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那张脸瞧上去就像个病歪歪的印第安人。
我把化妆盒扔进手袋，往火车窗外望去。康涅狄格州的沼泽地和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摄制场地一掠而过，像一个奇大无比的废品旧货栈，一个破败的残余物，与其他部分毫无关联。
这世界，真像一锅大杂烩！
我瞥了一眼我身上陌生的裙子和上衣。
这是一条阿尔卑斯村姑式连衣裙，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黑色、白色和霓虹蓝色的细小花样，上衣紧窄，腰部打了密密的褶子，裙子往外张开，像只巨型灯罩。白色的网眼上衣没有袖子，肩部缝了荷叶边，耷拉着，仿佛新生天使的羽翼。
我在纽约上空放飞衣物时忘了留下白天穿的衣服，所以贝特西用一条裙子、一件上衣换了我那件印有向日葵的浴衣。
我的苍白的影像，白色的羽翼，棕色的马尾，等等等等，衬着窗外的场景，幽灵般前行。
“波丽安娜牛仔女郎！”我大声喊了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妇女从杂志上抬起头来。
即使到上车前的那一刹那，我也没想洗去划在脸颊上的两道歪斜的血迹。它们瞧上去煞是动人，甚至可说是蔚为壮观；我想，我要让它们像死去情人的遗物一样跟着我，直到它们自己褪去。
当然啦，要是我微笑或者面部表情太过生动，血块很快就会脱落，所以我把脸绷得紧紧的，要是我非得说话不可，就咬着牙说，绝不让嘴唇动一下。
我不太明白人们干吗要盯着我看。
许多人瞧上去要比我古怪得多。
我的灰箱子就搁在头上的行李架上，除了《年度最佳三十篇小说集》、一个白色的塑料太阳镜盒以及两打鳄梨——多琳的告别礼物——之外，箱子里空空如也。
鳄梨还没成熟，这样比较好保存。只要我把箱子提起、放下，甚或只是拎着箱子往前走，鳄梨就从箱子的一头冲向另一头，发出它们特有的轰隆隆的响声。
“一百二十八路！”列车员咆哮道。
业已归化的松树、枫树和橡树林不再往后移动，镶在火车窗框里，像一幅糟透了的画。我沿着长长的通道往前移步，箱子里又发出轰隆隆的滚动和碰撞声。
我从开着空调的车厢踏上车站月台，郊区那种母亲般的气息包围了我。这是草坪喷洒器、客货两用轿车、网球拍、狗、婴儿糅和在一起的一种气息。
一种夏日的静谧像死亡一般抚慰着一切。
我的妈妈正等在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边上。
“哎呀，宝贝，你脸上是怎么回事？”
“划破了。”我简短地答道，把皮箱放到小车后座上，然后钻进车里。我不想让她在回家的一路上尽盯着我瞧。
车内座椅感觉滑溜溜的，很干净。
小车突突地启动了。
“我想我现在就该告诉你，”她说，从她颈项的姿势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一定是个坏消息，“写作训练班没有录取你。”
好像有人朝我肚子捅了一拳，我吐出一口长气。
整个六月，写作训练班在我的幻象中就像一座光明、安全的桥梁，架设在夏日令人烦闷的港湾上。而眼下，我瞧着它摇摇晃晃、土崩瓦解，一个穿白色上衣、绿色裙子的身体一下栽进了深渊。
我的嘴不快地撅了起来。
这在我意料之中。
我往下滑溜，直到鼻子与窗沿平齐，然后我看着波士顿郊外的房屋往后掠去。随着房屋的样式越来越眼熟，我更往下溜去。
我想我一定不能被人给认出来。
灰色的车顶像囚车车顶一般压在我的头上，天窗部分好似软禁室防止囚犯自伤的护垫。亮得耀眼的千篇一律的装有护墙楔形板的白色房屋，房屋间隙处精心修剪的绿色草坪，一排接着一排飞掠而过，全被罩在一个无比巨大却又无法逃脱的笼子里。
我以前从未在郊区度过夏日。
吱吱嘎嘎，推车轮子尖利的响声磨砺着我的耳朵。透过百叶窗射下的阳光使卧室充满了硫磺色的光。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只感到精疲力竭之下的一阵狠狠的抽搐。
房间里另一张床已经空了，但还没收拾。
七点钟时，我听见妈妈起床、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出去了。接着楼下便传来榨橙机的嗡嗡声，咖啡和熏肉的香味从门缝间飘进房来。然后我听见水池龙头放水的哗哗声，以及妈妈将擦拭干净的盘子放回碗柜发出的叮当声。
然后前门打开、关上，然后车门拉开、关上，马达突突突突响了起来，嘎吱嘎吱，车轮碾过沙砾地，开出去了，消失在远方。
我妈妈在市立学院给一大群女生讲授速记和打字，不到下午三四点钟，她回不了家。
吱吱嘎嘎，推车又打这儿经过。窗下似乎有人正把一辆婴儿车推过去又推过来。
我从床上一骨碌滑到地毯上，轻手轻脚地爬到窗户边去瞧个究竟，看看到底是谁在那儿。
我们家住的是一座小巧的、装有白色护墙板的房子，坐落在两条宁静的郊区街道的转角上，一块小小的绿色草坪中间。尽管在屋子周围种上了一圈小枫树，过路人只要往二层楼的窗户瞧上一眼，就能把屋里的情景看个一清二楚。
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名叫奥肯登夫人的讨厌女人使我明白这点的。
奥肯登夫人是个退休的护士，刚跟她第三任丈夫结婚——前两任丈夫都死得莫名其妙——她没完没了地躲在她家浆过的白窗帘后面往外窥视。
她给我妈妈打过两次电话告我的状——一次说我在屋子前面街灯底下坐了一个小时，跟一个穿蓝色海军装的人亲嘴；另一次是说我最好把卧房的百叶窗拉下，有天晚上她在街上遛她的苏格兰小猎犬时，碰巧瞧见我半裸着身子上床。
我小心翼翼地把视线抬到与窗台平齐。
一个不到五英尺的女人，挺着个奇特的大肚子，正推着一辆旧的黑色婴儿车向街道那头走去。两三个个头不等的孩子在她的裙影下蹒跚而行，个个肤色苍白，脸上、裸露的膝头上都沾着泥。
一丝庄严的、近乎神圣的笑容使这女人光彩照人。她脑袋幸福地往后仰着，冲着阳光微笑，活像一枚搁在鸭蛋上的麻雀蛋。
这女人我很熟。
她是渡渡·康威。
渡渡·康威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在巴纳德大学读书，后来跟一位建筑师结了婚；建筑师呢，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们有一幢宽敞的、大而无当的房子，就坐落在我们这条街的上面，房子跟前有一排病歪歪的松树，房子周围堆满了小摩托车、三轮车、婴儿车、玩具救火车、棒球棍、羽毛球网、门球的小门、捕苍鼠的笼子，还有小猎犬的崽子——在郊区抚养孩子的全套设备都晾在这儿了。
我不由自主地对渡渡有了兴趣。
她的房子与我们这一带所有建筑物在面积（他们的房子要大得多）和色彩（他们的两层楼装的是深棕色的护墙板，底层用灰泥粉饰，墙面星星点点地缀着高尔夫球大小的石头，有灰色的，也有紫色的）上迥然不同，房前的松林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在我们这一带，各家草坪毗连，其间以齐腰高的篱笆象征性地隔开，所以渡渡家的房子被视做不合群的表示。
渡渡用香脆米条为原料，以花生、黄油、果汁软糖做馅的三明治，香草冰淇淋以及一加仑又一加仑的“胡兹”牌牛奶喂养她的六个孩子，毫无疑问，她还会用同样的东西喂养她的第七个孩子。本地牛奶商给她特别的优惠。
虽然渡渡不断膨胀的家庭一直是邻居们的话题，人人都喜欢渡渡。周围年纪大一点的人，譬如我妈妈，生两个孩子，年轻一些、也更富裕一些的，生四个孩子，但绝没有人像渡渡那样，眼看着就要生第七胎了。六个孩子已经被认为过多了。不过大家都说，当然啦，渡渡是一个天主教徒嘛。
我瞧着渡渡将最年幼的康威推来推去。她这样做似乎是为我着想。
谁家的地板嘎吱嘎吱响了起来，不知是出于本能呢还是因为一种特异的听觉功能，渡渡·康威的脸在她那细脖子轴上转过来，我赶紧缩回了脑袋。
我觉得她的目光穿透白色的护墙板和墙纸上的粉红色的玫瑰发现了我，我正蹲伏在银色的暖气片后边。
我爬回床上，用被单蒙住脑袋。即使这样，还是有光线漏进来，于是我将头埋进枕头底下的黑暗之中，假装黑夜尚未过去。我看不出有起床的必要。
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楼下厅里电话铃响了。我用枕头塞住耳朵，决定等五分钟看看。然后我向着光线透进来的方向探出头去。铃声已经停了。
铃声几乎立刻又响了起来。
我一边诅咒着那个嗅出我已回到家的朋友、亲戚或陌生人，一边光着脚丫子噼噼啪啪走下了楼。厅堂桌上的那个黑玩意儿发出一阵又一阵歇斯底里的颤音，活像只神经质的小鸟。
我拿起了话筒。
“喂？”我用一种低沉的假声说。
“喂，埃斯特，怎么回事，你得了喉炎吗？”
是我的老朋友乔蒂，从剑桥城打来的。
那年夏天乔蒂在监狱打工，利用午饭时间修一门社会学课程。她和我学院里的其他两个女生从四个哈佛法学院学生那里租了一套宽敞的公寓，我一直计划着写作训练班一开课就住到她们那儿去。
乔蒂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搬过去。
“我不去了，”我说，“我没被录取。”
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头蠢驴，”乔蒂说，“他根本不识货。”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嗓音听起来陌生而空洞。
“不管怎么样，还是来吧。修门别的课。”
学德语或异常心理学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毕竟我把在纽约挣的全部工资差不多都攒下来了，我应该能付得起学费。
然而，那个空洞的声音说：“你们还是别等我了。”
“是这么回事，”乔蒂开腔道，“这儿有个姑娘说，要是有人退出，她想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
“行，让她住进去吧。”
我一挂上话筒就觉得我刚才该说我要来的。一早晨听着渡渡·康威的婴儿车的嘎吱声会叫我发疯。而且，我决心永远不跟妈妈待在同一幢屋子里超过一个星期。
我伸手去拿话筒。
我的手往前移动了几英寸，然后又退缩回来，无力地垂下。我强迫手再往话筒那儿伸过去，但是它中途又停住了，好像遇到一块玻璃挡在那儿似的。
我信步走进餐厅。
我发现桌上支着两封信，一个长长的公事信封，是暑期学校寄来的，另一个是薄薄的蓝色信封，用的是耶鲁大学时剩下的文具，信封上用巴迪·威拉德清晰的笔迹写着我的名字。
我用刀子裁开暑期学校的信。
信中说，既然我没有被写作训练班录取，我可以选择另外一门课程，但我必须在那天上午给招生办公室打个电话，否则报名就太迟了，因为各门课程都差不多满额了。
我拨通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听见一个僵尸般的声音留言说，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取消了一切去暑期学校的打算。
然后我打开巴迪·威拉德的信。
巴迪写道，他很可能是爱上了一位也患肺结核的女护士，但是他妈妈七月份在阿迪朗达克山区租了一间小屋，要是我跟她一块去他那儿，没准儿他会发现他对于女护士的感情不过是一时冲昏了头脑。
我随手抓来一支铅笔，在巴迪的信上打了个大叉。然后我将信笺翻个个儿，在另一面写道，我已与一位同声传译订了婚。我永远不想再见巴迪，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有一个伪君子式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