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大夫的私人医院坐落在一座绿草如茵的圆形坡顶上，一条漫长僻静的车道一直通向大门口，车道上铺了帘蛤碎壳，银光闪闪。这幢装有黄色护墙板的大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碧辉煌，房子四周有一圈游廊，青葱的草地上却见不到一个散步的人影。

妈妈和我朝医院走去，暑热一下子向我们逼来，房子背后紫叶欧洲山毛榉的深处，兀地飞出一只蝉来，像是一架会飞的刈草机。孤蝉的鸣声愈发衬托出这里无边的寂静。

一位护士在门口迎接我们。

“请在起居室等一会儿，戈登大夫很快就来。”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幢建筑物看来一切如常，虽然我知道这儿一定住满了疯子。映入眼帘的窗户上并没有铁条，也没有令人不安的狂叫声。阳光照在破旧却十分柔软的红地毯上，组成规则的椭圆形，空气中飘来一缕新割的青草的清香。

我在起居室门口的过道里停下脚步。

一刹那间，我想，此情此景俨然是缅因州一个沿海小岛上的旅馆娱乐室的翻版，我曾经造访过那个地方。一片白得令人目眩的阳光从落地窗射进室内，一架大钢琴占据着屋子较远的一个角落，身着夏装的人们正坐在牌桌旁或者柳条摇椅里——破败的海边避暑地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然后我意识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动过。

我定睛细看，竭力想从他们僵硬的姿态上找到什么线索。我看出这里有男有女，有跟我一样年轻的男孩女孩，然而他们的神色千篇一律，仿佛这些人被长期搁置在与阳光隔绝的架子上，身上落满了灰扑扑的尘埃。

然后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是在动着，只是动作像鸟儿振翅一般轻微，我起初没有察觉到而已。

一个面色铁青的男人在数一沓纸牌，一、二、三、四……我想他一定在数手中拿的是不是一副整牌，但是数完这一沓，他又从头再来。他旁边是个胖墩墩的女人，手里在摆弄一串木头珠子。她将珠子全拉到线的一端，然后，笃、笃、笃，又让珠子一颗颗坠落下去。

钢琴前，一个年轻女孩正在翻阅几张乐谱，她一发现我在看她，就火了，低下头去，把乐谱撕成了两半。

妈妈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随她走进房间。

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一张笨重的沙发上，只要有人稍动一下，沙发就嘎吱作响。

我的眼光越过这些人，落在透明窗帘外的一片绿阴之上，我觉得我似乎是坐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们并不是人，而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模样，装出一副副活人的神态。

我跟在戈登大夫黑夹克的背后爬楼。

在楼下大厅时，我想问问他休克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死命盯着那张在我面前浮动的熟悉的笑脸，那张脸就像一张盛满了保证的盘子。

在楼梯顶端，石榴红色的地毯让位给简陋的棕色亚麻毡布，毡布钉在地板上，铺满整条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一溜紧闭着的白色门扉。我跟在戈登大夫后面，远处的一扇门打开了，我听见一个女人在狂叫。

陡然间，一个护士从我们前面的走廊拐弯处出现，领着一个穿蓝色浴衣，蓬乱的头发直垂到腰间的女人。戈登大夫往后退了一步，我则贴墙而立。

那女人被拖着走过，她双臂乱舞，竭力想挣脱护士的手，一边嚷嚷着：“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

长了一双斜白眼的护士矮胖而壮硕，穿着一件胸前污迹斑斑的制服，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好像有四只眼从那两片圆圆的镜片后面向我窥察。我正在琢磨哪两只眼是她真正的眼睛，哪两只眼是镜片给人的错觉，而在那两只真眼中，哪一只是斜白眼，哪一只正常的时候，她把脸凑到我的脸前，龇牙咧嘴地笑了，仿佛要跟我密谋什么。好像是为了叫我放明白，她从牙缝里对我说：“她想从窗口跳下去，但她没法跳，所有窗口都上了铁条！”

戈登大夫领我到后楼一个光秃秃的房间，我看到那儿的窗户确实都钉上了铁条，房门、壁柜门、衣柜抽屉，一切能打开关上的东西，都安了锁眼，可以锁起来。

我躺到床上。

斜眼护士回来了。她解下我的手表，扔进她的兜里，然后开始扯我的发卡。

戈登大夫打开壁柜的锁。他拉出一张装有轮子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架机器，他将轮桌推到床头。护士把一种气味强烈的油脂抹在我的太阳穴上。

当她俯下身子，手伸到我脑袋靠墙的那一侧时，她那肥大的乳房好像云朵或枕头一般压在我脸上。她的肉里隐隐约约散发出一股药物的臭味。

“别担心，”护士龇牙咧嘴地笑着说，“第一次谁都吓得要死。”

我想微笑，但是我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仿佛羊皮纸一般。

戈登大夫将两片金属片分别按在我脑袋的两侧。他将一根皮带箍在我前额上，把金属片固定好，然后给我一根电线咬在嘴里。

我闭上眼睛。

一阵短暂的寂静，仿佛吸进了一口气。

然后，不知什么东西扑过来，攫住我使劲摇撼，似乎世界末日到了。哦——啊——咦——这个东西尖声嘶叫着凌空而来，空中噼噼啪啪闪着幽蓝的光。伴随每一次电闪，一股巨大的力量便给我一通乱棒，直到我想我的骨头架子要散了，骨髓迸溅，像被撕裂的植物一般。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我坐在一张柳条椅里，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鸡尾酒杯，杯里盛着西红柿汁。表已套回手腕，只是看起来有些怪异。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表戴反了。发卡别的位置也不对。

“你感觉怎么样？”

一座很旧的金属落地灯在我脑海中浮现。那是我父亲书房留下的很少的几样遗物之一，灯座的顶端是一只铜喇叭，吊着灯泡，一根磨损得挺厉害的虎皮色电线从喇叭口出来，沿着金属灯柱一直通向墙壁插座。

有一天，我决定将落地灯从妈妈的床边移到房间另一头我的书桌旁。电线长度够了，所以我就没有拔掉插座。我双手抓住落地灯和乱七八糟的电线，手捏得还挺紧。

蓝光一闪，什么东西从灯座里跳出来，震得我牙齿直打颤。我使劲想将手挣脱，却怎么也拔不下来。于是我尖声叫喊起来，或者说一声尖利的叫声冲出我的喉咙，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个声音，只听见这一声尖叫好似被强行与躯壳脱离的灵魂一样直冲云霄，在空中瑟瑟发抖。

然后我的手猛地挣脱开来，人倒在妈妈的床上。我右手手心上有一个小小的孔，好像被铅笔芯涂黑了似的。

“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这不是真话。我觉得难受极了。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说了学院的名字。

“哦！”一丝笑容渐渐浮上戈登大夫的脸庞，这笑容简直可以说是热情洋溢，他的脸因此而容光焕发。“战争期间，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

妈妈的指关节变成了骨白色，似乎在这一个小时的等待之中手指上的皮肤也被磨掉了。她的目光越过我，盯在戈登大夫身上，他一定点了点头，或者笑了一笑，因为她的脸一下子松弛了。

“再接受几次休克疗法，格林伍德夫人，”我听见戈登大夫说，“我想您会发现她有很大起色的。”

那女孩仍然坐在琴凳上，被撕成两半的琴谱像只死去的小鸟一样，两翅张开，躺在她脚下。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把眼睛眯起来，伸出她的舌头。

妈妈跟着戈登大夫走到门口。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当他们转过去，我突然绕到女孩面前，将大拇指顶在耳朵上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她将舌头缩了回去，脸上又恢复了木然的神情。

我走进阳光之中。

渡渡·康威的黑色客货两用车像一头黑豹，蹲在豹纹似的树阴中等着。

这辆客货两用车原先是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定购的。这位夫人要求车子必须是黑色的，一点儿含铬颜料也不要，而且配上黑皮椅套。然而，车子一到货，却叫她受不了。她说这活像辆灵车，其他人也都这么想，谁都不想要，康威夫妇就把它开回了家，价钱打了折扣，省了好几百美元。

我坐在前座，在渡渡和妈妈之间。我觉得晕乎乎的，好像被震昏了头。每一次我想集中精神，我的脑子却像个溜冰者，一溜溜进一个一望无际的空荡荡的地方，心不在焉地在那儿飞速旋转，转哪，转哪。

“我不想再见戈登大夫了，”当我们与渡渡和她那辆停在松林后边的黑色客货两用车告别之后，我说，“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我下星期不去了。”

妈妈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我的宝贝不像那样的人。”

我瞧着她：“不像哪样的？”

“像那些可怕的人一样。像医院里那些可怕的行尸走肉一样。”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你会下决心好起来的。”

六十八小时昏迷之后小明星香消玉殒

我在手袋里的碎纸片、化妆盒、花生壳、硬币、装有十九片“吉列”牌刀片的有衬里的小盒子等等之间一阵乱摸，终于找到了那天下午在橙白条纹相间的棚子里拍的那张快照。

我将我的照片跟死去的女孩那张黑乎乎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真像，嘴啊，鼻子啊，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眼睛。快照里的眼睛是睁开的，而报纸照片里的眼睛却是紧闭的。但是我知道，要是将死去的女孩的眼皮拨开，那双眼就会像快照里的那对眼睛一样死气沉沉地看着我，眼眶乌黑，眼神空洞。

我将快照塞回手袋里。

“看好那边大楼上的钟，在这张公园长凳上再晒五分钟太阳，”我对自己说，“然后就去找个地方干吧。”

各种说话声在我耳畔响起，我的小小的合唱队。

你对工作没有兴趣吗，埃斯特？

知道吗，埃斯特，你那种思维方式绝对是神经质。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

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花了一个小时跟一个汗毛浓密、样子像猿人的耶鲁大学法律系学生亲嘴，因为他长得太丑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亲完了嘴，他说：“我给你归了类啦，宝贝儿。你到四十岁就会成为一个假正经。”

“矫揉造作！”学院里教创作课的教授在我的一篇题为《伟大的周末》的短篇小说上龙飞凤舞地题写道。

我不知道“矫揉造作”是什么意思，就去查辞典。

矫揉造作，做作，假。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

我已经有二十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了。

我想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一定是影子，千千万万个影子，或移来动去，或固守一方。衣柜的抽屉里、壁柜里、衣箱里有影子，屋宇、树木、石头底下有影子，人们的眼睛和微笑背后有影子，在地球处于黑夜的一面，影子绵亘千里万里。

我低头看我右小腿肚上两条肉色的邦迪胶布组成的十字。

那天上午，我开始动手了。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将浴缸放满温水，然后取出一片“吉列”牌刀片。

人们曾问一位古老的罗马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人，他希望怎么死法，他说他愿意在温水浴中割开他的血管。我想，这容易，躺在浴缸里，瞧着从我手腕里开出的鲜红的花朵，一朵又一朵，绽放在清澈的水中，直到我没入水中，沉沉睡去，水面荡漾着绚丽夺目的罂粟般的花朵。

但是，正当我要动手时，手腕上的皮肤看起来煞白煞白、柔弱无助，我怎么都下不了手。我想切断的东西似乎并不在那皮肤里，也不在那根在我大拇指下扑扑跳动的纤细的蓝色血管里，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埋得更深、更秘密的什么地方，实在是难以企及。

只需两个动作。一只手腕，然后另一只手腕。三个动作吧，如果算上把刀片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上。然后我就跨进浴缸，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