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
张释之才上任没几天，廷尉府就接到一名人犯，押送犯人前来者是皇帝卫队骑士，他们声称皇帝出巡途经长安城北中渭桥(建于秦始皇时期，初名横桥，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又称作渭桥)时，该犯突然从桥下窜了出来，车驾马匹受到惊吓，差点伤到天子。
张释之一听，事关皇帝安危，自然不敢大意，立即亲自提审。
廷尉大堂，张释之端坐其上，问：“说吧，究竟是怎回事？你藏匿于桥下，到底有何图谋？”
“我本家住长安郊区，当时恰好路过中渭桥，听闻道路封闭，禁止通行，一时间无处回避，只好藏于桥下。乡下人没见过大场面，左等右等，时间过去了很久，估摸了一下，以为皇帝车队差不多过去了，便探头爬了出来。谁知，刚露面，正赶上皇帝车驾驶了过来，仓促之间，一下子就蒙了，只好撒腿就跑，不经意间惊扰了皇帝。”那人怯怯地回答道。
张释之听他说得合情合理，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就按照违反清道禁令处理，罚了点钱了事，并将处理结果汇报给文帝。
文帝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此人冒冒失失，惊扰了我的马匹，亏得马儿生性温顺，我才侥幸平安无事。倘若赶上一匹烈马，说不定朕现在早已身受重伤，如此严重罪行，你竟然就想罚点钱结案了事？”
看到皇帝愤怒，张释之并没有慌乱，依然很平静地回答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我只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如果随意变更条文，轻罪重罚，以后如何取信于民？如何让民众敬畏法律？假如陛下在案发现场立即处死他，我无话可说，但要是交给廷尉府，廷尉作为大汉首席执法之人，就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执法。如果随意增减处罚，天下执法者群起效仿，都按照执法者自己的喜恶判决，那么，老百姓们会怎么看？他们又如何肯再相信朝廷？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
法律的可贵就在于它不做假设性有罪推理，一切判决结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者不能掺杂个人情感，不能受外界干扰。唯如此，才能保持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
法律条款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一旦公布，就不能随意更改，哪怕它是一部有缺陷的法律。这对构建公平社会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更大的正面意义。
然而，在专制社会，对法律最大的破坏往往来自上层权力的干扰。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在高压皇权之下，公正公平从来没有实现过。再完备的法律，在皇权面前都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横行的年代，想要追求法律的公正无私，无疑是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追求公平、公正、公理，依然是人类的至高追求，哪怕是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总有一些人，勇于挑战权力桎梏，不肯停下追求正义的步伐。
在黑暗如铁的岁月中，他们身上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让我们感触到人类良知的温度。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屠刀和凌辱时，不至于丧失正义必胜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风雨。
毫无疑问，张释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文帝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张释之的判决结果。
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此次道路违禁案审判结束不久，长安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偷盗大案，有贼人竟然惦记上皇家宗庙的器物，夜半时分，悄然潜入高祖庙，将神座前供奉的玉环盗走了。
作案者是惯犯大盗，还是迫于生活、铤而走险的初犯，我们一概不知，但偷盗者很快落网，被交到廷尉府。
本案性质恶劣，手段卑劣，不但冒犯了皇家尊严，也严重伤害了文帝的个人感情。这不仅仅是偷盗皇家财产，更是对当今天子祖先的冒犯和大不敬。
文帝将案犯交给张释之处理，并事先对案子定性，要求从严从快处置。
很快，廷尉府将判决结果送到御前，以偷盗宗庙器物罪判处死刑。
文帝一看，勃然大怒，以前有人冒犯朕，你张释之宽宥处理也就罢了，如今对冒犯朕皇考的大案，也竟然想大事化小，这事传出去，你是赢得了宽仁的美誉，倒让朕背上不孝的恶名!
文帝盛怒之下，当着张释之的面将判决结果给驳回去了：“该犯为非作歹，简直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庙的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府，就是要灭他的族!没想到你却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高举轻放，你让朕往后如何立足于朝堂之上!又有何颜面侍奉先帝宗庙？”
文帝将一顶大帽子直接扣在张释之头上，你为了顾及法律，竟然不顾及朕的感受!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换了一般官员，早就招架不住了。但张释之不同凡人，他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他心中有一根底线，那就是法律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执行，决不能随意曲解和选择性地执行。
他缓缓跪下，免冠，面向皇帝，一字一板地说：“法律判决，就必须体现出罪行的差异，对罪犯的惩处，必须与他的罪行相对等。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死刑已足以惩处该犯的罪行。”
怒火让文帝丧失了理智，此时跟他讲什么法治精神，他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法理剖析，而是怒火的宣泄口。
任凭张释之再三耐心解释，文帝依旧不肯罢休。
直到最后，张释之向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偷盗宗庙器物，就要被灭族，那么，假如有一天，有狂妄愚蠢之辈从长陵(高祖陵)挖走了一抔土，请问陛下又该如何处置？”
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惩治犯罪，弘扬正义和公平，哪怕是在万恶的专制皇权社会，法律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但并不能就此抹杀它同样也有维持公平正义的法律属性。
哪怕它本身就是一部恶法，比如存在株连灭族等不人道条款，但在惩处犯罪时，也必须体现阶梯型审判，根据犯罪的不同程度，体现出差异性。如果不管罪行造成的结果差异，一律处以最重刑罚，那么，非但不能彰显法律的正义，更不能有效震慑犯罪。
面对张释之的诘问，文帝哑然，不得不暂时将此案搁置。后来，他将此事与薄太后商议，好在薄太后也是个明白事理之人，母子二人合计后，最终，还是认可了张释之的判决。
由于张释之的坚持，皇帝不得不放弃干预司法的企图，他守护了法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这个世道从来不缺乏丑恶，官员贪墨渎法，强者欺凌弱者，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唯有逆来顺从，才能艰难地活下去。
但是，像张释之这样坚持依法办事的官员的存在，唤醒了绝望中的人们对公理和正义的最后一丝希望。不过，在皇权社会，想要保持独立的司法审判，几乎很难做到，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皇帝身上，只是，能遇到像文帝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的皇帝，几乎与陨石砸在头上的概率差不多。
其实，文帝之所以收手，很大程度是迫于形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而并非出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自古以来，张释之常有，而汉文帝不常有。在戏剧舞台上，经常看到忠良蒙难、好人遭殃，但好在正义虽然迟到，却从未缺席，赖天子圣明，忠臣的冤屈得到昭雪，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种大欢喜的结局，大多只是戏剧的套路，是善良人们自我安慰的美好幻想罢了。真实的历史上，更多的是坚持正义的人未必有好的结局，坏人却逍遥终身。
所以，在传统民间故事中，像作为正义化身的包拯出场时，往往怀抱尚方宝剑。他需要最高皇权的加持，方能伸张正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当时人们对法律公平的期望，仍然寄托在皇帝身上。
但是，皇帝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对于这一点，张释之也心知肚明。多年后，文帝去世，太子刘启上位，他恐慌不已。他知道，司马门事件虽说时隔多年，但刘启心结依旧未释，必然不会放过他。
两难之间，张释之称病在家。但长期装病也不是个办法，问题还得面对，他也想过干脆辞职回家。反正老家家境也不差，就算一家子回去，也不至于饿肚子。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刘启心中的气肯定难以理顺，一旦自己离职后，成了一介布衣，恐怕下场会更凄惨。
算了，还是向刘启服软认个罪吧。但这样，岂不是自扇嘴巴，承认当初自己做错了？刘启能否放过自己还两说，但势必会招来士大夫的唾弃，多年坚守的道义，将彻底被踩在脚下。
如此，天下人又会怎么看他？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当年的种种做法，不过是沽名钓誉之举!
就在张释之两难之际，有个王生替他解了围。
王生，名字与籍贯不详，只知道他是研究黄老之学的读书人，年纪一大把，但不曾出仕。汉初朝野崇尚黄老思想，像王生这样的人，在朝野间很受推崇。
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朝廷征召王生入朝。
按照礼制，臣下上殿要脱去鞋子，仅穿袜子方能进入。古代的袜子，就是一双缝制的布套，套在脚上，然后用带子拴在脚踝骨上。
王生须发皆白，一袭布衣，步入大殿。
大殿之上，皆是峨冠博带的衮衮诸公，三公六卿分列两旁。
王生回过头来，看见了张释之，大剌剌将脚丫子一伸，说：“我袜子带松了，帮我系一下。”
话音一落，大殿上一片哗然，这个老家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廷尉乃是朝廷重臣，岂能任他指使!
众人没料到的是，张释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跪下来，一丝不苟地将王生袜子带系好，然后站起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切非常自然，他没有生气，没有难堪，仿佛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平常事。
大殿上又是一阵骚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有之，惊讶得合不上嘴的有之，众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事后，有人看不下去了，埋怨王生：“就算张廷尉脾气好，你也不能这样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让他跪下给你系袜子带呀!”
谁知王生哈哈一笑，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是在帮助张廷尉。”
看着他一脸不解，王生解释说：“我一个乡下糟老头子，折辱张廷尉图个啥？张廷尉是一代名臣，天下敬仰，我又不能帮他做点啥，因此，让他跪下为我系袜子带，是帮他树立敬老礼贤的美誉。”
群臣一听，恍然大悟，交口称赞王生做得不错，对张释之为人自然又敬重了三分。
实际原因，其实王生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说出来。
不妨想一想，他要是真为了帮张释之树立高大形象，大可在长安闹市中，让张释之当街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他系袜子带，那样岂不是远比庙堂之上传播更快？
王生是个聪慧人，早就看出了张释之目前的困境，与其说他在为张释之做宣传，还不如说在为张释之解围。王生在大殿上那一幕行为艺术，其实并非做给百官看，而是做给宫禁之中的刘启看。
一个新君即位之初，头等大事就是尽快树立威望，如果不想在朝野舆论间失分，就不会蠢到向张释之这样深得民望之人开刀!
王生鼓动张释之主动向刘启认个错，保证不会有事。张释之内心惴惴不安，但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进宫，向刘启认错。
果不其然，刘启大度地表示，过去的事了，提它作甚。
但实际上，刘启是个记仇的人，他内心依然迈不过那个坎儿，一年后，就把张释之撵出朝廷，打发到淮南国做国相去了。
没多久，张释之就在落寞中悄然离世。
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张释之虽死，但他正直磊落的家风留了下来，他的儿子张挚(字长公)，跟父亲一样，特立独行，拒绝迎合权贵。不过，他的命运跟父亲差不多，在大夫任上，被免官回家。
官位可以丢，但信念不能丢，张挚直到死，也没再出来做官。或许他低个头，认个错，拐个弯，做个高官并不难。
但如果那样，他就不是张释之的儿子了。
晁错方案
文帝即位以来，提拔重用了一些人才，而且一度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然而，他做事缺乏魄力，用人很难做到有始有终，张苍、袁盎、张释之等曾深受倚重的臣子们，最终皆被疏远抛弃。
在那个时代，天下人都有错，但皇帝永远是绝对正确的。国有难，思良将，每当危机来临时，文帝总在叹息身边缺乏为国效力的人才，殊不知，世间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眼光和重视人才的魄力。
大汉建立以来，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匈奴人倚仗弯刀短弓，在帝国北疆恣意侵扰，但是，朝廷上下始终拿不出个有效的对策来。多年来，汉廷上下除了被动还击，对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毫无办法，想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威胁，更无从谈起。
文帝来自北方代国，对匈奴的祸患感触尤为深刻，在代国那些日子，每日无不生活在匈奴人的阴影之下。对于匈奴人的残暴肆虐，他耳闻目睹了不少，一提起匈奴人，他就恨得牙痒痒。
但如何应对匈奴，乃是国之大事，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才行。只是群臣们对匈奴主张不一，主和者有之，主战者有之，群议纷纷，莫衷一是。
鉴于大汉立国以来对匈作战胜少负多，多数人还是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不过，也有人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提出不能对匈奴妥协，要做好随时与敌人战斗的准备。他指出，与匈奴的战斗关乎大汉生死存亡，绝不能对敌人保留丝毫幻想，不但要勇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人正是太子家令晁错。
按照汉朝制度，太子有十县为个人汤沐邑，该地区的税收归太子，作为日常开支用，而这项工作即由太子家令负责。与此相关的太子府库房、饮食等都由太子家令掌管。
太子家令秩千石，地位待遇相当于司农少府，是个肥缺。
按理，晁错只要管好太子的钱袋子，让太子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了，至于匈奴战事这类国防大事与他八竿子打不着，根本没必要蹚浑水。
这世间有一种人，有理想，有信念，位卑不敢忘忧国，晁错正是此类人，他的志向从来不在安心做一名太子家令。他不愿意关起门来，过属于自己的滋润日子，他追求的是大汉的长治久安，梦想立不世之功。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初以来，读书人研习的对象，或儒学，或黄老，然晁错则不然，他入门研究的是法家思想，专攻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
申不害、商鞅二人都曾主政一国，分别在韩、秦两国推行变革，以法治国，他们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影响极大。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天下显学，无外乎儒、墨、道、法四家，然而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阶段，真正用来治国，有过政治实践并取得成功的，仅法家一家而已。
秦奉行法家思想治国以来，采用严刑峻法，耕战一体，成效斐然，经过数辈人的打拼厮杀，终于一统天下。但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最终不出十五年，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一个帝国的灭亡，固然是多方面原因所致。但世人直观印象中，秦的覆亡，用法家思想治国无疑是主因。因此，汉以来，相对于儒家、道家大行其道，法家思想进入了沉寂期，像晁错这样依旧钻研法家思想的人，比较少见。
晁错口才非常好，加上博览群书，通晓经典，想谋个差事并不难。他先被任命为州郡文学掾，后来从地方调到长安，担任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秩百石，隶属于太常，负责整理收集典章制度，以备皇帝顾问。
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和秦末战乱，许多典籍散失殆尽，至文帝时，天下重新回归秩序，整理挖掘像《尚书》这类古籍事项被提上日程。只是，国家图书收藏里连只字片语都找不到了，朝廷里面已经无人知晓《尚书》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距离秦朝灭亡才不过数十年，还有一些秦时遗民逃过了劫难，活了下来。
书简竹帛可以被焚烧掉，但人的记忆是没法被抹掉的。当年，始皇帝的焚书令从咸阳传达到全国各地时，不少读书人家收藏的书简都被搜出来付之一炬。不过，好在上古书籍文辞简约，字数并不算多，有些记性好的人，愣是将整本书背了下来，储存在脑海中，靠着人工记忆保存了不少上古古书。
另外，秦法虽说严苛，但为了使文化薪火相传，有一些人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冒着被杀头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将一些古籍藏了起来。只是许多人历经多年战乱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藏书处，随着主人的消失，成为永久的秘密，永远消散于历史长河中。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藏书人，侥幸躲过了战乱，幸运地活了下来，等到了天下重新恢复平静，汉朝建立后，又回到了故乡济南郡(治所东平陵县，今山东章丘市西)，他叫伏生。
当然这不是他的本名，秦汉之际，称读书人为某生，伏生相当于伏先生的意思。有种说法，伏生本名伏胜，但可信度有多高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还是称呼他为伏生好了。
伏生是秦朝时的博士，专研《尚书》，得知始皇帝下达焚书令后，他不忍心多年朝夕相伴的书简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便偷偷将它们藏于墙壁的夹层中。
天下乱起后，伏生也跟随众人亡命天涯。
好在楚汉之争不过短短四年，时间不算太长，伏生凭借记忆，在残垣断壁间找到了当年的藏书。可惜的是，数十篇已丢失，只找到二十九篇。
《尚书》是上古的档案汇编，是研究三代以来政治大事的第一手资料，古代社会保存档案资料非常不易，因此，它能穿越时空流传下来，其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汉朝建立后，儒家经典不断被搜集挖掘出来，经整理后，在社会上逐渐重新流传开来，只是《尚书》一直没有被发现。伏生让《尚书》重见天日，无疑是填补了儒家经典的一大空白。
只是，经历焚书事件和多年战火，《尚书》永远成了残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法挽回的损失。伏生手中的这部《尚书》残卷，就了世上为数不多的遗珍孤篇了。
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像伏生这样的国宝学者，该请到长安来，神仙般供着才是。只是，伏生已年过九十，根本经不起舟车劳顿。现在是与时间赛跑的时候，必须趁着伏生健在，抓紧培养继承人才行。
文帝决定派人前往伏生处学习《尚书》，这份传承文化的重任落到晁错肩上，其中原委不言而明。一来晁错博览群书，文化功底深厚；二来身为太常掌故，整理搜集典籍本来就是职责分内之事。
然而，晁错的这趟公费学习并不顺利，他首先需要克服语言关。
伏生年迈，齿落殆尽，说话漏风，口齿不清，操着齐地方言，而晁错是中原人，说的是颍川方言，两人沟通本来就非常困难，更何况《尚书》记载的是上古文献，语言文字佶屈聱牙。所以，师生之间，往往是伏生气喘吁吁地说了半天，而晁错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后来改变授课方式，伏生先讲，再由他女儿担任翻译，转述给晁错。如此一来，晁错虽然听懂了一些，但由于双方方言差异，掌握得也不过十之六七，略通大意而已，实事求是地说，晁错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由于惠帝时，朝廷已经废除秦时以来的挟书律(即民间不得擅自藏书，违者灭族)，所以伏生《尚书》问世后，很快风靡齐鲁大地，许多儒学大学者皆以伏生《尚书》来教授学生。
在伏生门下求学者，除了晁错，还有济南郡本地人张生(名字不详，是一名博士)，和千乘郡(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欧阳生。
比起晁错，这二位学术研究精深，后来皆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对两汉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说张生，他后来将所学《尚书》传授给一位姓夏侯的都尉，夏侯都尉又传给族子(血缘关系较远的家族晚辈)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再传给族子夏侯胜，这一脉传承被称作大夏侯氏学。
夏侯胜又传给从子(堂侄)夏侯建，夏侯建自创门派，被称作小夏侯学。
再说欧阳生。欧阳生，名不详，字和伯，学成以后，传授给老乡倪宽(两人都是千乘郡之人)，倪宽后来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估计欧阳生早卒)，此后欧阳家代代相传，至曾孙欧阳高，开创欧阳学，显赫一时。
大小夏侯学与欧阳学，皆出自伏生《尚书》，由于在传播之始，文本是用汉以来的隶书书写，为了区别于先秦时的古文字(包括周秦籀文、秦小篆)，称之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在西汉之时，对学术界影响甚巨，但相对于张生和欧阳生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晁错在学术上的造诣逊色得多。不过，晁错的济南学习之旅，客观上对世人认知《尚书》的价值，以及今文尚书最终取得官方承认，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至于对晁错本身，此次学习似乎没产生多大效果，儒学典籍的学习，没有让他变得儒雅起来。相反，他的骨子里处处透露出耿直、倔强，甚至近乎于刻薄的秉性，为人处世爱较真、认死理，缺少圆融和变通，更像商鞅这类法家之士。
晁错的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合群，在官场上不受欢迎的人。比如，他和袁盎就很不对付，两人别说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是同处一室，都觉得对方多余。
同僚们往往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晁错远远看到袁盎，掉头就走，袁盎也一样，一看到晁错，就视若空气，根本懒得理睬。
要说两人有什么私人恩怨，那倒没有，只是政见和性格不合而已。就这样两个互相不大待见的人，谁也没料到，他们的一生，却犹如欢喜冤家一般，注定纠缠在一起。
不过，袁盎在官场上虽有起落，但总体上还是受到文帝重视，随着走马上任吴国国相，仕途得意，风光无限。
晁错本来志向不在学术研究，而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在官场上一直没有起色。他从伏生那里学成归来后，写了一份学习总结报告给文帝，文帝口头嘉勉一番后，给他授予了太子舍人(在宿卫太子府小官)、门大夫(负责给太子府看门)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官。估计考虑到晁错的学术水平还不错，后来文帝又升他为博士。
但晁错并不醉心于学术，他特别想让皇帝知道，他不是个甘心埋首简牍的老学究，而是胸怀济世安邦之志的大才。
博士一职，虽说是个装点门面用的虚衔，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提建议。
晁错打定主意后，决定亲自给皇帝写一份意见书，内容是关于皇太子教育方面的。毕竟，他曾担任太子舍人和门大夫，提这方面建议显得合情合理，不至于招皇帝反感。
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名叫《言太子知术数疏》，内容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太子才智超群，天赋过人，书读得够多了，驾驭、骑射等超绝出众，现在该给他补补刑名之术的课了。
所谓刑名之术就是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君王如何驾驭臣下之类的帝王之术。不难看出，虽然晁错学了《尚书》，但从内心推崇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
本来嘛，儒家仁义主张，作为舆论宣传说辞还可以，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一个君王当过真，真拿儒家学说来治国。
文帝接到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后，感到很合胃口，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提拔到太子身边的关键岗位上去。当即下诏，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
晁错凭借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太子刘启的宠爱，成为太子身边的红人，两人成日形影不离。每有大事，晁错都在一旁，帮助刘启出谋划策，府内之人都称他为“智囊”。
晁错上任太子家令后，决定再接再厉，继续给皇帝提建议，这一次他的建议是关于国家对外大计方针的。大汉对外政策的焦点，毫无疑问就是匈奴。
晁错的对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这些年来，汉朝受够了匈奴的欺凌!自大汉建立以来，北部边疆就没安宁过，匈奴人或大举入侵，或小股滋扰，杀害边境军民，劫掠村镇乡邑，给汉朝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长期以来，汉朝与匈奴作战不断受挫，匈奴人给大汉军民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大汉畏敌心理很严重。想要扭转目前局面，指望匈奴人回心转意，与大汉和平相处，无疑是痴人说梦。
狼是改不了吃人的习惯的，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狠狠揍它，只有彻底打疼了它，它才会变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打赢匈奴，单凭蛮干肯定不行，必须讲究战略战术。首先，汉朝急需一场胜利，而且是压倒性胜利，唯有如此，才能鼓舞士气，彻底克服畏敌心理。
自吕后以来，匈奴人三次突破陇西，烧杀劫掠，那里的将士们士气低落，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丧失了必胜的信念。所以对匈奴作战，必须从陇西发动反击，唯有如此，才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晁错指出大方向后，又列出了胜敌之法。
为何与匈奴人作战，多是汉军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还是人，关键在于将领的素质。
陇西一带百姓常年受匈奴欺辱，所以很容易唤起斗志。陇西的士卒们久经战火，并非贪生怕死的怯战之辈，只是将领多是平庸之人，就算是一群狼，由一只羊做领队，也会变得涣散无力，靠这样的军队，想打胜仗，基本不可能。
现在必须做的，就是将能力强的将领提拔到关键岗位上去，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占据有利地形，利用地理优势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强化军队训练，严肃军纪；
三、加强军队武器装备，提升士卒战斗力。
结合汉匈双方的优劣，晁错认为敌我各有所长。具体来说，匈奴人最大优势在于马匹，匈奴马成长于草原大漠，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战马经受过雪灾、风暴、狼群等种种考验，它们能够在冰雪覆盖大地之后，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枯草充饥，常年游牧迁徙，等于时刻处在战斗状态。
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匈奴马极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军马匹多属于圈养，其战斗力以及耐力显然没法与匈奴马相提并论。
除了马匹优良外，匈奴军队战斗力之所以优于汉军，还与匈奴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由于匈奴人常年过着游牧迁徙生活，他们能够数日不下马，困了就在马背上睡觉。在作战时，可以在飞驰的马背上突然回身射击，其骑射技艺是汉军无法匹敌的。
不过，匈奴并非没有弱点，其生产工艺远远落后于汉地，武器和甲胄等作战装备远不如汉军。匈奴人身穿的基本是皮甲，常用武器是弯刀短弓，无论甲胄防护，还是弓箭射程，都远逊于汉军。
根据汉匈双方军队的优劣、作战地理条件对各自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在丘陵山谷地区，汉军无法发挥优势，但在地势平坦的旷野两军对垒，无论军队人数还是装备，匈奴与汉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尤其是汉军强弩，匈奴人根本无力招架。
汉匈边境冲突中，匈奴人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倚仗快马短弓，搞游击偷袭，且从不与汉军进行大规模的对垒阵地战，成功扬长避短，让汉朝军队疲于应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如何击败匈奴，晁错提出了一条很高明的计策——以胡制胡。
当时有数千义渠人，归降了汉朝。义渠人活跃在今天甘肃庆阳西南一带，主要以游牧为生，在战国时，还曾一度立国，后被秦所灭。
晁错认为，义渠人的生活习性与匈奴人非常相似，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匈奴的特点，将他们武装起来，配合汉军作战。
可以说，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生活习性、作战方式、地理环境以及提高战斗人员素养，扩大战争盟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可谓涵盖了方方面面，并从战略战术角度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主张，逻辑缜密，契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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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兴亡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