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大夫的候诊室是米色的，一片寂静。

墙是米色的，地毯是米色的，椅套和沙发套也是米色的。墙上没有镜子，也没有画，只挂了各类医学院的证书，证书上用拉丁文写着戈登大夫的名字。茶几上、咖啡桌上、杂志桌上，到处都摆放着陶瓷花盆，里面种着浅绿色的蕨类植物，蟹爪似的叶片耷拉下来，形成环状，也种着墨绿色的长着粗短刺状叶片的植物。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待在这房间里会有一种安全感，后来我明白了，是因为候诊室没有窗户。

空调吹得我打了个寒战。

我仍然穿着贝特西的白色上衣和阿尔卑斯村姑式裙子。衣服软塌塌的，我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还没洗过这套衣服。有汗渍的棉织品发出一种酸溜溜但却十分好闻的味儿。

我也有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洗头了。

我已经有七个晚上没有入睡了。

妈妈说，我一定睡着过，那么长时间没睡着过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睡着过，我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因为这七个夜晚中的每一夜，我的视线都追随着床边时钟那泛出绿光的秒针、分针、时针，走完一圈，又走半圈，再走半圈又是一圈。七个夜晚，我从未错过一小时，一分，一秒。

我不洗衣服和头发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愚蠢了。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长串白晃晃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与箱子之间横隔着睡眠，仿佛黑色的阴影一般。只是对我来说，那将箱子与箱子分隔开来的长长的阴影突然之间啪的一声绷断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在我的面前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条白色的、宽广的、无限荒凉的大道。

今天洗了，明天还得再洗，我看这事愚蠢极了。

连想一想这事我都觉得累。

我只想什么事只干一次，干完就拉倒。

戈登大夫手里捻着一支银色的铅笔。

“你母亲跟我说，你很痛苦。”

我蜷缩在深深陷下去的皮椅子里，隔着一张擦得锃亮、又宽又长、面积足有一英亩的书桌对着戈登大夫。

戈登大夫等我开口。他用铅笔在他整洁的记事簿那宛若绿色田野的封面上轻轻敲打着——啪，啪，啪。

他的眼睫毛那么长，那么密，看上去像假的似的。黑色的塑料芦苇围绕着两汪碧绿的冰凉的池水。

戈登大夫的五官是如此完美，简直可以说漂亮。

打一进门我就讨厌他。

我原来想象会见到一位慈爱的、长得挺丑但富有直觉的男子，抬起头来，用鼓励的语气对我招呼“嘿”，仿佛他能体会我所不能体会的东西，然后，我会对他敞开心扉，告诉他我是怎么吓得要死，仿佛我正被越来越深地塞进一只叫人窒息的黑口袋，没有出路。

然后他会靠在椅背上，两手指尖搭在一起成尖塔形，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会读不进书，为什么会没有食欲，为什么常人所做的任何事在我看来都显得愚蠢极了，反正他们最终都不免一死。

我想，然后他会帮助我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

然而戈登大夫跟我的想象南辕北辙。他年轻英俊，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自鸣得意。

戈登大夫在他的桌上放了一张相片，镶在银边的镜框里，相片一半面对着他，一半向着我坐的皮椅子。这是一幅家庭照，一个美丽的黑发女人——没准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呢——在两个金发孩子的身后嫣然微笑。

现在回想起来，两个孩子中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但是也很可能两个都是男孩，或者两个都是女孩，小孩子是很难瞧得出性别来的。我想当时照片底部还有一只狗——有黑斑的棕色粗毛猎犬，或者是那种金毛猎犬——但是也很可能不过是那女人裙子上的图案而已。

不知怎的，这张照片叫我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为什么照片要一半向着我，除非戈登大夫想叫我立刻明白，他已经是有妇之夫，妻子光彩照人，我最好别胡思乱想。

我继而一想，既然戈登大夫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漂亮的狗，像圣诞贺卡上的小天使一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怎么可能帮得了我呢？

“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我满腹狐疑地翻检他话里的每一个字，就像翻着被海水洗刷得滑溜溜、圆滚滚的石子，生怕它们蓦地伸出钳子，摇身一变，成了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听起来似乎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只是我以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我用一种低沉、平板的语调——借以表明我绝没有被他英俊潇洒的外形和家庭照片所蒙蔽——对戈登大夫述说了我失眠、食欲不振、无心阅读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我笔迹的情况，尽管这是我最为烦恼的。

那天上午，我起意给远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多琳写封信，询问她我能不能去跟她住在一起，或者在她学院里找个跑堂的活儿。

然而，当我提起笔来，写出的字母一个个有斗那么大，歪七扭八的，简直跟小孩子写的一样，字行从左到右几乎沿对角线斜着滑下去，仿佛是一团团的线圈搁在纸上，有人来，将线圈吹歪了。

我知道这样的信是不能寄出去的，所以我将信撕成碎片，放在我的手袋里，挨着我那只功能齐全的化妆盒，以防精神病医生想要看看。

当然，戈登大夫并没有要求看看这些碎纸片，因为我压根儿没提到这事。我开始得意于我的聪明机警。我想，我只需告诉他我愿意告诉的东西，隐藏这个，披露那个，以此控制他对我的印象；与此同时，他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呢。

我说话的这一阵儿，戈登大夫一直低垂着脑袋，仿佛在祈祷。房间里除了我那低沉、平板的嗓音之外，唯一的声音便是戈登大夫的铅笔啪啪啪地敲在绿面记事簿的同一个点上，仿佛是一根逡巡不前的手杖。

我讲完了，戈登大夫抬起头来。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莫名其妙，告诉了他。我不明白学院跟这有什么关系。

“哦！”戈登大夫靠在椅背上，向我肩膀上方的空间看去，脸上浮起一丝缅怀往事的微笑。

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讲他的诊断，也许我对他的论断过于匆忙、过于尖刻了。但是，他只是说：“我对你们学院印象很深哪。战争期间我去过那里。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或者是海军妇女预备队？”

我说我不知道。

“对了，是陆军妇女队，我记起来了。我被派驻海外之前，在那儿当过大夫。哎呀，那些姑娘可真漂亮。”

戈登大夫哈哈笑了。

然后，他一骨碌站了起来，绕过书桌一角，向我这边走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也站了起来。

戈登大夫伸手抓住垂在我右侧的那只手，握了握。

“那就下星期见吧。”

枝繁叶茂、顶如华盖的榆树遮在联邦大道黄砖与红砖砌成的门面上，形成一条林阴隧道，有轨电车正沿着它那细长的银色轨道向波士顿驶去。

我等电车开过去，穿过大街到对面街边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停放的地方。

我看见妈妈仰着脸，透过挡风玻璃盯着我看，那张脸像柠檬片一般，面呈菜色，焦灼不安。

“嗯，他说什么？”

我拉上车门。没带上。我又把车门推开，猛地带上，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

“他说下星期再见我。”

妈妈叹了口气。

戈登大夫一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元。

“嘿，那位，你叫什么名字？”

“爱莉·希金博特姆。”

水兵赶上我的步伐，跟我并排走，我嫣然一笑。

我想，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准有鸽子那么多。他们似乎是从另一端暗褐色的征兵站里走出来的，征兵站周围的告示牌和内墙都贴满了“请参加海军”的蓝白相间的招贴画。

“你是哪儿人，爱莉？”

“芝加哥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但我认识一两个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男孩子，那种地方似乎专出些不守规矩、头脑混乱的家伙。

“你离家好远哪。”

水兵用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就那样在波士顿广场转悠了好一阵子。水兵的手伸进我的裙子摸我的屁股，我呢，一味神秘地微笑，不露任何口风，以免被他看出我就是波士顿人，随时有可能遇见从毕肯山喝茶或从法伦百货公司地下商场购物后路过波士顿广场的威拉德夫人或者妈妈其他的朋友。

我想，要是我真的有机会去芝加哥，我也许会永远改名为爱莉·希金博特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抛开东部一所规模宏大的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又在纽约鬼混了一个月，还拒绝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医科生的求婚——这学生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芝加哥，人们认识的会是真实的我。

我会成为一个心思单纯的爱莉·希金博特姆，一个孤儿。人们会因为我温柔娴静的性情而爱我。他们不会逼我读书，写关于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孪生儿意象的长长的论文。然后有一天，我也许会嫁个既有男性气概又温柔体贴的汽车修理工，跟渡渡·康威一样，养一大群孩子。

只要我喜欢，我就这么干。

“从海军退役以后，你想干什么？”我突然问那水兵。

这是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他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他将那顶雪白的杯形蛋糕似的帽子往边上一推，搔起脑袋来。

“哎，我不晓得，爱莉，”他说，“没准儿，我会按士兵法规议案去上大学吧。”

我顿了一顿，然后提议道：“你从没想到开家汽车修理铺子吗？”

“没，”水兵说，“从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