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女时代》的筵席上整齐地排列着一瓣瓣对半切开的黄绿色鳄梨——里面塞了蟹肉和蛋黄酱——和一盘盘煎得嫩嫩的牛肉和冷切鸡，其间点缀着几只堆满了黑色鱼子酱的雕花玻璃碗。那天早晨我根本没时间到酒店的自助餐厅吃东西，只胡乱喝了一杯煮过头的咖啡，苦得我直皱鼻子；我简直饿坏了。

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在一家像样的餐馆吃过饭。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不能算数，我不过是在那里跟巴迪·威拉德那种人吃点炸薯条、奶酪、汉堡、香草刨冰而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美食的热爱超过任何东西。不管我吃多少，我的身材都是老样子。直至今日，这十年来我的体重没有变过，只有一次例外。

我最喜欢的菜式都有足足的黄油、奶酪和酸奶油。在纽约，我们有这么多机会跟杂志社的人以及来访的形形色色的名人共进免费午餐，我养成了浏览菜单的习惯。是那种巨幅的手写菜单，上面仅一盘豌豆小菜就要五六十美分。我一路往下瞧，直到挑出最丰盛、最昂贵的菜式，然后点上一大串。

她们带我们出去吃饭都是高消费，实报实销，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内疚。我特意吃得飞快，不让人家等我；她们通常只点主厨色拉加一杯柚子汁，因为要减肥。几乎每一个我在纽约遇上的人都在减肥。

“在此我向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仁有幸结识的最漂亮、最聪明的一群年轻女士表示欢迎，”发福且又谢顶的司仪对着别在西装领上的麦克风呼哧呼哧地说，“为了感谢各位光临，我们《淑女时代》的食品试味厨房特地为各位献上这次筵席，聊表殷切之情。”

我们端出淑女风度，对他报以零零落落的几下轻轻的掌声，而后在一张巨大的、铺着桌布的餐桌旁就座。

我们杂志社一共来了十一个女孩，我们的指导编辑也大都到了，再加上《淑女时代》食品试味厨房的全体职员，她们穿着卫生的白罩衫，戴着整洁的发网，脸上的化妆无懈可击，一律是桃子馅饼的妆色。

我们只到了十一个人，因为多琳缺席了。不知为什么，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旁边，椅子就这么空着。我替她把座位牌收了——那是一面袖珍镜子，镜子上部用花体字描着“多琳”，镜边是一个经过速冻处理的雏菊编成的花环，中间镶着的那个银色小洞就是映出她的脸蛋的地方。

那天多琳跟莱尼·谢泼德待在一起。现在她几乎一有空就去找莱尼·谢泼德。

《淑女时代》是家大型的妇女杂志，以其使用“亮彩”胶片拍摄的双幅页面的盛宴图片而闻名，盛宴的主题及场合每月一换。午宴前一个小时，她们带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光可鉴人的厨房。我们看到，在白炽灯下拍摄摆好造型的苹果馅饼真是困难重重，因为冰淇淋不断融化，得从后面用牙签撑住，一旦造型不挺就得另换一份。

那些厨房里高高垒起的各色美食真叫人眼花缭乱。这可不是说我在家吃不饱，只是我的外祖母总是做廉价的带骨腿肉，或者廉价的精肉块。她还有一个习惯，在你刚想把叉子往嘴里送时，她就会说：“我希望你好好享用，一磅四十一美分呢。”这句话老让我觉得吃下去的不是星期日烤肉，而是一分一分的钱。

我们伫立在椅子背后聆听欢迎词时，我曾低下头偷偷打量鱼子酱碗的位置。一只碗正搁在我和多琳的空椅子之间，这位置可是颇有战略意义。

我琢磨着，餐桌中央搁着一盘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杏仁蛋白糖，因而坐在对面的女孩不可能够得着这碗鱼子酱，而坐在我右侧的贝特西呢，只要我用胳膊肘把它和贝特西隔开，让它靠近我的装面包和黄油的盘子，我想她就不好意思跟我抢了。而且，离坐在贝特西右边的女孩不远处还有一碗鱼子酱，贝特西可以吃那碗。

我外祖父和我之间有个常开不厌的玩笑。他在我家乡附近的一个乡村俱乐部当侍者总管，每个星期日外祖母都开车去接他回来，因为星期一是他的休息日。我弟弟和我轮流跟着她去，外祖父总是用星期日特餐招待外祖母和她的小跟班，就好像我们是俱乐部的常客似的。他热衷于为我介绍各色各样的珍品佳肴，以至我才九岁就已经对维希冷汤、鱼子酱和鳀鱼酱养成了狂热的爱好。

玩笑是这样的：在我的婚礼上，外祖父将负责提供鱼子酱，让我吃个够。这仅仅是个玩笑，因为我从来没打算要结婚，而且即便我真的要嫁人了，外祖父也买不起足够的鱼子酱，除非他把那间乡村俱乐部的厨房洗劫一空，将那儿的鱼子酱都装在箱子里带走。

在水杯、银餐具、骨灰瓷器的叮当声的掩护下，我在自己的盘子里铺上鸡肉片。然后我在鸡肉片上抹上鱼子酱，我抹了厚厚一层，就好像往面包上抹花生酱一样。接着，我用手指将鸡肉片一片一片地拈起来，卷成筒状，免得鱼子酱溢出来，随即把肉卷送进嘴里吃掉。

我一度对于吃哪道菜用哪个调羹总是弄不清楚，为此极为忐忑不安，后来我发现如果你在餐桌旁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仿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成竹在胸，那么你就没事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你礼仪不当或者缺乏教养。人家会认为你很有创意，妙趣横生。

我是在杰·西带我去跟一位著名诗人共进午餐那天学会这一招的。那是一间正儿八经的餐厅，到处都是喷泉和枝形吊灯，所有男士都穿着深色西服，衬衫雪白，而他却穿了一件可怕、笨重而污迹斑斑的棕色花呢茄克，一条灰色的裤子，里面是一件红蓝格子图案的开领紧身衣。

这位诗人一边跟我聊自然与艺术的对立，一边用手指将生菜叶一片片地拈起来吃。我的视线怎么都没法从那几根拈着一片片淌着水的生菜叶、在诗人的色拉碗和嘴唇之间来回移动的手指上挪开。没有人咯咯傻笑，没有人窃窃私语、做出粗鲁的评论。诗人那副模样叫人觉得，用手指拈色拉才是唯一自然而合乎情理的做法。

我们杂志社的编辑以及《淑女时代》的职员都坐得离我远远的，贝特西看起来乖巧、友善，她甚至似乎并不喜欢鱼子酱，于是我愈发肆无忌惮。我吃完一盘冷鸡肉加鱼子酱以后又来上一盘。然后我着手对付鳄梨加蟹肉色拉。

鳄梨是我最心爱的水果。每个星期日外祖父都会给我捎回一只鳄梨，藏在他的公文箱底、六件脏衬衣和星期日漫画的下面。他教我吃鳄梨的方法：把葡萄、果冻和法式色拉酱一起放到平底煎锅里熔化，然后将这石榴红色的酱汁倒进挖出的鳄梨里。我真怀念那种酱汁。与之相比，这里的蟹肉简直平淡无奇。

“裘皮展览会怎么样？”当我不再担忧贝特西争抢鱼子酱时，我问她。我用汤匙刮净了盘子里最后几枚带咸味的黑蛋蛋，然后把汤匙舔个干干净净。

“棒极了，”贝特西嫣然一笑，“他们教我们用几条水貂尾巴和一条金链子做一种可以扮出各种花样的围巾，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花一美元九十八美分就能买到那种金链子的仿制品，一模一样。从展览会一出来，希尔达就跑到皮裘批发仓库，她打了个大折扣，买下几条水貂尾巴，然后又跑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去，把整条围巾做好，乘公共汽车时就围上啦。”

我瞟了希尔达一眼，她坐在贝特西的另外一侧。当然啦，她围着一条看起来雍容华贵的围巾，几条毛茸茸的尾巴，一边用一根悬垂的镀金链子束着。

我老是琢磨不透希尔达这个人。她身高六英尺，绿色的大眼睛，眼角上斜，厚厚的红嘴唇，一副斯拉夫人特有的空洞的表情。她擅长制帽。她的指导老师是时装版编辑，这就把她与多琳、贝特西和我这几个人划分开来。我们更倾向于文学，负责写专栏文章，尽管有些只是健康或美容专栏。我不知道希尔达是否识文断字，但她做的帽子令人叫绝。她去纽约一家专门教授帽子制作的学校学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要戴一顶崭新的帽子，这些帽子都是她用零零碎碎的草杆、裘皮、丝带或者颜色难以捉摸的面纱亲手制作的。

“真了不起，”我说，“真了不起。”我好想多琳。她准会就希尔达的令人惊异的裘制品发表几句机智而辛辣的高论逗我开心。

我情绪低落；就在那天上午，杰·西那人揭下了我的面具，我感到我对自己的所有令人不快的怀疑现在都一一落到实处，我没法再遮掩下去了。十九年来，我一直忙于追逐高分以及这样那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现在呢，我劲头没了，步子慢了，无可挽回地退出了赛跑。

“你干吗不跟我们去看裘皮展览呢？”贝特西问道。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她在问第二遍，一分钟以前她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你跟多琳出去了？”

“没有，”我说，“我是想去看展览来着，可是杰·西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了。”说我想去看展览不太属实，但我竭力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心话，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感受杰·西给我造成的伤害了。

我给贝特西描述那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筹划去裘皮展览会的情景。我只是没告诉她在那之前多琳到过我房间，她说：“去那该死的展览会有什么劲？莱尼和我要去科尼岛，你跟我们一起去吧。莱尼可以给你找个好小伙子。这一整天又是午餐会又是下午的电影首映式，够忙活的，谁也不会注意我们。”

我一时有些动摇。展览会确实没劲。我对裘皮素无兴趣。最后我决定还是赖在床上，能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去躺一天，要到那空旷的、池塘里有着野鸭的荒地上找一块最长的草坪。

我告诉多琳我不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可我也不去科尼岛，我只想躺在床上。多琳走了以后，我自忖我为什么再也没法循规蹈矩地做我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悲哀、疲惫。然后我又自忖我为什么不能像多琳那样随心所欲地做我不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更加悲哀、更加疲惫。

我不知道那已是什么时候，我只听见姑娘们在过道里奔来忙去、互相叫唤、为赴展览会做准备的声音，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我仰面躺在床上，瞪着光秃秃的白色天花板，寂静似乎越胀越大，我觉得自己的耳鼓都要跟它一起胀破了。然后电话铃响了。

我盯着电话瞧了一会儿。话筒在瓷白色的机座上微微颤动，所以我知道电话真的在响。我想也许我在舞场里或晚会上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什么人，然后就忘了个干干净净。我拿起话筒，以一种嘶哑的、逆来顺受的声音应道：

“喂？”

“我是杰·西。”杰·西厉声说。她是如此干脆利落，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正打算今天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溜进被单里。我不明白为什么杰·西以为我会去办公室。我们都发了油印的日程表，好让我们对各种活动心中有数，很多上下午我们都不去办公室，而是到市里去活动。当然，这样的活动是自愿参加的。

我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怯怯地说：“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当然我压根儿就没这样想过，可我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我告诉她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我跟贝特西说，“可她叫我去办公室，她想跟我聊聊，而且有活儿要我干。”

“哦，哦！”贝特西同情地说。她一定看见我的泪珠正扑簌簌地落到盛着蛋筒白兰地冰淇淋的甜食盘里，不然她不会把她自己那份碰也没碰过的甜食推给我。我吃完自己的一份，就开始心不在焉地吃她那一份。对于流泪我有点儿尴尬，但我的泪水货真价实。杰·西可是对我说了些可怕的话。

十点钟左右，我面色苍白地走进办公室。杰·西站起身，绕过办公桌来把门关上。我坐在我的打字机前的转椅上，她则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她身后的窗台上一层一层地摆满了盆栽花卉，像一个热带花园，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