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有人就此信以为真，要么是个官场弱智，要么就是情商堪忧。

很明显，袁盎既不是弱智，也不是情商低下之人，他之所以敢于屡次跟皇帝提意见，是因为他是一个勇于坚持自己信仰之人，是一个正直而又纯粹的人。

这样的臣子历来颇让皇帝头疼，他们是一群敢于坚持原则、不怕自我牺牲之人，皇帝想要整治，却一时苦于找不到把柄。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宵小之辈，站在阴暗处察言观色，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会落井下石。

没多久，袁盎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人背地里在皇帝耳边给他下绊子使坏。他不由得着急起来。

意外难题

给袁盎暗中报信的人是他的侄子袁种。袁种在皇帝身边担任贴身侍卫，自然会接触到一些一般大臣掌握不了的秘密，他多次听到宦官赵同(本名赵谈，司马迁为避父讳，改为赵同)在文帝面前中伤袁盎，心中感到很是不忿，特地通知叔父做好思想准备。

赵同可不是一般宦官，他是文帝的男宠之一。与除了懂伺候人外一窍不通的邓通相比，赵同精通星象和望气，很对喜好鬼神的文帝的胃口，以至于文帝每次出行，都要与赵同同车。

袁种给叔叔支招说：“对于赵同这种人，想和他斗，就要当众折辱，狠狠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让他失信于皇帝，往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袁盎听后，心里有了主意。

有一日，他看到皇帝车驾，知道赵同与皇帝同车，便跪伏在车前，文帝在车上见状，感到很疑惑，问到底怎么回事。

袁盎正色回答说：“能够有资格与天子同车而行之人，应该是天下俊杰，陛下却与一个刑余之人共坐一车，难道大汉人才都死绝了吗？”

文帝尴尬地笑了笑，示意赵同下车。

赵同觉得很委屈，哭哭啼啼下了车。

这件事，表面上看，袁盎狠狠敲打了一下赵同，赢得了一局。实际上，他没有考虑一个人的看法，那就是文帝的内心感受。

任何人被公开指责，都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尤其是当着自己备受宠爱之人的面受到批评，更显得掉价。常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皇帝也是人，也需要个贴心人，说点私心话，但就这么点小自由都要被剥夺，文帝心中肯定很不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发火而已。

但是，袁盎却没有意识到，他不经意间已惹恼了皇帝。

没过多久，他再一次拿文帝乘车说事。这次，他是从安全角度批评皇帝危险驾驶。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文帝乘车外出游玩，驱车登上霸陵，袁盎在旁陪同，估计皇帝当时兴致很不错，上山之后，打算玩一把速度与激情，想从山顶极速冲驰下山。

古代马车可没有制动刹车，一旦掌握不好，就有可能车毁人亡。

不过，文帝似乎满不在乎，他从车窗内看到袁盎使劲拽马缰，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不由得感到好笑，便逗他说：“怎么，将军怕了吗？”

面对皇帝的冒险冲动，袁盎决定果断制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听说身家千金之人，不会坐于屋檐之下，因为怕屋瓦坠落受伤；家资百金之人，为防意外，不会倚靠楼台危栏，这是因为他们懂得爱惜自己；又听说圣明君王不会心存侥幸去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家国天下的重任。如今，陛下放纵车马疾驰，万一马匹受惊，发生意外怎么办？就算陛下不拿自己当回事，但您可考虑过太后的感受？可想过高祖的帝业怎么办？”

袁盎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文帝头上，文帝顿时没了激情，索然无味之下，只得悻悻然放缓车速下山。

谁说皇帝能够说一不二？谁说皇帝可以放纵任性？就是感受一下飙车都不行!

屡屡让人扫兴，文帝对袁盎的厌恶也到了极点。没有人愿意整天被人在耳边叨叨不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文帝心想：算了，你还是离朕远点，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

袁盎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陇西担任都尉。离开京城繁华世界，赴偏远苦寒的陇西，袁盎倒也坦然，没有怨言，径自去上任。

在陇西期间，袁盎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深得军心，士卒们对袁盎感恩戴德，乐于听他差遣，不惜效死。

不过，袁盎戍边生活没多久就结束了，朝廷调任他去齐国任国相。从帝国西陲，到东疆海滨，主政一国，是个不错的差事。袁盎简单收拾一下，赶赴齐国上任。

齐国是诸侯中一等一的大国，富庶繁荣，比起在陇西高原每日忍受凛冽西北风的苦日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明皇帝还是比较体恤袁盎，让他吃点苦头，略施薄惩后，又委以重任。

文帝只是不愿袁盎在他耳边聒噪，至于袁盎的工作能力他还是认可的。这不，袁盎在齐国的舒服日子没过几天，长安方面又传来诏令，改任他为吴国国相。

仅仅从职位来看，袁盎这次职位变动属于平级调动，其实，同为国相，大有不同。如果说，齐国还算日子过得不错，那么吴国就是肥得流油了。

袁盎似乎捡了一个肥缺，应该做梦都会笑醒，然而，事实上，朝廷给他抛了一枚烫手山芋，因为吴王刘濞可不是善茬儿，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

高祖分封刘濞时，就看出他是个不安分之人，只是苦于自己的儿子都年幼，不得已将吴国这一重要地域交给他。

刘濞为人骁勇骄悍，自去了吴国后，野心勃勃，肆意扩充实力。吴国临海，气候湿润，境内河道纵横，地势开阔，物产丰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可谓要啥有啥。

在惠帝、吕后执政那些年，朝廷对于地方控制较弱，放任诸侯扩充力量，尤其是吕后时期，她忙着对付高祖诸子，根本顾不上远在东南的吴国。

刘濞恰好利用这段空档期，大量纠集各地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挖豫章郡(根据《括地志》记载，此处并非为治所是今属江西南昌的豫章郡，而是指故鄣郡，治所在今浙江湖州长兴县一带)铜矿，私下铸钱。

盐和铜这两项战略物资，给刘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有了钱就好办事了，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对刘濞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比如徭役和赋税，从来都是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沉重负担，刘濞大手一挥免了吴国境内百姓赋税。

如果有的家庭无人服兵役，不要紧，你可以雇人服役，至于佣金，刘濞帮你出，而且价格绝对公平合理。另外，逢年过节之际，刘濞都会出面慰问境内贤达，给普通百姓赏赐礼物。

刘濞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收买人心。

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又得民众拥护，刘濞很自负，目中无人久矣。

文帝即位之初，吴国与朝廷的关系很微妙，刘濞自恃年长，不来长安朝觐，只是派太子(《史记》《汉书》皆不载其名。《楚汉春秋》云：“吴太子名贤，字德明。”)前来拜见皇帝。

对于刘濞这种敷衍态度，文帝自然很不满意，但为了不搞僵关系，也就默许了。但谁承想，吴太子这趟长安行，竟死于一场棋局。

原来吴太子在长安逗留期间，闲暇无聊之时，和太子刘启凑到一起饮酒对弈。下棋本不过一种娱乐活动，方寸之间的输赢，本无伤大雅，奈何两人都正值年轻气盛，好胜心强，加上又喝了酒，渐渐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估计其中一方悔棋，另一方断不肯忍让，于是起了争执，产生了口角。

刘启自认为是皇太子，未来的大汉天子，自然轻视区区一方诸侯王太子，至于吴太子从小在骄奢溺爱中长大，加上他的几位老师都是剽悍好斗的楚人，平日里没少对他教唆和怂恿，耳濡目染已久，养成了无理搅三分、有理不饶人的坏脾气。

只是在长安，没有人会迁就你，吴太子傲慢轻狂的态度，激怒了刘启，怒火冲头之下，刘启一把抄起棋盘，冲着吴太子扔了过去，不偏不倚，砸在吴太子脑袋上，当即毙命。

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文帝感到很难堪，但也总不能让自己儿子抵命，只得让人好好收殓，然后派使者将遗体送回吴国。

没承想，没过多久，吴太子遗体又被送回长安来。刘濞让人捎来一句硬邦邦的话：“如今天下一家，人死哪里，就葬在哪里，埋在长安就是了，何必送回吴国，来回折腾!”

谁都看得出来，刘濞这是在置气。

文帝自感理亏，只好好言安抚刘濞。不过，自此以后，刘濞不再谨守藩臣礼仪，比如岁首入京朝贺等事宜，一概称病缺席。

全长安上下都知道，吴王的病根其实是自己儿子无辜枉死京城。朝廷方面经过查证，确认刘濞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染病。

刘濞自己不来长安，但时常派使者来长安，表面上是替他向朝廷致意，实际上是来京城探听口风。文帝对刘濞很恼火，下令将数拨人都扣了起来，命有关部门严肃审查。

刘濞听到消息后，开始有点慌了，暗中开始谋划造反，但为了争取时间，必须先设法稳住朝廷才行。因此，他依然按时派使者行秋请之礼(按照《周礼》，诸侯春秋两季，分别到京城觐见天子，汇报请示工作，春季称春朝，秋季称秋请)。

文帝在接见吴国使者时，当面责问吴王刘濞为何不亲自前来长安觐见，使者慑于皇帝威严，只好如实和盘托出：“古话说得好，‘深渊之水过于清澈，一眼就能看到潭底的鱼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暗示上司不给下级预留任何秘密空间，会激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吴王确实没病，只是听到朝廷接连扣留了吴国使者，心中害怕被皇帝降罪，装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恳请陛下与吴王冰释前嫌，再给吴王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文帝看出来了，要是威逼过激，将刘濞逼急了，这家伙肯定会造反，如今国家千头万绪，断不能在此时再启战端。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当务之急，要设法稳住吴国。于是，下令将以前扣押的吴国使者悉数释放，并给刘濞送去案几和手杖，传话给他，从吴国到长安路途迢迢，吴王年纪大了，实在经不起车马颠簸，故朕特许以后可以不必亲自到京城觐见了。

不得不承认，文帝这一招很高明，双方矛盾被搁置，紧绷的关系一下子放松下来。刘濞也暂时解除了对朝廷的警惕，放缓了谋反步伐。

不过，此举仅仅是掐断了引信而已，并没有彻底摘除刘濞这颗炸弹，一旦风向变化，谁也说不准，他会什么时候爆发。对于这一点文帝心知肚明，所以他要派一个信得过之人到吴国去，安插在刘濞身边，充当朝廷耳目，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文帝觉得袁盎为人正派，能力强，从任职朝廷到主政一方，履历完备，派他去吴国再合适不过。

文帝的用意，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一桩美差，分明是送入虎穴，与虎狼伴舞。

袁盎侄子袁种在皇帝身边待得久了，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文帝的用心，他知道叔父为人一条筋，性子急，脾气倔，只是此次要面对的吴王刘濞，非邓通、赵同这些弄臣能比的，他可是手握生杀大权，主政一方的诸侯王。刘濞就连皇帝都敢不放眼里，更别说区区国相了，他要是被惹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袁种觉得很有必要给老叔提个醒。

袁盎辞行时，袁种特意将他拉到一边，劝道：“吴王此人骄横已久，指望他回心转意，改良从善，已几无可能，他身边多是一些为非作歹之辈，叔父此去吴国，要是向朝廷揭发惩治他们，后果堪忧，定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扑，轻则被反诬，重则他们铤而走险，不排除暗中谋杀您的可能。故而，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睁只眼闭只眼即可。吴国气候潮湿，您要善自保重身体，大可每日饮酒自乐，只要设法拖住吴王，让他不要谋反就行。”

这些话，就算侄子不叮嘱，袁盎何尝不明白？面对大是大非，袁盎从来不隐瞒自己观点，以敢于发声闻名朝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莽汉。

到了吴国后，没过几天，刘濞就派人送来厚礼。

这等于给袁盎出了个难题，朝廷派国相的目的就是监督诸侯王，国相结交诸侯，历来是大忌，如果袁盎收下吴王的礼物，必然会招来朝廷的猜忌。但如果拒绝，很明显，他在吴国必然待不了多久。

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相互取信的投保单!

但南下只身赴吴，根本目的不就是稳住刘濞吗？其他的，暂且顾不了太多!

这礼不但要收，而且要开开心心地收，大张旗鼓地收!

听说袁盎收下了礼，刘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看出来了，袁盎是不会与他对着干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盎与刘濞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刘濞看来，袁盎不给他添乱，自然再好不过了。在袁盎心中，只要刘濞不谋反，就是最大的胜利。各取所需，不亦乐乎？

只是，袁盎没想到，多年后，他接纳刘濞所赠财物之事，将会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不过至少目前，袁盎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心，每天喝喝酒、吹吹牛，在吴国温润的暖风中，流连于江南秀丽风光，好不惬意。

自从和朝廷的关系松缓以后，刘濞谋反的心思也没有那么迫切了，毕竟造反不是闹着玩的。何况，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绝对能取代文帝的把握，那么，目前能做的唯有静待时机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袁盎决定请假回趟长安。此去吴国可谓不辱使命，袁盎心情不错，可是刚到长安，好心情就让人给破坏了。

在路上，他恰好碰到了丞相申屠嘉的出行车队，出于礼貌，袁盎立即叫人停下车子，下车向申屠嘉行礼。

申屠嘉看到站在道旁的袁盎，仅仅在车上微微颔首一下，然后扬长而去。按照礼节，申屠嘉应该下车回礼才对，但他貌似丝毫不想给袁盎面子。

袁盎身后站着许多属从，在自己手下面前遭人轻慢，他感到非常没面子。望着申屠嘉一路远去的烟尘，袁盎一脸难堪，无地自容。就算你申屠嘉是大汉丞相，我袁盎好歹也是一方诸侯国相，也算是有头有脸之人，你岂能当众羞辱于我!

袁盎回到家中，越想越羞恼，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往后自己还怎么在官场混？恐怕在下属面前，腰板都没法挺起来。不行，这面子从哪里掉了，还要从哪里捡回来。袁盎一旦较真起来，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是毫不退让。

袁盎决定亲自到丞相府，向申屠嘉讨个说法。赶到相府后，他提出要求面见丞相，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申屠嘉本人出来。

过了许久，申屠嘉才磨磨蹭蹭出来接见。

袁盎心中有火，但没有流露出来，反而一脸庄重地向申屠嘉跪下，说：“希望丞相规避闲杂人，我有些话要私下单独跟您讲。”

在秦汉时，可不像后世，除非特别重大朝会场合，臣下见了皇帝一般都不会行跪拜礼，更别说下属见上司了。所以袁盎行跪拜礼，表明了他和申屠嘉谈话的严肃性。

申屠嘉是武将出身，比不得儒生，没有那么多矫饰，见袁盎一板一眼地说话，顿时心中很不痛快，当下冷冰冰回答道：“如果你要说公事，请去官署，去找长史、掾吏(丞相府属官)，做好记录，我会将足下意见转呈陛下；要是私事，请恕我不接受私人谈话。”

申屠嘉意思很明白，别跟我套近乎，咱们之间没有私人情谊。

袁盎本来意在维护申屠嘉权威，给他面子，好吧，既然你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就休怪我说话尖刻了。

心中如此想，但他跪姿不变，脸色依然如旧，但语气却变得不太客气了：“请您扪心自问，作为丞相，您与相国陈平与绛侯周勃相比如何？”

申屠嘉没好气地回答说：“我自然是不如他们。”

“连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这很好，陈平和周勃曾辅助高祖灭暴秦、除群雄，建立大汉，而后又在诛灭吕氏的斗争中立下不世之功，保住了刘氏的天下，这功劳够大了吧，但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您是过来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吧!而您不过是底层材官出身，靠的不过是弯弓之力，从一名小队长，慢慢坐到淮阳郡守位子上，根本没有拿出过什么治国安邦的方略，也不曾有过攻城略地的过硬战绩，又有什么目中无人的资本呢？”

申屠嘉沉默不语，因为袁盎说的都是事实，他没法反驳。

袁盎继续说：“再说当今陛下，他自代国入主长安以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每逢朝会，碰到郎官呈上奏书，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车来，听取意见，如果合适当即采纳，如果觉得有些不妥，先暂时搁置，从未拒人千里之外。正因为如此，四海仰慕，万众归心，陛下也因为每天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变得愈加圣明。反观丞相您，却闭塞视听，傲慢自大，长期下去，恐怕离惹祸上门、被陛下治罪的日子也不远了。”

申屠嘉是个粗人，但并不傻，听完袁盎一席话，马上幡然醒悟，立刻拉他起来，冲着袁盎回拜，并略带歉意地说：“我就是个粗人，很多时候，不晓事理，望将军莫怪。今日幸得将军提醒，实在感激万分。”

说完，就挽起袁盎手臂往里走。

自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敢于碰硬

袁盎敢于直言，也能慧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比如廷尉张释之就是他举荐给文帝的。

张释之，字季，南阳郡堵阳县(亦作赭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东)人，家境富裕，哥哥张仲为了给弟弟谋个差事，花了一笔巨款，给他捐了个骑郎(按照汉朝制度，花五百万钱，可以买个常侍郎)。

骑郎，秩比三百石，是郎官的一种，归郎中令节制，平常在宫中值班宿卫，遇到皇帝外出，就在车驾周围侍从护卫。说白了，也就是皇帝的警卫人员。

张释之之所以选择做郎官，是因为郎官较容易接近皇帝，本以为做了郎官，得到提拔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但谁承想，他在骑郎位子上一待就是十年，眼看前途渺茫，他感到灰心沮丧，觉得再耗下去，这辈子恐怕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辜负了哥哥，感到很愧疚，害得哥哥花了那么一大笔钱，自己却在十年间原地踏步，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与其这样浪费年华，还不如早做打算，另谋出路。于是，他打定主意，辞职不干了。

当时袁盎正在中郎将任上。中郎将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郎中令，负责职掌宫禁宿卫，随行护驾，另外，对郎官的考察选拔也是其职责之一。算起来，袁盎也是张释之的顶头上司。

由于平常工作中接触得多，袁盎对张释之比较了解，知道他人才难得。听说张释之要走，觉得让这样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就这样埋没了，实在可惜。当即求见文帝，希望皇帝挽留张释之，提拔他做谒者。

文帝听后，表示要当面考察一番，看看他究竟是否名副其实。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华，张释之激动不已。

一路上，他边走边盘算着如何给皇帝留个好印象，觉得以皇帝的高度，只要从宏观大视角给他阐述一些治国方略即可，没必要说枝末细节。具体如何操作，那是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事。

因此，见到文帝后，张释之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大计方针，文帝听后，脸上非但没流露出欣赏的神色，反而皱起了眉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题：“休要扯太远，高谈阔论的话就不要说了，重点还是说点贴近现实的事吧!”

文帝是个实干家，素不喜欢那些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言辞。

张释之听后便改变话题，给皇帝分析起秦亡汉兴的原因来，说得头头是道，文帝听得津津有味。渐渐地，他意识到，张释之此人不简单，是个人才，当下直接提升他为谒者仆射。

人生想要成功，单靠才华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机会，和一个赏识你的伯乐。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绝大多数准备好了的人，不见得有机会。

张释之为了这一刻整整等了十年，好在他比较幸运，遇到了袁盎，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自此他的仕途一路光明，步步高升。

事实证明，袁盎没有看走眼，张释之在以后的工作中，敢于直言不讳，绝不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这样的操守在专制社会实属难得，一般人很难做得到。

譬如有一次文帝出行，游上林苑。上林苑为皇家园林，其范围极大，足足有几百里，其间既有供皇帝狩猎用的大片猎场，也有供皇帝观赏的野生动物园，里面豢养着诸如老虎等猛兽。

文帝登上虎圈高处，观望圈内的老虎，兴致颇高，随即询问在旁陪同的上林尉有关园内动物饲养方面的情况。

估计这位仁兄对本职业务不太熟悉，接连一问三不知，尴尬地左盼右顾，不知如何作答。就在此时，有个看管虎圈的啬夫(动物饲养员之类的小吏)站出来插话，代表上林尉回答皇帝问话，而且汇报非常到位。

文帝听后，频频点头，表示很满意，并意有所指地说：“作为一名官吏，不就该如此吗？看来上林尉是该换人了!”

张释之看出来了，眼前这位伶牙俐齿的啬夫其实动机不纯，表面上看是在为上司解围，实际上就是个见缝插针的投机主义者。如果任由这种巧言令色之人上位，必然会助长朝廷的不正之风。

“陛下觉得绛侯周勃是个怎样的人？”张释之不动声色在一边问道。

文帝不晓得张释之为何突然这么一问，只好随口答道：“是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啊!”

“那么，东阳侯张相如(汉朝开国将领，曾参与平定陈豨之乱)呢？”张释之继续问道。

“他也是一位长者啊。”文帝回答说。

“那么，绛侯和东阳侯是像这位啬夫一样在朝堂上喋喋不休、在陛下面前卖弄口舌吗？没有，他们是敦厚持重之人，只知道尽力为国办事，却拙于言辞。秦朝为何那么快就崩溃了？就是官吏中有太多只懂得迎合上司、善于做表面文章之人，皇帝却被蒙在里面，不知实情。现在陛下只因这个啬夫伶牙俐齿，单凭他的一番花言巧语，就越级提拔他，恐怕难免引来一些只懂耍嘴皮功夫，却不干实事之人群起效仿。希望陛下多加慎重为好!”张释之道出了他的忧虑。

文帝本也是一时兴起罢了，见张释之劝阻，也只好打消了任命啬夫为上林尉的念头。

在回宫途中，文帝让张释之与他同车，命人放缓车速，让张释之给他再细细剖析一下秦朝的弊端，好引以为鉴。

皇帝要求，张释之也不推辞，他结合眼下，以事实为依据，认真为文帝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车轮辚辚，道狭且长，君臣二人一路颠簸，谈古论今，越谈越投机。等车驾抵达皇宫后，文帝当场宣布提拔张释之为公车令。

公车令一职，全称为公车司马令，秩六百石，归卫尉节制，具体负责皇宫司马门守卫，以及宫中巡逻工作。

司马门是皇宫外门，凡是天下官民向皇帝上书，或者四方诸侯要上贡天子，必须交给公车令转交。

按照制度规定，无论官民皆不能擅闯司马门，就算是皇子诸侯也必须下车下马，经公车令验查后，方能通行。

不难看出，公车令一职虽说官职不高，但肩负皇宫的安全工作，责任重大，非皇帝信任之人，绝不会被放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文帝对张释之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了。

谁也没料到，张释之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同车进宫，至司马门拒不下车，径自往里闯。

一个是皇太子，另一个是皇帝的爱子，这两位，谁敢惹？

守门的士卒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放行肯定难逃失职罪责，但强拦住，无疑是活腻了。

就在此时，只见张释之大步向前，迎了上去，直接拦住车辆，阻止他们入宫，请他们要么下车，要么原路返回。

刘启和刘武哥儿俩哪里肯听？坐在车里纹丝不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张释之面见文帝，揭发太子和梁王蔑视法度，犯了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可是相当严重的指控了，文帝一时两难，还未决定如何处理两个儿子时，消息就传到薄太后耳朵里。

老太太心疼孙子，当即召见皇帝，问个究竟。文帝为人至孝，眼看惊动了老太太，心里既惭愧，又过意不去，只得摘下帽子，赔罪说：“只怪我教导儿子不严，惊扰了太后!”

薄太后怜惜孙子，一时也顾不了太多，总不能让两个孙子就这样在宫门外候着，进不了门，赶紧命人带上赦免诏书，到司马门引导太子和梁王二人入宫。

这件事动静太大，闹得沸沸扬扬，很快整个长安的人都知道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于心无愧。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看，他忘了在一些人眼中，有一件事比法律和制度还要大，那就是面子。

刘启作为堂堂太子，栽了这么大跟头，在天下人面前掉了面子，他岂能无动于衷？只是在没掌握最高权力之前，暂时隐忍罢了。

在皇权社会，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不过是权力的仆从而已。这一点，无论张释之是否考虑到，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他最终的结局，就此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不过在当时，经过此事，文帝对张释之更加刮目相看，觉得他敢于碰硬，敢于执法，于是愈加器重他，直接提拔为中大夫(秩比二千石，属于皇帝近身顾问)。

不久，张释之就升任中郎将，坐到了当年袁盎的位子上。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当初张释之满怀失望，准备返乡之际，恐怕做梦也没料到有一天自己会坐到如此高位。然而，他的仕途还远远没到顶峰。

中郎将负责皇帝安全，皇帝出行，就要贴身护卫，称得上是皇帝的影子。有一次，文帝携慎夫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给自己选的陵寝之地，他生前曾多次亲赴霸陵游览。

周秦以来，帝王陵多采用平地凿穴覆土的方式。文帝即位以来，念及国家离战乱未久，国贫民困，故而，处处以节俭为先。为节约民力财力，他决定采用“因山为藏”的方式，在长安东郊灞水之侧，在山崖开凿玄宫，已备将来栖骨之所。因陵寝就近灞水，便以水名为陵号，称作灞陵，又称霸陵。

文帝与慎夫人登临霸陵高处，极目远眺，一条大道映入眼帘，道路蜿蜒，直通远方，消失在天际。文帝驻足良久，用手指着道路对慎夫人说：“此乃新丰路，顺着它一路向前，直通邯郸。”言辞间充满了伤感。

是啊，远方的邯郸，是文帝的人生起点，而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自己的人生终点。

人生不满百，不过是往来于两点一线罢了，就算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能如何，最终还不是岩穴之下的一具朽骨而已？千百年后，所谓皇图霸业，终究犹如烟尘罢了。

或许是触目伤怀，文帝一时情绪很低落，让慎夫人弹瑟，瑟声铿锵悲凉，他不由悲从心来，合着拍子歌唱。

一曲未尽，已是泪光盈盈。文帝念及自己不幸的身世，感叹当前国运艰难，但万千心事，又能说与谁听呢？

半晌，文帝回过头，以聊以自慰的语气对身边侍从众人说：“唉，我千秋万岁之后，葬身此地，用北山之石制作棺椁，然后用切碎的苧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在外边涂上生漆，估计后世再没有人打得开吧!”

皇帝话说得如此凄凉，众人哪敢拂逆？都异口同声附和说：“是是是!”

谁料，此时张释之却不合时宜地站出来，一脸严肃地说：“如果陛下棺椁内放置奇珍异宝作为殉葬品，即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未必能阻挡住人心的贪婪，他们还是会想办法撬开缝隙；倘若墓葬中没有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椁，又何须担忧呢!”

由于人心不足，自古以来，有多少帝王将相坚信视死如生，幻想到了彼岸世界，还享受在世的奢靡荣华，恨不得将生前生活用度全部打包搬到地下。

可惜的是，任你生前位高权重，也难以管得了身后事。墓主死后过不了多久，埋身之地就成了盗墓者的乐园。每当夜黑风高之际，古冢荒坟魅影穿梭，残碑野草丛里旧坟起新土，朽骨被拖出来，陈尸野外，墓穴中奇珍异宝被盗取一空。

倘若赶上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官匪难分之日，秩序大乱后，兵祸所过之处，昔日帝王陵寝、将侯坟丘无一遗存，罕有保全。盗墓发丘这种深更半夜干的勾当，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大干起来。

比如秦末，项羽曾率兵发掘始皇帝陵寝，将地面陵阙宫殿破坏殆尽、从地宫攫取大量财宝后，满载东归彭城(项羽是否挖开始皇帝地宫，历史上说法不一，但估计至少挖开了一些陪葬坑)。

为了阻挡盗墓者，墓主人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不过，无论是传说中真假难辨的重重机关，还是编造的各种唬人的诅咒神话，都没能挡住盗墓者的步伐。

无论关中汉唐帝陵，还是北邙魏晋公卿坟丘，基本难以逃脱被掘墓抛尸的命运。

就是汉文帝本人的霸陵，虽说在汉末大乱中侥幸逃过一劫，但至西晋后期，五胡乱华、天下鼎沸之时，终究没有逃脱被盗的厄运。

究其原因，虽然文帝一再宣示要薄殓，但后世人并不相信。

历史上一再宣布要薄葬的帝王不在少数，但真正做到的估计凤毛麟角，大多数其实不过是遮人耳目罢了。

文帝陵寝或许陪藏品少一些，器物节俭一些，但相信其规模依然可观。这一点，参照他同样号称节俭的儿子刘启的阳陵，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说，最好的防盗墓措施，正如张释之所说那样，干脆什么都别放，贼不惦记了，自然就安全了。只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会成为例外。

可惜，在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例外一说。

当然，张释之的那番话，到底还是触动了文帝。毕竟，敢于对皇帝说真话的人从来都是稀罕物，而在一片附和声中，敢于发出不同声音，更是难得了。

不盲从，有魄力，敢于碰硬，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做一名护卫将军实在是一种人才浪费。有一个岗位更适合他，那就是廷尉。

谁承想，张释之上任廷尉不久，皇帝就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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