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以不无厌恶的眼神打量我一番：
“s街是这边。”
“啊，多谢多谢！”
我朝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若无其事地回头一看，注意我的那个交警回过头和两人说什么。我心里骂道畜生！而后拍了拍怀里的“战旗”和“小册子”。“后悔了吧？五十元没到手！”
为防万一，我还是返回住所。看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原来发生了杀人案。我们时常受其他事件连累。不过，那帮家伙动不动就以这类事件为借口搞什么“剿赤”。实际上他们每次都胡诌“有意料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证据。据s介绍，外国杂志上说日本既没有深夜外出的自由，又没有在茶馆酒吧不受官宪强行检查畅所欲言的自由。确实如此。而那尤其用来围剿我们。
我经常留意报纸，早晚外出一定查好自己所去方面有没有什么事件才动身。关于流窜至今的杀人犯或强盗被捕之类的报道，尤其看得不放过任何边角。那时不但自己订的报纸，还让笠原买了各种报纸认真阅读。一次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的犯人的报道，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启示。每天早上的报纸，我首先从那样的报道读起。
我同现在一起转入地下的s和n之间展开“不被捕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争——五年计划越延长——延长到六年、七年——成绩越优秀。为此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为此，日常行动依赖偶然性是不成的，而需要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展开行动。笠原时不时从旧书店买《新青年》让我看。不知为什么，有时我也读侦探小说读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去定期联络时，须山一见我就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说本来认定我出事了（因我从未失约），“在实际看到你之前，满脑袋里是糟糕想象，难受得不行。”
我讲了昨天受的牵连，笑道：
“五年计划六年完成，不是吗？”
“那倒是……”
昨天我因受“杀人犯”牵连而没能“一起坐”，须山今天作好了准备。场所是伊藤的宿舍。她一两天内要搬离那里，所以决定利用她的宿舍。宿舍里住了七八个人，条件不怎么好。若是我想小便，就用伊藤有病时买的便盆，而不下楼去厕所。如果在厕所里碰上同宿舍的人而对方又认识自己，可就麻烦大了。
我对两人说：“往那边看！”然后走到房间角落，往玻璃便盆里方便了事。伊藤一下下抖动肩膀笑了。
“臊！”须山夸张地捏着鼻子。
“麒麟纯生！”我一边把便盆塞去角落，一边逗两人发笑。
情况已很清楚，仓田工业终于进入最后攻势。伊藤的报告中也写了，例如和伊藤一起做工的降落伞女工正在看今早进来的第三期“面罩”时，四五天前刚进厂的一个男工一把抢了过去，对女工拳打脚踢。每有“面罩”和传单进来，大家对工头固然提防，而对同伴并不顾忌，于是疏忽了。伊藤见了，觉得情况不正常，就调查了那个男工。后来从一个清洁工口中得知那个男工是这个地区的青年团成员和在乡军人，战争开始后被特别雇用来的。留意这个男工时间里，发现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也有其同伙。做工当中有时也离开机器，跑去其他车间。再留意一看，工头见了也一声不吭。而且，最近似乎还同仓田工业内部原来就有的（虽然有，但过去没做任何活动）大众党系统“僚友会”中的清川、热田等人有了往来。
奇怪的是，过去没有任何动作的僚友会近来多少动了起来。此其一。其二，出现了（至于出自哪里则不清楚）这样的传闻：当下正是国家非常时期，从事有重大责任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比其他产业工人更加自重和紧张工作。为此，将由仓田工业的军籍相关者成立在乡军人分会。同时得知，厂长方面似乎表示赞成。传闻大概是从特别雇用的那伙人中传出来的，而僚友会中的一两人提供了帮助。这点已确凿无疑。只是，这种事由工厂出面效果不大，因而策动由职工内部自发组织。这点也已清楚。
“你那边怎么样？”我问须山。
他说自己这边表现还不明显。不过——他略一沉吟——最近午休等时间里有个男的开始走来窜去大谈战争。“伊藤君刚才的报告让我意识到，”随即他说了很多情况，“虽然以前午休等时间成为大家话题的也是战争啦景气啦什么的，但那都是大家从哪里听来的。或者得意洋洋述说自己朴实的想法，或者灰心丧气聊上几句。而觉察到时，情况已经变了，出现了有计划到处煽风点火的人。”如此看来，毫无疑问，对方正在全面出击。
为了战胜他们，我们有必要正确而科学地认识敌方势力。他们现在知道仅仅从上边百般强迫从业人员是不够的，仅仅靠以警察西服监视工厂出入情形也是不够的。作为第三步安排，必须设法从职工内部妨碍我们组织的渗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策划僚友会出动，力图在工厂中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的组织。工厂毕竟是工厂（尤其军需品工厂），具备容易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条件。必须说，我们正从三路同敌人势力分庭抗礼。
按须山的说法，在厂里走来窜去鼓吹战争的做法和以往不同，他们不是强调“忠君爱国”，不是说这次战争的目的要像上次战争那样为了让三井、三菱在占领的地方创办大厂，而是说为了无产者的活路。还说拿下满洲就赶走大资产家，只由我们建立王国。内地失业者接连不断前往满洲，日本再没有失业者。俄国一个失业者也没有，我们也非那样不可。所以，这次战争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在所分配的各个部门拼命工作。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让大资本家在殖民地实行新的剥削战争，午休时同在乡军人、青年团职工展开议论。不过清川说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为无产阶级带来利益。例如金属化工等军需品工厂盛况空前，有多少人也不够用。这点即使看“战争股”暴涨也一目了然（不知在哪里听来的），帝国火药股从原来的四元倍增到今天的九元，石川岛造船从五元变成二十五元，制造弹药的锑从二十元上下的行情涨到时下的一百元。这还不算，本以为德国在世界上大战中一败涂地，不料克虏伯钢铁厂却获得了平时十倍的纯利润。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得到了恩惠。所以对战争不能一概反对，而要最大限度利用它——这是他们的意见。到了这个地步，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即使议论，意见也不知不觉一致起来。
看午休时的情形，青年团说的“满洲王国”，总好像梦境似的，不知该信还是不该信。若是真的就好——虽说是这个程度，但临时工们对清川他们的话还是赞成的。至于上战场会死掉还是落下残疾，抑或清川说的“满洲王国”对自己是否真有好处，那当然不清楚，但反正因为有了战争自己得以从长期失业中挣脱出来而好歹有了职业。所以，尽管临时工没有补贴，被强制加班且因是临时工而同正式工做同样分量的工作也被压低工钱，但毕竟得了战争的好处——临时工们这样认为。
像清川那样甚至忘记自己至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俨然资本家担忧股价或考虑其好处这样的意见，也巧妙地抓住了职工们（特别是临时工）眼前的利益。
到了需要当众揭穿这种想法背后的东西以便充分说服女工们这个关口，伊藤本身和同伴们就捉襟见肘了，无法充分反驳。“干着急，没办法。”伊藤说。我想伊藤这种情况是真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本质在哪里，我们诚然明明白白。可是在避免自鸣得意而让大众理解，即结合大家每天的日常生活加以说明这方面，我们还相当笨拙。列宁说在战争问题上，甚至革命工会也往往犯错误。何况清川和热田他们正在千方百计浑水摸鱼，以致难上加难。
工厂里面，近来喝令从五点干到六点、干到七点，却又不相应支付工钱。这在近来成了家常便饭。临时工虽然嘟嘟囔囔发牢骚，却又担心不干而事后转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可是不吃盒饭无论如何也干不到六点。盒饭钱也没有。这一来，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因为干到六点反而减少了一天的工钱。这种手法等于不说减工钱而实际减工钱，大家都愤慨起来：“捉弄人！”伊藤所在的降落伞女工那边提出，加班干到六点时必须出盒饭钱。
不仅如此，最近劳动时间十个钟头倒是十个钟头，但情况和原来截然不同。由于说可能转为正式工，大家的干劲简直火上浇油，几乎像换了人似的。以前可以边做工边和旁边的人说话，甚至可以像阿布那样把手镜吊在衣襟带上，时不时窥看一眼。而现在连用袖口擦啪嗒啪嗒滚落的汗珠的工夫也没有。降落伞等东西要用电熨斗，出汗出得水淋淋的，汗珠啪嗒啪嗒落在降落伞上。从生产量来看，得知工厂比以前多赚了不止百分之四十。尽管如此，工钱仍一如既往。这点实际干活的员工一清二楚。但回到个人生活，大家还是分开考虑，认为“战争”是战争、“工作”是工作。不知道变本加厉压在工作上的残酷性全是来自战争。因此，只要告知其间的关联，大家就能以本能看透清川和青年团的诡辩。
这样，作为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重点放在哪里就清楚了。为了切除清川和热田他们在临时工中的影响，大家要向僚友会提出“反对强化劳动”“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等。那一来，他们势必摆出各种理由，终归不仅不站在斗争前线，反倒拖大家后腿。要尽快抓住这点，让大家看清那帮家伙并非向着自己的。进而，作为支部会的决议，我们决定在“面罩”编辑当中不屈不挠地揭露厂内法西斯、社会法西斯。
须山一边用一根根火柴烧写坏了的纸片，一边说道：
“这么看来，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决战正步步逼近！”
“正是！为了战胜他们，一要有科学的正确方针，二要有无论发生什么都把它贯彻到底的决心。如果法西斯联盟出动，我们就决一死战！”
听我这么一说，须山笑道：
“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是从哪里摘抄的？”
“独创！”
之后参加“地方组织”（党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时，有报告说在官营的n兵工厂，仅靠携带手枪和刀剑的宪兵监视已不够用，而让宪兵穿上职工服混入各个职场的要害部门。那里的支部最近所以遭到检举，原因是做工作稀里糊涂地做到“身穿职工服的宪兵”头上。那种职工表面上故意做出有觉悟的样子，实则再危险不过。仓田工业本来不是兵工厂，还不至于来宪兵。不过，事态稍有发展，可以设想难免走那一步。
六
看表，才九点。于是打算闲聊一会儿，我们躺倒伸长身体。看伊藤的梳妆镜，那比笠原的气派得多，黄、红、绿等颜色的胭脂也一样不缺。
我“嗬嗬”两声。
伊藤发觉后，站起身来：
“讨厌的人！”
“伊藤红黄绿变幻莫测，天天夜里呼风唤雨。”须山笑道。
“喏，那里有三越啦、松坂屋啦好多包装纸吧？都是别人进贡的，幸福的天使！”
工厂里，要是哪个女工稍有姿色，一般说来，监工、相关负责人和男工同伴就给买东西，或领去松坂屋，或去“豆汤屋”一起吃喝。就伊藤来说，若是有发展可能性的普通员工，她就应邀出去，当然自己也邀过。所以，她去工厂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男工也同样，如果衣着整治，长相也多少潇洒些，女工们就会“直接而具体地”贴上前来。
“如何，近来？”
我这么一说，须山摸着下巴嘻嘻笑道：
“一片萧条。”
“阿嘉还没有？”我手托下巴，头不动，只斜过眼睛问。
“没有什么？”伊藤反问。明白过来后，稍微动了动（一瞬之间）脸上的表情。旋即满不在乎地说：“没有，还没有。”
“据说要待革命成功之后。理由据说是：我们男同志一旦结婚，由于三千年来潜意识作怪，尽管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还是要将阿嘉变成奴隶！”须山笑道。
“须山不打自招！”伊藤莫如说相当冷淡。
“没有找到好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说。
“我怎么样啊？”须山霍地挺起上半身说。
“过头了过头了！”
听我这么一说，须山嬉皮笑脸地问：
“选哪个？还是我吧？”
“这家伙！自作多情恬不知耻！”
三人笑出声来。环视我们四周，能和伊藤势均力敌的同志好像也没有谁。我想，假如她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对象，那一定是优秀同志。两人的生活一定是同党内生活相辅相成的“样板”。虽然我一直和伊藤一起活动，但是一次也没有把她设想为这种问题的对象。这是伊藤何等非同一般的证据，不知不觉之间难免反映到我们的心情上。
“我要负责任地给你物色个好样的家伙！”尽管语气是开玩笑的语气，但含有我的真实心情。
但是，伊藤那时朝我转过苦涩的脸……
往回走时，刚上大街，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车似乎走近路，不断在昏暗的路上拐来拐去，而后忽然开上灯火辉煌的热闹路面。我做出醉意上头的样子，把帽子拉低遮住脸。
“到哪里了？”我问。
对方说“银座”。我心想糟糕，这种繁华地方我习惯不来。但我没那么说，把帽子拉得更低了，以便掩人耳目。不过，有几个月没看见银座了？我屈指计算，足有四个月了！我不时注视两侧。同我在那里走动时相比，变了不少。不觉之间，我贪婪地看了起来。我曾经有过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往监狱去的时候，我在监狱的押送车里戴着手铐，前往法院出庭预审。路上我从拦着铁条的窗口，时隔半年看着“新宿”的拥挤场景。我看一座又一座建筑物，看一块又一块招牌，看一辆又一辆汽车，看人群中一个又一个人。我是多么希望人群中有某个相识的同志正在行走啊！为此不知看得多么仔细。之后回到监狱的单人房，一两天时间眼睛都一下下作痛。
车来到四丁目十字路口，“丁零丁零丁零”铃声响了，对面电柱闪出红色。于是我乘坐的出租车在停车线停住不动。形形色色的行人三五成群紧贴车窗接连走过。我心慌意乱。甚至有人往车里窥视。为了紧急关头能够逃跑，我手搭另一侧车门把手，下颚低在胸前。片刻，“丁零丁零丁零”铃声响了起来，我舒了口气，松开把手上的手。
我看着来来往往散步的无数的人。这么说来，我发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全然不具有散步这个东西了。我不被允许一晃儿出门，在房里也不能随便开窗以免外面有人看见。在这点上，同在拘留所和单人牢房的同志毫无区别。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比那些同志还要难受——能够一晃儿出门而又必须控制不出。
但是，我因为有必须如此的自觉还算好的，而和我一起的笠原看上去因此相当难受。有时她还是想和我一起外出的，却又横竖不能，显得心焦意躁。并且，笠原上完白班回来时，我总是失之交臂地外出了。我白天在家，单单晚上活动。因此，一起坐在房间中的时候很少。如此状态过了一两个月，笠原眼看不快起来。看上去她在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来，但时间一长，就开始朝我发泄了。同完全不能过个人生活的人在一起，和大部分个人生活范围都在背后的人在一起，那是很难忍受的事。
“和你在一起以来，夜晚你一次也没在家待过，一次也没和我散步！”最终，笠原说了这种再明白不过的傻话。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我想把笠原也拉到活动中来，尝试了几次。但在一起之后，我知道笠原这人不适合做这个。她是个感情肤浅、没有定力的女子。我对她说“你是气象台”，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她大声嬉闹或者反过来气急败坏。这种脾性的人是根本做不成我们这样的工作的。
当然，一天的大半要花在远离打字员那种工人生活的工作上，回家又被做饭、星期天又被两人要洗的衣服从后面追赶着——那是负担相当沉重的没有自由时间的生活，让我于心不忍。可是她连从中自行奋力跳出的力气和意识都不具有。即使我想让她那样也跟不上来。
我半路从出租车上下来，走了两个公共汽车站的距离，回到家里。笠原面色苍白，愁眉苦脸地歪在房间里。看见我，说道：
“我被解雇了……”
由于过于突然，我伫立不动，默默看着对方。
笠原虽然没有做什么，但商会里有传言说她“赤色”。于是，主任去了作为保证人的房东那里，得知她早就不在那里了。因为我的住处谁也不告诉，所以她仍将自己的住处写作以前的地方。商会愈发觉得奇怪，当即把她解雇了。
我一直用笠原的工资支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杂费，勉强可以填补漏洞，保证活动不受阻。所以，她的失业是相当大的打击。但既然这样定了，这时本应从商会尽可能多拿一点钱，但我是非法身份，说话硬不起来。事实上，主任暗中敲打过了：没落到警察手里，已经算便宜你了，乖乖离开得了！
我们当即狼狈不堪。糟糕的是给楼下阿婆知道。租房若不好好取得信用，就会受到怀疑。那一来，就不仅仅是糟糕的问题，而且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先付房租。可付完房租，只剩两三元了。两三元马上转眼就光。笠原天天出去找工作，我也必须一天平均出去四回。以前乘车的地方现在步行。这样，一个联络前后要花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要花两个小时，效率急转直下。我说发起“基金捐款”，每见一位同志就讨五分钱、一角钱。这么着，我苦笑道，须山的“神田伯山”也要没了。须山和伊藤为我担心。两人说自己过的是合法生活，没钱也不至于致命，再说从谁那里都能借来，于是从工钱里拿出五角或一元给我。我想这样的钱得小心使用，就用于外出活动的交通费，把饭钱节省下来。茄子便宜，五分钱能买二三十条。就让楼下阿婆塞到稻糠做的大酱里，早午晚一天三顿茄子。连吃三天，身体马上受不了了，一上楼就气喘吁吁，出汗不止。
尽管又饿又累，但老吃同样的东西，食欲怎么也上不来。最后，把热水浇在饭上，紧紧闭上眼睛，“哗哗啦啦”拨进嘴里。即使这样，有饭的时候还算好的。当夜里有三次联络却又因为没钱而不得不走路的时候，以及从早到现在只吃一顿饭的时候，觉得实在窝囊透顶。一次我指望见到那位同志总会有面包吃个够，不料彻底落空。那位同志显得很不好意思，提议接下去见的m有可能出面包钱，一起去看看。我和m相识，忍无可忍的我决定一试。这样我才捞到面包和奶油。m笑道：“为吃一片面包，一个大男人跑到这儿来，要是被逮住，可就赔大了！”我说：“前提是给我面包！”说完笑了。笑罢心想，长此以往可绝不是好事。要想彻底沉下心长期活动而不被捕，这么勉强自己和着急是不成的。
我决定采取最后手段。那天回来后我鼓起勇气，对笠原说当咖啡馆女招待如何。近来她因每天外出找工作，累了，情绪不好。听得我的话，她突然转过身来，随即现出阴暗、厌恶的神色。我到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但她死死沉默不语，我也只好沉默。
“你是说为了你的活动吧？……”
笠原没看我，反而用沉静的语声说。而后没等我回答，陡然高声叫道：
“妓女也当！”
笠原由于总不想跟我一起活动，所以只能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牺牲。若说牺牲，作为我几乎牺牲整个人生。同须山、伊藤他们碰头后回走之际，我甚至感慨：他们是回归普通世界的普通自由生活，而我必须照样回到丝毫麻痹不得、放松不得的生活。一旦被捕，等待自己的就是四年五年的牢狱。但是，虽说是牺牲，而同几百万劳工和贫农在每天生活中做出的牺牲相比，那也不值一提。这点我是从二十几年间作为底层百姓苦苦挣扎过来的父母生活中真切体验出来的。因此我认为，为了将几百万人从大牺牲解放出来，自己的牺牲也是必不可免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是未能痛切地明白这点，更糟的是认为一切都是为我做牺牲：“你是了不起的人，我这样的傻瓜理所当然做牺牲！”但是，不言而喻，我是不具有任何个人生活的“我”，那么为我做牺牲意味什么呢？我是组织的一分子，有义务保护组织，将我们的工作、即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坚决进行到底。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把我看得再贵重不过。我既不是因为我了不起，又不是因为我是英雄。而只知道个人生活的笠原，只能以个人尺度理解别人。
我把这些好好跟笠原讲了，她默默听着。那天她早早睡了，始终没说什么。
七
夜里，我为《面罩》写了稿，整理了提交给地方“组织”的报告，看了送报方面转来的、多少有些推迟的小册子和资料，忙到很晚，结果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对楼下有谁来访这点，敏感得连自己都吃惊。我好像因此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到底是巡警，来查户口。我为了这种时候不被拉出，早就写好原籍和姓名交给了阿婆。巡警不厌其烦地细细盘问。对阿婆一家，也简直像调查罪犯一样问来问去。我预感情况有些蹊跷，一边侧耳细听，一边把装有文件的箱子锁了，开始悄悄换衣服。“房客呢？”巡警问。“啊，有的。”阿婆似乎折回客厅，递出我写的纸片。“这上面没写以前住的地方，是吧？”“夫妇？”“什么时候登记的？还是没有登记？不清楚的嘛！”阿婆说着什么。“丈夫有工作吗？”“现在在吗？”我想坏了。随即听得阿婆说“现在出去了”。我舒了口气。同时心想好在倾囊付了房租。“那，往下要问详细些，记住了？”说到这里，巡警像要回去了。我暗自庆幸，重新坐在被褥上。这时，响起巡警边开门边说话的声音：“近来赤色分子常租房子，要小心才是……”我心头一抖。阿婆“哦？”一声反问。巡警似乎讲了两三句。想必阿婆不晓得赤色分子是什么。
我感觉这种调查方式有非同小可的东西。那天联络完往回走时，相邻一条街上巡警拿着户籍簿走进一家小店。不料，从那里前行不出百米，尽管是同一条街，这回却有两个巡警手拿户籍簿从小巷出来。见到s时，我说了早上来查户籍的事。他说好像全城正在像过梳子似的调查外来人口租房情况，要我一定小心。这种郑重其事的调查方式已让我感觉到了这点。
那帮家伙左一遍右一遍说党已经毁灭了、连根铲除了，并且在他们自己办的大报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让一无所知的劳工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将党的影响从大众中剔除干净。然而，那么大张旗鼓地宣传没过多久，党又到处活动开来。那是无论怎么蒙骗也蒙骗不了的。尤其在这战争期间面对“五·一”和八月一日“国际反战日”等大规模募捐活动时，那帮家伙一定千方百计对付我党的力量，必欲根除而后快。为此他们正在全力动用他们拥有的所有国家权力。虽然口头上傲视和散布流言蜚语贬低我党，但事实截然相反，证明我党是那帮家伙最大的敌人。据悉外国有报道说日本的党是小而英勇善战的党（同须山的“神田伯山”不同，s对这方面的事了如指掌）。s这么讲给我时，表示“这小而英勇善战的党”是同一国的国家权力对等的。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大势力。为了将这“小而英勇善战的党”斩草除根，那些个头大几百万倍的家伙正气势汹汹扑来。因此，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很小，但必须以这样的自负奋斗下去。“这是何等辉煌的自负！”他说。当时我们真可谓喜不自胜。为了将这自负贯彻到底，绝不能被那帮家伙逮住！
在这种情况下，住处再危险不过。我、须山和伊藤打算以“五·一”为目标搞一下仓田工业。伴随着六百临时工的解雇，只要我们不出差错，那么是有足够的可能性的。假如现在被捕，那将完全成为阶级背叛。听说s近来睡觉时在枕边备有粗重的手杖和拖鞋。我意识到了这点，就在路上买了一双，以便把拖鞋放在迟迟没放拖鞋的晾衣台上。
见到须山，得知“剿赤”并不仅仅来自外部。去联络时，须山脸上缠满绷带，拖着腿从对面走来。我听了一惊。“挨打了！”须山说。他时不时从绷带上面按一下脸。虽然伤口疼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因为时期特殊，中断联络不好办，就勉强赶来了。我们不再在外面走动，进了“豆汤屋”。
厂方说光靠外面的警察效果不大，就把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引了进来，准备从内部进行“剿赤”。不料被《面罩》和传单揭露出来，以致变得气急败坏。而另一方面，两三天前工厂里开始募集那种“慰问金”。迟了一步的仓田工业所以募集，目的也还是为了以此融合厂内气氛，让所谓“赤色”没有渗透的余地。“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不能带来利益，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向厂方就此献策的，似乎是在降落伞车间殴打那手拿《面罩》女工的“身穿职工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
须山考虑抓住这个问题，切断“僚友会”的清川、热田同劳工大众的联系。伊藤也赞成。有必要在大家面前讲清楚：工农大众党口称是全心全意为了劳动者的党，是全心全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实际上根本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只停留在表面上。须山和伊藤作为一般成员加入了“僚友会”。无产阶级为了揭穿资产阶级所有欺骗性政策的本质，为了将反战这一艰难事业推向前去，必须同“僚友会”那种做表面文章的同伙——右翼机会主义者战斗下去。须山找到清川，提议就慰问金问题开定期全体会议如何。与此同时，决定通过伊藤的同伴和自己的同伴，将慰问金募集问题扩展到一般大众层面。
来到全体会议会场一看，吃惊的是，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看重“僚友会”，是因为那里边临时工寥寥无几，而以正式工居多。伊藤和须山争取的同伴只有一两人。虽然一直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由于困难重重，成绩始终上不去。除去两三个人，“僚友会”也是出于模模糊糊的想法参加的——若在那些人面前表明是清川对还是须山对，他们大有可能过来我们这边。
虽然战争开始已有半年了，但“僚友会”只开了一两次会，即使其同伙里边也嘟嘟囔囔有所抱怨。须山首先当众这样提起话题：在这么多工人农民被拉去战场，日常生活也被迫如此“强行军”的时候，“僚友会”居然一次像样的会也没开，这是阶级性背叛。五六个人说“没有异议”。但这么说完之后，接下去便扭扭捏捏了。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策反”的经验，完全清楚这说罢“没有异议”而扭扭捏捏是怎么回事。这么着，我笑了，须山也笑了。他口称“痛啊痛啊”而从绷带上边捂住脸——模仿别人特征是他的拿手好戏。
谈到慰问金时，清川发言了：去“满洲国”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同伴。所以，作为无产阶级连带之心捐送慰问金是顺理成章的。大家一边摩擦自己的指甲，一边默默听着。我们的同志在工厂时受资本家剥削，上了战场成为敌弹的牺牲品，但保护我们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对募集慰问金表示响应——对清川这个说法，大家这回都一本正经地点头。
一看，伊藤困惑似的蹙起眉头，开口道：
“真是那样的吗？”
僚友有十四五名女工，但参加会的只有两人。加上伊藤劝诱的，来了五六个人。作为“僚友会”是件稀罕事。而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过去从未有过，大家一下子看着伊藤。
“听清川君讲话，倒是郑重其事，但总觉得有些像陆军大臣的训导……”
大家哄堂大笑。
“清川君也好谁也好，谁都一清二楚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我们，归终还是为了资本家打的。假如是为了我们职工、失业者和贫苦百姓，那么不用说，即使卖衣卖裤也要把所有的钱作为慰问金捐出。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伊藤说到这里，青年团的职工突然插话干扰，于是须山介入。他原封不动地引用清川的话说道：“我们工人在工厂时受剥削，事情一完资本家就把我们随意抛到街头。而战争打起来，又被最先拉走。哪种场合都是为资本家牺牲。所以，如果出慰问金，应该是那帮家伙出才对！”
这么一说，大家的表情又似乎在说言之有理。
“为了让我们出慰问金，那帮家伙采取的手段就是叫我们深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打的，而是为了全体国民打的。”
这时，伊藤接在须山后面说了“赤色慰问袋”的事，说了开战后自己的生活也一点儿没变好等等。这样一来，清川他们就招架不住了。清川在众人面前丢了“僚友会老大”的体面。青年团职工也无济于事。问题是，这种社会的法西斯本来面目不是当众演示出来，而是在背后动真格的。所以，若认为这下子顺利得手，那可就大错特错。
开完会回来路上，青年团两三个家伙喝道：
“你是老虎啊！过来一下！”
进入小巷后猛然扑上来拳脚相加。
“三个人，我也只好逃之夭夭！”须山笑道。
须山当即通过伊藤把这种卑鄙行径告诉昨天聚会的“僚友会”成员，以表明哪一方正确。
见须山一小时后见了伊藤，她高兴地说情况还好——大家兴致勃勃地听她讲了慰问金为什么引起了对殴，讲对殴当中得以讲了慰问金的真相。本来担心没办法让大家充分理解慰问金的事，但在讲道理之前提起做工的艰辛，而若工钱也被拿走，那可真是没有活路了。这么一说，募捐意外不了了之。工厂里边，须山被殴打后信用迅速升高。对这种事情，职工是马上心怀感激的。另一方面，须山给工头盯上了，弄不好要出危险。伊藤说。
“这次慰问金募集安排，像是厂方为了在职工当中找出赤色分子而特意搞的？”
我说确实如此。
她接道：
“有点儿上当了……”
我觉得这不大像平时的伊藤说的话。
“不然！”我说，“另一方面，我们在几十名职工面前显示了谁是正确的。同时在‘僚友会’中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如果不放任自流而从组织上扶持起来，那就能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一点牺牲也没有是做不成事的。这些在最后关键时刻肯定起作用。”
伊藤马上红了脸，连说：“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说罢，用她那特有的沉思眼神点了好几下头。
我开玩笑说：
“笑到最后的人是真正笑的人，所以才暂时让须山愁眉不展！”
伊藤也笑了。
接下去她讲了把自己那个小团体领去筑地小剧场看剧的事。说起剧，哪个女工都只知道歌舞伎（自己也没看过）或水谷八重子，而这回看的剧中却有工人啦、女工啦出来“撒欢儿”，看上去吃惊不小。看罢，大家说那不是演剧。伊藤问那么是什么呢？“那是真事！”又问可有意思？大家答道：“这——”不过看起来实在太吃惊了，事后也时常说起筑地那场剧。一个总是跟着伊藤的小个头阿君对伊藤这样说道：
“给人说是女工，我非常不好意思。可是，那场剧里一口一个女工的吧？以为胡诌来着。”但她又边想边说，“要是闹罢工，我一定显显威风。不过给左邻右舍说是女工，到底抬不起头来啊！”
问大家要不要找时间再去一次，大多数都说去。理由是那场剧有和咱们这儿（指自己所在的工厂）的工头相似的家伙被狠狠惩罚的地方。
伊藤若无其事地提议：反正我们要被砍掉，既然老老实实也拿不到补贴，那么就像剧里那样抱成一团闹罢工，把工头狠狠收拾一顿怎么样？大家笑嘻嘻地“唔”一声，随即互相看着说：“真那样一定有意思！”说完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怎么收拾。一听，原来不知不觉说起了和筑地那场剧中相似的收拾办法。
在伊藤的影响下，“僚友会”有三四个女工加入到以往的同伴中来。她们多少呼吸了工会舒张活跃的空气，把伊藤她们平时有意不太说的话满不在乎地说出口来。这使她们和同伴之间多少有了隔阂。不仅如此，那些女工身上有“老成”的地方，表现出对“运动”了然于心的态度。为了糅合其间的翘弯，伊藤找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没办法像小说那样水到渠成。”伊藤笑道。
我们确定了“一起坐”的日期，场所由伊藤物色。很快就要制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茄子？”伊藤起身问我。
“啊，”我笑着说，“托茄子的福，膝头合叶松动了！”
伊藤轻轻把手插进衣带，掏出折成四折的小纸片。我以为是报告，看了她一眼，揣进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一看：薄纸里包的是五元钞票。
八
笠原进了一家小酒吧。一旦决定了，到底让人不忍。从事运动的人为了生活有保证而进酒吧，不管怎么说都是可怕的事。哪怕自己再能把持住，也还是眼看着变得不行。对我们来说，“氛围”那东西，其宝贵程度同之于鱼的水毫无区别。女同志为了自己一个人也好，由于男女一起活动而为了避免一同坐以待毙而进酒吧也好，结果都是同样。但就笠原而言，甚至那方面的训练都没有受过，身体很快朝低下方向倾斜下去，这点一清二楚。问题是，既然不具有终生从事运动的气魄，并且已然来到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护我的组织性活动的最后关头，那么一味感伤也是不成的。
起初笠原从住处去那里。工作辛苦，不习惯，又要干到深更半夜，每天回来都累得一脸苦相。手袋一扔就往那里一歪，连说话都好像吃力。过了一会儿，她默默把腿伸到我眼前。
“——？”
我看着笠原的脸，摸了摸她的腿。膝头、踝骨肿得看不出原样了。她在榻榻米上试着弯曲。结果，膝头的筋肉“咔咔”发出轻微的声音。那是让人不快的动静。
“站了整整一天，够受的啊！”我说。
我讲了一次从伊藤那里听得的纺织厂的事。腿站肿了，摇摇晃晃，怎么也跟不上机器，一边被皮鞋从后面踢着一边劳作。我对笠原说，不要把那种工作的艰辛看成自己一个人的艰辛、看成唯独自己无法从中逃脱的艰辛，而要直接看成整个无产阶级被紧紧束缚的艰辛。笠原听了，说道：
“的确！”
我久违地把笠原小巧的身体抱在怀里。她闭起眼睛，就那样一动不动。
后来笠原住进了酒吧。老板是女的，大概是谁的情妇。一个女的毕竟胆小，就说在那里吃饭也出同样的工钱，希望她留宿。女老板是从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毕业的，英语很好，交往的男人不止一个，好像有三四个。她轮流住在哪里，早上返回。有大学教授、有名的小说家和电影演员——一回来就一一细讲，甚至不该讲的地方也不放过，还加以比较，听得笠原很尴尬。女老板睡到下午两三点。我早上起来没东西吃的时候就跑去酒吧。早上几乎没有客人，装作笠原吃饭的样子升火煮饭，填满肚子。一开始笠原不高兴，但最后说道：“这点事儿，理所当然！”酒吧厨房窄小，零乱不堪，湿漉漉的。我蹲在那里狼吞虎咽。
“好形象！”
笠原一边留意二楼，一边看着我低声笑道。
可是，笠原的“氛围”糟得不得了。一来女老板的生活是那个样子，二来有女人的酒吧里，客人都不会喝完就回去，往往和女人东拉西扯，必须一一应和。我知道，这些对笠原的心境有渗透力。我对笠原并没有全部放弃，有机会就送好多书过去，尽可能这个那个和她说话。不过，她比过去更显得百无聊赖了，不再深入思考问题。
但我又不能就那么陪着笠原。繁忙的活动拖曳着我。随着仓田工业形势日益紧迫，去笠原那里只限于要交通费时、吃饭时，我几乎不再同她说话了。注意到时，笠原不时现出凄然的神情，但我反正由于笠原的帮助而得以顺利进行日常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她也在支撑工作的重要一翼。我把这点对笠原说了，告诉她需要有明确的自觉，不要自暴自弃。
渐渐地，连去拿交通费和找饭吃的时间也没有了。去那家酒吧次数越来越少，由三天一次而一周一次，进而十天一次。“地方”“地区”，还有“工厂支部”的工作，相互重合，有时一天甚至要联络十二三次。那种时候要早上九点出门，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回到住处，脖梗硬得像一根棍，头一跳一跳地痛。我好不容易爬上楼梯，就势趴在榻榻米上不动。这段时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全身放松地仰脸睡觉了。极度疲劳使得身体哪里好像出了毛病，只能像弱小的孩子那样当即趴倒。我想起来了，父亲在秋田当农民的时候，从田里回来，时常就那样穿着满是泥巴的草鞋趴在门口午睡。父亲身体用得太狠了。由于地租过于苛刻，村里的人谁也不着手的满是石子的“野地”，他也精耕细作，以便从那里多少收获一点粮食来贴补生活。父亲因此彻底累坏了心脏。我在非得趴着才能睡着的时候，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然而父亲没有抗议地主让他们减轻地租，而只是想通过不顾损坏自己身体的劳作从中挣脱出来。那倒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不同。同唯一的至亲母亲也断绝了关系，妹妹、弟弟也找不到我了。如今就连同笠原的生活也形同牺牲。不仅如此，甚至自己的身体在开始坏掉——这些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更加卖命，恰恰相反！
我半点儿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如今，就连一个个季节也只能是为党生活的一部分。四季花草也好，蓝天也好，风雨也好，在我眼里仅是各自独立的东西。下雨我就欢喜。因为出门联络要打伞行走，很少给别人看见自己的脸。我盼望夏天快快过去。这倒不是因为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来了衣服就变薄了，我那有特征的体形（这样的玩意儿喂狗好了！）一看便知。而若冬天早早到来，我就想道：好，寿命又可延长一年搞活动了！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让人不便。不过，这并不是说进入这样的生活之后我对季节变得麻木不仁，莫如说以过去始料未及的方式变得极为敏感了。这和前年在监狱时对四季的更迭格外敏感明显不同。
这些都是不觉之间形成的，是置身其间的生活悄悄促成的。本来，在被警察追查之前，即使为无产阶级解放投入全副身心，我也还是拥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不时和工厂中同一工会的一伙人（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在里边作为反对派从事活动）说着闲话，在新宿或浅草一带逛来逛去。虽说受到工厂支部严格政治生活的限制，但合法生活自然伴随的“交际”啦、看电影啦（这么说来，最近我连存在电影这回事都忘个精光！）、吃喝啦等等占据了我生活的不少部分。由于这样生活而把作为支部的活动拖延一两天的时候也是有的。此外，在追求一己名誉之心的悄然作用下，当能够提高个人名誉的活动同支部活动相冲突的时候，前者终于占了上风的场合也不止一次。这点在日后的活动中当然有所变化。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我过的是作为党员的“二十四小时政治生活”。然而那并非全是我个人的罪过。不伴随一定生活的人的意识性努力是有限度的。切断所有个人关系，限制所有不属于党员生活的个人欲望——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之后，我惊愕地得知我曾一再努力清算的无比困难的那些生活方式，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和必然。可以说，过去一两年的努力缩短为两三个月。尽管这种新的生活起初让我感觉到类似小时候比试谁潜水时间最长那种难以忍受的、无可名状的窒息般的痛苦……但我当然还没经受真正困难的锻炼。针对我的“二十四小时政治生活”，和须山不同的喜欢剪报的s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连干二十八小时也不知疲倦的类型”。
一天干二十八小时的干法最初我不大明白，但一天开始联系十二三次之后，我领悟了其中的含义。个人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生活那样的生活——但愿我多少与之拉近距离。
仓田工业厂区，可能将若干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传闻在做最后冲刺。我决定为此改组支部。将须山小组（影响下）的一人（年轻正式工）和伊藤小组的两人（一个正式工，一个临时工），这三个人推荐给支部，取了“履历”。我把履历带给“组织”，得到了承认，进而让各个支部明确分担车间里的责任。安排在须山和伊藤出现万一的情况下，剩下的人能马上执行新定部署，以使活动一天也不中断。如果须山和伊藤出什么事，在厂里会立即得知，为此决定新支部成员届时赶来须山和我用的联络场所。我们的碰头会即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中断联络，都必须在争分夺秒之际拿出对策和方针，否则即是阶级性背叛。由于有人被捕而联络中断，以致斗争受挫——过去这种套路是立足于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就不会受到镇压或完全始料未及这样的败北性认识之上的。可能有人被捕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第二套、第三套方案，将斗争推向前去。
事实上，自从在“僚友会”交战以来，须山处境就已岌岌可危。须山每天去工厂都作好今天被捕或明天被捕的思想准备。因是工厂，做工当中仅仅是让“过来一下”，别无其他。但他出事出在组织受怀疑的可能性高涨之时，危险固然危险，却同时获得了可以在车间就某种程度的事情公然发言的自由，大家的信用也随之形成。
月末临近了。厂方大概这个三十日或三十一日搞解雇。口说转为正式工，但由于全然没有具体化，大家终于开始投以疑问。《面罩》写道这是个骗术，目的在于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压制众人的反抗。意思很快得到了理解。临时工是重点，解雇名单公布后，凝聚力势必下降，必须在两三天内作出决定。
我们一直通过传单和报纸呼吁必须反战。一旦他们因解雇问题奋起反战，那么就要以“神话般的速度”——这倒不是列宁的说法——告以为什么非反战不可。毕竟是制造武器的工厂，可以进行意识明确的斗争——为此必须先动起来。
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决定由须山影响下的成员、新支部党员发动各个车间一齐进行“反解雇”集会。为了确保成功，让须山在工厂中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豆汤屋小组”里有个女工的哥哥是仓田工业的职员。从那个女工口中得知，不是三十一日（故意让人们以为是三十一日）而是提前在二十九日一举解雇。届时不但警察，军队也可能出动。因此，无论如何要在二十八日举行罢工示威，先下手为强。
问题是，须山似乎有近日被捕的危险性。伊藤报告说，见到便衣警察从办公室出去一两次，并且常在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的门口同工头站着说话。那是十二日的事。太田被捕之后，党的传单进来两次，《面罩》也进来两次。对方盯上须山这点早已无可怀疑。况且，提起“共产党”，都以为并使之以为那是在无由得知的“天上”或“地下”出没的神人或妖魔。而实际上是像须山那样受到大家信任的、在自己身旁并肩做工的人——这点有必要显示出来，引起大家的亲近和信赖。我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的决定，便是由此而来。为了斗争到底，纵然没了须山，任务也要由其他人承担。光靠阴谋诡计是搞不成大众性动员的。而必须让看不见的组织如蜘蛛网一样伸展开去，在其中公开鼓动。
我们决定来一次碰头会以制定最后对策。这一方案将在会上提出和决定。但是，考虑到须山，我的心到底收紧了。一旦散发党的传单，那么就必要作好被判刑两三年到四五年——这同斗争经历有关——的精神准备。若是平时，只要出门一步，我就判若两人，中止一切空想和思考，边走边注意四周（这已相当习惯了）。而那天稍一走神，就马上考虑须山。但是，只停留在须山身上是不可取的。作为须山，只要认清我们自身所处的形势，也应该能视之为一种必然、一种必不可少的举措。那里面没有任何其他路或绕行路可走。并且，假如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死活必须经过的路，我们不可能从中产生除此以外的念头。例如认为做这样的事是不是“残酷”啦，是不是“让人不胜同情”啦等等。
可是，在去碰头场所的路上，脑海中浮现出须山那张用莫名其妙的剪报逗我们发笑的面庞，弄得我不知所措。
地点在用过三次的须山往日的玩伴儿（吃喝朋友）的家里。在看不见脚下的门口裸土地面脱下拖鞋，揣在怀里上到二楼。一道光线斜射下来，照出须山的脸。
伊藤靠墙歪坐着，伸出腿，自己揉着。见我过去，撩起两鬓梳不拢的头发，从下面瞥了我一眼。我说：“上次！”她没有应答。搞工厂运动，无论如何都要涂脂抹粉。但参加支部碰头会时，伊藤一次也不曾那样，再说也没必要。不料这回一看，伊藤从没这么漂亮过。
“伊藤同志刚刚争取一个男正式工回来……”须山当即开起玩笑，指着伊藤的脸说。
这种时候的伊藤总是沉默不语。但不知为什么，此时看了看我。
会议开始后，我特别注意听了须山关于平时活动的报告。他说他按照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安排各个车间举行集会。但看工厂的情形，这两三天像是关键时刻，必须为此紧急做点什么。
伊藤补充说：“上次向我报告的解雇，表面上似乎定在三十一日，而实际上大概是二十九日；从降落伞和面罩的定货量来计算，恰恰两相一致，为此至少应该在迫在眉睫的二十八日进行决定性斗争。”
见解一致。所以问题是以怎样的形式开展决定性斗争。须山想了想说：
“已经准备到了这个程度，大家也斗志正旺。下面要做的，就是鼓动大众来个一气呵成。”略一停顿，他接着说，“胜负恐怕就取决于这一气是一气还是两气……”
“对。往下需要一个点火的——为了八百人！”伊藤脸上罕见地现出兴奋的神色。
“我嘛，最近、其实主要是这两三天有点焦急。过去是在以种种方式清算福本主义时代的宗派活动当中做过来的，影响仍在。现在没有将工厂里的斗争一举进行到底，原因想必还是要从那里找……”须山看着我的脸说道。“我想，要是没有一个人在大家前面公开行动，斗争就无从谈起。因为那是由量到质的转变。我认为那并非极左，你们说呢？”
须山仿佛在说有人说那是“极左”，往那里用力强调。
作为我，不想以“独断”、而必须以“理解”推进斗争。因此我默不作声，只是注意将问题引往正确方向。也巧，到底朝正确方向发展了。特别是伊藤和须山，两人不是从理论上考虑活动方式，而是从每时每刻工厂动向的对策这点出发，并在正确地方相互吻合。这是不脱离工人生活所使然——我们在此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微妙统一。
我对须山说，把那个说成极左，那只能是怯懦的右翼机会主义者为了粉饰其实践中的败北主义而攻击对方的说法。须山应道：“正是！”
于是我提出自己的方案。刹那间，窒息般的紧张到来了。但那是极短的瞬间。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须山以到底有些生硬的语声最先打破沉默。
我看着须山。
“当然要由我做！”他说。
我点头。
伊藤身体变得硬硬的，只以眼睛看着我和须山。我一转向伊藤那边，她在口中低声说“没、有、异议”。
一看，须山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盘腿膝前的鸽牌空香烟盒一点点撕得粉碎。
定下后，出现短暂的岑寂。这样，一直没有注意到的街上行人接连不断的脚步声，一个劲儿叫嚷不止的通宵营业的店铺小贩的大嗓门陡然传来耳畔。
随后进入具体事项。厂方估计传单和工厂报纸《面罩》是通过女工之手带进来的，原因在于对女工的身体检查较为宽松，因而最近女工体检陡然严厉起来。于是决定：当天由伊藤负起全部责任，两条大腿穿上用橡皮筋紧紧勒住的衬裤，将传单塞入其中；早上从s手中拿到传单后就走进街头公共厕所，把传单塞进衬裤。进厂后，定下固定时间，同样采取利用厕所交给须山的方法；传单午休时在天台上散发。
会开完后，迄今压抑的感情忽然涌满胸间。
“怕是漫长的分别啊！……”我对须山说。
“我的朋友中有这样的。”他说，“那是两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为‘三·一五’被判了三年，而另一个因为转年的‘四·一六’被判了四年。‘三·一五’那个家伙出来后，去年十二月再次被捕，判了三年。那家伙本来兴奋地等待‘四·一六’的家伙出来，于是入狱时说道：看来我和那家伙要永远这么出来进去见不到啦，不过这样也好！……”接着须山自己说了一句：“这大概是我最后的剪报了？”
我和伊藤不由得笑出声来。但是，我的脸像要哭出来时那样僵硬。
“不管发生什么，只要这里的组织好好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开展下去。至少你不要被捕。你要是被捕，我所做的也就白费了，我就白死了！”须山说。
我们按照今天的决定进行准备，二十六日夜再碰头一次。“那么……”我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尽管都没想那样做，但站在房间正中的我们，双方伸手紧紧握在一起。
倏然，须山像孩子似的腼腆地对我说道：
“怎么搞的，佐佐木，你的手好小啊！”
须山往外走时，想到今后再没机会了，便告诉我去了我家。“你的老母亲，每次见时，都觉得她好像渐渐变小了。”他说。
“……？”
我以为他要说别的什么。但“渐渐变小了”这句须山的话倏然在我心头一击。我从中仿佛清晰看见了因为担忧而日益憔悴的母亲那矮小的身影。却又怪他这种时候不该说那种事。我轻描淡写应道“怕是那样的吧”，就此切断话头。
同须山分手后，伊藤说到下一个联络隔有三十分钟时间，就和我稍稍转了转。我们说二十六日为须山搞一个小型壮行会，由伊藤为此买糕点和水果什么的。
伊藤的特征是走路时像男人那样大步流星和微微晃肩。而此刻在我身边走起来，看上去一下一下迈着碎步，很有女人味儿。分别时叫我等一会儿，然后走进一家小店。片刻，拿着一个购物包出来。
“这个，给你的……”
说着，递给了我。我说这不好吧，可她硬塞到我手里。
“近来你的衬衫够脏的啊！那些人好像是往那里盯的哟！”
回到住处，我打开包。意识到时，原来我是在将伊藤和笠原加以比较。虽然同是女性，但我以前一次也没将伊藤同笠原比较着考虑过。而同伊藤一比，我这才感觉到笠原在的地方离我有多么远。
我已经有十多天没去笠原那里了……
九
仓田工业厂区的天台上，每到午休时间，新建当中的第三车间的员工就上到那里，或者浑身洒满阳光东倒西歪，或者七嘴八舌说什么，或者奔跑嬉闹，或者打排球。这天，初夏的阳光反射在混凝土地面上，炫目耀眼。须山在自己周围安排了同伴，以便在紧急关头阻碍拘捕。
差十五分到一点时，须山忽然高喊着奋力往高处连抛传单。“坚决反对大量解雇！”“用罢工反对！”……往下被众人的声音淹没了。红色和黄色的传单沐浴着阳光闪闪生辉。传单散开后，大家惊愕地站住不动，随即“哇——”一声朝传单散落的地方蜂拥而去。其中有几十人一本正经地拾起传单，分别高高地撒开。这么着，最初散落一处的传单，转眼之间就在六百员工头上扩展开来。在天台各处站岗的守卫大概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拼命叫道：“喂、喂，不许捡传单！”边叫边冲了进来。但搞不清是谁撒的。一眼看去，没有一个人不在撒传单。
无可奈何的守卫把守天台狭窄的出口，打算一个个放出来做“头部实验”。但那样一来，一个小时也无法上工。粗大的钢筋混凝土烟囱里响起上工号声时，人们手挽手朝狭窄的入口“嗨哟嗨哟”涌去。事已至此，守卫早已束手无策。伊藤一看，须山在人群中完全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悠然”走了下去。
事后工头一个个问：“知道是谁撒的？”尽管有人明知是须山撒的，但说的人一个也没有。青年团的傻瓜蛋们觉得丢人现眼，气呼呼的。这一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同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群情鼎沸，决定选代表同其他车间协商，向厂方抗议。
下工后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时，须山说：“这种时候咱们哭一哭也是可以的吧？”说着，把帽子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把把搓脸不止。
路上，须山左一遍右一遍反复说道：“没想到会这样！”“没想到会这样！大众的支持真是势不可挡啊！”
我为了听取撒传单的情况，当天很晚同伊藤取得联系。我根本没想到须山会一起来。当须山从伊藤身后进来时，我注意看了不止两三次。当我看明白那不折不扣是须山时，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
我听了详细情况。我也兴奋起来，模仿须山对伊藤说的那种说法：“这种时候咱们喝一瓶啤酒也是可以的吧！”我们决定三人喝一瓶“麒麟”。
须山乐不可支，拿出平时的逗笑把戏，对伊藤说：
“那传单可是有一点儿味道的哟！”
我说了声：“瞧你！”抓着须山的肩笑了。
但是，决定性斗争莫如说在于明日一战，我们进一步商量对策。
第二天早上，职工们一进厂，厂方就将两日份的工钱递给六百临时工中的四百人，在门口解雇了。警察来了十五六人，对那些领完工钱仍呆愣愣在那里打转转的女工喝道：“好了，回去，回去！”把女工撵了回去。
付款口的旁边贴出一大张告示：“原定二十九日截止工作，结果提到今天。但厂方决意不给大家添麻烦，为此主动支付两日份的工钱，还请大家体贴厂方的苦心。另有新工作时，厂方承认大家录用的优先权，敬请记挂。”将二百名临时工留下来，其中也有他们的小算盘——打乱大家的步调。
须山和伊藤都在被解雇的名单中。在最后关头我们被占了先机。须山和伊藤垂头丧气，几乎让人目不忍视。我也同样。毕竟敌人也不是木偶。我们必须马上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在逆转的形势面前不言放弃，使之有助于下一次斗争。
虽然被踢散了，但正式工中有两名成员留了下来。另外，被解雇的人固然为找各自的工作而变得七零八落，可是那里差不多有伊藤和须山小组的十个人。因此，只要今后也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领域反而会迅速扩大。
那帮家伙势必以为先下手使得我们的活动一败涂地。其实正是他们以自己的手将我们组织的种子传播开去，而这点他们是不知道的！
现在，我、须山和伊藤正以加倍的斗志从事新的活动……
（上篇完）
（一九三二．八．二十五）
作者附注：谨以此篇献给同志藏原惟人。
麒麟：麒麟牌啤酒。
森永奶糖：森永牌奶糖。
战争：应指1931年9月18日即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侵华战争。
片冈铁兵：1894—1944，有左翼倾向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代表作有《绳子上的少女》。
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主要作家。代表作有《水泥桶里的信》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日本当时有名的大商店（分店）。
劳埃德眼镜：赛璐珞圆形宽边眼镜。因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劳埃德（1893—1971）戴这种眼镜，故名。
ultra：德语。极端分子、过激主义者。发音同日语“虎”的发音相近。
安治：主人公“我”的名字，佐佐木安治。
いろは：日语字母（假名）。
片冈千惠藏：1903—1983，日本电影演员。
《新青年》：日本于1920至1950年之间刊行的通俗杂志。
克虏伯：德国有代表性的钢铁、造船等制造成套设备的大公司。
水谷八重子：1905—1979，日本新剧派最主要的女演员。
福本主义：福本和夫（1894—1983），日本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捕入狱14年。
三·一五：三·一五事件，日本政府镇压日本共产党人的事件。1928年3月15日，田中义一内阁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名义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千数百人。
四·一六：四·一六事件，1929年4月16日田中内阁大量搜捕日本共产党人事件。
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艺评论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入狱亦坚持斗争。战后致力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著有《艺术论》《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