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眼角瞥了他一眼。他看起来最多十六岁。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不悦地问道。

水兵冲我咧嘴一笑：“不晓得，我才不管那个呢。”

我看这水兵真是个帅小伙儿。他看起来像北欧人，还是个童男吧。眼下我看上去头脑简单，似乎还挺吸引英俊正派的男人的。

“嗯，我三十岁了。”我说，然后等他答话。

“哎呀，爱莉，你看起来可没那么大。”水手捏了一把我的屁股。

然后他从左到右匆匆将四周扫视了一番。“听着，爱莉，咱们要是到那边台阶上去、纪念碑底下，我就能亲你的嘴儿。”

正在那时，我瞥见一个棕色的人影，穿一双棕色的实用平底鞋，大步流星地穿过波士顿广场往我这边走来。从远处，我分辨不出那一角硬币大小的脸上的容貌，但我心知那是威拉德夫人。

“请问到地铁站怎么走？”我大声对水兵说。

“嗯？”

“就是开往鹿岛监狱的那条地铁。”

威拉德夫人走近时，我只好假装我是在向水兵问路而已，压根儿不认识他。

“把手拿开！”我从牙缝里说道。

“喂，爱莉，怎么回事？”

那女人走近了，过去了，既没瞧我一眼，也没向我点头；当然啦，她不是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正在她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农舍里呢。

我恨恨地朝那女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死死盯了一眼。

“喂，爱莉……”

“我以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芝加哥孤儿院里的一个该死的女人。”

水兵的手又搂上了我。

“你是说你没爹没妈，爱莉？”

“是。”我淌下一滴眼泪，这泪原本就盈盈欲坠。泪珠滚落脸颊，留下一道发烫的痕迹。

“喂，爱莉，别哭呀。这女人，她待你很坏吗？”

“她……她坏透了！”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当水兵在一棵美国榆树的树阴下拥抱着我，用一方大大的、干净的白色亚麻手帕揩拭我的泪水时，我想，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好狠毒啊，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转错的这个弯、错上的那条路，以及自那以后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她造成的。

“哦，埃斯特，这星期感觉如何？”

戈登大夫把他的铅笔托在手心里，铅笔像一发细长的银色子弹。

“老样子。”

“老样子？”他扬起一道眉毛，似乎他并不相信。

于是，我以同样低沉而平板的口吻把我的情况又讲述了一遍，只是这次更为光火，因为他真是愚钝，就是理解不了我怎么一连十四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会读不了书、写不了字、吃不下饭。

戈登大夫似乎无动于衷。

我把手伸进手袋，找到我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我掏出碎片，把它们纷纷扬扬地撒向戈登大夫那只字未落的绿面记事簿。碎片落在那里，默默无声，无精打采，宛若夏日草地上的雏菊花瓣。

“你，”我说，“怎么看？”

我以为戈登大夫一定会立刻看出我的笔迹有多糟糕，但他只是说：“我看我要跟你母亲谈谈。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乐意戈登大夫跟我母亲谈。我想他也许会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全捡了起来，这样戈登大夫就没法将碎片拼凑在一块，看出我正在筹划逃亡。然后我就走出了他的诊所，没有再吭一声。

我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诊所所在的办公楼楼门里。然后，我又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朝车子走来。

“怎么样？”我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妈妈看也没看我一眼，发动了汽车。

车子沿着阴凉的、大海一般深邃的榆树树阴向前滑行时，她说：“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儿也没好转。他认为你应该去他设在沃尔顿的私人医院接受休克治疗。”

好奇心深深刺激了我，仿佛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别人的大字标题新闻。

“他是说住在那儿吗？”

“不。”妈妈说，她的下巴在颤抖。

我想她一定是在撒谎。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说，“不然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了。”

“我不是总跟你说实话的吗？”妈妈说，放声大哭。

自杀者在七层平台被救

乔治·波罗齐先生在七层一个狭窄的突出墙面的平台上——下面是停车场的水泥地，场上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待了两个小时，后被查尔斯大街警察局警官威尔·克尔马丁通过附近的一扇窗户救到安全地点。

我从花了十美分买来准备喂鸽子的食袋里拿出一粒花生，磕开吃了。难吃得要死，简直像在嚼一块老树皮。

我将报纸拿起，凑近眼睛，想看清楚乔治·波罗齐的脸，聚光灯下的那张脸就像快要满盈的月亮，背景模模糊糊，是墙砖与黑压压的天空。我觉得他有重要的事要讲给我听，然而，他要讲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写在他的脸上。

可是，我看着看着，乔治·波罗齐那张皱纹密布的脏脸化了，化成规则排列的深灰、浅灰和中灰色的小圆点。

这印得黑不溜秋的一小段报纸新闻没有说明波罗齐先生到底为什么爬到突出墙面的平台上，或者克尔马丁警官对他做了什么，使警官最终得以通过那扇窗户将波罗齐先生救回。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可能还活着。我想，七层该是个保险的高度吧。

我将报纸折叠起来，塞进公园长凳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里。这是妈妈称之为黄色小报的玩意儿，报纸充斥着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几乎每一页上都印了个半裸的女人，裙子的领口处酥胸半露，大腿摆出的姿态几乎能让你瞧见长统丝袜的顶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未买过这类报纸。这是我眼下唯一能看得下去的东西。一小段一小段的新闻夹在照片之间，没等字母趾高气扬地扭动起来，报道就煞尾了。在家时我能读到的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除了星期日之外，它每天清晨五点出现在门口台阶上。对那份报纸来说，什么自杀啦、性犯罪啦、飞机失事啦，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似的。

一只好大的白色天鹅船载满了孩子，向我坐着的长凳驶来，然后掉头，绕过一个灌木丛生、四处栖息着鸭子的小岛，往回穿过黑魆魆的拱桥洞。视野中的一切似乎都亮光光的，极其微小。

仿佛透过一扇我无法打开的门的钥匙孔，我看见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他才到我膝盖那么高，手里拿着兔耳形气球——爬上一只天鹅船，争着抢个靠近舷边的座位，水面漂满了花生壳。我的嘴里有一种清洁的薄荷味儿。要是我们在牙医那儿听话的话，妈妈总是给我们买票坐一趟天鹅船。

我沿着波士顿公园转了一圈，辨读各种树木的名字。我走过小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经过组成美国国旗图案的花坛，经过大门口，在那儿花上二十五美分，你可以在橙白条纹相间的帆布棚子里拍一张快照。

我最喜爱的树是哭泣学者树。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人懂得什么是精神。

出了问题时，他们就剖腹自杀。

我试想他们是怎么剖腹的。他们一定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不，可能是两把锋利无比的刀。然后他们就盘腿而坐，双手各持一把，双手交叉，将刀刃对准肚子两侧。他们只能裸着身子，要不衣服会把刀卡住。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们有时间重做考虑，刀子已经刺进肉里去了，拉开，上边拉一弯上弦月，下边拉一弯下弦月，合成一个整圆。肚子上的皮松脱了，如盘子一般，内脏溢出，他们就死了。

那样去死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的问题是，我见到血就怕。

我想我也许会在公园里待上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渡渡·康威要开车送我和妈妈去沃尔顿，要是我想及时逃走，现在正是时候。我察看一下手袋，数了数，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其他角币、分币凑在一块还有七十九美分。

我对去芝加哥要花多少钱一无所知。我不敢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因为我想戈登大夫也许已经跟银行职员打过招呼，让他们截住我，如果我采取什么明显的步骤的话。

我想到了搭便车，但是我不知道从波士顿出去哪几条公路通往芝加哥。在地图上找寻方向易如反掌，但是一困在具体地方，我就会完全迷失方向。每次我想辨别东南西北，似乎总是遇到正午，或者多云天气，提供不了一丝线索；要不就是晚上，除了北斗七星和仙后座以外我对星象一窍不通，这一缺陷总是叫巴迪·威拉德灰心丧气。

我决定走路到汽车总站去，询问一下去芝加哥的车费。然后我可以去银行把数目刚好的款子提出来，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我晃晃悠悠地穿过汽车总站的玻璃门进去，当我正浏览架上彩色的旅游宣传页和日程指南时，我猛然意识到已是下午四点，家乡的银行就要打烊，要取钱得等到第二天。

沃尔顿医院预约我就诊的时间是十点。

正在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宣布外面停车场上一辆行将出发的汽车各个停站的站名。扩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那种样子说话，叫人一个字也别想听懂。突然，在一片噪声之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仿佛在交响乐团一片调校乐器的声音中间听见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一个a。

那是离我家才两个街区的车站站名。

我急忙冲到外面，七月底的下午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我满头大汗，嘴里灌满了沙尘，仿佛我正赶着去应付一场艰难的面试，而面试的时间已经过了似的。我跳上那辆红色的公共汽车时，汽车的引擎已经发动了。

我将车费递给售票员，铰链套着套子的车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折叠、合上。

【注释】

毕肯山：位于波士顿市中心。

法伦百货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的大型连锁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