义的事，即使是作秀，也值得肯定，毕竟上行下效，皇帝的姿态对营造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氛围还是很重要的。
文帝在晁错的谋划下，积极移民戍边，鼓励农业，提高国家粮食储备，国力也逐渐复苏。就在此时，北部边境传来坏消息，帝国边疆烽火再起，匈奴人又大举入侵了。
蚍蜉力量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人攻入北地郡朝那县(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西三十三里古城乡)要塞，北地郡都尉孙印死于混战之中。
匈奴一路烧杀掠夺，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搜刮一空。百姓被掳为俘虏，牲畜成为战利品。匈奴人剑锋直指安定郡彭阳县(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
始皇帝时所建的回中宫(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也在此次大洗劫中被匈奴人焚烧为白地。
匈奴人的前锋斥候，一度已抵达甘泉宫。
在冬日凛冽的北风中，长安城内，似乎已能嗅到匈奴人的腥膻气。京城上下，陷入空前紧张的气氛之中。在这以前，虽然汉匈边境冲突时断时续，但像匈奴这样深入大汉腹地，自高祖兵败白登以来尚属首次。
匈奴之所以如此嚣张，除了仗着兵强马壮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高人在背后给匈奴人出谋划策。
一切还要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济北王刘兴居发起的那场叛乱说起，虽说这次叛乱根本没形成气候，很快就被朝廷平息了。然而，由于刘兴居的意外搅局，让汉军错过了一次反击匈奴的机会。
当时，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战车和骑兵，前往高奴，准备攻打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实力不济，仓皇出塞，正当汉军准备追击时，刘兴居的叛乱，打乱了计划，文帝只得命灌婴回师南下平叛。
汉匈之间的一场大战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匈奴人一看暂时无法捞到便宜，只得放弃南下，转而向西拓展，攻打月氏(读音月支)。月氏是一支活跃在今甘肃敦煌、祁连一带的游牧民族。面对强大的匈奴，他们哪里是对手？所以他们被迫离开肥美的祁连山牧场，放弃故园，一路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当年，冒顿单于曾被送到月氏做人质，做人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如今，匈奴人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匈奴人鸠占鹊巢，驱逐了月氏人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向西扩张，楼兰(都城扜泥城，即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乌孙(今中国新疆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部分区域，都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的赤谷城)、呼揭(亦作乌揭，主要活跃于今哈萨克斯坦斋桑湖至新疆阿尔泰山间额尔齐斯流域一带)等二十六个小国及部族，慑于匈奴兵威，纷纷投降。
一时间，匈奴势力范围东起大海，西至中亚，广袤万里的亚洲北方草原都成了匈奴人跃马扬鞭的牧场。
短短一年时间，匈奴实力急剧膨胀，冒顿单于有点飘飘然，又开始惦记起南方邻居来了。他以异常傲慢的口吻，给文帝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这样：
上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向大汉皇帝问好。皇帝曾提过汉匈和亲之事，本来两家已经谈妥，大家都很高兴，但遗憾的是，贵国边境官员侵扰和欺辱右贤王，右贤王一时头脑发热，没有跟我汇报，误信身边一些小人的挑拨谗言，与汉朝官吏发生冲突，致使匈奴与大汉的和平盟约破裂，我们双方亲密如兄弟般的友谊被破坏，这实在令人遗憾。为了释疑解惑，我特意派使者到贵国，不料使者却被无辜扣押，而大汉自此再也没有遣使来匈奴。
为了惩罚右贤王，我命他戴罪立功，去西边征讨收抚月氏。幸赖上天庇佑，剽悍的匈奴将士们一路向西，凡是反抗者一律杀死，投降者安抚。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民众，皆已成为我匈奴的百姓，他们年轻力壮的弯弓之士俱为匈奴的战士。
现如今，北方已经安定，战士们养足了身子，喂肥了战马。
我觉得，为了年轻人可以无忧无虑快乐成长，老人们能够幸福美满安享晚年，汉匈两国是时候重叙友谊、缔造永久和平了。只是尚不知皇帝想法，故特意派人捎书给您，顺便献上骆驼一匹、战马两匹、驾车之马八匹，聊表心意。
皇帝如果不想匈奴太靠近汉朝边塞，为了表示我方诚意，我可以下令匈奴官民后退，与大汉边境保持一定距离。
顺便说一句，使者书信送到后，还望让它及时返回来。
这封书信当然非冒顿亲笔所书，极有可能出自投靠匈奴的汉地读书人之手，它将中国文字的微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字面看，言辞很客气，但在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傲慢、恐吓和蛮不讲理。
文帝接到书信后，就这封匈奴来信让大臣们讨论。
大臣们的意见很统一，目前匈奴风头正劲，如果此时两国轻启战端，很显然对汉朝不利。再说了，就算侥幸打赢了，夺得匈奴一些地盘，又有什么用？
匈奴人那些不毛之地，根本没法种庄稼，对中原人来说一文不值，与其白白消耗人力财力，还不如应了冒顿和亲的提议。
文帝听后，想想觉得也对，遂于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回信：
皇帝向匈奴大单于问好。对于单于的提议，我很赞同，只是长期以来，汉朝一直遵守汉匈和约，将最好的物产慷慨馈赠匈奴，倒是匈奴经常背离我们兄弟般亲密的友谊。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单于也就不要过于责罚右贤王了。我只希望，单于往后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所言不虚。
作为礼尚往来，文帝在回信的同时，给冒顿赠送了许多锦绣衣服和黄金配饰等生活用品。
只是，文帝再没等到匈奴人的回信，没多久，从匈奴那边传来消息，冒顿单于死了。
冒顿，这位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王，一生横跨秦汉两代，驰骋大漠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他的名字一度成为汉朝君臣的梦魇。现在他死了，大家都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匈奴新单于是冒顿的儿子稽粥(jīyù)，号老上单于，汉朝朝廷觉得应该趁着匈奴新老交替之际，抓住机遇，主动向匈奴示好，表示汉朝愿意再度与匈奴和亲。
文帝共有两个女儿，长女馆陶公主刘嫖下嫁开国功臣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次女(名字不详)下嫁周勃之子周胜之。
现在要与匈奴和亲，自然只好从诸侯宗亲中另觅他人了(当然，就算文帝还有女儿，他也舍不得让自己女儿远嫁塞外)。后来，选了一位翁主(诸侯王女儿称呼)，嫁给老上单于。
在帝制时代，女人的命运实属可怜，哪怕你是出身皇室宗亲，也难逃沦为政治交易牺牲品的命运。可怜这位远嫁蛮荒的姑娘，在史书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在皇帝眼中，她与送给匈奴的财帛礼物没什么区别，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可以想象，她如同今天的你我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过梦想，也曾幻想过未来的幸福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女子，在史书中根本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没有离别的哀愁，没有对未来即将前往的蛮荒世界的惶恐，哪怕是一滴清泪的痕迹，都没有留在史书上。
或许，她也曾在夜半无人时面对残烛明月默默祈祷，但愿来世，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身在帝王家，命运注定从属于权力和政治，根本没有资格拒绝。
皇帝嫁女，自然不比寻常百姓人家，尤其是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更是关系到大汉帝国的颜面，自然要办得风风光光。
翁主出嫁，除了数量惊人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等作为嫁妆外，还有一支由宫女、宦官组成的陪嫁队伍，他们跟随翁主一起前往匈奴，伺候她的饮食起居，然后老死异国他乡。
和亲使团即将出发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在陪嫁随从中，竟然有人站出来说不，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前往匈奴，而且此人还是个宦官!
此人名叫中行说(读音同悦)，燕国人。
但是，在当时人眼中，一个小小宦官，算什么东西？跟猪狗牲畜没什么两样的货色，还敢跟朝廷谈条件，死也要死到匈奴去!
中行说最终还是被迫上路了，不过，他临走前撂下一句狠话：“你们强撵我去匈奴那种不是人待的地方，往后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安分日子!”
一个小宦官能有多大能量？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这桩和亲过程中的小插曲，很快就被人们忘了。
有一种昆虫叫作蚍蜉(即白蚁)，没有人在乎它们的存在，世人常以蚍蜉比喻不自量力的妄人，然而它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汉宫的那些日子里，中行说活得就跟一只小小的蚍蜉差不多，没有人拿他当人看。谁也没料到，就是这只小小的蚍蜉，在汉匈两国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搅得大汉王朝数十年不得安宁。
中行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韩非子的话绝非夸张之词。他心想：既然你们不拿我当人，我就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知道一下，就算是一只小小蚍蜉，也能翻天!
中行说带着满腔怨恨，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宫廷多年，他深谙察言观色之道，懂得如何讨人欢心，何况匈奴人哪有中原人那么多弯弯肠子？中行说靠着在汉宫练就的一身逢迎本领，到了匈奴后，在单于庭左右逢源，没多久，就成了老上单于身边的红人，深得单于信任，对他可谓言听计从。
自踏入匈奴起，中行说一刻都没有忘记复仇。
要复仇，就不能让匈奴和汉朝过于亲近，必须设法让匈奴单于厌恶汉朝。
与汉朝相比，匈奴还处在半蒙昧状态，衣食生活皆仰赖牲畜，日子单调简朴，从中原出产的缯帛丝绵、饮食器具等精美生活用品，让匈奴人惊羡不已。
长期以来，匈奴上层阶级以用汉朝服饰为荣，如果有人穿上一件锦衣，就会立刻招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
中行说觉得第一步，必须设法要匈奴克服对汉朝物产的羡慕心理，并要建立对汉优越感。
“咱们匈奴人口总数还比不上汉朝一郡人口，但却能与汉抗衡，其中缘由何在？就在于饮食起居，因地制宜，拥有本民族特色，不必受制于汉朝。匈奴人穿的旃衣(毛毡等制成的衣服)和皮袄结实耐用，吃的肉和乳制品营养丰富，反观汉朝人穿的丝绸衣物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匈奴人穿上它，骑马奔驰时，一不小心碰到灌木荆棘就会撕烂。匈奴人一旦迷恋上汉人的这些物产不能自拔，日子久了，受到侵蚀，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受制于人，单于不得不小心啊!”中行说对老上单于循循善诱道。
“那依你看，怎么办才好？”老上单于有些迟疑地问道
“将汉朝送来的绢帛和谷物之类的东西，统统丢到垃圾堆，明白告诉汉人，这些东西对匈奴就是一堆废品，毫无用处，离开它们，匈奴人照样过得很好!”中行说斩钉截铁地回答。
老上单于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他承认，中行说说得在理，但他做不到。
中行说只看到了衣食之类物品的实用价值，但他忽略了人类的另外一个重要需求，那就是审美!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的天性，中行说无力阻止匈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地的衣食用品在草原上依然是紧俏品，深受匈奴人喜爱。
不过，中行说的这番见解倒让老上单于对他更加倚重。
匈奴人没有文字，处理日常生活事宜时，都靠约定俗成的习惯，日子过得很简单，无非就是狩猎和放牧。牲畜是匈奴人最重要的财产，牛羊多寡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为了帮助匈奴人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中行说先从单于身边人入手，教他们一些简单会计和数学知识，以便于统计人口和牲畜数目。
在中原人看来，这不过是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料想宦官出身的中行说也没有太多知识储备。但这些简单实用的知识对匈奴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匈奴人对中行说愈加佩服。
中行说久居汉地，非常了解中原人爱面子，凡事都要讲个名分，在朝堂上尤为如此，各种烦琐的礼仪制度，处处彰显等级差别，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脑袋掉地。
如今，他决定先好好嘲弄一下汉朝，先从气势上压过它。
汉朝和匈奴虽然冲突不断，不过两国君主之间还是少不了书信往来，毕竟无论是战是和，在地理上，双方是搬不走的邻居，要知己知彼，方能有的放矢，谋划对策。
汉朝朝廷写给匈奴单于的书信，一般都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木札上，书信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然后列举外交事宜以及赠送礼品清单，封泥后加盖皇帝宝玺。
中行说给单于出主意，要他再给汉朝朝廷回信时，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印章和封泥尺寸都放大，超过汉朝皇帝印玺规格，书信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再写上回赠礼物名单。
过度地虚张声势，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中行说知道，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匈奴人跟大汉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便用这种细节问题和傲慢态度设法恶心汉朝。
外交问题无小事，事关国家体面，汉朝朝廷自然也不甘示弱。
来而不往非礼也，汉朝方面了解匈奴风俗之人，大有人在。有位汉使出使匈奴期间，就拿匈奴人重青壮、轻老弱的风俗做文章。
“听说匈奴人轻贱老年人，是否有这回事啊？”他若无其事地问中行说。
乍听，使节是在了解邻国风俗民情，实际上可以听得出来，话语间不无嘲讽之意。
尊老爱幼，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体现，而你们匈奴连这一最基本的人伦素养都没有，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中行说是个聪明人，马上反驳道：“你们汉朝方面，年轻人被派往边疆戍边时，家里老人是否也是将家中最好的衣物和吃食拿出来，给他们带上？”
汉使不得不承认：“是的!”
“同样的道理，在匈奴，作战是头等大事，年迈体弱之人无法参加战斗，将最好的食物让给健壮的年轻人吃喝，让他们保护自己，这样一家人才能免遭灾祸，平安长久。怎么到你们口中，就变成了匈奴人轻贱老人了呢？”
汉使自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又问：“那么，请问匈奴人父子同处一室，父兄死，便继娶其妻妾，又是怎么回事呢？不知礼仪为何物，颠倒人伦，几近禽兽矣!”
这个问题就比较尖锐了，汉使似笑非笑地看着中行说，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出人意料的是，中行说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反而很从容地答道：“匈奴人不像汉人，有那么多繁缛虚文礼节，人人都活得简单纯朴，完全出自天性，饿了吃肉，渴了喝奶，闲暇之际，在草原上纵马奔驰，狩猎为乐。高兴时，大家聚在一起，纵酒欢歌，载歌载舞。就是君臣之间，也没有太多礼仪束缚，处理政务，犹如大脑指挥手臂，浑若一体，这是你们汉人不能体会到的。至于说，父兄死，子弟继娶之事，伦理是有些混乱，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部族人口和财产的流失。你们中原人是严防伦理，没有继娶风俗，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完全是表面功夫，假正经而已。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中行说口才实在了得，他根本不给汉使任何反驳的机会，反问之后，又自问自答地说：“你们所谓的礼仪，无非是强调等级差别、尊卑贵贱而已，老百姓日常忙碌于田间地头，伺候桑麻稼穑，农闲时，又要给皇帝修宫殿、修城墙，一年到头搞得疲惫不堪，哪有工夫锻炼自我防卫能力？哪有匈奴人过得轻松自在？别以为你们能住上砖石垒砌的破屋子，佩戴着冠饰，装模作样，就高人一等。收起你那些喋喋不休的说辞吧，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经济基础决定文明形态，在处于半蛮荒状态的大漠草原，人们奉行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匈奴人的头脑意识中，根本没有仁孝礼让这样的文明观念。
客观地说，匈奴人轻视老弱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行说说得没错。但他偷换概念，将战争时特殊情况与风俗混为一谈，是典型的强词夺理。至于他贬低中原文明，美化匈奴陋习，更是不值得一驳。
中行说这种诡辩，当然难以说服人，引来汉使激烈的反驳。
屁股决定脑袋，身份决定立场，争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宾主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争议次数多了，中行说懒得浪费口舌，只要汉朝来使一张口，他就硬邦邦扔下一句话：“贵使不要再啰里啰唆了，你现在只需思考做好一件事就好了，那就是按时将汉朝最好的绢帛和粮食送到匈奴来，多余的话就没必要说了。如果胆敢作假，或者成色不好，那么，等到秋收之时，匈奴的战马就会将你们的庄稼踏为平地!”
作为生理残缺之人，宦官心理一般都极度扭曲，仇恨已经蒙蔽了中行说的心智，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复仇。只有复仇的快感，才能让他找到生存的价值。
一定要让汉朝君臣知道，就算我是一只卑微的蚍蜉，也要撼动大汉帝国这棵参天大树!
如果说中行说报复大汉的皇帝和群臣还情有可原，但他整日挑唆匈奴侵扰汉朝边境，使无数无辜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就不能原谅了。
以身侍敌，祸害自己的母国，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可耻行径!但是，如果站在中行说的角度看，汉廷剥夺了他作为男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说，就连做奴才也做不成，毫不留情地将他扔到大漠，丢给匈奴人，既然汉廷如此无情无义，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逆来顺受？
这就是历史的两难!
只是那些无辜百姓的冤屈又跟谁去说？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从有了中行说这个狗头军师，匈奴人对汉朝的内情更加明了，老上单于掌握了汉朝上下一心求和、不愿开战的心理，对大汉的滋扰更加频繁。
和平不能靠乞求，一味地委曲求全，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多年的忍让和苟且，文帝早已忍无可忍，那么就无须再忍了!
他下定决心，要跟匈奴来一个了断!
古人以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步”是一种长度单位，历来说法不一，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据《汉书·食货制》记载：“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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