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厕所洗手时，耳边接连不断地传来木底拖鞋声和大嗓门说话声。看来第二车间的同伴正下班从窗下走过。
“还在洗？”这时，须山来到身后招呼道。他是第二车间的。
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约略皱了下眉头。这是因为，我和须山早已讲定，避免两人从工厂一同往回走。否则，一旦被人发现有个一差二错，那可就不是牺牲一人就能了结的事。可是，须山时不时违约，并且劝我别生气，还做出讨人喜欢的笑容。总的说来，须山这人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让人恨不起来。这么着，每次我都报以苦笑。但眼下毕竟是特殊时期，我示以严肃的表情。再说，今天预定要约新成员顺路去一家“豆汤屋”……不料，蓦然一看，须山不是平时那副嬉皮笑脸的表情。刹那间我觉出做我们这种事的人特有的那种“预感”。“啊，马上！”说着，三把两把洗完脸。
须山想必明白了我的意思。却又忽然改变腔调，在身后说道：“来一杯麒麟？”只是，尽管腔调大体算是须山平时的腔调，但总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刻意性。这点瞒不住我。
走到外面，须山到底走在离我三四丈远的前面。从工厂通往铁路那里，一边是国有电气列车经过的河堤，一边挤满店铺，路很窄。两根电线杆之间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往这边看着，半看不看地看，让人不快。我当即同后面赶来的五六个人并肩行走，边走边说。而左眼角一直留心“西服”，不敢大意。总的说来，“西服”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一副无所谓的懒洋洋的样子。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监视工厂的出入情况。须山迈着外八字步，示威似的紧贴“西服”大踏步走过。我从这边看得出来，心里觉得好笑。
走上拥挤的电车路面，我追上须山。他边擦鼻子边若无其事地四下打量。
“总有些不对头……”他说。
我注视须山的嘴角。
“上田跟胡子断了联络……”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胡子这人是无需准备“备用点”的。但我还是问。
“备用点准备了？”
“听说准备了。”
他告诉我，昨天的联络事项分外重要，晚一天就要出不得了的差错，所以决定利用s河、m街和a桥这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而且两人提前一天在同一场所走了走，定下“从这里到这里”的地段。为防万一，胡子还在路上少见地指定了一家看上去安全的茶馆——交代说如果在街头见不到，就二十分钟后在那里碰头，分别时还互相对了手表。被称为“胡子”的同志是我们级别最高的上司，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迄今为止，差不多上千次联络当中（尽管全是街头），自己迟到的时候仅有两次。虽说做我们这种事的人本应如此，但做到的人并不多。而且，那两次，一次是因为双方有误解，就时间来说他还是准时去了的；另一次是因为到了那天下午他不知道手表出了毛病。换上别人，即使一两次不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胡子没来，并且连备用点也没到这件事，让我们实在无法相信。
“今天怎么样？”
“唔，说是重复使用和昨天同样的地方。”
“几点？”
“七点，还在茶馆，七点二十分。可这样子让我放心不下，讲好八点半和上田见面来着。”
我算了算今晚自己的时间，说：
“那么，九点见我！”
我们在那里定下场所告别。告别时，须山说要是胡子出事，他也自首。那当然是玩笑，却有一种奇异的实感。我说了声：“胡闹！”不过，对他那么说的心情，自己也感同身受——“胡子”便是这样受到同伴的信赖，被当作靠山。对于我们，即便说是灯塔般的家伙，也一点不夸张。实际上，假如“胡子”没了，我们当天就完全没了主意，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边走边心里嘀咕，但愿他没有被捕。
路上我走进一家小糕点铺，买了一块森永奶糖。拿着糖回来，房东的男孩正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站在自动出糖球的机器跟前。投入一分钱一摇手柄，球就飞进棒球垒里面。下一个洞中出来的糖球，因球入垒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近开始流行这种机器，街头哪座机器前都围着许多小孩。每个小孩都拼命咧着嘴角，目不转睛按动手柄——用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比一分钱多的东西。
我哗啦啦在衣袋里搜了搜，拿出两枚一分铜币给了房东孩子。孩子起始稍微缩了下手，但很快满面笑容。看来，房东的孩子原来只从后面观看别的孩子捣鼓来着。我把刚才买的奶糖也塞进孩子口袋，走进房间。
我必须赶在八点前把今天厂里发生的事写出来，以便明天撒传单用。预定八点交给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有各种文稿的手提包，打开锁。“仓田工业”原本是二百人左右的金属工厂，但战争开始后招了多达六百的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那时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混了进来。二百人的工厂本部进来六百临时工——不难得知工作量涌来多少。仓田工业在战争开始后不再做原来的电线，而开始做毒气面罩、降落伞和飞艇的船舷。但最近那种工作告一段落，六百临时工可能砍掉四百。这样，近来厂里谈论尽是这个。大家一说“砍掉、砍掉”，厂方就应道“临时工本来就没什么砍不砍的，不是比最初讲的多雇佣了半个多月吗？”，事实上也比原定多干了不止半个月。全都是刻不容缓的活计，那期间简直像玩命似的。女工们从早上八点开始，加夜班干到九点，也只挣得一元零八分。晚间六点到九点每小时八分，工厂甚至从夜班费中扣除吃晚饭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二分或三分钱（特意计算的）。吃饭的时候，我说：“这样一来，岂不等于说厂方认为工人是可以不吃不喝也能干活的喽！”一起干活的一个临时工当即附和：“啊，正是。”由于“啊，正是”说得相当特别，大家都笑了。每天发当日工钱时，要对将近四百名女工分发8分尾数的三枚铜币：五分的一枚、一分的三枚，很花时间。六点下班，为此甚至熬到七点。“真他妈不像话！把八分变成一角，不知省多少事！或者咱们少要，不要八分要五分算了！”大家排队时心焦气躁，“有钱人真是敲骨吸髓，咱们根本想不出！”
不料，有传言说临时工砍掉时，厂方要另给每人十元钱。因是临时工，即使一分钱不多给也不违约。所以这样，似乎是因为大家干得很卖力气。虽然不知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但大家都不知不觉指望上了。毕竟这里干完，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问题是，连吃晚饭的时间都从工钱里扣除两三分和宁可让好几百人等一个多小时分发三枚一分铜币的厂主，怎么可能给六百人每人十元（整整十元！）呢？放出十元这个传闻，明显是厂方的诡计——为了防止解雇前人心动摇而让工人老老实实干到最后一刻，故意放出这个风来。
由于今天这在厂里成了相当大的话题，我决定把这个写进明天在工厂散发的传单里。前天的传单写了大前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要求缩短发工钱时间的事（事情倒是鸡毛蒜皮），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桌前盘腿坐定。
不大一会儿，下面的阿婆跑上楼来：“刚才谢谢你了，孩子让你费心了！”说罢，一反常态地微笑着下楼去了。做我们这种事情的人，必须留意“世间常事”——哪怕再不值一提——必须避免房东心想：“楼上的人好怪啊是做什么的呢？”眼下在狱中斗争的同志h，有一次甚至把房东领去帝国剧院，目的就是为了在自己的照片被分发到餐馆、茶馆、理发馆、澡堂等场所那样的、远非我们所能比的严峻追查中正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学会谈论“世间常事”那种无谓的话题或说讨人喜欢的话。问题是，对那种事我实在做不来，近来倒是多少有点习惯了……
我对老婆婆说：“啊，没什么，一点点。”说完自己脸红了。不成啊！
顶多不过两页到两页半稿纸的分量，但白天劳作一天后写起来，感到并不轻松。好歹揭露完十元补贴的事，七点已经过了。这时间里我用毛巾“咔哧咔哧”擦了好几遍脸。一写稿就出汗，写罢装进信封。信封胡乱写上女人名字，伪装成情书。七点四十出门。我说“散散步去”，平时一声不响的阿婆这回对我说了一句：“快些回来！”效果出现了。我在黑暗中苦笑。以前这样出门时，阿婆曾说“你这人老是出门啊”，听得我心里一惊。实际上我也每晚外出，怀疑也是理所当然。我一时心慌，笑着应道：“毕竟……”阿婆接道：“毕竟年轻，是吧？”说罢笑了。得知阿婆不是那个意思，我才放下心来。
八点碰头的地点是一个街道小厂密集的地方，位于从正面电车路拐下的一条小巷。路面有许多开店的人和额前头发偏长的职工。每次我都根据去的地方而尽量让衣着与之相符。万无一失固然做不到，但这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使自己衣着整洁，以免受到嫌疑性盘问。可是，在今天这样的地方，在八点这样的时间段，如果身穿西服拿着手杖行走反而惹人注目，弄巧成拙。于是我穿了件大体像那么回事的和服，随意扎了条衣带，帽子也没戴就出门了。
笔直的路对面，习惯摇晃右肩的s走了过来。看见我，他略为靠近一家商店的展示窗，然后若无其事地拐进小巷。我跟在他后面同样拐了进去，在另一条弯路上和他并肩走了起来。
s听我讲了前天散发传单的工厂里的情况。问了好几点之后，说道：
“每次都从厂里成为话题的事情出发，这样提起问题好是好，但在进一步提出政治性问题这点上有所不足。”
我吃惊地看着s的脸，觉得言之有理。我每每为传单受到好评感到欣喜，却忘了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
“所以就是说，就连我们也跟着大家自然而然发生的心情走。为了使大家由日常性不满过渡到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付出计划性的、尤其专业性的特殊努力。需要促使大家认识到这个……”
他说，以往的传单多是罗列很多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战传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这回又犯了把问题反过来局限于经济要求这一范围的错误。这种右翼性倾向，因追随大众而每每获得不错的评价。所以，对“评价不错”这点也还是需要慎重考察的。我们这样边走边谈。
“我只是提醒一下，往下若是出现驴唇不对马嘴那样的情形可不成。倒退！过去我们像蒙眼马那样只看事物的片面，只看片面。”
走了一阵子，我们走进一家茶馆。
“给，情书。”
说着，我把稿子放在餐桌下面的隔板上。s一边哼着什么歌，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稿子揣进衣袋。接下去，他问我：
“你没有主动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接上线吧？”
我说了路上从须山那里听到的情况。s故意哼歌听着，但眼睛十分留神。这是他的习惯。
“我也见了，昨天六点。但再无下文。”
我听了，胸口一阵不安。
“莫非出事了？”我说。可心里期待他说不要紧。
“呃……”s想了想，“不过，那家伙毕竟老谋深算啊！”
我们讲定谁能接上线谁就接，然后商量一下明早带传单的事就分手了。
九点一见须山，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尽管这样，也并不是说全部绝望。我和须山也商定想方设法查明胡子的下落，之后马上分开。
若非在自己住处附近接头，九点半过后我们概不活动，因为路上危险。和须山分别独自往回走时，我知道胡子吃进自己胸口的程度意外之深，觉得这么走路都好像分外心神不定。膝盖发软，甚至呼吸困难。生活在普通环境的人，也许认为我这时的反应伴有几分夸张和虚假成分。可作为我们，同外部已经彻底隔绝，和多年来的个人朋友也全部断绝往来，即使去澡堂也马虎不得，一旦被捕至少要进去六七年——这样的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同志。每有同志——哪怕只有一个——被夺走，我就痛感维系我们之间的心情是多么根深蒂固。而若是时刻指导我们的同志，感觉尤其如此。以前在一个反动工会中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时，即使发生同样的事也不至于这样。毕竟那时可以通过日常各种各样的生活加以冲淡。
太田在住处等我，本来我不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任何人，但在取得上面的人理解的情况下，只告诉了一个人（太田）。这是因为，为了在仓田工业开展活动，无论如何都得定个专人始终同其见面。而在外面见面，一来不及时，二来没办法谈透（就各种问题取得对方理解）。
太田是来谈明天的传单的。我说了刚才同s商谈的事项，决定明早七点他去省线t站月台——s在那里把传单交给他。
谈完当务之急，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聊上几句？”我笑着提议。“你的拿手好戏！”太田笑道。事情谈完后，我几乎每次都提议“聊上几句”，并且显得十分开心，所以现在成了我的拿手好戏。可这种时候自己为什么想要“闲聊”呢？我察觉到的缘由是：我们因活动关系几乎每天和同志见面，但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茶馆里用尽可能低的声音就事谈事，谈完马上离开那里，尽快分手。相同的状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周而复始。不用说，我们已经按照那种日常生活形态清算了过去的生活模式，如今习以为常了。但是，一如在拘留所待久了就特别想吃“甜食”以致有时想得病情发作一样，就我来说，对于那种生活的单一性的反作用使得我一看见同志就想聊上几句——类似的反应似乎是借助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一心情在过普通生活的太田眼里，只能看成我性格中极其乐观的另一面。时常为桌球之类口出狂言的他，不可能深度体察我的心情，有时残忍地（！）连闲聊也不聊就扬长而去。
太田答应“闲聊”，就工厂各种各样的女工评头品足一番，然后回去了。我很奇怪，奇怪他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多的女工。
“女工的爱法和资产阶级小姐不一样，不那么拐弯抹角装模作样，非常直接而具体，伤脑筋！”他这样说道。
“非常直接而具体”这说法很好笑，我们都笑了。
二
明确署名为“党”的传单散发之后，仓田工业早晚出入当即变得严峻起来。毕竟时期非比以往，加之制造的东西不同寻常，厂方也开始狼狈起来。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一天早上是十万火急跑进来的。工厂门旁有座昏暗的仓库总是开着门，女工无意间从那里通过时，发现角落里有头上套着黑衣服的“东西”蠢蠢欲动。后来得知那是保安员。从这上面也可看出那帮家伙是多么惊慌失措。
战争开始后，厂里的年轻工人接连出征离开。而另一方面，军需品生产任务急速增加。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哪家工厂都不得不开始大批量雇工。以前哪怕雇一个工人也要严格审查，还要有身份担保人。但是，战争开始后就顾不过来了。我们瞄准这样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况下即使雇用，也是“临时工”。而且，以国家“非常时期”为名目大量使用临时工，在结果上有助于拉低全体工人（从工厂看来雇用正式工人时）的工资。但是，他们夹在自身利益这两块板之间，不得不做出头套黑衣服监督这等恬不知耻的蠢事。
黑衣服倒是无所谓，问题在于伏击我的“西装”。我的相片已经分发到各警察署。尽管我改变了脸形，但还是不容大意。有个同志因为警察署有他十三年前照的相片而被见也没见过他本人的特务逮捕。一个同伴劝我彻底“潜伏”。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厂外推动厂内组织活动要困难百倍，连百分之一的成果也谈不上。这点即使在能同厂内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我们说的“潜伏”，当然不是指隐居，也不单指藏身或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那样认为。假如“潜伏”真是那么回事，那么相比之下，老老实实被那些家伙逮住关进拘留所不动不知要快乐多少倍。相反，“潜伏”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敌人的攻击，进行最为大胆而坚决的斗争。自不待言，从开展活动的容易程度等方面来说，我们合法是最理想的。所以我才让太田他们尽可能长时间确保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潜伏”不是正确说法。我们绝非主动“潜伏”，而是被他们逼的。
因为是在如此状态下将自己本身的危险暴露在敌人面前，所以一早一晚的“西服”实在让我吃不消。如果站在那里的“西服”总是平时那张熟面孔倒也罢了，而若远处站着另一张脸，自己就得放慢脚步，扶正帽子，走近之前确认是不是自己认得的脸。第一道关通过后，往下就是门卫的审视。携带传单的人是碰不得这里的。太田为此使用的女成员。按太田的说法，为了安全，要尽可能放在女工肚脐往下的地方。那帮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检查那里的地步。
第二天早上一开存衣柜，有传单！波涛一般的感情一瞬间掠过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女工正在读传单。像小学生一样一字一字拾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把小拇指插进头发搔动。看见我，问道：
“真的？”
指的是十元补贴的事。
我说真的真的一点儿不假。
女工随即说了一句：
“真是太不像话了！”
厂里，我作为“可疑的人”浮出水面来。有传单也罢没有也罢，我都总是对大家这个那个谈论的工厂的事——无论大小——积极插嘴，注意将其引往正确无误的方向。每当发生什么事件，无不站在大家的前头——我平时必须获得这样的信赖感。我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身先士卒，“大众性”地把更多的工人拉到自己这边。以前在工厂里实行的是小团体主义、悄悄把某个人拉进来。后来的实践让我明白：那种手法是永远也不可能使运动大众化的。
到开工还有一点时间，我正要往围着机床说话的一堆人那里移动，工头来了：
“拿传单的，交出来！”
大家下意识地藏起传单。
“藏起来反倒麻烦！”工头对我身旁的女工喝道：“你，快、快交出来！”
女工顺从地从腰带间拿出传单。
“这么危险的东西你怎么还当成宝贝！”工头苦笑。
“可工厂做事也太过分了吧？老伯！”
“所以、所以才说传单有问题嘛！”
“真的？不干时真给十元？”
工头噎了一下，说道：
“那种事天晓得！问工厂去！”
“老伯你不也那么说过一次吗？喏，传单说的到底是真的！”
女工这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问得好！”有人开口道。
工头顿时满脸通红，急忙蹭鼻头，支支吾吾，气呼呼离开了。我们第三车间随即大声哄了起来。事情虽然很小，但使得工头那家伙忘了继续没收传单。
那天开工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听说太田被人带走了。大概携带传单的事暴露了。
太田晓得我的住处！这点最让我担忧。
一次他说过，出事了，三天还是能坚持的。我问三天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大家都那么说。不知何故，在当时，“三天”仿佛成了一个通例。记得那时我们继续开了一会儿玩笑，但蓦然觉得太田某处的软弱。听得太田被捕时，脑袋里首先闪出的即是此事。
我知道的一个同志，尽管和自己一起住的人被捕了，但依然在原来的地方起居，我和同伴劝他马上搬离，结果那个同志做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不出所料，第五天住处来人了。当时他从窗口跳了出去。跳是跳出了，但跌伤了腿。为了不让他中途逃跑，押送路上被剥得一丝不挂。走进警察署的拘留所，一眼看见先被捕的同志，当即骂道：“混账！窝囊废！”，不料那个同伴认为（并且想说）他才是窝囊废。理由是他明知自己被捕了，却吊儿郎当地逃也不逃。后来那个同志出来时，我们对他说所以不是提醒过了么？明知可能被捕却被捕了，这可是纪律上的问题！结果他反唇相讥：是那家伙（先被捕的同伴）说的——居然在那帮混蛋面前说出来，这才是纪律问题！事实上那个同志面对审问也只字未吐。对那个同志而言，说出这种事一开始就不在他的设想范围内，因而根本没以为别人会说出来，所以才“吊儿郎当”留在原来的住处。这时我比任何人都深感捅到了自己的痛处。让他逃离住处，等于认同假如自己被捕，三四天就会招出住处这种败北主义。不过，这样的姿态恐怕同布尔什维克无关。这是abc。自那以来，我便将那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度而义务性约束自己。问题是现在面对的是信赖不得的太田，我不可能在住处将这正面意义上的“吊儿郎当”进行到底。我必须即刻搬离。
话说回来，到底还是不把住处告诉任何人为好。我们一位很优秀的同志将自己的住处告诉给了“七个人”，任凭他们出入。其中甚至有同志以外的“同情者”。那位优秀的同志因此在住处被捕——有这样的先例。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自己是在以世界第一严密自夸的警察网的追捕中活动的。
有一点值得庆幸，太田不知道须山和伊藤的住处。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一次我想告诉太田说那两人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同志。但想到后来的事，就打消了那个念头。一来是为了将镇压的波及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二来是因为我意识到单纯按照某某是成员这样的串联开展活动乃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主义。
从工厂下班后，我会同须山和伊藤嘉，在“豆汤屋”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晚）搬离住所；休息到工厂情况明了为止；更紧密地联络剩下的同志，高度保持临战状态。过去曾有许多同志以为“今天不要紧”或“不至于发生那种事吧”而招致失败。我们讲定，以上三点，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由我坚定执行。从刚刚领得的当日工钱中，须山分出八角、伊藤分出九角给我。
须山问我想什么呢，还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这是他的老毛病——我笑道又来了又来了。他介绍说，神田伯山腹带总是掖着一百元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动不碰（一直到死）。这是因为神田认为人有可能随时随地遭遇不测，而若届时没带钱，作为男人势必蒙受奇耻大辱——那是万万使不得的。
“同样，要是因为没钱而动弹不得被捕，那可是阶级性背叛啊！”这么说罢，须山补充一句：“我们必须学会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我和伊藤笑道，知道那么多的须山的脑袋活像“资料夹”。
我真是马虎大意，很快拐进通往住所的小巷。其实怕也算不上什么马虎大意。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太田会这么快就供出我的住所。我惊愕地伫立不动：二楼我的房间亮着电灯！而且直觉告诉我房间里至少不止一个人。毫无疑问是在盯梢。但是房间里有不少想要带出的东西，甚至有第二天就要碍事的——我转而认为“但是”的想法要不得。
当务之急是无处可去。由于一直居无定所，大凡熟人的家都几乎用遍了。那种地方早已不能再用第二次。我必须首先离开这个地段。于是走上电车道，四下打量着拦了一辆出租车。虽然别无去处，但我还是说道：
“去s街，两角。”
这时我忽然察觉，自己仍是从工厂回来那身衣服——同出租车很不协调。我在出租车中想了想，但还是没有着落。我心慌意乱。不过有个女子曾为我找过一两回出逃的落脚处。我一求她，她必定照办。女子租住一家商店的三楼，在一家小商会里工作。对左翼运动诚然怀有好意，但并不主动做什么。她的住所我倒是知道，问题是找去一个女人住的地方不够正常。所以过去有事时都是往商会打电话，用电话解决。但现在我只有那个女子，没办法顾虑那么多了。在s街下了出租车，一咬牙乘上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靠边坐下，双手置于膝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把电车厢扫视一遍。幸好没有“奇怪的家伙”。一位银行职员模样的西服男子在我旁边看《朝日新闻》。一看，第二版中间有个标题为“仓田工业检举红色分子”。我扫了好几眼，但正文看不成。我这才感觉到电车这东西真是慢性子，一时坐立不安。
出于慎重，我提前两站下车，走进小巷拐了两三个弯，赶去女子那里。第一次来，加上走的是小巷，有点儿迷路。一位老伯在店铺前面露出贴有膏药的肩头，自己用手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女士在吗？对方默默看着我。第二次我多少加大音量。于是对方朝有拉门的客厅那边说了句什么——说什么我没听懂——于是，有谁从齐腰高的玻璃往这边窥看。
“啊，出门去了。”里面响起不耐烦的语声。
我心里暗暗叫苦，遂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不知道那么多。估计是看了我的长相（打扮）的关系。我无奈地站在那里。别无他法。我说九点左右再来，走了出去。出来往三楼一看，电灯黑着。我顿时垂头丧气。
我走到有夜晚营业的小店的街上，或者看书，或者站在引人上钩的围棋盘前观战。然后走进一家茶馆，好歹消磨掉两个小时。折回拐弯一看，三楼窗口灯亮了。
我对笠原简单说了情况，问她有没有人家可住。问题是，她知道的人家过去几乎为我用遍了。商会倒是有两三个女同伴，但她们对我的活动一无所知，而且“都是单身一个人”。笠原一个劲儿歪头沉思，但还是没有。看表，快十点了。十点过后出门转悠再危险不过。何况我还穿着劳动服，就更危险了。若是女的，倒是有很多人可求，“可你是男的，难办！”笠原笑道。我也难办。但不管怎样，假如我不想被捕，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而这说出口来是需要勇气的。
“这里怎么样？……”
我一狠心说出口来。自己脸红了，磕磕巴巴。别人看起来也许是我大胆。实在走投无路。
“……”
笠原忽然睁大（变大的）眼睛盯着我，一下子屏息敛气。而后红了脸，不知为什么，把一直歪坐的膝部慌忙收起正坐。
片刻，她定下决心，下楼解释说s街的哥哥来了，需要留宿。可是，哥哥这个说法，无论怎么看都有些滑稽。她虽然生活简朴，但总是身穿正正规规的西式套装，头发也半是短发（？）。相比之下，“哥哥”却穿着劳动服。她那么一说，楼下的阿婆一声不响地从上往下打量着有些孩子气的笠原。她到底紧张起来，脸绷得紧紧的。对普通女子来说，光是男人留宿就已不是一件小事。
事情一旦这么定下，两人都一下子觉得有些别扭起来，交谈时断时续。我借得铅笔和纸张，趴着制订明天的计划：马上找人替补太田；把太田被捕写进传单以提醒仓田工业全体员工注意。我一边舔着铅笔一边写。蓦然回神，发觉女子不好自己开口说“该睡了”。于是问道：
“你几点睡？”
“一般是这个时候……”
“那么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立起打个哈欠。
被褥只有一套。她把被子递给我，我坚决拒绝。只穿睡袍躺下。熄灯后，她走去房间一角，似乎在那里换穿睡衣。
迄今为止（离家出走以来），我一直东奔西忙辗转流离，已经习惯了这种睡法，我很快睡去。但睡在女子家里是第一次，到底睡不踏实。刚迷迷糊糊就做梦醒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做梦做的也都是被人追赶的梦，而且很难逃掉——梦中大多如此——心里急得不行。啊、啊、啊、啊、啊……喘息不止，随即睁开眼睛。躺着一动不动，但觉脑袋的一侧一下接一下钝痛不止。我差不多没有睡的感觉，不停地翻身。但笠原在早上到来前好像一次也没翻身，身体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清楚意识到，她一开始便打定主意通宵不睡。
尽管这样，想必我还是多少睡了一会儿。睁眼一看，笠原的铺位早已收拾好，人已不见，估计下楼做饭去了。片刻，笠原已从下面吱吱呀呀踩着楼梯上来了。“睡得好？”她问。我“啊”一声应道。好像有些晃眼睛。
我配合笠原上班时间，一起出门。下面的阿婆在厨房里忙活，但那时停下手目送我的背影。
刚走出外面，笠原便像将昨天的担忧一吐为快似的“啊——啊——”连声。随后小声补充一句：“这老太婆！”
三
那天夜晚见s的时候，说了昨晚的事。他说那不合适，遂筹措一笔钱给我。我找好房子，请须山和伊藤置备家具，当即搬了进去。起始相当困惑，不知住在仓田工业所在的地段是好是坏。同一地段，危险相当大。但若选其他地段，交通费不好办。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其他地段合适。但警察意外认为我逃入其他地区也说不定。因此，我觉得对那帮家伙来个出其不意，留在同一地段也未尝不好。此事已有先例。那是如今已去俄国的一个同志的事。那个同志听说其他同志在江东方面活动期间，散步传言说自己在相反的城西方面进进出出。听得这个战术，那个同志说换上自己就相反——在江东时就散布传言说自己在江东。就我来说，在这个地段尚未被特务具体认出，而且因为工厂已经不干了，经济拮据也促使我决定留在同一地段。
关于住所，比较说来，小商小贩房子的二楼为好。一对老夫妻尤其好。那样的人同我们的活动没什么关系，对二楼房客的行动理解有限。而若是一知半解的知识阶层家庭，仅看一眼出入情形和房间，就能敏锐地从中感觉出非同“世人常人”的空气。不过，警察那帮人时不时来小商小贩这里查户籍，查的方式也不客气。而另一方面，如果对有门脸那样的人家，该查两次则减为只查一次，而且只限于打听“有没有特殊情况”。这次的住处介于二者之间。阿婆说她原来开过娱乐性酒馆，看样子当过谁的情妇。
须山和伊藤把行李大致归拢齐全，总算安顿下来。不足之处只是楼下也有房客。这样，就需要首先了解那人是什么人。我下楼去厕所。和我同是房客的人的房间拉门开着，人不在。我先把目光落在书架上。这是我去新住处而那里又有房客时采取的第一手段。因为看书架可以当即看出对方是怎样的人。书架上排列的全是极普通的书。估计是哪所学校的老师，地理书和历史书居多。不过，书桌放着《日本文学全集》。一闪看见打开的那页有“片冈铁兵”“叶山嘉树”等人的卷首相片。但那种书只此一册，此外似乎没有。
我们同伴里边，有的好不容易搬来了，而房东却在警察署工作——这样的例子可是为数不少。房东是做什么的这点马上弄明白当然好。但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都无由得知。“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由于自身情况有别，即使这么单纯的提问也很难坦然出口。
我向阿婆问了澡堂位置，走出门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调查。我拿着香皂和毛巾，慢悠悠走着。首先看了每天往来的路两侧人家的名牌。看了五六家，前面拐角那里有个名牌写着“警视厅巡警”。但位于大宅门的后门，用不着太担心。从澡堂出来，回走路上查看了这一带的小路和过道。一般说来，这座城市（其他城市也有可能）的奇特之处，在于工厂街和富豪住宅街紧紧靠在一起。这里也是如此，尽管仓田工业同在这里，但稍一离开拥挤嘈杂的大街便是幽深的住宅区。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沿着幽静的一条直路前行，不远就是热闹的大街。办完事回来，不难明白有没有人跟踪；而一出家门，马上就能混进热闹的大街。条件意外之好。
二楼我的房间直接连着“晾衣台”。距离邻居的晾衣台只有一大步，很容易从这里跨过另一家的院墙。我于是决定买一双拖鞋放在晾衣台上，以便一开窗就能穿上。只是伤脑筋的是，这一带房子像“巴黎屋檐下”那样挤在一起，稍一开窗就有被周围五六座房子里的人及其二楼房客看见的危险。在弄清那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不得不关门闭户坐着不动。这么着，我就去楼下聊天。打算通过聊天打探左邻右舍的情况。
一问，得知周围住的是在法律事务所上班的事务员、三弦师傅及其二楼的股东掌柜、派出妇女会，还有七八个公司职员，都是家里有钢琴的有钱人家。决定租住这里的当天夜晚就弄明白了附近这么多情况，可谓一大成功。除了饶舌的派出妇女会，必须说人都不错。
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必须准备好一旦住处被查或发生其他不测时能立即投宿的地方。哪怕看上去再安全，那也丝毫不意味永远万无一失。事实上，大上次那个住处，搬进去第二天就在洗完澡回来的路上看见住处前面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那是一条直路，我虽然发现了那个人，但已近得没办法退回去了，只好做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把湿毛巾挡在眼前，吹着朦胧记得的“不远万里、追逐幻影……”的口哨，过门不入地径直走去。穿西服的人似乎看见了我，但作为盯梢的看法，总觉得有点儿奇怪。走了一阵子回头一看，那人仍站在那里往这边看着。那天夜晚我住进同志那里。那个同志是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没有那样的盯梢方式；第二，不可能新搬来不出两三天就在没有任何预备调查的情况下赶来。第二天派人查看，得知虚惊一场。但不管怎样，作好及时应对突发灾难的进一步准备总是必要的。下次联络时，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笠原。
活动立刻重振旗鼓。伊藤嘉最近变得非常积极，干得有声有色，决定用她替补太田留下的空缺。镇压风暴袭来时，很少有人表现出积极性。她虽然毕业于高等程度的学校，但由于长期在工厂生活（尽管工厂换来换去），过去那种味道已经荡然无存。自从活动变得非法之后，这位女子总是潜入工厂活动，被捕了好几次。那锻炼了她。潜入之后，伊藤反而抛头露面，同渐渐远离工人现实生活气氛那一类型完全相反。每次被警察逮捕，母亲都被找来领回女儿。但不出半日，伊藤就再次跳出家门，开始秘密活动——尽管母亲每次都求她别再出去了。这样，一接到警察通知女儿被捕了赶快过来，母亲就很高兴。在警察署，母亲再三道谢，把女儿领回家来。第三次或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跟母亲一起去了澡堂——已经好久没这样了——这也是出于以下考虑：自己的活动越来越重要，往下恐怕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走出警察署了。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悄悄的告别。不料，母亲在澡堂初次目睹女儿的裸体，一下子瘫软下来：伊藤的身体因再三再四的拷问而浑身布满青黑色的伤痕。据伊藤说，自那以来，母亲一下子同情起女儿来，对女儿有了理解。生气地说：“警察把女儿弄成这样，没必要向他们低头！”伊藤后来因没有交通费和生活费，只好派人找母亲要钱。过去母亲总说不回家就不给钱，而现在，要两元给四元，要五元给七八元，还说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仅仅为贫苦人做事就那么殴打无辜的女儿，坏的肯定是警察！”——母亲每次见人都开始这么说了。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拉来自己这边，怎么可能在工厂里把各种各样的同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这件事有许多真正的含义，伊藤等人便是一个典型。对她这种获取未入组织之人的技巧，我惊叹不已。哪怕有一点点时间，她也去浅草看歌舞表演，或者看国产电影，看无产阶级小说。而在动员未入组织之人的时候当即作为话题巧妙地利用起来（顺便说一句，她长着一张吸引人的漂亮面孔，即使一声不响，下班路上也有男工找她去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给她买好多东西。她非常冷静地将计就计）。
她是很愿意听别人意见的坦诚女子。但对自己以往通过多达几十次的经历筛选而获取的方法，则如石头一样顽固坚持。眼下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仓田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八百人之中）都是女工，她的存在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业，我还做“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而胡子被捕几乎已确凿无疑，因此他的一部分工作也要承担，一下忙了起来。好在住处已经落实，加之没了工厂活动，可以充分制订日常生活计划，比过去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之中。
在工厂时，可以把握厂里每天每日的“动态”，将其及时反映在第二天传单之中。现在，那项工作已由须山和伊藤负责。最初我担忧离开工厂的后果，但通过同须山他们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不仅没有“漂浮”，反而得以拉开距离看出须山和伊藤他们（包括以前的我）被眼前的事分散了所有的注意力，因而无法从发展角度长远看待事物。这让我饶有兴致。可以说，这表面上似乎采取十分精细的观察方法，实则在某个固定框架内睁大眼睛逼视。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做容易高瞻远瞩的“地方委员会”工作的关系。从中得知自己无需担忧自己“漂浮”。
我首先觉察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在八百人之多的工厂里，只有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拼命（绝对拼命）活动，尽管只有四五个人，但不用说，若没有支部的拼命活动，就不可能驱动整个工厂。而为了通过这四五个人的拼命活动驱动整个工厂，就必须同厂里的大众性组织结合起来（或者建立那样的组织并在其中活动），进而使之成为具体问题。如果不考虑这项实际计划，那么，势必以四五个人的、毫无发展前景的独角戏而告终。而实际上这些临时工女工们正准备组织临时工“亲睦会”——虽说我们好歹相识了，也还是要各奔东西，但毕竟“袖口相碰”也是前世因缘。还有，临时工、正式工之所以因为工钱等待遇问题而关系不好，是因为工厂故意使坏造成的。其中也有“互帮互助”而成为好友的人。虽说这不过是一两例，但若支部懂得努力将这种自然发生的个例变成大的团体（组织）并在其中（不是自己四五人当中）劳动，那么，在不日到来的解雇六百人的时候用来驱动整个工厂也并非不可能。
尤其是，仓田工业是生产毒气面罩和降落伞、飞艇船舷的军需品工厂，战争期间工厂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把组织的重心放在军需品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和交通产业（运送军队和武器），在里面开展活动。于是我、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入仓田工业。只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临时工，所以不出半个月都将被砍掉，必须争分夺秒让组织扎下根来。为此需要争取正式工。那样，就算被砍掉，也能通过留下的组织之根同外部的紧密联系而使活动顺利继续下去。我们决定：哪怕话题再小也要抓住，时刻促使正式工同临时工相互接触，在方向上推动二者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即使临时工中间的组织，在他们被砍掉后也势必另找工厂，进入各自的工作场所，即成为所谓“孢子”。因此，和一个个临时工之间，往下再往下也绝不能放手——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作在被解雇之前的短时间里完成。
两三天后和须山预定在街头见面时，须山以奇妙的手势挥着手走来。每有什么他就总是做出那副样子。见面后慢慢说这种方式，对于他似乎实在痒得难受，从而马上在动作上表现出来。于是我想怕是有什么了。我拐进一条小路。本应再拐进一条小路后两人才并肩行走，然而须山已经一阵小跑从后面打起招呼来。
“太田有报告来了！”他说。
难怪，我心想。
报告是一个“不良分子”拿来的，说是受人之托。从仓田工业走上电车道，那一带是“花街柳巷”。电车道两侧的小巷排列着带小圆窗的妓院。一入夜就开门迎客，到处欢声笑语。而且，什么什么“组”的什么什么“坏分子”“不良分子”在这一带飞扬跋扈。不料，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被以威胁罪抓进n警察署的时候，在拘留所偶然同太田关在了一起。于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出来时，太田托他来我们认识的t那里提交报告。
按报告的说法，我已受到非同一般的追查；甚至戴劳埃德眼镜都已被知晓；那帮家伙说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立即逮捕，希望我充分注意。
我听了，说道：
“反过来说，正因为太田什么都说出去了，我才受到追查。”
“正是。你戴不戴劳埃德眼镜，只要不是特务认识你和你走碰头，那怕是不可能知道的。”须山也笑道。
于是，我们认为太田的报告是为了把自己的行径合理化而写的。相比之下，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太田在警察署供述了什么和供述到什么地步，进而据此及时制定对策。我觉得，看这个样子，太田肯定很快出来，对这种态度的家伙最要当心才是。
不过在工厂里，由于太田是正做工时被带走的，这点造成不小冲击。大家心想原来一直散发传单是他啊，从而产生亲切的感激之情。并且，一有什么就被工头斥为“老虎”（ultra之意）和“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即是太田，那种原来以为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存在即是每天一起在降落伞布料上按熨斗的太田——这种意外使大家感到震惊。“太田总是考虑我们的事，结果被抓走了，我们是不是以工厂有心人的名义往警察署给他送点什么？”——伊藤嘉当即这样提起太田事件，把钱物集中起来。有七八个人出了钱，其中也有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嘉从太田事件说到传单，说到厂里的劳作，终于把八九个人成功地争取过来。由于长期在工厂活动，她晓得提起怎样的话题能使大家跟上来。加上降落伞这边因为几乎全是女工，所以对太田的评价相当高。这点也给她巧妙地抓住了。她从八九人里边选出积极分子，以“仓田工业女工有心人”的名义派去警察署送东西。裤衩、短褂、夹衣、衣带、手巾、卫生纸，以及现金一元。在警察署，警察让那个女工等了一会儿，回复太田说：“大家的好意自然难能可贵，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能接受。”喝令拿回。结果，对这种事不熟悉的女工就和四五个同伴一起把东西拿了回来。伊藤自己以前在警察署领教过这种名堂，就又去了一次警察署，死缠活磨把东西放在了那里。事后从须山口中听得太田原来这样，不由得大发脾气。
大概太田把自己的变节和卑劣看成自己一人的事，而不知晓这给众多工人心头投上了大块阴影。那家伙是个人主义者、败北主义者、叛徒。他还把警察尚未掌握的我的部署以及其后的行动也说了出来。这意味着，今后我同仓田工业的同伴们一起活动的困难程度增加了不止十倍。我们不仅由于敌人的特务，而且由于己方的“腐败分子”而浴火拼搏。那天交通费也不很够，只好走路回去。路上我的神经变得异常敏锐，遇上的每个男人看上去都像是特务。我再三再四回头回脑，设想那些家伙由于太田的“进言”而严厉监视这一地段，以便逮捕我。据胡子介绍（以前介绍的），那帮家伙逮住我们一个，可领到五十元钱。想必那帮家伙为这诱饵而走火入魔。我忽然心想，如此不冷静的时候更容易出危险，我不能被捕。我走进“豆汤屋”慢慢歇了口气，然后返回住处。
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整个生涯都被活动挤得满满的。这和过着合法生活的人不同。雪上加霜的是，又出现了这种叛变行为。我们为之感到充满全身的愤怒和憎恶。如今我们已不拥有堪称私人生活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在以终生性感情（假如允许有这样的说法）愤怒和憎恶。
想必我正在气头上，竟然忘了跟阿婆打招呼——我规定自己出门进门都向房东好好打招呼——直接爬上二楼。
我坐在桌前，骂了一声：“畜生！”
那以后，我和笠原忽然亲密起来。自己也觉得奇妙。大凡我托她的事，她都做得滴水不漏。太田的叛变使得我最近决定搬去别处，但我不能自己到处找房子，就委托给笠原。与此同时，我试着考虑和笠原一起住。即便为了让非法活动长期继续下去，也还是那样合适。
住处有个男人，又没在哪里上班，而且每天晚上（一到晚上）都外出——被怀疑的因素可谓一应俱全。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这点倒还好。特别是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个联络，其间如果有一小时空白，就不能在外面逛来逛去，而要暂且回家。之后再次出门。那种时候，阿婆明显现出诧异的神情。仿佛在说是靠什么吃饭的呢？这种状态，查户籍的警察来时，有可能当即看出名堂。
笠原在公司上班，早上出门时间是固定的。那样，就算我看上去东游西逛，也可以解释为靠妻子的工资过活。人世间只相信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于是我问笠原能不能和自己一同生活。她听了，突然用那对大眼睛（睁大的）瞪着我，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问一遍。她还是沉默。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下次相见时，看上去笠原在我面前坐得相当拘谨，那的确称得上拘谨——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肩缩瑟着，双手放在膝头，身体僵挺。在她住处留宿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出门时，刚出门一步她就用男人般开朗的语声叫道：“啊——啊，这下好了，畜生！”全然没有女人味儿。我不解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很多事。交谈中断时，她显得坐立不安。两人都回避上次的话题，一再往后拖延。事情谈定后，我终于开口了。来之前她是自己下了决心的。
之后我和笠原马上搬去新的地方。那里距离仓田工业稍远一些，但须山和伊藤是能乘电车通行的“身份”，就由他们过来这边。这样，既节省了交通费，又可以减少路上的危险。
四
须山在那边有事的时候，经常顺便到我母亲那里。告诉说我精神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家时，由于事发突然，连对孤独的母亲都没能说明情况就不得不转入地下。那天夜晚六点左右，我像往常那样出门“联络”。我虽然从事非法活动，但又以堕落工会一名会员的身份在许多合法场合作为反对派进行斗争。不料，六点见面的那位同志说同我一起做工的f突然被捕：“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跟他直接联络的你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时愣住了。假如因f的关系而知道我，那么，我仅仅作为堕落工会的革命反对派是不可能了结的，势必涉及上头。于是我想先回家处理该处理的东西，准备转入地下。也这样说了，心想这点儿时间总还是有的，结果那个同志（胡子）说道：
“开哪家子玩笑！”
他语气虽然像开玩笑，但态度很明确：绝对不能回家；要处理的东西委托别人；即使就穿这身衣服走也只好这样。“毕竟不是修学旅行啊！”他笑道。胡子是能以和蔼可亲的态度说出决绝之事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一个转入地下的同志最后无处可去了，就说了句“今晚不要紧吧”而回去住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被捕了——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考虑到监控危险性，但还是出门处理重要东西以致被捕！他一般不说一定不行。那种时候只是举个合适的例子。看上去他久经沙场，知道许多那方面的例子。
我从胡子手上借得他仅有的五元钱，窜到朋友夫妇家里。不料，听说第二天早上到底有警视厅和s警察署的特务一共四个人去我家抓我。一无所知的母亲吃了一惊，说昨晚出去还没回来。这么着，其中一个似乎“最厉害的人”说怕是听到风声逃跑了。
我就那样再未回家。须山每次带着我的消息去我家时，母亲简直就像对待回家的亲儿子一样把他让到屋子里面，端出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须山搔着脑袋说被盯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讲了我跑出家之后的情况。每当中断的时候，母亲就催问：“后来呢？后来呢？”自那以来，母亲夜里觉也睡不好。以致眼皮下面肿肿的松松的，两颊深深塌陷下去，脖颈细细的软软的，看上去东摇西晃。
最后，母亲问：“还得多少天安治才能回来呢？”须山无言以对。多少天？面对母亲那随时可能折断的细瘦脖颈，须山无论如何也讲不出真话。“这……时间不会太久吧……”他说。
我已经不知被警察抓进多少次了，在拘留所度过几次二十九天。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何况前年还蹲了八个月监狱，那期间母亲一直探监送东西。因此，如今反而能理解我从事的活动了，只是不明白的是我后来为什么没给警察逮个正着，担心我跑来跑去后果不好。
过去我也许对母亲过于冷酷了，而我终归只能以有进无退的行动表现自己。但六十岁母亲竟然正在接近我的心情——我仿佛看见她那要比从事这种运动的我们不止困难一百倍的痛苦的内心挣扎。我的母亲是普通百姓，连小学都没上过。可是，从我在家时她就开始学习“いろは”了。戴着眼镜，腿伸进被炉，背弓得圆圆的，把小木板放在被炉上，收集我用过乱扔的稿纸，用铅笔在背面练习写字。我笑道：“开始搞什么呢？”前年我在监狱时，母亲因为一个字也不会写而连一封信也没能寄——“这太遗憾了！”母亲有一次说道。而且母亲也看出来了，我出狱后越来越深地投入运动之中。于是母亲心想，肯定还会被抓进去。即使免于被抓，但因为眼下是保释期间，迟早也还是要判刑入狱——母亲是为了那个时候学字的。我潜伏前不久，她虽然字写得东倒西歪，倒已能写出完全可以辨认的字了，这让我感到吃惊。这回她问须山：“不能见到的吗？”须山说还是不见好吧。“信也不能写吗？”她又问。须山这样讲给我时，母亲这么说时的心情直接打动了我，我感到一阵难受。
须山临走时，母亲递出夹袄、短褂、裤衩和布袜，又叫他等等，走去厨房，在那里“咕咕嘟嘟”鼓捣了一阵子。我以为做什么呢，原来煮了五六个鸡蛋拿来。她还让须山转告我：鸡蛋一角钱能买三四个，一定要挑新鲜的生喝下去。我把煮鸡蛋给须山和伊藤吃了。“喂，伊藤，我们吃一个算了，不然过后要被老太太抱怨的。”须山笑道。伊藤偷偷擦眼睛。
后来须山去我家时，我让他清楚告诉母亲，自己四五年也回不了家了。使得我回不了家的，不是我从事的运动，而是警察那帮有钱人的狗腿子。所以不要恨我，而要恨这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同稀里糊涂相比，让她一清二楚，反而能产生抵抗力。而且，我认识的一个同伴被警察逮住，说他和共产党有关。结果留在家中的妻子和母亲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没有那种“阴影”，无中生有地说是共产党是“想要治罪”。果真如此，那么就是说那个同伴的家人们在说共产党是“阴影”，若是共产党，治罪也未尝不可。我想，尽管母亲六十岁了，但我的母亲不能有那样的想法或说出那样的话。过去五十多年时间里，我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最底层。把话挑明，我认为她是能够理解的。
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听着这些。她另外这样问道：自己现在六十岁了，得了病什么的，今天明天说不定就会死掉。那种时候也不能回来一下吗？须山根本没预料到那种情况，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后来我对他说，那种时候也不能回去。
“喂喂，那话是说不出口的！”须山现出困窘的表情。
我也并非不认为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这一来是无可奈何的事，二来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所有事情让母亲心里怀有对统治阶级的终生性憎恶（母亲的一生实际上也是那样的）。我再三求须山转告：自己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也全都是统治阶级造成的。不过，那天见须山时我到底心口怦怦直跳。
“怎么样？”我问。
“这么说来着……”
须山介绍，我的母亲近来瘦了一些，脸色也好像苍白了。再次问能不能见上一面。
我倏然想起“渡政”来。渡政转入地下时，他的母亲（不仅仅是渡政的母亲，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一个同志：“再也见不到阿政了吗？”同志们告诉母亲：“见不到了。”我把这件事讲给了须山。
“那个自然明白。不过又不是要告诉你的住处，还是在哪里见一次吧！”
实际目睹母亲样子的须山被打动了。
“可是，不那么做都给那帮家伙盯着呢，万一有什么……”
但我终究被须山说服了。决定慎之又慎，利用我们平时不用的地段的场所，由须山用汽车把母亲领来。在那个时间我去那家小餐馆。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郁悒。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须山马上要走。母亲硬把鸡蛋和香蕉塞到他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又说在茨城的女儿的丈夫往下会想法照顾自己的，要我别担心。由于话说到这里了，我就把以前通过须山转达的话从我嘴里重说了一遍。“知道。”母亲微微笑道。
这当中我觉察出母亲总好像有些坐不住，说话也沉不下来，没办法静静说完。母亲终于告诉我：没见你的时候总是坐立不安。可这么一见，又担心得不行，生怕你因为这么做而被逮住。所以差不多该回去了。难怪母亲每当别的桌子有客人来时总是往那边看，不是说“那位客人好像不要紧”，就是说“那个人长相挺凶的”。而我反而浑然不觉，用在家时那样的语声说话。于是母亲提醒我压低嗓门。母亲说，与其这么担惊受怕地见面，还不如知道我健健康康地工作好些。
临走时，母亲说她已经六十了，往下打算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毕竟六十了，明天就死了也不一定。知道我死了，难保你一定不回家。而那一来就要冒危险，所以死了也不通知你。临死能不能见上一面，对普通世人来说或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何况对于六十岁的母亲。母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这让我感到浑身收紧般的激动。我沉默不语，也只能沉默。
走到外面，母亲在我的背后说自己一个人可以回家，让我放心走。随后突然以担忧的语声说：
“你的肩总好像有毛病。知道的人从身后也能马上知道是你。得改掉这个毛病，走路别晃肩……”
“啊，大家都那么说。”
“是吧？马上知道的！”
母亲临分手时自言自语重复说了好几次“马上知道的”。
此前留给我的最后的个人生活退路——同至亲的关系被切断了。往下第几年新社会（我们在为此战斗）到来之前，我不会同母亲一同生活了。
不久，胡子来了报告。
胡子最初在t警察署待了五天，之后转到k警察署，在那里关了二十九天。报告是和他同监的一个朝鲜工人带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出入的t那里的，情况这才明白。报告写道：自己是在住处被捕的；但其原因无论如何都猜不出来；决不要为重建阵营而焦躁、而闷头蛮干或沦为权宜主义。“焦躁”“闷头蛮干”和“权宜主义”三个地方特意加了“·”。
看了，我、须山和伊藤为自己甚至“焦躁”“闷头蛮干”那个程度的事也没做感到羞愧。
胡子家里有父母兄弟。那边也给我（以我们之间称呼的名字）寄来了报告：“自己只打算写‘白纸说明’、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一口咬定。”大家看了，说道：
“这下子太田带来的气恼全都消了！”
我们坚信：无论出怎样的叛徒和出怎样的机会主义者，都有一条正确的线在其间明确划出，划得又粗又红。
胡子平时像口头禅似的说过，面对敌人的审问，只要说了一句什么，就意味不服从什么也不能说这条我方的铁的纪律，而屈服于让他说什么这条敌人的纪律。理所当然，对于共产主义者、党员，必须服从的不是敌人的纪律，而是我方铁的纪律。现在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这一点。
“伊藤可知道沙巴洛夫？”须山问。
“马克思主义道路！”
“资料夹又来了！”我笑道。
“听说沙巴洛夫被捕后，七个月时间坚决一言不发。并且这样说道：对于一个平凡的人，要做到概不陈述，亦即，最好的表现是采取我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听了，说：
“不过，上次成为无产阶级戏剧主人公的我们的一位女同志，就连对方完全清楚的自己的姓名和原籍也不说，坚持抗争到底，直到出狱——超过沙巴洛夫！”
她像说自己的事一样说道。须山似乎懊恼地咔嗤咔嗤搔着头。
于是，我们决定将“作为一个平凡人”面对敌人审问一言不发一事作为本次支部会议的决议加以实行。同时决定不将这项决议局限于此，而向上级机关报告，争取使之成为全党决议。
根据后来送到t那里的报告，胡子又从k警察署被转去o警察署，在那里从早到晚被七八个人拷打了三天。双手绑在背后，就那样吊在房梁上，拷打的人从下面用竹剑抽打不止。昏过去了就灌水，如此反复几十次。但他一言不发。
伊藤看了这份报告，“太可恨了！”她说。她也有两三次在警察署连衬裤都被扒了，赤身裸体，给竹剑尖头捅得滚来滚去。
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鼓舞了我们。本来我有了困意，很难把明天之前必须做完的工作赶出来，想躺下休息。但这种时候想到“监狱”中的人的事迹，就克制自己，打起精神。想到那些人，困这点儿事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狱中的人怎么样了呢？是在被拷打吧？我们各种日常生活就这样同狱中同志的生活直接结合在了一起。虽说内外不同，但在对统治阶级斗争这点上丝毫没有差异。
五
伊藤在临时工中争取了八个同伴。仓田工业要砍掉六百名临时工一事愈发变得确切无疑。十元补贴也不大可能，（自共产党传单散发后）这点在任何人眼里都一清二楚。这种不安同我们的方针不谋而合，亲睦会的凝聚力比预想的来得容易。
女工们下班路上已经饥肠辘辘。伊藤、辻和佐佐木她们（辻和佐佐木是同伴中素质最好的）邀大家来到“豆汤屋”和“荞面馆”。做工整整站了一天，早已筋疲力尽，大家吃的全是甜食。由于总算没了机器的轰鸣声，人们恨不得放开嗓门把一整天的事一吐为快。
伊藤她们是像下面这样做的。伊藤在那么多人里边也被高看一眼。所以，即使伊藤在豆汤屋等地方说“像模像样的话”也没什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则“敲边鼓”，和大家一起故意向伊藤提出各种各样的、时而反动的问题，创造谈起正事的契机。起初互相配合得不够协调，或者卡住不动，或者一个劲儿原地兜圈子。还有时险些露出“合谋”马脚，让人心惊胆战。在那种情况下，最后走出豆汤屋时三人都发觉黏糊糊出了一身大汗。但一两次之后，明显变得巧妙起来。“敲边鼓”一旦敲熟了，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以朋友意识跟来的女工顺利吸引过来。因此，“敲边鼓”的人，必须清楚了解觉悟低的普通女工所不知不觉怀有的想法和偏见。
女工们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外乎谁和谁不正常啦，谁和谁黏黏糊糊或两层皮啦。见面时伊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面罩车间的正式工吉村给阿布这个降落伞女工写了一封情书，要找个安静地方慢慢聊聊。于是大家一出厂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走进荞面馆也还是尽说这个，说阿布接到信后马上涂雪花膏涂得厚啦，把小圆镜拴条细绳吊在衣带前边做工边始终照镜子啦，如此没完没了。不料，同伴中一个叫阿茂的多少机灵些的女工道出这样一番话来：阿布不无伤心地对她抱怨，本来说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聊聊，可是厂里轰轰隆隆吵得不行，而加完夜班回来已经九点十点了，累得一塌糊涂。再说那个人七点就下工回去了，没办法碰在一起。“怪可怜的！”有人说。这么着，“敲边鼓”的佐佐木说：“瞧这样子，我们连悄悄说情话都不可能啊！”于是大家议论起来，“说的是”“一点不错”。
“即使为悄悄说情话，让人干活干这么长时间也是受不了的。再说偶尔也想和那个人单独去看一场电影的嘛，是不？”
大家笑道：“正是正是！”
“何况工钱这么低，电影也看不起！”
“对对，要是不减少做工时间、增加工钱，连情话也说不成！”
“工厂实在不像话！”
“我们那里的工头，今天这么吼来着：知道眼下是什么时候吗？战争！你们要把自己看成军队的一部分拼死拼活做工才行！要是战争吃紧，就得给你们和士兵同样的工钱让你们干个不停。这是为了国家！——秃脑瓜子这么说来着！”
这让伊藤也吃了一惊。在伊藤也不怎么注意的时间里，“说情话”发展成了工厂待遇问题。就连“敲边鼓”也对此目瞪口呆。再往下，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对工厂待遇的攻击。
从伊藤口中听了，我想果不其然。战争开始后，劳动强化无论哪里都变本加厉，但同干同样的活（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女工的剥削却急速加重起来。现在，就连“说情话”也离不开经济上的解决了。这点大家都深切感觉到了，并非一种说笑。
伊藤最近准备请那伙人看一场有趣的戏剧。伊藤、辻和佐佐木说大家想看浅草的歌舞表演或片冈千惠藏，就打算在“敲边鼓”的诱导下去“左翼剧场”。
听完伊藤的报告，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将男工也拉入同伙之中。只要同须山取得联系，这应该不是难事。若有一两个男工进去，大家情绪肯定不同。另外一点，不光临时工，还要注意把正式工也拉进来，这点最为要紧。伊藤也同意了。
接着，为了应对六百人的解雇，我们决定不再散发总的说来属于“工厂报式”传单，而将传单与工厂报分开使之独立。
我让须山考虑工厂报的名字，他说“情话降落伞”如何？说着，鼓了鼓鼻腔。
工厂报决定以“面罩”为名出刊。眼下我没去工厂，就由s负责编辑，我往手头收集伊藤、须山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写稿，转到打字机那边。伊藤一大早从兼打字员的交通员手里接收报纸。我和须山、伊藤天天保持联系，调查工厂报的影响，将其经验教训反映在下一期编辑中。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得知厂方也在时时刻刻商量对策。现在不再就十元补贴和解雇的事说得那么耸人听闻了。显而易见，已有什么进入下一步对策。不用说，那是为了不出十元补贴、为了顺顺当当一举解雇的策略。可是，如果不让大家清楚知道那个策略实际上是怎样的东西，不把它亮在大家面前，那是不行的。如果一如既往地老生常谈，大家势必从我们跟前离开。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适应资产阶级千奇百怪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的失败，最初总是我们让敌人害怕。但是，一旦敌人把握了我们的主要做法，我们就反胜为败。然而我们看也不看敌人到底想干什么，只顾一成不变地横冲直闯。于是敌人往往在最后关头把我们打垮。
伊藤到底注意到了这点，说“近来总有些蹊跷”。而蹊跷在什么地方则蒙在鼓里。
第二天，须山拿来一个纸条：
告示
由于诸位勤奋努力，工厂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为此与大家分享喜悦。想必诸位也很清楚，战争仅靠军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诸位全力以赴制造面罩、降落伞和飞艇船舷，我国绝不可能获胜。因而，纵使工作多少辛苦一些，也恳请诸位以战场上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将士那样的心情和觉悟努力工作。
以此一言促使诸位觉悟。
厂长
“我们的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须山说。
厂里说，原本打算按起初讲好的，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解雇六百人，但现在改变方针，将认为成绩优秀的二百人左右转为正式工，希望各自努力工作——将这样的传闻在厂里散布开来。
我和须山心里叫苦。这个“传闻”，目的明显在于阻碍解雇那一瞬间到来之前反抗组织化。另一方面，企图利用“告示”，以可能转为正式工这一诱饵促使大家拼命劳作，进一步敲骨吸髓。
为了揭露这一本质，须山把告示抄了下来。我们因此得知工厂的下一步战术。
我和须山、伊藤天天联络。但是，仅靠联络是无法制定精密对策的，所以按每周一次的安排三人坐在一起。地点由伊藤想办法。须山和伊藤因是合法存在固然可以，而我在同一场所一坐两三个小时就相当危险，须仔细注意。我和伊藤在街头碰面时问清场所，在查看周围情况得知较为安全之后，就让她和须山先去，我随后选另一条路赶去那里。到了那里我也不直接进去，而物色一定的场所。弄清没有异常情况，伊藤就在那个场所做个“记号”。
一天晚上——白天肿胀的柏油路面有温吞吞的风吹来的晚上——我带着准备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战旗”（机关报）和小册子离开住处。这天晚上预定“坐在一起”。走到半路，拐角站着两个巡警。来到另一拐角时，有三个站在那里。我心想不好，身上带着东西，今天的碰头怎么办呢？我一边想着，一边犹犹豫豫行走之间，发现派出所那里也站着两三个巡警。令人吃惊的是下巴还系着帽带。明知掉头往回走不合适，但别无他法。我稍微放慢了脚步。这时，一个交警好像往这边看着，而且像要往我这边走来。我当即做出东张西望的样子，然后把手放在帽子上，问道：
“s街是这边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