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个精神病医生。”
琼像她惯常一样喘着粗气,激情澎湃地说。我们俩正在贝尔沙兹餐厅里喝着苹果酒。
“是吗,”我干巴巴地应道,“那挺好。”
“我跟奎恩大夫长谈过,她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奎恩大夫是琼的主治医生,一个聪明而狡黠的单身女人。我常常想,要是我被分配给奎恩大夫,我也许还待在开普兰呢,不,更有可能早去了韦麦克了。奎恩大夫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气质吸引着琼,而这种气质却叫我直打寒战。
琼就自我和本我侃侃而谈,我的心思却转到别的东西上去,想起放在最底层抽屉里的那只没开过的盒子。我跟诺兰大夫从未谈过自我和本我。我不知道我跟她究竟谈了些什么。
“……现在我要住到外面去了。”
我的心思顿时收回到琼身上。“哪儿?”我问,竭力掩饰我的嫉妒。
诺兰大夫说,在她的推荐之下,加上菲洛梅娜·吉尼亚的奖学金,学院决定让我下学期入学,但是大夫们反对我在开学前搬回去与妈妈同住,所以我还得留在精神病院,直到冬季学期开始。
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不公平,琼竟然比我先跨出精神病院的大门。
“哪儿?”我执拗地问,“他们不会让你单独住,是不是?”那个星期琼刚刚重获进城的权利。
“哦,不会,当然不会啦。我和肯尼迪护士一起住在剑桥城,她的同屋刚结婚,正找人跟她合住。”
“干杯。”我举起苹果酒,两人叮当碰了杯。尽管我有极大的保留,但是我想我会一直珍惜和琼的友谊的。我们俩就好像被一种如战争或瘟疫一般势不可当的机缘撮合到一块,同属一个世界。“你什么时候搬?”
“下月一号。”
“真好。”
琼有些依依不舍。“你会来看我,是不是,埃斯特?”
“当然啦。”
但我心想:不太可能吧。
“好疼,”我说,“干这事儿会疼的吗?”
欧文缄默不语,然后他说:“有时候会疼的。”
我是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台阶上遇见欧文的。我正站在高高的台阶顶层,俯瞰那被白雪皑皑的方形院子包围的红砖楼,准备搭电车回精神病院去。这时一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他有一张长得挺丑,但透着聪颖之气的脸,戴着一副眼镜。这人问我:“劳驾,请问现在几点了?”
我瞧了一眼手表。“四点零五分。”
这人臂弯里捧着一大摞书,活像托着一只装晚餐的托盘。这时他两手换了一下位置,露出一只骨骼粗大的手腕。
“嘿,你自己有手表!”
这人苦着脸看看自己的手表。他提起手表,在耳边甩了甩。“不走啦,”他态度迷人地笑了笑,说,“你到哪儿去?”
我正想说“回精神病院”,看看这人挺有指望,就改变了主意,“回家。”
“想在回家之前来杯咖啡吗?”
我犹豫了一下。我该回精神病院吃晚饭,眼看就要永远告别那个地方,我可不想迟到。
“就喝很小一杯咖啡?”
既然我刚获新生,我决定在这个男人身上试试看滋味如何。正当我犹豫不决的当儿,他告诉我他名叫欧文,是位收入十分丰厚的数学教授,于是我说“好吧”,便跟着欧文的步伐,并肩大步走下这高高的、结着冰的阶梯。
我是在见到欧文的书房之后才决定勾引他的。
欧文住在剑桥城郊几条破败的街道中间,一套昏暗然而舒适的地下公寓里。我们在一家学生咖啡馆喝下三杯苦涩的咖啡后,他驱车带我到他的住处——去喝点啤酒,他说。我们坐在他书房装有填料的棕皮椅子里,周围是一排排蒙满灰尘、深奥难解的书籍,书中插页上印着一道道长长的精美的公式,像一首首诗。
在我呷饮第一杯啤酒时——仲冬时节我向来不大喝冰啤酒,我接过这杯啤酒,只是为了让手能抓住什么坚实的东西——门铃响了。
欧文似乎非常尴尬。“我想可能是位女士。”
欧文有一种奇怪的欧洲人的习惯,称妇女为女士。
“没关系,没关系,”我打着激烈的手势说,“让她进来。”
欧文摇摇头。“你会让她难受的。”
我对着我的琥珀色圆球般的冰啤酒悄然一笑。
门铃又响了,这次是断然的一摁。欧文叹了口气,起身去应门。他一出去,我便冲进浴室,躲在肮脏的银灰色威尼斯式百叶帘后面,看着欧文的猴脸出现在门缝中间。
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胸脯丰满的斯拉夫女士,身穿宽大的纯羊毛衫和一条紫色的宽松裤,脚上是一双黑色高跟罩靴,靴子有波斯羊毛翻边,头上戴了一顶与翻边相配的无檐帽。她往寒冬的空气中喷出一串串白色的话语,只是我无法听见。欧文的话音穿过冰冷的过道飘到我的耳中。
“对不起,奥尔迦……我在工作,奥尔迦……不,我可不这么想,奥尔迦……”那位女士猩红的嘴唇一直在上下翕动,她的话语化成白色的烟气,在门边光秃秃的丁香花枝间盘旋上升,最后,“也许吧,奥尔迦……再见,奥尔迦。”
我一边欣赏女士被羊毛衫覆盖之下那辽远壮阔的西伯利亚平原般的胸脯,一边看着她后退几步,走下嘎吱作响的木阶梯,她鲜活生动的唇上带着一种西伯利亚特有的刺骨寒气。
“我想你在剑桥一定有好多好多风流韵事。”在剑桥城一家正宗法国风味的餐馆里,我一边用针挑出蜗牛肉,一边兴致勃勃地对欧文说。
“我好像,”欧文谦虚地笑笑承认道,“特别讨女士喜欢。”
我拈起刚刚挑空的蜗牛壳,喝下壳里的草绿色汤汁。我不知道这是否合适,可是在精神病院吃了这么几个月淡然无味的营养食品以后,我对黄油馋得不行。
在餐馆我用付费电话给诺兰大夫打了个电话,求她容许我在剑桥城跟琼一起过夜。当然啦,我没有把握在晚餐之后欧文是否还会邀请我回他的住处,但是我想,既然他支开了那位斯拉夫女士——那是另一位教授的夫人——应该是有希望的。
我一仰头,将一杯“圣乔治之夜”一饮而尽。
“你可真喜欢葡萄酒。”欧文打量着我说。
“只喜欢‘圣乔治之夜’。我想象他……骑在大龙上……”
欧文伸过手来摸我的手。
我觉得跟我睡觉的第一个男人必须是一个聪颖之人,这样我才会尊敬他。欧文二十六岁上就成了正教授,肤色苍白,汗毛稀疏,这是神童的特征。我也需要找个经验丰富之人,以弥补我的不足;欧文在情场上的阅历叫我感到放心。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我想找个我没打过交道,以后也不会继续打交道的人——就像关于部落仪式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种不具人格的、祭司类的执行官。
夜行至深,我对欧文不再存有任何疑虑。
自从我获悉巴迪·威拉德的腐化之后,我的贞操一直像磨石一般沉沉地压在我的脖子上。长久以来,贞操对我都是那么重要,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惜一切地维护它。我已经捍卫了五年时间,现在我腻味了。
回到欧文的住处,他一下子把我揽进怀里,抱着因不胜酒力而四肢绵软、意乱情迷的我走进黑漆漆的卧室,直到此时我才喃喃说道:“你知道吗,欧文,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是个处女。”
欧文哈哈大笑,将我抛到床上。
几分钟后欧文的一声惊呼表明他刚才并没把我的话当真。我庆幸那天白天我已经摸索着做了避孕措施,因为晚上一喝醉,我绝不会费神去弄那微妙而必要的操作。我躺在欧文粗糙的毯子上,裸露着身子,全神贯注,只等那奇迹般的变化作用在我的感官上。
然而,我只感到一阵尖锐的、令人惊诧的、钻心的疼痛。
“好疼,”我说,“干这事儿会疼的吗?”
欧文缄默不语。然后他说:“有时候会疼的。”
过了一会儿,欧文起身走进了浴室,我听见淋浴水的哗哗声。我不太确定欧文是否完成了他预定的计划,还是我的贞操或多或少妨碍了他。我想问他我现在还是不是处女,可又感到太没把握。一股暖融融的液体从我的大腿间渗了出来。我试着把手伸下去摸摸。
我抬起手就着浴室射来的光线瞧了瞧,只见手指尖黑乎乎的。
“欧文,”我紧张地喊起来,“给我拿条毛巾来。”
欧文走了回来,腰间束着一条浴巾,他把一条小点的毛巾扔给我。我把毛巾往大腿间抹了一把就扯了出来。毛巾一半黑了,沾上了血迹。
“我出血啦!”我嚷嚷着惊骇地坐起身来。
“哦,经常出血的嘛,”欧文安慰我说,“没事儿。”
关于新娘沾上血迹的床褥和业已失身的新娘身上藏掖的红墨水胶囊的故事一齐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知道我要流多少血,就躺下来,捂上毛巾。我意识到血便是给我的答案。我不可能再是处女了。我对着黑暗微微笑了,感觉自己已成为某种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我偷偷用白毛巾还未沾上血迹的一端捂住我的伤口,打算等血一止住就搭晚班电车回精神病院去。我要在绝对的静谧之下将我的新境况思考一番。但是,毛巾扯出来时全黑了,还滴滴答答的。
“我……想我还是回家吧。”我孱弱地说。
“当然不能这么快。”
“能,我想我还是回去的好。”
我问我能否借用欧文的毛巾,然后将毛巾作为绷带,包扎在大腿间。接着,我穿上汗渍渍的衣服。欧文提出开车送我回家,我怎么能让他开车送我回精神病院呢,便从手袋里翻出琼的地址。欧文认识那条街,出去发动汽车。我光顾着着急,没告诉他我仍然在出血。我一个劲儿希望血快快止住。
然而,当欧文驱车带我驶过那荒凉的、两边堆着白雪的街道时,我感觉到那暖暖的血渗过毛巾和裙子组成的堤坝,一直流到车座上。
当车减慢速度,围着一幢又一幢亮着灯光的房子兜绕时,我想我还是幸运的,没有在学院或家里摒弃我的贞操,在那种地方要掩饰这一切显然是极不可能的。
琼开门时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欧文亲亲我的手,叮嘱琼要好好照料我。
我关上门,将背靠在门上,感觉到哗啦一下,血从我的脸部往下喷涌。
“唉,埃斯特,”琼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