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工作不感兴趣吗,埃斯特?”
“哦,感兴趣,感兴趣,”我说,“非常感兴趣。”我几乎要声嘶力竭地喊出这些话,似乎那样更让人信服,但我控制住了自己。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自己说,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读书、写作和工作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而且,似乎确实如此,我干什么都很出色,功课全优,甚至到我上大学时这种势头也无人可挡。
作为大学生,我曾经是镇上《新闻报》的记者,校文学杂志的编辑,校荣誉委员会的文书。这个委员会是个专门处理学术性和社会性违纪行为及其处罚的机构,很得人心。学校里一个颇具声望的女诗人、教授正为我争取到东部最大的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我有希望年年拿到全额奖学金。眼下,我正在一家面向知识分子的时装杂志社师从他们最棒的编辑,我怎么倒像一匹拉车的驽马,一味逡巡不前?
“我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一个个字像一枚枚木制硬币落到杰·西的办公桌上,发出空洞、平板的闷响。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杰·西有点儿恶毒地说,“你知道,如果你卷起袖管好好干,这一个月你能在杂志社学到不少东西。在你之前来这儿的那个女孩睬都不睬时装展览那一套。她从这间办公室径直去了《时代》杂志。”
“天!”我还是那么一副死气沉沉的腔调,“那么快!”
“当然,你还要回大学上一年学。”杰·西语调稍微温和一点地继续说,“你打算毕业以后干什么?”
我一直打算拿上一大笔奖学金去上研究生院,或者拿上一笔资助到欧洲各地去学习,然后我想一边做教授一边写诗,或者一边写诗一边当个什么编辑。一般说来这些计划我都可以脱口而出。
“我真不知道。”我听见自己说。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大为震惊,因为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那话听起来是实话,我看出来了,就好像有一个人老在你家门口晃来晃去,晃了几年以后,突然走到你跟前自我介绍说是你生父,而且他看起来真和你相貌酷似,于是你看出他真是你生父,而那个你从小叫到大的父亲其实是个冒牌货。
“我真不知道。”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杰·西顿了顿,又问,“你懂几门外语?”
“哦,我想,我会看一点法语,而且我一直想学德语。”大概有五年了吧,我一直跟人说我想学德语。
我母亲童年时讲德语,尽管她当时身在美国,为了这个她在一战期间曾被学校里的孩子扔石头。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死了,他讲德语,来自普鲁士黑暗的中心,一个充斥着躁狂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庄。我弟弟当时正在柏林国际生活试验中心,讲一口地道的德语。
我没告诉过人:每次我捧起一本德语辞典或德语书,一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压压的、像带刺的铁丝一样的字母,我的脑子就像蛤蚧一样闭上了。
“我一直想进入出版界。”我竭力找回一点线索,好让自己像从前一样推销有术,“我想我会申请到一家出版社去工作。”
“你应该学会看法语和德语,”杰·西毫不留情地说,“也许再加上几门语言,西班牙语啦,意大利语啦,如果能看俄语就更好了。每年六月数百名姑娘拥到纽约来,她们都以为自己可以当编辑。你得拿出点那些庸常之辈没有的东西来。最好去学几门外语。”
我不忍心告诉杰·西,从我四年级的课程表中根本挤不出一丁点儿学外语的时间。我学的是旨在教人如何独立思考的优等生专修课程,除了上一门教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以及一个诗歌创作高级研究班以外,我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写一篇论文,分析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某个晦涩难解的主题。我还没定写什么主题,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读《芬尼根觉醒》。我的教授倒是为我要写的论文兴奋不已,还允诺说要给我一些关于孪生子意象的提示。
“到时候看吧,”我对杰·西说,“很可能我会去上一个德语速成班,就是他们新开的那种适合双重需要的基础课。”说话的时候我想,没准我真会这么做。我有办法劝说我的班主任让我做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她把我当做一个有趣的试验品。
在我们学校,物理和化学都是必修课。我已经修了一门植物学,成绩出色。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答错过,有一阵子我甚至做起当植物学家、到非洲或者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去研究野生草类的梦,因为到那种稀奇古怪的地方研究那种生僻的课题比到意大利研究艺术或者到英国研究英语更容易拿到大笔的资助,竞争没那么激烈。
植物学还不错,因为我喜欢把叶子剪下来,放在显微镜下,描画面包霉菌和蕨类植物繁殖周期中那奇异的心形叶片。这一切对我来说极其真实。
上物理课那天我就跟死了似的。
站在讲台后面的是个名叫曼兹先生的矮个男人,他肤色黝黑,声若洪钟但口齿不清,穿一套紧绷绷的蓝色西服,手里拿着一只小木球。他把球放在一块陡斜的、起楞的滑板上,让它从上面滑下去。然后他开始说什么α是代表加速度,t代表时间,他一下子写了一黑板的字母、数字、等号,我的大脑顿时跟死了一样。
我把物理课本带回宿舍。这是一本厚厚的讲义,印在那种油墨特别容易泛开的油印纸上,足足有四百页,没有插图,没有照片,只有图表和公式,封面和封底是砖红色的硬纸板。这是曼兹先生专为女大学生讲授物理而撰写的讲义,如果给我们用的效果还行,他就要设法将它出版。
于是呢,我学习那些公式,上课,观察球体从滑板上滚下来,听下课铃响。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姑娘都不及格,而我却拿了个不折不扣的优。我听到曼兹先生对一群抱怨课程太难的姑娘说:“不会太难吧,有一个女孩还得了优呢。”“是谁?告诉我们吧。”她们说,但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我亲昵地、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这使我起意逃掉下一学期的化学课。没错,我是在物理课上拿了个优,可我真是给吓坏了。我一边学物理一边直感到恶心。他们把一切都简缩成字母与数字,这真叫人受不了。黑板上不再有叶子的形状、放大了的叶子呼吸孔洞的图形,以及叶红素、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而是曼兹先生用他的专用红粉笔书写的公式,那些丑陋的、蝎子似的字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块,难以辨认。
我知道化学课会更糟糕,因为我曾在化学实验室里看见一张巨大的九十来个元素的周期表,所有像金啊、银啊、钴啊、铝啊那样的好好的单词都被缩略成丑陋的符号,后面还标着不同的十进制数字。要是我再用那些玩意儿来伤我的脑筋,我非得发疯不可。我这门课肯定过不了。上半年我是强打精神、拼死拼活才挨到期末的。
于是我想出一个聪明的计划去找班主任。
我的计划是,我需要时间上莎士比亚课,因为我毕竟主修英语。她很清楚,我也很清楚,化学课我还会得优,所以,参加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我不如做个旁听生,照常上课、学习知识,把分数啦、学分啦都抛到脑后。对于优等生来说这是个荣誉问题,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当你明明知道你总会得个优,分数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对吧?学院刚刚决定我们后面的年级不必再修二年级的理科科目,我们是最后一批深受旧体制之苦的班级,这使我的计划更为可行。
曼兹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打算。我想我的计划使他受宠若惊:我多么喜爱他讲授的课程啊,我来上课,竟然不是为了学分和成绩这样世俗的考虑,而仅仅是为了追求化学本身之美。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竟然想出改学莎士比亚但仍然旁听化学课这一高招。这完全是故作姿态,好像我多舍不得放弃化学似的。
当然,倘若我不是先拿了个优,我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要是班主任知道我是多么惊恐和沮丧,要是她知道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譬如弄一份医生证明,说明我不宜于学习化学、公式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等等,我敢肯定她一分钟也不会听我废话,非得让我去上化学课不可。
果然,校委会同意了我的恳求。后来班主任告诉我,有几位教授还十分感动。他们认为这是朝着学术成熟迈进的一大进步。
一想起那年余下的日子我就忍俊不禁。每周五节化学课,我一节也没落下。破旧的梯形教室摇摇欲坠,曼兹先生站在那空旷的教室前部,将一支试管里的东西倒到另一支试管里,一会儿燃起蓝色火焰,一会儿燃起红色火焰,一会儿又弄出些黄色烟雾,我只把他当做远处一只蚊子嗡嗡作响,因而可以充耳不闻,把背靠在椅子上,一边欣赏那五光十色的火焰,一边写着一页又一页的牧歌和十四行诗。
曼兹先生不时瞥我一眼,见我在写着什么,就朝我亲切地微笑表示赞赏。我想他一定以为我正在抄那些公式,不像其他姑娘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被他的讲课所吸引,因而情不自禁。
【注释】
亮彩:原名technicolor,意为“技术色”,美国一胶卷品牌,拍摄出来的图片色彩瑰丽。
维希冷汤:一种用奶油、土豆、韭葱等烹制的冷食。
伍尔沃思百货公司:美国一家百货连锁零售商店,专门经营中低档商品。
科尼岛: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旅游胜地,原为一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