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我们觉得她应该起个美国名字。”伯恩太太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笑，“当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补上一句。
“姓氏没有改。”
“当然没有。”
“没打算收养她？”
“天哪，当然没有。”
他的目光越过眼镜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张纸上。壁炉上方的时钟大声地嘀嘀嗒嗒。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多萝西，我是索伦森先生，是儿童援助协会在本地的代理人，负责安置‘孤儿列车’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通常来说，安置都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都满意。但很遗憾的是……”他摘下眼镜放进前胸口袋，“有时候也会有些不顺。”他望着伯恩太太，我发现她的米色丝袜有一处抽丝，眼影也花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安置。”索伦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对夫妇……嗯，其实是赫明福德镇外的一家农场里……想要一个你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那对夫妇的名字叫威尔玛·格罗特和杰拉德·格罗特。”
我扭头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视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尽管她从未对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抛弃我，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不要我了？”
索伦森先生的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徘徊：“情况很复杂。”
就在我们说话时，伯恩太太飘然走到窗边，拉开蕾丝窗帘远眺大街，远眺着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听说了，目前日子不好过。”索伦森先生接着说，“不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处境都很艰难。而且……嗯，他们的生意也受了影响。”
正在这时，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帘转过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给冰箱上锁！再多也不够她吃！”她伸手掩住面孔，一溜烟奔过我们身旁，穿过走廊，跑上楼梯，砰地狠狠甩上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范妮说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说这种话。这姑娘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送她去上学。”
索伦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听说格罗特夫妇是好心的庄稼人。”
“四个孩子？”我说，“他们干吗还想要一个？”
“据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对，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因此都是些传闻，知道吧。但我听说格罗特夫人又怀孕了，她想找个人帮着带孩子。”
我斟酌着，想起了卡迈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双胞胎兄弟——他们坐在伊丽莎白街那张摇摇欲坠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苹果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农舍，屋后有红色的谷仓，有着篱笆栏，鸡舍里养着一群鸡。还有什么比上锁的冰箱和走廊里的垫子更糟的呢？“他们什么时候要我过去？”
“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索伦森先生给我几分钟收拾行李，然后出门去找他的汽车。我从走廊的壁橱深处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范妮站在缝纫室门口，望着我收拾行李。我叠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还没有完工的蓝色条纹布料的那条，又带上从儿童援助协会带来的衣服，连同两件新毛衣、灯芯绒裙子，还有范妮送我的两双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难看的芥末色大衣，范妮却劝我把它收起来。镇外那些农场比镇子里还冷呢，她说。
收拾完以后，我们回到缝纫室，范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两色线轴各一个、一个针垫、一些别针，还有一小包玻璃纸包好的缝衣针。她又为我那条没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纽扣，然后把所有东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这些都给我，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我问她。
“哼，我压根儿不在乎。”
我没有跟伯恩夫妇道别：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儿，伯恩太太则连楼都没有下。但范妮给了我一个久久的拥抱，用冰凉娇小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你是个好姑娘，妮芙。”她说，“任何人说你坏话都别理。”
索伦森先生的车是辆深绿色的克莱斯勒卡车，停在车道上那辆a型车后。他帮我拉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座。车里有股香烟和苹果味。索伦森先生把车倒出车道，向左驶去，驶向了镇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方向。汽车穿过榆树街，在尽头处右转驶上一条安静的街道，街上的房屋离人行道颇有一段距离。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条又长又平的马路，马路两侧是片片农田。
我望着车窗外单调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挤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卡车呼啸而过。马儿吃着青草，远处几辆农用机器看上去像是没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际线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浑水，黑色的鸟儿流星般划破天际。
一路上，我几乎有点同情索伦森先生了。我能感觉到他心情沉重。当初接下儿童援助协会代理人职位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形。他不停问我车里温度合不合适，我坐得舒不舒服。当听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几乎一无所知时，他马上一股脑儿向我介绍起来：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为一个州，现在则是美国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于一个达科他印第安语“天色之水”；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各种各样的鱼类，比如碧古鱼、鲇鱼、大口黑鲈、虹鳟鱼、鲈鱼和梭鱼。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你知道吗？再说，这些农田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口粮，他边说边指着窗外。你看，那就是粮食，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打谷机经过一个个农场，乡邻们聚在一起把粮食捆成垛。那边还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远处的矮房屋了吗？那是火鸡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火鸡产量最高的地方，没有明尼苏达州，上哪儿去过感恩节呢。要是说起打猎，那就更加说不完了。这儿有野鸡、鹌鹑、松鸡、白尾鹿，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个狩猎天堂。
我听着索伦森先生的话，边听边礼貌地点头，却难以集中心神。我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躲进内心深处。明知自己无人怜爱，无人关怀，永远是个局外人——这是种多么悲惨的童年。我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大约过了半小时，索伦森先生把车驶上一条窄窄的泥路，四溅的尘土扑上风挡玻璃和侧窗。我们又经过田野和光秃秃的白桦林，越过一座破旧不堪的廊桥，桥下是幽暗的小溪，水面还有片片浮冰。卡车驶上一条崎岖不平的泥路，两侧都是松树。索伦森先生手里拿着张卡片，看上去像是路线图。他减速停下车，张望着身后的小桥，又隔着灰蒙蒙的风挡玻璃远眺前方的树丛。“见鬼了，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小声抱怨着，脚踩着踏板，一点点地往前挪。
我指指窗外：那里有根棍子系了块褪色的红布，还有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看上去像条车道。
“一定是这里了。”他说。
卡车驶下车道，茂密的树杈从车身两侧剐过。开了大约五十码，前方出现了一栋小木屋（更确切地说，是间小棚子），没有漆过，塌陷的前廊里堆满了垃圾。屋子门口有块没长草的空地，一个幼童正在一条黑狗身上爬，黑狗的毛乱蓬蓬的。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用棍子捅泥土，他的头发短得厉害，瘦骨嶙峋地像个干瘪的小老头。天气这么冷，两个小孩却都光着脚。
索伦森先生把车停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尽量离两个小孩远一些。他走出卡车，我也下了车。
“你好啊，孩子。”他说。
男孩瞪眼望着他，没有接话。
“你妈妈在家吗？”
“你是谁？”男孩说。
索伦森先生笑了：“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你会添个新姐姐？”
“没有。”
“好吧，她应该在等我们，快去告诉她我们到了。”
男孩用木棍捅捅泥地：“她在睡觉，我才不去吵她呢。”
“去叫她起来，说不定她忘了我们要来。”
男孩用棍子在泥地上画了个圈。
“告诉她，是儿童援助协会的索伦森先生来了。”
他摇摇头：“我可不想挨鞭子。”
“她不会打你的，孩子！你妈妈知道我来一定会很开心。”
这小孩肯定是不会去了。索伦森先生搓搓手，示意我跟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向门廊走去。我看得出，他挺担心屋里会是什么情形，我也一样。
他大声敲了敲门，谁知房门一推就开了，门把手所在的位置是个洞。他踏进了一片黑暗中，带着我往前走。
起居室里空荡荡的，闻上去像个洞穴。地上铺着粗木板，有些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板下的地面。屋里有三扇脏兮兮的窗户，其中一扇的右上角裂了个参差不齐的大洞，另一扇上布满了裂纹。两把布面椅积满灰尘，填料从裂开的缝隙中冒了出来，布面椅与一张磨破的金色沙发中间摆着一个木箱。最左边是条漆黑的走廊，正前方敞开的门后则是一间厨房。
“格罗特太太？有人吗？”索伦森先生抬起头，却没有人答话，“我可不会去卧室找她，绝对不会。”索伦森先生嘟囔道，“格罗特太太？”他又提高声音喊了一句。
随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大厅里出现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身穿脏兮兮的粉色裙子。
“嘿，你好啊，小姑娘！”索伦森先生蹲下说道，“你妈妈在吗？”
“我们在睡觉觉。”
“你哥哥告诉我了。她还在睡吗？”
这时走廊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嗓音，把索伦森先生和我吓了一跳：“你们想干吗？”
索伦森先生慢吞吞地站起身。黑暗中走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有着棕色长发，双眼浮肿，嘴唇干裂，身上的睡衣非常薄，我能透过睡衣看见黑色的乳晕。
小丫头像只猫咪般悄悄溜了过去，抱住女人的腿。
“我是儿童援助协会的切斯特·索伦森，您一定是格罗特夫人吧。很抱歉打扰您，但他们告诉我，您知道我要过来。您是想要个女孩，对吧？”
那女人揉揉眼睛：“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四号，女士。”
她咳嗽一声，又弯下腰，掩住嘴咳起来。
“您要坐下吗？”索伦森先生走过去，搀着她的手肘，扶她坐上椅子，“嗯，格罗特先生在家吗？”
那女人摇摇头。
“他快回来了吗？”
她耸耸肩膀。
“那他几点钟下班？”索伦森先生追问道。
“他不上班，饲料店的工作上个星期就不干了。”她环顾四周，仿佛在找什么。她说：“过来，梅布尔。”小女孩悄无声息地溜过去，眼睛一直盯在我们身上。“去看看小杰拉德是不是还好。哈罗德又去哪里了？”女人说。
“是门口那个男孩吗？”索伦森先生问道。
“他在照看宝宝吗？我叫他看着的。”
“他们两个都在外面。”他说。尽管他的语气不露声色，但我能听出索伦森先生并不赞同。
格罗特夫人咬着嘴唇。她还没有跟我搭过话，甚至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我只是太累了。”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是的，我想一定是这样，女士。”索伦森先生明显急着离开，“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您想要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她叫多萝西，资料上写明了她有照看小孩的经验，应该能帮上您的忙。”
她心烦意乱地点点头。“他们睡觉的时候我才能睡，”她喃喃说道，“只有这种时候，我才能休息一会儿。”
“必定如此。”
格罗特夫人伸出双手掩住面孔，接着把乱糟糟的长发拨到耳后，朝我扬起下颌：“这就是那个女孩？”
“是的，夫人。她名叫多萝西，即将成为您家的一分子，由您照顾，同时也会给您帮忙。”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眼神却一片空洞：“多大年纪？”
“九岁。”
“我的孩子够多了，我需要一个帮手。”
“这也是其中一方面。”索伦森先生说，“您为多萝西提供食宿，确保她能上学，而她负责做家务琐事作为回报。”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和一张纸，戴上眼镜，歪歪头望着纸条，“四英里外有所学校，离这儿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有条驿道，她可以在那儿搭车去上学。”他摘下眼镜，“按规定，多萝西必须上学。格罗特夫人，您同意遵守吗？”
她叠起了双臂。有那么一会儿，看上去她似乎要开口拒绝。也许，我终于不用待在这里了！
这时吱呀一声，前门开了。我们转过身，望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瘦高个男人。他穿着格纹衬衣，挽起了衣袖，配着脏兮兮的工装裤。“小姑娘会去上学的。不管她想不想去，我保证。”
索伦森先生大步流星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您一定是杰拉德·格罗特。我是切斯特·索伦森，这是多萝西。”
“很高兴见到你。”格罗特先生握紧索伦森先生的手，遥遥地冲我点点头，“她会没事的。”
“那太好了。”索伦森先生显然如释重负，“那我们把手续办一下。”
有些文件需要签署，不过不多。几分钟后，索伦森先生就把我的行李从车里取出来，然后开车离开了。我透过裂了缝的前窗玻璃远眺着他的背影，小宝宝内蒂在我背上呜咽不停。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我要在哪儿睡？”天色黑了下来，我问格罗特先生。
格罗特先生望着我，双手叉着腰，仿佛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指指门廊。“那边有间卧室，”他说，“如果你不想和别人一起睡的话，也可以在这张沙发上睡。我们没那么多臭讲究，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常在沙发上打盹。”
卧室地板上摆着三张没铺床单的旧床垫，不过是区区一层单薄的弹簧。梅布尔、小杰拉德和哈罗德在上面爬来爬去，争抢一条破毛毯和三床旧被子。我不想在这儿睡，但总比跟格罗特先生一起睡沙发强。半夜里，总有一两个孩子蜷进我的臂弯或贴紧我的后背，他们闻上去有股泥土味和酸味，仿佛野生动物。
绝望笼罩着这个家。格罗特太太根本不想要这么多孩子，她和格罗特先生也从未用心照顾过他们。她一天到晚蒙头大睡，孩子们就在床上来来去去。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上钉了张牛皮纸，把房间遮得暗无天日，活像地底洞穴。孩子们一心渴求温暖，纷纷钻到她身旁。有时她任由他们黏着她，有时却把他们赶下床。每当被妈妈赶下床，孩子们的哀号就好似针一般刺进我的耳朵。
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管道。格罗特一家用的是煤气灯和蜡烛。后院有个水泵和厕所，门廊上堆满了木垛。壁炉里烧着潮湿的木头，只能微微冒点热气，却害得整间屋烟雾缭绕。
格罗特太太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她会把某个孩子打发出来吃东西，不然就叫我去给她冲杯咖啡。她让我心里很紧张。我一一遵照她的吩咐，尽量离她远些。孩子们则问东问西，努力接纳我。只有两岁的小杰拉德跟大家不一样，他立刻和我亲近起来，小狗般跟着我。
我问格罗特先生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他在城里见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寻去处。威尔玛不肯起床，他根本束手无策。
我有种被人抛弃、被人遗忘的感觉，仿佛遭遇了比过去更加悲惨的厄运。
格罗特先生说，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再去找工作。他打算靠天吃饭。他在林间出生长大，他只熟悉这种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只愿意熟悉这种生活。这栋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他的目标就是完全自给自足，他说。他后院养着一头老山羊、一头骡子和几只鸡。他可以上山打猎，去树林里摘果子，种点粮食，再加上鸡蛋和山羊奶，足够养活一家人了。实在不行的话，他还可以把东西拿到镇上去卖。
格罗特先生每天要奔走好几英里，因此身材精悍而瘦削。活像个印第安人，他说。他有辆车，不过早就坏了，锈迹斑斑的，扔在屋后。由于没钱修车，他不管去哪里都走路，有时也会骑那头老骡子。据格罗特先生说，一辆开往屠宰场的卡车几个月前在路上抛了锚，结果那头老骡子瞎跑到这儿来了。格罗特先生的指甲缝里满是污垢，里面混着机油、泥土、动物的血迹，还有些说不上来的玩意儿。那污垢嵌得太深，洗都洗不掉。自始至终，除了那条工装裤，我从没见过他穿其他的长裤。
格罗特先生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规定。说实话，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政府。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上过学，也看不出上学有什么用。但他会送我去上学，免得政府来烦他。
星期一，也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三天，在一片夜色之中，格罗特先生猛晃我的肩膀把我叫醒，好让我收拾收拾去上学。屋里冷得很，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雾。我穿上新裙子，在上面套了两件毛衣，戴上范妮送我的连指手套，又穿上从纽约带来的厚长筒袜和笨重的黑鞋。
我跑到水泵旁，用罐子装了些冷水，进屋放在炉子上加热，把热水倒进一个锡盆，拿了块破布擦了擦脸、脖子、指甲。厨房里有块旧镜子，上面满是黑斑和锈迹，破得几乎照不出人影。我用手拢拢没洗的头发，分成两股紧紧地扎成辫子，辫尾再扎上范妮送我的棉线。梳洗完毕后，我认真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在没洗澡的情况下，收拾得再干净也只能这样了。镜中的我脸色苍白，神情严肃。
早餐我几乎没怎么吃，只吃了点羊奶做的野稻布丁，还有格罗特先生昨天采来的枫树糖浆。今天白天可以离开这间漆黑难闻的小屋了，我简直感觉松了一口气，不禁抱起哈罗德转圈圈，跟小杰拉德开玩笑，又把我的野稻布丁分给梅布尔吃——小姑娘才刚刚开始正视我的目光。格罗特先生拿着小刀在泥地上给我画了张地图：从车道出去，从你进来的地方左转，一直走到三岔路口，然后穿过那边的一座桥，一直向前走到乡村公路，大概半个小时吧。
他没有把午餐给我，我也没有要，只是偷偷地把昨天做晚饭时煮的两个鸡蛋塞进了外套口袋。索伦森先生给了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某位波斯特先生会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他会在早上八点半抵达那个拐角，下午四点半送我回来。现在是七点四十分，但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在街角等车总比误车强。
我蹦跳着跑过车道，急匆匆地上了路，在小桥上流连了片刻，俯视着水中倒映的天光。黑漆漆的水面上，天空的倒影仿若倾泻的水银。岩石周围泛起万千白色的浪花，树枝上寒冰闪耀，霜花在枯草上结成一张熠熠发光的网。常青树上覆盖着昨夜落下的小雪，就像一片圣诞树林。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我被它的美打动了。
车的踪影还没有见到，耳边先传来了隆隆的车声。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在离我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只好沿路跑回去上了车。一个头戴褐色帽子的圆脸男人探出头：“快上来，亲爱的，没时间磨磨蹭蹭啊。”
卡车后厢顶上盖着一张油布，我爬进车厢，里面放了两根平平的木板，权当座位。角落里有一堆马毯，四个小孩坐在那儿，用马毯裹住肩膀和双腿，帆布的反光给他们染上了一抹微黄。其中两个小孩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卡车一路颠簸着往前开，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紧紧地抓住长凳，免得在遇到坑坑洼洼时一头栽到地上。途中，卡车又停了两次去接学生。车厢原本刚好容得下六个人，这下我们八个人紧巴巴地挤在了一起。尽管我们在长凳上挤得慌，但挤来挤去倒是挺暖和。没有人讲话。卡车向前开着，寒风从油布的缝隙里嗖嗖地往里钻。
驶出几英里后，随着刹车嘎吱尖叫，卡车转个弯开上一条陡峭的车道，然后慢慢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厢里跳下来，排好队向学校走去。校舍是一幢带有护墙板的小房子，门口挂着一个铃铛。一个年轻女子站在校舍门口，身穿浅蓝色的裙子，围着淡紫色的围巾。她有张美丽、生动的面孔，棕色的大眼睛，满面笑容，光亮的棕发用一条白色缎带扎成马尾。
“欢迎啊，孩子们，跟平时一样排队进来吧。”她的声音洪亮又清晰，“早上好，迈克尔……伯莎……达琳，”她叫着孩子们的名字，逐一跟他们打招呼。当我站到她面前的时候，她说：“嗯……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有人告诉我你要来上课。我是拉森小姐，你一定是……”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开口，不过我说的是“妮芙”，她说的是“多萝西”。拉森小姐看见我的表情，说道：“是我弄错了吗？还是你有个小名？”
“不是的，夫人，只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怎么啦？”
“我以前叫妮芙，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在新家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你妮芙。”
“没关系，就叫我多萝西好了。”
她微微一笑，端详着我。“那就听你的。露西·格林？”她对我身后的女孩说，“请带多萝西去她的课桌，好吗？”
我跟着露西，来到一个装了几排衣服挂钩的地方，把大衣挂到钩子上，接着走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屋里弥漫着柴火烟和粉笔的味道，还有个油炉、一张讲桌、几排长凳和座位，东面和南面的墙上是两块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字母表和乘法表。另外两面墙上全是大大的玻璃窗。头顶的电灯洒下明亮的光，矮矮的架子上摆满了书籍。
等到所有人都坐好，拉森小姐把一根细绳上的拉环往下一拽，一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出现在墙上。她叫我过去，把爱尔兰在地图上指出来。我仔仔细细地找着，找到了戈尔韦郡，甚至找到了市中心。地图上没有金瓦拉这个小村，但我摸了摸它所在的位置——就在蜿蜒的西海岸线上，戈尔韦郡的正下方。那是纽约，这是芝加哥，还有明尼阿波利斯。地图上也找不到赫明福德县。
连我在内，班上共有二十三个学生，年龄从六到十六岁不等，大多数来自本地的农场或农家，在这里学习读写。我们闻起来都有股身上没洗干净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大孩子。拉森小姐告诉我，学校的厕所里有毛巾，几块肥皂和一盒小苏打，如果想梳洗的话可以用。
跟我讲话时，拉森小姐总是弯下腰望着我的眼睛。问我话的时候，她会等我回答。她身上有股柠檬和香草的味道，而且她似乎拿我当个聪明孩子看待。在我做完阅读水平测试以后，她从讲桌旁的架子里取了一本书给我。那是一册印着黑色小字的精装书，里面一张插图也没有，书名叫《绿山墙的安妮》。她告诉我，等我读完全书，她会让我谈谈读后感。
有这么一大帮孩子，你觉得这个班一定会乱成一团糟吧？但拉森小姐罕少大声训话。校车司机波斯特先生会砍柴火，烧炉子，打扫前门的落叶，还会修车。他也给我们上数学课，一直教到几何学。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因为当年正闹蝗灾，他不得不去农场帮忙。
课间休息时分，露西叫我跟她们一起玩各种游戏：扔球啦，快快跑啦，绕圈唱歌啦。
到四点半走下卡车，在回格罗特家小屋的漫漫长路上，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格罗特家吃的东西。天刚破晓，格罗特先生就带着来复枪和棒子出门了。他会带回来松鼠、野火鸡、长胡子的鱼，时不时还会带回来一头白尾鹿。午后时分，他会回到家中，浑身粘满了松胶，大多数时候带回来的是红松鼠，但它们不如大一点的狐松鼠和灰松鼠好。格罗特先生把灰松鼠叫作“毛毛尾巴”。狐松鼠个头很大，有些狐松鼠看上去活像橙色的猫。松鼠们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格罗特先生用两枚硬币互相敲击，哄得松鼠们现身——敲硬币的声音跟松鼠的叫声差不多。格罗特先生告诉我，灰松鼠的肉最多，但也最难找。它们害怕或发怒的时候会发出“切克切克”的声音，他就是循着这种声音找到它们的。
格罗特先生一气呵成地把小动物剥皮，剖开，取出内脏，然后把小小的心脏、肝脏和一块块深红色的肉递给我。我告诉他，我只会做煮卷心菜和羊肉，但他说其实差不多。他教我怎么做烧什锦，也就是把肉丁、洋葱和蔬菜炖成一锅，再加上芥末、生姜和醋。先把肉用油煎一下，然后放进土豆、蔬菜和其他配料。“就是大杂烩，”他说，“手头有什么，就放什么。”
刚开始，我被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给吓坏了：剥了皮的松鼠血肉淋漓，好似拉森小姐书本里的人体解剖图。但饥饿终究战胜了不安。没过多久，我便对炖松鼠习以为常了。
格罗特家屋后是一块菜园，即使正值四月中旬，也还有些根菜可以挖：枯萎了的土豆、番薯、硬皮萝卜和芜菁。格罗特先生把我带到菜园，给我一把鹤嘴锄，教我怎么把蔬菜挖出来，然后在水泵下清洗。但菜园里有些地方尚未解冻，蔬菜很难挖。为了去年夏天种下的那些又老又硬的菜，我们两人冒着寒气挖了约莫四个小时，才挖出一小堆难看的菜。孩子们不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坐在厨房的窗户旁边朝我们张望。谢天谢地，幸好我还有双露指手套。
格罗特先生告诉我他如何在小溪中播种野稻，如何收割粮食。野稻是棕色，口感很硬。在夏末收成以后，他播下种子，来年就能收割了。格罗特先生解释说，野稻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就会枯死。落下的种子来年春天会在水中扎根，接着长出水面，稻苗好似高高的野草一般在水中摇曳。
到了夏天，他会在屋后的空地上种香草——薄荷、迷迭香、百里香等，然后挂在房子里晾干，他说。目前厨房就有一盆薰衣草，在污秽不堪的屋子里显得如此奇特，仿佛垃圾场里的玫瑰。
四月底的一天，在学校里，拉森小姐让我去门廊取些柴火。当我回到教室，全班同学已经站了起来，由露西·格林领头，为我唱起了生日歌。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你们怎么知道？”
“资料里写着你的生日嘛。”拉森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块葡萄干面包，“是我的房东太太亲手做的。”
我望着她，一时难以置信：“给我的吗？”
“我跟她说过，班上要新来一个女生，而且她的生日快到了。房东太太喜欢烘焙。”
面包的质地绵密盈润，尝上去有股爱尔兰的滋味。只咬了一口，我便仿佛回到了祖母那间温暖的小屋，回到她那暖意融融的炉灶前。
“九岁到十岁可是一大步啊，”波斯特先生说，“年龄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接下来九十年，你的年龄可都是两位数啦。”
当天晚上，我在格罗特家取出没吃完的面包，跟他们提起下午的生日派对。格罗特先生哼了一声：“庆祝什么生日，太可笑了。我连自己是哪天生的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我当然也不记得。”他冲着他的孩子们摆摆手，“不过，吃面包吧。”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社工洛丽一边仔细查阅莫莉的档案，一边坐到凳子上：“这么说，还有……我来看看……你一月份满了十七岁，所以还有九个月，你就要结束寄养了。到时候你有什么打算吗？”
莫莉耸耸肩膀：“没什么打算。”
洛丽往她面前的卷宗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句。她长着一双目光炯炯的圆眼睛和一只尖鼻子，爱管莫莉的闲事，总让莫莉想起雪貂。现在是午餐时间，在学校某间空荡荡的化学教室里，她们坐在实验桌旁——每隔一个星期，到了星期三中午，她们都会见上一次。
“跟锡伯度一家相处有什么问题吗？”
莫莉摇摇头。迪娜基本不跟她搭话，拉尔夫倒是挺和气——一切如常。
洛丽用食指拍拍自己的鼻子：“你没戴这玩意儿了。”
“杰克怕我吓到老太太。”她确实是为了杰克把鼻环取掉的，但事实上，她也不急着把它戴回去。莫莉挺喜欢鼻环的某些特质，比如，它让她显得很叛逆。戴好几个耳环远不及鼻环那么朋克风十足，这岛上每个四十出头的离婚女子耳朵上都戴了一排耳环。但鼻环打理起来太费心了。它总有感染的风险，洗脸、化妆时也必须格外小心。说起来，脸上不戴金属环，也算是种解脱。
洛丽慢慢翻阅着卷宗，嘴里说道：“已经有二十八个小时的记录了，干得不赖。感觉怎么样？”
“还不坏，比我想象中好。”
“这话怎么说？”
莫莉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盼着去薇薇安家干活儿。九十一年是漫长的一生，那些盒子里装满了历史，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比如，那天她们清理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圣诞装饰品，薇薇安自己已经不记得这个盒子了。盒子里有纸板做成的星星和雪花，上面金光银光闪闪发亮，还有装饰精美的玻璃球，红的、绿的、金色的。薇薇安还跟莫莉讲起当初过节时装饰家庭商店的故事，在橱窗里放上一棵真正的松树，树上挂上这些装饰品。
“我喜欢她，她挺酷的。”
“你是指那位‘老太太’？”
“没错。”
“嗯，不错啊。”洛丽挤出一丝微笑，像雪貂一样的微笑，“你还剩下二十二个小时要完成，对吧？好好利用这段经历吧。另外，我希望用不着提醒你：你还在察看期，如果被抓到饮酒、吸毒或其他违法行为，我们只能从头开始。明白吗？”
莫莉差一点就开口说：“真该死，你是说我必须把制毒工厂关掉？还得把贴到facebook上的裸照通通删了？”但她只是镇定地对洛丽笑了笑，说道：“明白。”
洛丽从档案中抽出莫莉的成绩单：“瞧瞧，你的sat考了600多分，这学期的平均分是3.8，很不错嘛。”
“这所学校比较好混。”
“才不是呢。”
“没什么大不了。”
“实际上挺了不起的。这分数足以申请大学了，你考虑过吗？”
“没有。”
“为什么？”
去年从班戈高中转学过来的时候，她差点及不了格。在班戈，她根本不愿意做家庭作业。她的寄养父母都是派对动物，每次放学回家，总能看见一屋子酒鬼。在斯普鲁斯港，分心的事情没那么多。迪娜和拉尔夫不沾烟酒，生活也很严谨。杰克有时会来杯啤酒，但也仅此而已。再说，莫莉还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学习。
从来没有人跟她谈过上大学的事情，除了上学期生物课拿了个a的时候，学校辅导员漫不经心地向她推荐过护理学校。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成绩一下子升了上来。
“我不觉得自己是念大学的料。”莫莉说。
“嗯，很显然你就是。”洛丽说，“既然满十八岁你就正式独立了，也许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的好。有些很不错的奖学金是专为年满十八岁的寄养青少年设立的。”她说着合上文件夹，“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去索姆斯维尔便利店找个站柜台的工作。你自己决定吧。”
“社区服务怎么样了？”吃晚餐时，拉尔夫边问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牛奶。
“还行。”莫莉说，“那位老太太年纪真的很大，东西非常多。”
“要花五十个小时收拾？”迪娜问。
“不知道。不过我想，就算盒子清理完了，我还能找到别的事情做，那栋房子太大了。”
“没错，我在那家干过活儿，全是些很老的管道。”拉尔夫说，“你见到特瑞了吗？那个管家？”
莫莉点点头：“其实吧，她是杰克的妈妈。”
迪娜一下子来了精神：“等等，你说的是特瑞·加兰特？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还不知道杰克是她的儿子呢。”
“是的呀。”莫莉说。
迪娜挥舞着叉着热狗的叉子，嘴里说道：“呦，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莫莉向拉尔夫使个眼色，意思是——“搞什么鬼”？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回望莫莉。
“有些人的境遇真是揪心，你知道吗？”迪娜摇着头说，“当初特瑞·加兰特人气多旺啊，还当过返校节女王呢。后来她跟个墨西哥苦力工搞上了。瞧瞧，现在成了个用人。”
“明明是多米尼加人。”莫莉嘟囔道。
“管他呢。那些非法移民全都一个样，不是吗？”
深呼吸，保持冷静，把饭吃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就要这么说。”
“嘿，女士们，行了，行了。”拉尔夫在笑，可惜还是一副苦瓜脸。他知道莫莉很恼火。有时候莫莉发表看法，迪娜会学着真人秀节目《幸存者》里的名言阴阳怪气地说——“部族发话了”。每当这种时候，拉尔夫总会给迪娜找借口：“她没恶意”“她在跟你闹着玩呢”。莫莉让迪娜别这么讲话，迪娜却说：“你得学着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小丫头。如果你不能做到自嘲，你的人生将会相当艰辛。”
于是莫莉挤出一个微笑，端起碟子，谢了迪娜做的美食。她说她有很多家庭作业要做，拉尔夫说他会去打扫厨房，迪娜则说，看肥皂剧的时间到了。
“《斯普鲁斯港主妇》，”拉尔夫说，“这片子什么时候上映？”
“也许特瑞·加兰特会出演该片呢。先放一张她头戴宝冠的年鉴照，接着镜头切换到她拖地板的一幕。”迪娜咯咯地笑了，“我肯定会看！”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这几个星期的美国历史课上，莫莉的班级正在学习瓦班纳基诸部落——由五个操阿尔贡金语的印第安部落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居住在北大西洋海岸的佩诺布斯科特族。里德先生告诉全班学生，缅因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要求学校必须教授美洲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联邦州。学生们已经读过原住民的故事，读过同时期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去巴尔港的印第安博物馆考察了一趟，现在则要就这一主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报告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三分之一。
该报告的主题叫作“运输”。过去的瓦班纳基人在经由陆路从一个水域搬到另一个水域时，必须随身带上他们的独木舟和其他所有家当，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地做出取舍：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他们学会了轻装上阵。里德先生要求学生们找某人做次采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祖父母也好，了解此人生命中那些不得不奔赴某段旅程的时刻，不管是一段字面意义上的旅程，还是一段心灵之旅。学生们必须将访谈用录音机录下来，进行所谓“口述历史”研究，向访问对象提问、根据录音记下回答，再按时间顺序记录成文。作业单上的问题包括：当时你选择带些什么和你一起上路？你扔掉了什么？哪些事物至关重要，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莫莉对这个项目有点兴趣，但她不想采访拉尔夫，更别提迪娜了。
杰克？他太年轻。
特瑞？她肯定不会答应。
社工洛丽？嗨，算了吧。
这么一来，只剩薇薇安了。莫莉已经陆续听说了薇薇安的一些事情：她是被人领养的，在中西部长大，从富裕的养父母手中继承了家族生意，又和她的丈夫一起把生意发展壮大。最后他们把生意转手卖出，赚了一大笔，足以到缅因州的一栋豪宅里养老。最重要的是，薇薇安的年纪真的非常非常大。也许，想在薇薇安的“旅途”中找到波澜起伏的故事不太容易，毕竟幸福安稳的生活哪来什么有趣的故事？但莫莉听说，有钱人也有烦恼。这就得靠她掘宝了，如果她能说服薇薇安接受采访的话。
莫莉自己的童年记忆支离破碎。她记得客厅里那台电视机似乎总是开着，拖车有股烟味、霉味和猫砂味道。她记得妈妈把窗帘拉上，躺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然后再去便利店工作。她记得妈妈不在家时，她到处找东西吃，冰凉的热狗也好，吐司也好，有时即便妈妈在家也是这样。她还记得拖车门口的积雪融化后成了一个大水坑，大得不得了，她不得不从拖车的最上面一级台阶往下跳过水坑，才不会被溅湿。当然，也有些幸福的回忆。比如和爸爸一起煎鸡蛋，用一把又大又黑的塑料铲把鸡蛋翻过来。“别太快了，莫莉·莫拉斯，”爸爸说，“慢慢来，不然鸡蛋会散。”复活节去圣安妮教堂的时候，他们会挑上一盆盛开的番红花，种在绿色塑料花盆里，裹上一面银色、一面亮黄的箔纸。每年复活节，她和妈妈都会在车道两边的篱笆旁种上番红花，用不了多久，一簇簇白色、紫色、粉色的花束便好似变魔术一样从四月光秃秃的地面破土而出。
她记得，在印第安岛学校念三年级的时候，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一词源于“panawahpskek”一词，意思是部落河流的源头“岩石散布的地方”，也正是他们所住的地方。瓦班纳基的意思是“黎明之地”，因为瓦班纳基人所住的地方能见到美洲大陆的第一缕曙光。在后来成为缅因州的这片土地上，佩诺布斯科特人已经生活了一万一千年，追随着食物按季节迁徙。他们设陷阱猎捕驼鹿、驯鹿、水獭和海狸，用长矛叉起鱼类、蛤蜊和贻贝。正处瀑布上方的印第安岛成了他们的聚集地。
她还了解到一些已经融入美国英语中的印第安语，比如“moose”“pecan”和“squash”，还有佩诺布斯科特人的问候语“kwaikwai”和感谢用语“woliwoni”。她了解到，他们并非生活在帐篷里，而是生活在茅屋里，会用一棵白桦树的树皮制成独木舟，取树皮时整片一起剥下，以免那棵白桦树死掉。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人现在还在用生长在缅因州湿地里的桦树皮、白菖蒲和深色白蜡木做篮子，老师甚至指导莫莉亲手做了一个小篮子。
她还了解到，她的名字“莫莉·莫拉斯”是跟着一位著名的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取的。这位“莫莉·莫拉斯”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就已出生，在印第安岛上来来去去，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传说她拥有“m’teoulin”（一种印第安魔法），也就是神灵为造福众生而赋予少数人的力量。爸爸告诉莫莉，拥有神力的人能够解梦，能够救死扶伤，能为猎人指出猎物的方向，能够驱使幽灵御敌。
但直到今年，莫莉才在里德先生的课上学到：1600年，生活在东海岸的瓦班纳基人足有三万多，到了1620年，其中百分之九十已经丧命，几乎全部死于跟移民们打交道：移民们带来了异国疾病、酒精，耗尽了资源，为了争夺领土跟部落展开战争。她刚刚了解到，印第安女人比白种女人享有更多权利与权威，这在那些印第安囚俘故事里有详细描述。相比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作的欧洲人，印第安人的技能更高，收成也更多。不，他们并不“原始”；他们的社会网络高度发达。尽管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但就连著名将军菲利普·谢里登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夺走了他们的故土，夺走了他们的谋生之道，他们正是因此而战，也为此而战。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莫莉一直以为印第安人打的是游击战，剥人头皮，掠人财物，现在才知道：他们曾经尝试与移民们协商，身穿欧式西服、带着善意对国会陈词，可惜遭到的是一次次欺骗与背叛。这让莫莉怒火中烧。
里德先生的教室里有张“莫莉·莫拉斯”像，摄于其即将去世之时。相中人笔直地坐着，戴着高耸的串珠头饰，脖子上围着两枚大大的银饰针，黑黑的脸上布满皱纹，表情十分凌厉。一天放学后，莫莉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盯着那张脸望了很久，寻找着一些问题的答案，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问起。
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妈妈从便利店带回了冰激凌三明治和“saralee”蛋糕。在吹熄一根根粉色条纹小蜡烛时，莫莉紧闭着眼睛，满心期盼地许下了愿望（她记得，当时自己许愿得到一辆粉色自行车，扎着白色和粉色的饰带。对街的女孩前几个月过生日就收到了这么一辆自行车）。吃完蛋糕，许完愿，莫莉坐在沙发上等爸爸回家，妈妈则在一旁来回踱步，不停地重拨爸爸的电话，一边低声嘀咕：“你怎么会忘了独生女儿的生日？”可是爸爸始终没有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她们只好拉倒，上床睡觉去了。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有人拍拍莫莉的肩膀，把她从梦中叫醒。爸爸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椅子摇摇摆摆，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嘴里轻声说：“嘿，莫莉·莫拉斯，你醒了吗？”
她睁开眼睛，眨了眨。
“醒了吗？”他又问了一声，伸手把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公主台灯打开。
她点点头。
“把手伸出来。”
爸爸在袋子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三张缀有饰品的灰色塑料卡，卡片的其中一面是灰绒，缀着一个小饰品。“小鱼，”他一边说，一边递给她一个蓝绿相间、光泽闪闪的小鱼，“乌鸦，”——他递给她一只白镴小鸟，“小熊。”——这回是一只丁点小的棕色泰迪熊，“本来想送你一只缅因黑熊的，但店里只有这个。”他的口吻听上去满是歉意，“我想给你找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而不是像芭比娃娃这种随处可见的玩意儿。我想着，我们两个都是印第安人嘛。你妈妈不是，但我和你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印第安象征物。知道什么叫象征物吗？”
莫莉摇摇头。
“就是代表了某种玩意儿的玩意儿。让我来瞧瞧我记得对不对。”他坐在床上，从她手中拿过小鸟卡，翻了过来，“好，这家伙拥有魔力，能够保护你不受恶咒之苦，能够辟邪，那些怪事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他小心地从卡片上解下饰品，把小鸟放在床头柜上，又拿起了泰迪熊，“这只猛兽则是个守护者。”
莫莉笑了。
“别笑，是真的。看上去可能不太像，但外表常常会欺骗人。这家伙英勇无畏，对需要勇气的人们来说，正是勇气的化身。”他从卡片上取下泰迪熊，在小鸟旁边放下。
“好啦，现在轮到小鱼了。它也许是最棒的一个，因为它能给你抵御他人魔法的力量，是不是很酷？”
她凝神想了想：“那跟恶咒有什么不一样呢？”
爸爸解开小鱼，放在其他饰品旁边，又仔细地把它们排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棒。你还没怎么睡醒呢，却比大多数毫无睡意的人看得清楚。好吧，我明白它们听上去很相像，但它们的不同点至关重要，所以仔细听好啰。”
莫莉坐直了身子。
“别人的魔法不一定全是恶咒，有可能看上去格外美好，听上去格外动听。有可能是……嗯，有人试图劝你做一些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抽烟。”
“好恶心，我才不会抽呢。”
“那就好。但也有可能是没那么恶心的事情，比如不付钱就拿走便利店里的糖果。”
“可是妈妈在那里上班啊。”
“没错。可就算她不在那儿工作，你也知道偷糖果是不对的，对吗？不过，也许有人魔力高强，非常让人信服。‘哦，来吧，莫莉，不会有人抓住你的。’”他压着嗓子低声说，“‘难道你不喜欢吃糖吗？不想要一点吗？来吧，就这一次？’”他拿起小鱼，学着小鱼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要！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别想对我施魔法，办不到。我马上就会从你身边游走，听到了吗？再见。’”他举着小鱼，用手画了一弯上下起伏的波浪。
他又伸出手在袋子里摸索：“哎呀，不好。我本想给你买条项链把这些坠子挂起来的。”他拍拍莫莉的膝盖，“别担心，下回就是它了。”
两个星期后，在深夜驾车回家的路上，爸爸的汽车失控，他也因此丧生。不到半年，莫莉被送去别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给自己买下了那条项链。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运输。”薇薇安皱皱鼻子，“听上去有点像……嗯，怎么说呢……香肠派。”
香肠派？好吧，采访薇薇安这件事可能有点悬。
“扛着我的独木舟从一个水域到另一个水域？哦，亲爱的，我可不怎么擅长打比方，”薇薇安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莫莉说，“我觉得，独木舟代表了你在迁徙途中携带的东西，也就是那些重要事物。至于水域嘛……嗯，我觉得就是你一直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样讲得通吗？”
“说实话，我比刚才更糊涂了。”
莫莉取出问题清单，说道：“我们先开始好了，随后再看情况。”
现在是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她们坐在客厅的红色靠背椅上。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特瑞也回家了。刚才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眼下窗外的云层镶着一层晶莹剔透的亮边，如同天空中绵延的山脉，洒下万道金光，简直跟儿童版《圣经》的插图差不多。
莫莉摁了摁微型数字录音机的按钮，试试能不能用——这是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她深吸一口气，手指拨弄着脖子上的项链。“这些吊坠是爸爸给我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乌鸦可以抵御黑魔法，熊能激发勇气，鱼儿意味着拒绝他人的魔法。”
“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小吊坠另有含义。”薇薇安茫然地伸出手，摸了摸她自己的项链。
莫莉第一次认真端详着那枚白镴吊坠，嘴里问道：“您的项链……也象征着什么吗？”
“嗯，对我来说是的。不过，它可没有什么魔力。”薇薇安微笑着说。
“说不定有呢。”莫莉说，“在我看来，这些魔力都是打比方，对吧？黑魔法代表着把人们引向黑暗面的力量，例如人性自身的贪婪，或者缺乏安全感，因而导致他们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熊所代表的勇士精神不仅保护我们免受他人的伤害，也保护我们不受自身心魔的伤害。他人的魔法，我觉得是指我们的软肋，也正是我们容易误入歧途的地方。因此，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有点怪，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打比方。”莫莉望了一眼录音机，深吸了一口气，“好，我们开始了。你相信幽灵或者鬼魂吗？”
“天哪，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寻常。”薇薇安向窗外望去，一双孱弱而又满是青筋的手握在怀中。有那么一会儿，莫莉以为她不会再回答了。可是紧接着，薇薇安轻声说道：“是的。我相信。我相信鬼魂。”她的声音那么轻，莫莉不得不向前探身才能听清。
“你觉得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出没吗？”
薇薇安用褐色的双眼凝望着莫莉，点了点头。“他们是那些今日流连不去的幽灵，”她说，“那些昔日抛下我们的故人。”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过去的三天里，格罗特先生天天都从林间空手而归，我们只能吃些鸡蛋和土豆充饥。情况糟透了，格罗特先生决定杀掉一只鸡，还开始打山羊的主意。这些天，他回家的时候都不爱吭声，不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嚷嚷着扑向他，抱住他的腿，他却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赶开。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的脸上有种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里正在打什么算盘。他终于开口了：“你脖子上是个什么东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东西不值钱。”我说。
“看上去像银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项链上，“变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锡的。”
“给我瞧瞧。”
格罗特先生凑近了些，用脏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坠上那颗凸起的心和紧握的双手：“是什么东西？异教符号吗？”
我不知道“异教”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透着邪气，“也许吧。”“谁给你的？”
“我的祖母。”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我难受。要是能收回刚才那句话就好了，“这东西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当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皱了皱眉头：“看上去确实很怪，说不定卖都卖不掉。”
格罗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话，无论我在拔鸡毛，煎土豆，还是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客厅的火堆旁。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十六岁时，他哥哥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时遇见格罗特太太的，他俩十八岁时哈罗德就出生了。他们直到有了这一屋孩子以后才真正结婚。他只想要捕鱼狩猎，他说，可是他得养活这些孩子。说实话，这些孩子他一个也不想要，而且他怕总有一天被这些孩子逼疯，到时候说不定他真会伤害他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格罗特先生开始坐在门廊前削东西，一直待到深夜，身边摆着一瓶威士忌。他总会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说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罗特太太已经几乎不说一句话了，他说。她讨厌谈话，但她喜欢做爱。可他不愿意碰她，她懒得把自己收拾干净，身边还总有孩子。他说：“我原本应该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多萝西。你不会这样缠着我的，对吗？”他喜欢我的红头发。他对我说：“有人说，要想跟自己过不去的话，就找个红发女郎吧。”他吻过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满头红发，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他还年轻帅气的时候。
“是不是挺惊讶？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现在也不过二十四岁。”
他说，他从未爱过他的妻子。
叫我杰拉德，他说。
我知道格罗特先生不该跟我说这些。我才十岁。
格罗特家的孩子一个个像受伤的小狗般呜咽不停，凑在一起互相慰藉。他们不像普通孩子一样蹦跳着玩耍，倒是整天拖着绿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里汪着两泡眼泪。我像只披着硬甲的甲虫一样在房间里穿行，无论格罗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罗德的怨气，还是小杰拉德的哭叫（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无法心满意足），通通都伤不到我。我眼见着梅布尔变成了一个阴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这个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抛弃她。我清楚活在这样的家里，孩子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我难以去爱他们。他们的不幸只会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我用尽全力保持整洁，保证每天早起出门上学。
一个暴雨倾盆的夜里，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垫上，身下的弹簧隔着薄薄的套子硌着我，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天也下着雨，所有人都晕船不止。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爸爸教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七岁，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却还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栋舒适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过石墙，穿过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风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涛起伏。我闻见好闻的泥煤烟味，听着乌鸫的吟唱。远远地，我望见祖母家的茅草屋顶，刷成白色的墙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红色天竺葵。祖母那辆经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车靠在门里，不远处的树篱上挂着一串串深蓝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进祖母家，烤箱里正烤着一只鹅，黑白相间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头吃。祖父要么拿着自制的鱼竿去河里钓鳟鱼了，要么就去野地里打松鸡或鹧鸪了。就剩下我和祖母两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几个小时。
祖母正在做大黄馅饼，用一根大擀面杖来回擀着面团，又往黄色的面团上撒些面粉，摊薄放在馅饼碟里。时不时，她会抽两口阿夫顿香烟，轻烟在她的头顶袅袅不绝。祖母会给我吃一颗圆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围裙兜里，跟半打烟屁股放在一块儿，那种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黄色香烟盒上印着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诗，祖母喜欢伴着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曲调唱起它：
可爱的阿夫顿河，请你轻轻流过翠绿的山川；
轻轻地流吧，我来唱首歌把你颂赞。
我坐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听着烤鹅在烤箱里嗞嗞作响。祖母把面团搓成条形，沿着馅饼碟的边缘围上一圈，剩余的便在中央打个十字，再刷上一层搅匀的蛋液，用叉子在面饼上叉些小孔，最后撒上糖霜。等到馅饼进了烤炉，我俩来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厅，开始享用只属于我们俩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浓浓的红茶，热乎乎的切片葡萄干面包。祖母从玻璃柜里的玫瑰瓷器中挑出两只茶杯，还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盘子，小心地放在一张上过浆的亚麻餐具垫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边的爱尔兰蕾丝窗帘映照着祖母的面孔，让她的轮廓添了几分柔和。
坐在带椅垫的椅子上，我能看见祖母的摇椅前放着木头搁脚凳，上面罩着绣花罩子，还能看见一个小书架，放的大多是祷告书和诗歌。我看见祖母一边倒茶，一边轻声哼唱，看见她有力的双手、温柔的微笑，看见她对我的爱。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潮湿酸臭的垫子上辗转反侧，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忆也勾起了悲凉的思绪。在卧室里呻吟不已的格罗特太太，其实跟我妈妈没什么两样。她们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要么天性软弱，要么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么固执自私，她们便靠着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妈妈指望着我做饭、做清洁，照顾梅茜和双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当我坚持说情况会好转的时候，她却说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会说，“你根本不知道麻烦在哪儿。”有一次，就在火灾前不久，我听见妈妈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进了屋，想要哄哄她。当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却猛地跃起，把我赶开。“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厉声道，“别装了，你不过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后缩，脸颊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样烫。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经不复原样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从那以后，她骂我铁石心肠，骂我冷酷无情。也许我的确如此。
六月初，我们通通长了虱子，就连只有几根头发的内蒂也一样。我还记得当初轮船上的虱子。当时妈妈生怕我们染上，每天都会检查每个人的头发。当听说其他船舱里的人长了虱子，她还把我们关起来不准出门。“这是世界上最难治的顽疾。”她告诉我们，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回很多人长虱子，每个女孩都被剃光了头。妈妈对她那一头漆黑浓密的长发颇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们却依然没能逃过。
杰拉德不停地挠头，我把他的头发拨开，发现里面全是虱子。另外两个孩子的头上也有。沙发、椅子，甚至格罗特太太，这屋里每样东西说不定都爬着虱子。我明白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休学、剃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干活儿、洗床单……
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进屋的时候，她就那么盯着我，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
“孩子们都长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们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是你把虫子带进来的。”
我的脸红了：“不，夫人，我不这么认为。”
“它们总是谁带进来的吧。”她说。
“我觉得……”我开口说道，但实在难以启齿，“我觉得您可能得查一下这张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头发。”
“就是你带来的！”她边说边掀开被子，“你跑到这里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比我们谁都强……”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皱成一团。我看到她大腿间毛茸茸、黑黝黝的一丛，赶紧尴尬地转过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来，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内蒂夹在胳膊下，用另一只手指着床说，“先把床单用开水烫了，然后用梳子给孩子们清理头发。我早就警告过杰拉德，不能把个流浪儿带到家里来，天晓得她去过哪里。”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比我想象中更凄凉：我烧了一罐又一罐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同时还得提防着，免得烫伤孩子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单、衣服放进热水里，用碱皂费力刷洗，再把它们塞进手动绞拧机。我几乎转不动机器的手柄，手臂阵阵疼痛。
格罗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厅沙发上的妻子说了会儿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飘到了我的耳边：“垃圾”“寄生虫”“肮脏的爱尔兰人”。过了一会儿，格罗特先生走进厨房门，发现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动绞拧机的手柄。“上帝啊！”他边说边开始帮忙。
格罗特先生也认为床垫上可能有虱子。他觉得我们只要把床垫拽到门廊上，浇上开水，就能灭虫。“我真有点想也这么收拾那些小孩。”他说。我知道，他这话可不仅仅是玩笑。他拿着刮胡刀飞快地给四个孩子剃了头。尽管我已经用尽全力扶住他们的头，孩子们还是扭来扭去，因此头上到处是刮胡刀留下的划痕和血口子。他们的模样让我想起一战后返家士兵的照片：秃着头，眼神空洞。格罗特先生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擦上碱水，小孩们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罗特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着。
“威尔玛，轮到你了。”他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刮胡刀。
“不。”
“至少让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个女孩，就是她带来的。”格罗特太太扭过头，望着沙发后背。
格罗特先生示意我过去。我解开梳得紧紧的发辫，蹲在他面前，他轻轻地理着我的头发。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轻抚我的头皮，让我感觉很古怪。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捏到了什么东西。“嗯，你头发里也有虫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红头发。我曾经问过爸爸，这头红发是从哪里来的，他开玩笑说，一定是生锈了。爸爸的头发就是黑色的——他说是多年辛劳中熏黑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头发的颜色却更偏赤褐色。他说，跟你的头发不一样，你的头发那么明丽，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红叶，像戈尔韦郡那家饭店橱窗里的锦鲤。
格罗特先生不愿意把我的头发剃光，他说，那简直是犯罪。他用拳头绕起我的头发，从颈背处一刀削落。一绺绺发丝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头发剪到差不多两英寸长。
接下来四天里，我困在这间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孩子们照旧碍手碍脚，哭闹不休。格罗特太太带着长满虱子的头发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单和发霉的床垫上。而我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我们很想你，多萝西！”回学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对我说，“哇，新发型啊！”
我摸摸头顶上竖起的短发。拉森小姐知道我为什么要剪短头发。当天从校车上下来，我递给她一张便条，便条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其实吧，”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就是那些大都市里的姑娘，剪短了头发，出门跳舞，总之随心所欲。”她冲我友好地笑笑，“谁知道，多萝西，说不定将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呢。”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夏末时分，格罗特先生似乎开始走运了。他把猎物一股脑儿装在麻袋里带回家，然后马上剥皮，挂到屋后的棚子里。他在棚子后面搭了个熏肉炉，熏肉炉一天到晚没歇过，挂满了松鼠、鱼，甚至浣熊。野味的膻香味让我反胃，但总好过饿肚子。
格罗特太太又怀孕了。她说，孩子三月份就会出生。我有点担心，到时候他们会让我帮忙吗？妈妈生梅茜的时候，伊丽莎白街上有不少生过孩子的邻居，我只管看着弟弟们就好。走廊对面的夏茨曼太太和楼下生过七个孩子的克拉斯诺姐妹纷纷来到我家，操持着接生的事，关上了卧室门。爸爸不在家，也许是被她们支出去了。当天深夜，他从酒吧回来，吵醒了邻居们，而我正在客厅玩拍手游戏，背字母表，唱着爸爸曾经引吭高歌的那些曲子。
九月中旬，在我上学的路上，金黄的田野里到处点缀着一捆捆圆滚滚、金灿灿的稻草，要么堆成几何形，要么堆成金字塔形，要么随处乱放。我们从历史课上学到1621年普利茅斯种植园的新移民们，了解到印第安人带到他们餐桌上的野生火鸡、玉米和五头鹿。我们谈起家庭传统，但格罗特家跟伯恩家一样，根本不管什么节日。有一次，我跟格罗特先生提起感恩节，他说：“火鸡有什么大不了？我随时能抓上一只。”但他从来没有捕过火鸡。
格罗特先生变得更冷漠了。他每天天刚亮就出门打猎，晚上剥皮熏肉。在家的时候，他要么冲孩子们大喊大叫，要么干脆躲着他们。有时他会抓着内蒂一直摇晃，直到她再也哭不出声。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卧室里睡，我倒经常发现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被子下的身躯仿佛毫无遮掩的老树根。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发现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昨天夜里一定有场暴风雪，雪花从屋顶和墙壁的裂缝飘进了屋，在床垫上积了起来。我坐起身，四下张望。屋里还有三个小孩，跟绵羊一样挤在一块儿。我起了床，把雪花从头发上抖掉。昨晚我是穿着白天的衣服睡的，但我不愿意让拉森小姐和学校里别的女孩看到我一连两天穿同一件衣服上学，尤其是露西（虽然我注意到，其他孩子才不觉得不换衣服很丢脸呢）。我的手提箱一直敞开着放在屋角，我从里面取出一条裙子和另一件毛衣，飞快地换上。我的衣服没有哪件特别干净，但我依然坚守着这套礼仪。
想到温暖的校舍、拉森小姐友好的微笑，想到可以遁入书本里那些别样的人生、别样的世界，我才有了出门的勇气。到街角的路越来越难走了，每下一场雪，我就得重新辟出一条路。格罗特先生告诉我，再过几个星期大风暴就会来，到时候我可就别想再去上学了。
到了学校，拉森小姐把我带到一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问道：“家里一切还好吗？多萝西？”
我点点头。
“如果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
“没什么，夫人，”我说，“都挺好。”
“你的家庭作业没有交。”
回家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读书做作业，而且五点钟太阳落山以后，屋里也没有灯。整间屋只有两个蜡烛头，格罗特太太放了一个在她的卧室里。但我不希望拉森小姐同情我，我不想被另眼相待。
“我会加油。”我说。
“你……”她的手指对着脖子比了比，又放了下来，“是不是不容易收拾干净？”
我耸耸肩，感觉到满脸发烫。脖子。看来以后还要洗得更彻底些。
“家里有自来水吗？”
“没有，夫人。”
她咬咬嘴唇：“好的。如果有事跟我说，你就来找我，听到了吗？”
“我没事，拉森小姐，”我说，“一切都好。”
被小孩们挤下床垫后，我正躺在一堆毯子上熟睡，突然感觉到有只手放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睛，发现格罗特先生弯着腰，把一根手指放到唇边，示意我别出声，又做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身上裹了床被子，跟着他到了客厅。淡淡的月光透过云层和脏兮兮的窗户照进来，我看见他坐在金色的沙发上，拍了拍他身旁的垫子。
我把被子裹紧了些。他又拍拍垫子。我走了过去，但没有坐下。
“今晚真冷，”他低声说，“我想找个人陪。”
“你该回卧室去找她。”我说。
“我不想去。”
“我累了，”我说，“我要回去睡了。”
他摇摇头：“今晚你就待在这儿陪我。”
我心里一颤，转身就走。
他伸手一把攥住我的胳膊：“我说了，我要你留下。”
黑暗中，我望着格罗特先生。以前他从未让我害怕，但现在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小心。他嘴角轻挑，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
他扯扯我的被子：“我们可以彼此暖暖嘛。”
我猛地裹紧被子，再次转身想走，谁知道却一跤跌倒，手肘狠狠地磕在坚硬的地板上，面朝下着了地，我感觉到一阵钻心的剧痛。我扭着身子，抬起头想看看怎么回事，却感觉到一只粗糙的手摁住了我的头。我想要挣扎，被子却裹得我动弹不得。
“照我说的做。”我感觉他那胡子拉碴的脸贴上了我的面颊，闻到他那难闻的呼吸。我又扭动着想要挣脱，他一脚踩在我背上，“安静。”
他把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进了被子，伸进了我的毛衣、我的裙子。我想逃，但我逃不了。他的手在我身上游走，我感觉天旋地转。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大腿之间，手指直往里探。他那砂纸般的脸还贴着我的面孔，来回蹭着，呼吸急促起来。
“哦。”他贴着我的耳朵倒吸一口气，像条狗一样趴在我身上，一只手用力地在我身上摩挲，另一只手则解开自己的长裤。听见扣子一个个嗒嗒地解开，我弓起身扭动着想要躲，但被子把我裹得好似落入蛛网的小虫。我看见他的长裤解开褪到了臀下，露出两腿间勃起的阴茎和结实的小腹。我见过院子里的动物交配，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我的双手动弹不得，只能滚来滚去，想把被子蒙在身上。他猛地把它掀开，在我耳边低声说：“放轻松，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我不禁发出了呜咽。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身体，参差不齐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我痛得叫出了声。他用另一只手捂住我的嘴，猛地将手指捅得更深，摩挲着我，我像匹马一样嘶吼起来，从喉咙深处发出了狂乱的呼喊。
他抬起身子，把手从我的嘴上拿开。我尖叫了一声，立刻狠狠地挨了一巴掌，被扇得头晕眼花。
正在这时，走廊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杰拉德？”他呆住了，但片刻后就像只滑溜溜的蜥蜴般利落地放开我，摸索着开始系扣子，从地上站起身。
“上帝啊，你们……”格罗特夫人靠在门框上，一手掩着大腹便便的肚子。
我匆匆穿上内裤，拉好裙子和毛衣，磕磕绊绊地起身，紧紧地把被子裹在身上。
“怎么是她！”她号啕大哭。
“威尔玛，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你这个畜生！”她的声音又粗又野。她向我转过身，“还有你……你……我就知道……”她指着门口，“滚。给我滚出去！”
愣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她要我滚，现在就滚，就在这严寒刺骨的夜半时分。
“别这样，威尔玛，冷静一点。”杰拉德——格罗特先生说道。
“我要那女孩……那个贱货……滚出我家。”
“我们好歹谈一谈吧。”
“我要她滚！”
“好吧，好吧。”他用无神的双眼看着我，我顿时明白：尽管事情已经糟成这样，下一步却只会更糟。我根本不愿意待在这儿，可在外面我怎么活得下去？
格罗特太太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我听见屋后有个孩子在哭。过了片刻，她拎着我的手提箱回屋，把箱子狠狠地扔过来，手提箱撞在墙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我的靴子和芥末色大衣还挂在前门旁边的钉子上，大衣口袋里装着范妮送我的宝贝羊毛手套，脚上穿的是唯一一双破袜子。我走到手提箱旁边，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收起来，打开了门。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我的呼吸变成了一道白雾。我把散落的衣服扔在门廊上，开始穿靴子。正在摸索着系鞋带，格罗特先生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格罗特太太回答道：“如果那个蠢货自己想要逃跑，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吧。”
于是我迈步狂奔，抛下的几乎是我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我的棕色行李箱、在伯恩家做的三条裙子、露指手套、换洗内衣、深蓝毛衣、书本、铅笔，还有拉森小姐给我的作文练习簿。至少，范妮送我的缝纫包还藏在我的大衣内袋里。我抛下了四个我无力相帮、也并不心爱的孩子，离开了一个堕落肮脏之地，从此永不再受这种苦。而我仅剩的一丝一缕的童年，也就此抛在了那间客厅粗糙的地板上。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我在严寒中费力地往前走，仿佛正在梦游。走过车道，向左拐弯，吃力地走过布满车辙的泥路，向摇摇欲坠的小桥走去。有时候，我不得不嘎吱嘎吱地踏过一层跟馅饼皮一样厚的冰雪，冰层的尖边割破了我的脚踝。我抬头仰望满天繁星，寒气夺走了我的呼吸。
走出树林来到大道，一轮圆月洒下珍珠般的清辉，照亮了四野。脚下的碎石咯吱作响。透过单薄的鞋底，我能感觉出石子的形状。我摸了摸手套里柔软的羊毛，它是如此温暖，就连我的指尖也不冷。我并不害怕——那间小屋比这月下的道路可怕多了。我的外套很薄，但我把带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路奔波让我身上发热。我想好了——我要去学校，不过区区四英里而已。
远处的地平线还是黑幽幽的一片，头顶的天空则亮了几分，好似岩石一样层次分明。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校舍，只是要抬脚走到那里。我踩着碎石稳步走着，边走边数数，数到一百再从头开始。爸爸曾经说过，时不时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了解一下身体的潜能，了解一下你能承受多少，对人是有好处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忍受疾病的折磨；另外一次则是刚到纽约的那个严冬，包括妈妈在内，我们四个全染上了肺炎。
挑战你的极限，试试你能承受多少。现在我不是正在这么做吗。
我朝前走着，感觉轻飘而虚无，犹如被风卷起的一片薄纸，从路面蹁跹拂过。我想起曾被自己忽略的条条出路：我怎么会这么睁眼瞎，怎么会蠢到没有防备之心呢。我想起了“德国仔”——他就知道要做最坏的打算。
前方的地平线渐渐露出了第一道粉色的曙光。就在离地平线不远的地方，半山腰上，带有护墙板的白房子依稀可见。学校就在眼前，我却一下子筋疲力尽，一心只想在路边倒下。我的双脚像灌了铅，感觉疼痛难忍，一张脸已经麻木，鼻子也已经冻僵。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学校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了。我来到学校前门，发现学校上了锁，于是又绕到后面堆柴火的门廊里，打开门，倒在了地上。柴火堆旁边叠着一条旧马毯，我用毯子裹住身子，跌进了断断续续的梦乡。
我在金黄的田野里奔跑，穿行于迷宫般的干草堆，不知路在何方……
“多萝西？”我感到有只手放在我的肩头，顿时一下子从梦中惊醒。那是波斯特先生，“天哪，这到底是……”
有那么一会儿，我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抬头望着波斯特先生，望着他红通通的圆脸和疑惑的表情，又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木头堆上，落在门廊墙壁宽宽的白木板上。教室大门半开着，很显然，波斯特先生是来取柴生火的。每天早晨驾车来接我们之前，他一定会给炉子生火。
“你还好吗？”
我点点头。
“家里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不知道，先生。”
“你是怎么来的？”
“走过来的。”
他瞪大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先让你暖和起来吧。”
波斯特先生领我到教室的椅子上坐下，把我的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拿走我肩上的脏马毯，换上一条从橱柜里找到的干净的格纹毯。他脱下我的靴子，放在椅子旁边，还对我袜子上的破洞啧啧惊讶了几声。我望着他生起一堆火。过了几分钟，拉森小姐进屋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开始暖和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多萝西？”她解开紫色的围巾，摘下帽子和手套。透过她身后的窗户，我看见一辆车正在开走。拉森小姐长长的头发在颈背卷成一个髻，棕色的双眸清澈而明亮，身上的粉色羊毛裙将她的脸颊衬得格外娇艳。
她在椅子旁蹲下来，问道：“天哪，孩子，你已经来了很久了吗？”
波斯特先生把我安顿完毕，于是戴上帽子，穿好外套，准备出门去给卡车做例行检查。“我来的时候，她就睡在门廊那儿。”他笑了，“把我吓得够呛。”
“还用说吗。”
“她说她是走着来的，四英里路呢。”他摇摇头，“没冻死就是福气了。”
“看上去，你帮她弄得挺暖和嘛。”
“她在慢慢缓过来。好了，我得出发接孩子们去了。”他拍了拍外套，“回头见。”
他刚走出门，拉森小姐说：“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于是我告诉了她。我并不打算这么做，但她眼中的关切如此真挚，我肚子里的话不禁一涌而出。我跟她讲起终日卧床的格罗特太太，出没在林间的格罗特先生，清晨落在我脸上的薄雪，污渍斑斑的床垫。我跟她讲起冰冷的炖松鼠肉，哭哭啼啼的孩子。我又跟她讲起沙发上的格罗特先生，讲起他那摸到我身上的手，讲起走廊里怀孕的格罗特太太大喊着让我滚出去。我告诉她，我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一停下就会睡去。我还把范妮替我织的手套告诉了她。
拉森小姐伸手握住我的手，一直没有放开，不时捏上一捏。“哦，多萝西。”她说。
过一会儿她又说：“感谢上帝，还有那副手套。范妮听上去是个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
她支起下巴，用两根手指轻轻敲着：“是谁带你去格罗特家的？”
“儿童援助协会的索伦森先生。”
“好。等波斯特先生一回来，我就让他去找这位索伦森先生。”她打开午餐盒，取出一块饼干，“你一定饿了吧。”
要是放在平时，我不会接受——我知道那是她的午餐。但我饿得厉害，光是看见那块饼干就让我流出了口水，于是我顾不上羞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与此同时，拉森小姐在炉子上烧水泡茶，把一个苹果切成片，从架子上取下一只缺了口的瓷碟，摆上苹果。我望着她舀起一些茶叶放进滤网，用烧开的水泡了两杯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泡茶给任何孩子喝，当然也没有给过我。
“拉森小姐，”我开口说，“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
她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带你回家跟我一起住？”她微微一笑，表情却有些难过，“我很关心你，多萝西，我想你也清楚。但我不能……我没法照顾孩子，我寄宿在房东家里。”
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哽咽。
“我会帮你找到一个家的，”她温柔地说，“一个安全整洁的地方，过十岁女孩该过的生活，我向你保证。”
其他孩子从卡车上鱼贯而入，个个好奇地看着我。
“她在这儿干什么？”一个叫罗伯特的男孩问道。
“多萝西今天来得早。”拉森小姐理了理身上漂亮的粉色羊毛裙。“请坐下拿出练习册，孩子们。”
波斯特先生从屋后拿了些木头进来，摆好炉子旁边的柴火，拉森小姐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便跟着她走回了门廊。几分钟后，他又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出门了。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和刺耳的刹车声，波斯特先生的卡车驶下了陡坡。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耳边传来了卡车的咔嗒声，我赶紧朝窗外张望。车子慢慢地爬上坡，停了下来。波斯特先生走出卡车，进了门廊，拉森小姐让全班等一等，然后动身去了屋后。不一会儿，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在全班的注视下，我从课桌旁站起身，走进门廊。
拉森小姐看起来有些担心，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发髻：“多萝西，索伦森先生不信……”她住了嘴，又摸摸脖子，用求援的眼神望着波斯特先生。
“我想，拉森小姐想说的是，”波斯特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你得把事情的经过向索伦森先生详细地解释一次。你明白吧，理论上，他们并不希望重新安置，索伦森先生觉得，说不好这件事是否只是个……误会。”
我悟出了波斯特先生的言外之意，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他不相信我？”
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拉森小姐开口了：“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他只是必须听你亲口说一回。”
生平第一次，我感觉一腔不肯顺服的热血涌遍全身，眼泪夺眶而出：“我不回去，绝不。”
拉森小姐伸手搂住我的肩膀：“多萝西，别担心。你把你的遭遇告诉索伦森先生，我也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他。我不会让你回那里去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片混沌。露西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拿出拼写书，我也拿出拼写书，她去黑板上写字，我也跟在她身后排队，但我几乎记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她轻声问我：“你没事吧？”我耸耸肩膀。她捏捏我的手，却没有追问。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感觉到我不想提，还是因为她害怕我嘴里可能说出来的话。
午饭后，大家刚回到座位上，我就看见一辆汽车从远处驶来。发动机的轰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除了那辆驶向学校的深色卡车，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车来了——爬上陡峭的斜坡，尖叫着停在波斯特先生的那辆卡车后。
我遥遥望见了驾驶座上的索伦森先生。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摘下黑毡帽，捻了捻黑胡须，接着打开了车门。
“天哪，天哪，天哪。”我讲完整件事以后，索伦森先生叹道。我们坐在后廊硬邦邦的椅子上，阳光和炉火替这里添了几分暖意，总算是比刚才暖和些了。他伸出手想要拍拍我的腿，接着似乎改了主意，单手叉起腰，另一只手捻着胡髭。“天寒地冻里走了这么远，你一定很……”他咽下了后半句，“可是，可是，我有点好奇，深更半夜的，你是不是有可能……？”
我冷静地望着他，一颗心怦怦直跳。
“……误会了？”
他向拉森小姐望去：“一个十岁的女孩……难道你不觉得，拉森小姐，有可能会有些……情绪过激？有点夸张的倾向？”
“这得看是哪个女孩，索伦森先生，”拉森小姐昂起头，一板一眼地说，“多萝西从不撒谎。”
索伦森先生讪笑着，摇摇头：“啊，拉森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我只是说，某些时候，尤其是幼年时遭遇过不幸的人，容易对事情过早下结论……无意中夸大事实。我亲眼见过格罗特家的居住条件，嗯，确实不太理想。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总不能个个都有十全十美的家庭，对吧，拉森小姐？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当我们得靠别人施恩才活得下去时，我们总不能动不动就抱怨吧。”他冲我微微一笑，“我的建议是，多萝西，再试一次吧。我可以跟格罗特夫妇谈谈，让他们一定要改善条件。”
拉森小姐目光熠熠，亮得惊人，脖子涨得发红：“你没有听到那丫头的话吗，索伦森先生？”她的声调绷得很紧，“他企图……施暴。格罗特太太撞见了那种骇人听闻的场面，却把她赶出了家门。你一定不希望多萝西回到那种泥潭里吧，对吗？坦率地说，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去查一查。对他们家别的孩子来说，那个家听上去也同样不利。”
索伦森先生缓缓点着头，仿佛在说：“好了好了，我也就是说说，不要生气，都冷静一下。”但他开口说的却是：“嗯，你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家庭愿意领养孤儿。当然了，我可以去远点的地方问问。要么跟纽约的儿童援助协会联络联络。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想多萝西可以搭下一列经过此地的火车回去。”
“当然用不着到那一步。”拉森小姐说。
他微微耸耸肩膀：“没人希望会那样，可谁知道呢。”
她把手搁到我的肩头，轻轻捏了捏：“那我们来想想办法，好吗？索伦森先生？与此同时……这两天，多萝西可以住在我那儿。”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她：“可我以为……”
“只是暂时的，”她飞快地说，“我住在寄宿公寓里，索伦森先生，那里不许带孩子。不过我的房东很好心，她知道我是个老师，而且不是所有学生都……”她似乎在谨慎地措辞，“有便利的居住条件。我觉得她会站到我这边的，就像我刚说的，一两天而已。”
索伦森先生轻抚胡须，说道：“很好，拉森小姐，我会找找其他机会。那么这几天多萝西就交给你了。这位年轻的小姐，我相信你会懂礼貌，守规矩。”
“是的，先生。”我郑重地回答，一颗心却早已乐开了花。拉森小姐要带我回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多么走运。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来接拉森小姐放学的男人发现凭空多出了一个人，惊讶得扬了扬眉毛，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耶茨先生，这是多萝西，”拉森小姐向他介绍道，他从后视镜里冲我点点头，“多萝西，耶茨先生是房东太太墨菲夫人的司机，因为我不会开车，他就好心地每天送我上下课。”
“乐意效劳，小姐。”他说。从他那双涨红的耳朵，我能看出他说的是真心话。
赫明福德比奥尔本斯大多了。耶茨先生驾车缓缓地驶过主街，我凝视着车窗外的一块块招牌：皇家剧院、赫明福德纪事报、瓦拉游乐厅（游乐厅的玻璃橱窗广告是——桌球、喷泉、糖果、烟草），农民州立银行、辛德勒五金行，还有尼尔森百货商店，招牌上写着：“应有尽有”。
从镇中心驶出几个街区以后，汽车在主街与帕克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前方是一座淡蓝色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有一圈环形门廊。门口的椭圆形标牌上写着：“赫明福德青年女子之家”。
随着悦耳的门铃声，拉森小姐打开门，将我领进屋。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悄声说：“在这儿等一会儿。”接着她摘下围巾和手套，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后消失了身影。
门厅布置得颇为庄重，紫红色植绒壁纸，一面有镀金镜框的大镜子，一个雕刻精美的深色五斗橱。我四下打量了一会儿，坐到了一张滑溜溜的马鬃椅子上。屋角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落地式大摆钟，发出洪亮的嘀嗒声，我差点被突然响起的报时声吓得从椅子上掉下来。
几分钟后，拉森小姐回来了。“房东太太墨菲夫人想见见你。”她说，“我把你的处境告诉她了，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清楚我带你回来的原因。希望你不要介意。”
“当然不介意。”
“随意就好，多萝西。”她说，“那好，走这边吧。”
我跟着她穿过走廊，经过一扇门来到客厅。熊熊的炉火旁，粉色丝绒沙发上坐着一位灰白头发的丰满女人。她的鼻翼两侧长着深深的法令纹，好似牵线木偶，眼神警觉而犀利。“嗯，孩子，听起来你受了不少苦啊。”她一边说，一边示意我坐到她对面的花饰靠背椅上。
我坐过去，拉森小姐坐到另一张靠背椅上，有点不安地对我笑笑。
“是的，夫人。”我回答道。
“哦！你是爱尔兰人，对吧？”
“是的，夫人。”
她露出了满面笑容：“我就觉得是嘛！不过几年前我这儿有个波兰姑娘，她的头发比你的还红呢。当然啦，还有苏格兰人，不过这一带苏格兰人不多。嗯，如果你看不出来，那我多说一句，我也是爱尔兰人。”她说，“也是你这么大的时候来的。我来自恩尼斯科西，你呢？”
“金瓦拉，在戈尔韦郡。”
“是吗！那地方我知道！我的表兄就娶了个金瓦拉的姑娘。你知道斯威尼家族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家族，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她看上去挺高兴，“你姓什么？”
“鲍尔。”
“你的名字是……多萝西？”
“不是，是妮芙，收养我的第一户人家替我改了名字。”我猛然悟到自己刚刚承认接连被两户人家抛弃过，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
可她似乎压根儿没注意，也有可能她根本不在乎：“我也这么猜！多萝西就不是个爱尔兰名字。”她俯身凑近我，审视着我的项链，“克拉达十字架。我好久好久没见过这个了。从家里带来的？”
我点点头：“祖母给我的。”
“好，瞧瞧她把它护得多严实。”她对拉森小姐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正握着坠子：“我不是故意……”
“哦，小姑娘，没关系，”她拍拍我的膝盖，说道，“这是唯一能让你记起家人的东西了，对吧？”
等到墨菲夫人的心思落到桌上的西洋玫瑰茶杯上，拉森小姐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想，我俩都没想到墨菲夫人这么快就开始喜欢我了。
拉森小姐的房间整洁明亮，大小跟个储藏室差不多，刚好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个高大的橡木梳妆台，一张摆着黄铜台灯的松木小书桌。被单叠成豆腐块，四角掖得整整齐齐，枕套干净洁白。墙壁的挂钩上挂着几幅花卉水彩画，梳妆台上的镀金镜框里放着一张黑白照，相中人是一对表情凛然的夫妇。
“这是你的父母吗？”我仔细端详着相中人。身穿深色西服的男人留着胡须，笔直地站在瘦削的女人身后，女人则坐在一张靠背椅上，身穿朴素的黑裙，看上去活脱儿是个表情严厉的拉森小姐。
“是的。”她走过来，凝望着照片。“他们都不在了。这么说起来，我也是个孤儿。”过了半晌，她说道。
“其实我不是孤儿。”我告诉她。
“哦？”
“至少我不确定。当时出了场火灾……我妈妈去了医院，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但你认为她可能还活着？”
我点点头。
“你想去找她吗？”
我想起了火灾后夏茨曼夫妇说的话，妈妈疯了，她因为失去那么多孩子发疯了。“那是家精神病院。她……不太好，没出事之前就这样了。”这是我第一次向人承认这件事。话出口后，我感觉如释重负。
“哦，多萝西。”拉森小姐叹道，“你年纪轻轻，经历却如此坎坷，对吧？”
晚上六点钟，当我们下楼来到餐室的时候，我被眼前的盛宴惊呆了：桌子中间摆着一只火腿，加上烤土豆、泛着油光的甘蓝，还有一篮面包卷。餐具是货真价实的瓷器，紫色勿忘我花纹，镶着银边。即便在爱尔兰，我也只在节日里见过这么丰盛的餐桌，可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啊。五位住客和墨菲夫人站在椅子背后，我坐了拉森小姐旁边的空位。
“女士们，”站在主座旁的墨菲夫人说，“这位是来自戈尔韦郡的妮芙·鲍尔小姐。你们可能从报纸上读到过孤儿列车，她正是搭乘这种列车从纽约来到了明尼苏达州。她会在这儿待几天，让我们大家尽到地主之谊吧。”
其余女士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其中一位是尼尔森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一位在面包店工作，另一位则在《赫明福德纪事报》做前台接待。在墨菲夫人的眼皮底下，所有女士都表现得非常有礼，就连那位骨瘦如柴、满脸愁容的格伦德小姐也不例外——她是个鞋店店员（格伦德小姐从餐桌另一头抛过来冷冰冰的眼神，拉森小姐悄悄对我说道：“她不习惯和小孩子相处”）。我看得出来，这些女人有点怕墨菲夫人。吃晚餐的时候，我发觉墨菲夫人脾气躁、性子急，还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如果某人的看法不合她的意，她会环视众人，寻求支持者。不过，她对我真的很好。
昨晚在学校冰冷的门廊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在此之前，我又住在一个恶臭难闻的地方，跟三个孩子一起挤在肮脏的床垫上。可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卧室，整洁的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两床干净的被子。墨菲夫人向我道了晚安，同时递给我一件睡袍、换洗内衣、毛巾和牙刷。她带我来到楼下的浴室，那儿有自来水池、抽水马桶和大大的陶瓷浴缸。她让我好好洗个澡，想在浴室里待多久就待多久。别的姑娘可以用另一个盥洗室。
墨菲太太离开以后，我审视着镜中的自己：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块完完整整、没有污损的镜子里端详自己。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女孩从镜中回望着我。她瘦弱而苍白，双眼无神，颧骨高耸，暗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脸颊皴裂，鼻头发红，嘴角生疮，身上的毛衣又脏又旧。我咽了口唾沫，她也咽了口唾沫。我的喉咙痛得很，一定是病了。
在温暖的浴缸里，我闭上眼睛，宛如身在天堂。
我穿着新睡袍，暖和干爽地回到卧室，把门关好锁紧。我背贴着房门站在那里，尽情品味着这一刻。我还从未有过自己的卧室，无论在爱尔兰的家里也好，伊丽莎白街的家里也好，儿童援助协会里也好，伯恩家的走廊也好，格罗特家也好。我掀开床垫上齐整的床罩，钻进了被窝。就连散发着肥皂清香的棉枕套，也让人惊叹不已。我开着灯平躺着，凝望雪白的墙纸上那红蓝相间的小花，头顶洁白的天花板，纹理清晰、有着白色把手的橡木梳妆台，脚下的碎呢地毯和发亮的木地板。我关上灯，躺在黑暗中。等到眼睛适应以后，我能辨认出屋里每件东西的轮廓：电灯、梳妆台、床架、我的靴子。从一年多前走下那辆列车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算起，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安全无虞。
接下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下床。一位满头白发的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把冰凉的金属听诊器放在我的胸口，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宣布我得了肺炎。我发了好几天烧，她们帮我撩起了被子，拉低了窗帘，卧室门也开着，好让墨菲夫人听见我的喊声。墨菲夫人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个银色小铃铛，叫我有事就摇铃。“我就在楼下。”她说，“马上就能上来。”她整天忙忙碌碌，嘴里嘟囔着她要做的事情太多，嘟囔着哪个小姑娘（尽管她们都工作了，她还是叫她们小姑娘）没有铺床，哪个把盘子扔在了水池里，哪个离开客厅的时候忘了把茶具带回厨房。但只要我一摇铃，她马上丢下一切赶来看我。
刚开始那几天里，我时睡时醒，一会儿睁开眼睛发现柔和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照进来，再睁开时夜色却已经降临。墨菲夫人端着一杯水给我，透着酸味的呼吸扑上我的面颊，我的肩膀靠在她温暖厚实的身上。过了几个小时，拉森小姐又仔细地把一条叠好的凉凉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墨菲夫人还用鸡汤帮我养病，里面放满了胡萝卜、芹菜和土豆。
意识清醒的那些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真的躺在这温暖的床上，在这整洁的屋子里？真的有人精心照顾我吗？
后来某天我睁开眼睛，感觉好多了。墨菲夫人帮我量了体温，结果体温已经降到华氏100度以下。她一边拉起窗帘，一边说道：“瞧瞧你错过了什么。”我坐起身，目光落到窗外：漫天雪花如絮，在空中飞舞。积雪笼罩了一切，却还下个没完没了，树木、汽车、人行道，还有隔壁的房子，通通成了一片白。此刻醒来，意义重大。我的心也裹上了一层暖意，身上的尖刺渐渐融化。
当墨菲夫人得知我几乎一无所有时，她便开始着手收罗衣服。大厅里有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住客们留下的衣服，有衬衣、长筒袜、裙子、毛衣套装和短裙，甚至还有几双鞋。墨菲夫人把这些东西全摊在她那间大卧室的双人床上，让我一一试穿。
几乎没有一件不大，但有几件能凑合穿：一件绣着白花的天蓝色羊毛衫，一条带珍珠纽扣的棕色裙子，几双长袜，还有一双鞋。“珍妮·厄尔利，”墨菲夫人轻抚着一条格外漂亮的黄色花裙，叹道，“真是个身材单薄的小姑娘，长得也很美。可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她望了望拉森小姐，拉森小姐摇摇头，“已经是过眼云烟了。我听说珍妮办了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还生了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所以嘛，结局好，一切都好。”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但我开始担心好景不长。我不会被送走吧？我挨过了这一年，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别无选择。可现在我已经尝过安全舒适的滋味，又怎么回得去？这些念头逼得我几近绝望，因此我让自己……我逼着自己不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