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了专案室，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布雷斯林还没回来，应该还在和罗里的联系人谈话；助手们进进出出，把更多没用的东西拿进来，倒在我们的豪华大桌子上。斯坦顿和迪齐没有带回来任何线索，没有任何爱斯琳跟老板或者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任何单相思的暗恋故事；没有办公室死对头，也没有偷偷跟踪的客户。米汉也回来了，他测完了罗里回家的路线，报告他几次走完用的时间跟监控录像是匹配的，说明罗里在从爱斯琳家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的这段路程中，并没有明显地绕路到别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到家以及回家之后做了什么，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最后时刻他绕了个弯，或者半夜出去夜游的可能。加夫尼正在系统中检索爱斯琳的联系人的相关记录，找到一大堆交通罚单、一些持有少量毒品的告诫单，还有一个家伙用吸尘器捣烂了自己兄弟车子的风挡玻璃。赖利拿着更多的监控录像无精打采地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坐下来继续看录像，时不时制造出一点动静，半是咳嗽，半是吼叫，提醒我们他还在这里，而且很无聊。

我很想在系统里查一查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但我不打算这么做：我可不想像个傻子一样，对黑帮这个想法太当真，而且我的搜索会被记录下来，别人都看得到，就像我们发现去年秋天有人在系统里搜索过爱斯琳一样。我又开始浏览上门问话的笔录，留心能不能找到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但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计划外的东西——加夫尼去镇上的时候，用一支荧光笔标示了一位女士的笔录，她说一两周以前听到住在15号的家伙咆哮说要杀掉什么人。但15号住的是三个青少年，我想我们还不需要把水刑设备搬出来伺候他们。斯蒂夫在交叉核对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和爱斯琳手机上的记录，并没有发现任何出入：没有人删掉她的短信和通话记录，爱斯琳和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都没有那么做。没有来自未知号码的电话和短信，每个号码都在她的通讯录里——我们会追踪每一个号码，看它的备注和实际情况是否一致，除非是售后回访的电话。这也有好的一面——对斯蒂夫那个父女重逢的美妙幻想，这无疑是一记重拳——但如果可以换取一条来自未实名注册的手机信息，上面写着：今晚八点来藏着海洛因的地方跟我干一炮，我愿意付出很多。

每次调查的大网撒下去，总会捞上来许多废物。你需要如此——这是能让你锁定目标的唯一方式——而且通常这一过程会让人感觉很好，可以去掉白色书写板上不通的思路，让鲜活的线索凸显在你眼前。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去掉，只有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在我的桌子上，像某个捣蛋鬼扔过来的纸团。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逐渐变成焦躁不安，让我不停扭动身子，晃动膝盖，在椅背上蹭着想象出来的后背的瘙痒。我需要一些线索，任何线索，能够驱散斯蒂夫那些基于“如果”的胡说八道制造出来的重重疑云的线索，让我有足够坚实的地面可以站立。c专案室空空荡荡，几乎有点可笑，我们五六个人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以容纳三十个人的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成排的闪亮的桌子，我们仿佛缩小成在儿童游乐屋玩耍的小人儿。我开始好奇布雷斯林是不是正在生我们的气，安排了这样一间豪华套房，就为了办一个微不足道的案子，用更衣室改建的专案室就已经绰绰有余。

两点的时候，我们打发加夫尼去买比萨。斯坦顿打开手机电台，放了一个有人在哭哭啼啼的广播剧，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带来短暂的放松。没错，这个节目有一大段关于爱斯琳的内容，节目演变成一场全民的愤怒盛宴，批评这个国家如何变得让守法好公民感到危机四伏，而警察则毫不作为；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老人，他们曾遭人抢劫，躺在血泊当中无助地等待着生命耗尽，而同时警察们却在政客身旁俯首帖耳。他们甚至还让克劳利上了节目，让他发表深刻的见解，批评我们在爱斯琳一案中表现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像他这样有才华的记者的压迫，两者都是社会病态的象征，“达到近乎魔幻的水平”，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都笑得停不下来，忘掉了彼此的恩怨。

“我堂姐还跟他约会过一段时间。”米汉说。

“那她眼光可是够差的。”赖利告诉他说。

“她眼光是挺差的，没错。她最后把他甩了，是因为他不肯戴套，他说避孕套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压制男性能量搞出来的阴谋。”

所有人又笑得前仰后合。“真他妈漂亮，”斯坦顿又伸手拿了一片比萨，“我回头试试这个借口能不能行得通。”

“没用的，”我说，“如果连蠢到会和克劳利睡觉的人都没有上当的话——无意冒犯你堂姐，米汉——”

“不，你说得没错，她确实够蠢。她还借给那个浑蛋三千英镑，让他能自费出版自传。”这再次让大家控制不住自己，“最后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他会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克勒格尔问道，“约翰尼，我几乎认不出来你？”

“自由的威利。”我说，这让大伙儿大笑起来，略带惊讶，有一半的助手想不到我还会有这一面。

“我们来看看吧，”斯蒂夫说，他滑动着自己的手机，“《真理斗士》，作者路易斯·克劳利——不，听着，这里有条评论，五星好评：对一个男人的英雄壮举猛烈而杰出的剖析，他让爱尔兰正义之下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如果你也对正义……老天，这评论比书写得还长。”

“有人想赌一赌这书是谁写的吗？”斯坦顿说。

“怎么能让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呢？”克勒格尔很好奇。

“你们都是阴谋的一分子，”米汉告诉我们大家，“我敢打赌，你们这些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把避孕套套在毫无戒心的可怜男子汉身上。”

赖利招呼米汉。“你过来，我先给你来一个。”

“你得给我来三个。”

“给你，”斯坦顿把油乎乎的餐巾纸扔给了米汉，“就用它来压制你的男子气概吧。”米汉把餐巾纸拍飞，结果落到克勒格尔的咖啡杯里，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需要写一写这场骚乱的始末，打一个报告，说明目前我们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工作环境、个别人邋遢的着装，以及总在车里放屁的恶劣行径。就在那一刻，专案室变得十分亲切。

“我很确定很多警察都是好人。”在斯坦顿的手机里播放的节目中，克劳利告诉我们，“但有一次仅仅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他们究竟为这位漂亮女孩之死做了什么，其中一名警察便差点要攻击我，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追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她——或者他，当然——如此气急败坏，想控制我们的耳朵该听到什么。毕竟——”

尽管他的声音很庄严，显然他正在愉快地摩擦着自己的斜纹棉布裤：他的说辞有了生命力，没有与现实相悖，获得了很多关注。赖利在咧嘴笑。“这个可以。”我说。笑声停止了，克劳利让我感到不舒服。“你们可不是一群小学生，快回去工作。”斯坦顿关掉了广播，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电脑前，彼此斜眼看了看，扬了扬眉毛，心里骂我真是扫兴，专案室又恢复正常。

唯一切实有用的线索是法医的报告。库珀痛恨大多数人，但他喜欢我——可能只是单纯想故意作对，但人得见好就收——所以一写好尸检报告，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而不是让我等着报告被慢吞吞地送过来。

“康韦警探，”他说，“很遗憾昨天在现场没有见到你。”

这是在提示我要为昨天没有及时赶到现场道歉。“是我们对不起你，”我朝斯蒂夫打了个响指，“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库珀医生。”

“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调查进行得一定很顺利吧？”

“还不坏。我们有一个嫌疑很大的人，我需要更多的确凿的证据，少一些‘假设和可能’。”斯蒂夫冲我做了个鬼脸，“你能帮我一下吗？”

“我想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假设和可能’。”库珀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蔑视，仿佛我说了什么脏话，“我怕是不擅长做这个。”

“正好你可以换换脑子，”我说，冲斯蒂夫也做了一个鬼脸。库珀那边发出一阵噪声，可能是一阵笑声。

“至于确凿的证据，大部分尸检项目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意料之外的信息。被害人健康状况很好，在周六晚上之前身上并没有任何旧伤的痕迹，也没有证据表明最近有过性行为，没有处在怀孕状态，也没有生过孩子。”库珀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用的信息了，“正如我在现场提出的，她总共有两组创伤：其一是面部，其二是颅骨后侧。面部创伤的痕迹与被拳击的痕迹一致。这一拳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所造成的伤害的强度：被害人的下颌骨折断，两颗左下门牙也几乎完全折断。这显然需要相当大的力量。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一拳来自一个体重及力量都在标准水平以上的男子。”

我用嘴巴朝斯蒂夫默示：是一个健壮男子。他抬起眉毛示意我：你觉得那会是罗里吗？

“不过，这些创伤，”库珀说，“并不是致命的。致命伤在颅骨右后侧位置。这个创伤呈直线，大约有二点五英寸长，是由带尖锐直角的物体造成的，和被害人被发现时所在的壁炉外壁形状相符。这一打击造成严重颅骨骨折，进而导致硬膜外血肿。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医疗措施，颅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死亡。”

“被害人挨了一拳，向后倒下，脑袋撞在了壁炉外壁，”我说，“她的死亡过程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

“很难讲。硬膜外血肿可以在几分钟内置人于死地，或者是几小时。鉴于伤势严重，我估计这一进程应当是相当快的。不过，要说具体有多快，没办法知道。不过有一个可能的参照指标，就是颅骨右后侧的二次损伤。”

“哇哦，”我说，“二次损伤？”斯蒂夫的眉毛扬了起来，我挪动椅子，靠到了他的身边，打开免提，放了根手指在嘴唇上。库珀还没有确定斯蒂夫是什么样的人，斯蒂夫说错一个词，就有可能会让他终止这次对话。我感受到一股胜利的震颤，怪异而愚蠢的，像是一个坏女孩看到她的金发小弟弟惹上了麻烦，而她破天荒地得到了赞扬。我把这股情绪压了下去。

“先别激动，警探，”库珀说，“二次损伤是很微小的——一个轻微的挫伤。除此之外，它和第一次的创伤完全一样：直线、两英寸长，由直角物体的边缘造成。两次创伤的痕迹是平行的，相隔大概四分之一英寸，这也就说明了为何第二次损伤在现场没有被立刻发现。”他听上去似乎因为这个伤痕差点没被他发现有些恼火。

我说：“在被害人倒下之后，要么是她抬起了头，但又倒了下去，要么就是凶手又撞了她一下。”

“嗯，”库珀说，斯蒂夫正在笔记本中写着什么。“这都有可能。凶手可能把她的头抬了起来，检查她的生命迹象，或者是她自己想要起身，但最后只能抬起头。我比较倾向于最初的损伤导致她失去了意识——有一些薄壁内出血，这通常会立即导致神经受损——不过有可能在死亡之前她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斯蒂夫把他的笔记本递了过来。他差不多是我认识的警察中唯一一个字迹可以辨认的人——写得还不错，字迹清晰，有很多老式的卷曲和破折号。我想他在业余时间一定会练字。上面写的是：或许，一开始推了一把，在她倒下的时候又打了一拳？

我问道：“两次受伤的顺序是否可能反过来呢？凶手先推了我们的被害人，而不是打她一拳，她向后跌倒，脑袋撞到了壁炉上，不过并不严重。等她倒下晕了过去，他又朝她脸上打了一拳？”

“啊，”库珀似乎很想欣赏这个想法，“有意思，有这个可能，绝对有。不同凡响啊，康韦警探。”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花大价钱雇我来。”斯蒂夫做了个“嘿！”的口型，指了指自己。我举起手掌，冲他笑了笑：我也没办法，哥们儿，无奈啊。

“嗯，”库珀说，同时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鉴于这个新的推断，我得修正我对被害人力量水平的估计。如果重击发生在被害人后脑已经撞到石壁之后——而不是在她站立时，可以这样说——那么要造成同样的损伤需要的力量就小得多。一定的力量仍是必需的，但任何健康的成年人，只需具备普通的肌肉水平便足以办到。”

我立即也冲斯蒂夫扬了扬眉毛：这听上去像是罗里·法伦干的。“抱歉又要让你重写报告了。”我说。库珀医生坚持手写报告：我们无人有办法邀请他来到21世纪，所以我们的助手还得把他的报告打出来。

“很高兴能够听到这样的推论，它与事实是如此吻合。为此我乐意宽恕更为严重的罪过，”库珀说，“重新写好的报告会尽快送到你手上，我祝你有足够好的运气，能够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

“这不是过失杀人。”他说。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是过失。”大家都会跌倒，然后爬起来还击；没有人预料到这样就可以杀掉一个人。但如果你在某人的后脑靠着锋利的石头边缘时给她一拳，你大概就需要点勇气，才能声称你以为她还能起身离开。

“而布雷斯林乐意最后判为过失杀人。”

他把声音压低了。他说得没错：布雷斯林一口咬定是过失杀人。也许这对罗里·法伦更加适合，而布雷斯林想把这个案子安在罗里身上，这样大家都好办。也许他很清楚这并不是过失杀人，但他觉得我们也会偏爱这样一个故事。“没错，”我说，“那我们就看看，他对谋杀版本的剧情怎么看。”

“你觉得罗里会做那样的事吗？”斯蒂夫问，“这一挥拳确实有点疯狂，没错。但他那么喜欢她，还会那样吗？”

“这件事不管是谁干的都挺疯狂，”我说，“他崩溃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不需要去找金刚那样的大块头，罗里也能办到，没什么问题。”

“能倒是能，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会让他崩溃的确切原因。而且即便我们找得到，罗里此前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记录。打出那样恶狠狠的一拳，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一个从九岁开始就没碰过别人、还让自己的哥哥们担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更像是一个经常这样做的人能干出的事情。”

“不，不，不，”我把椅子拉向我坐的那一头的桌子边——在c专案室，就连椅子下面的轮子都是好用的，“你听过罗里说话，这家伙一辈子做过的最激烈的事情都是内心戏。像他这样的人，你不能靠眼睛所见来评判他。我们不知道他心里一直在鼓捣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常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内心所想的生活，如同一头困兽，在笼子里挣扎。当压力累积，迟早都会达到一个限度，然后砰的一声爆发了。”

一拳过去头骨撞在石头上，这个场景在我们两个的头脑中闪现。斯蒂夫是对的，很难想象罗里就是那个出拳的人，但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希望这件事情是他所为。“这就是为何我让你不要再扯那些假设的废话，”我说，“胡思乱想，有害健康。”

“别担心，”斯蒂夫又埋头看资料堆，“在我的幻想当中，我是个超级侦探，所有的案子都能迎刃而解。”

“棒极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足以让他爆发的压力。”

斯蒂夫瞥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吓了我一跳。在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但他摇了摇头，又开始用笔画过一行电话号码。

但我要说清楚：我知道，而且斯蒂夫不是傻子，他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跪地祈祷，罗里·法伦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倘若我们证明了布雷斯林身上不干净，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如果你抓到其他警察违反规则或法律，或者都违反了，你的第一选项就是把嘴闭上。几乎所有人碰到像清查交通罚单或者进行私人背景调查这样的小事都会这么做：你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不值得为此卷进麻烦，况且早晚你自己也需要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关照你。但即便我们想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几乎没有把握是否要这样做——这一次好像也不容易办到，如果我们发现的任何线索都和我们手上的这个谋杀案纠缠不清的话，就不会容易。

你的第二选项，也就是你本来应该选的那一个，是去拜访内务部。我从没这样做过。我听说这个部门有时能把事情料理好。也许有时候它能够把事情摆平，而且消息没有传开，让你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放射性废物，你下半辈子也不用内疚自己是个告密者。

你的第三选项，是去找这个家伙谈谈心，告诉他应该收手，不管是为了良心、职业生涯、家庭或者别的什么事情着想。也许这个办法也能奏效。如果我跑过去冲着布雷斯林摇着手指让他收手，跟他说他真是胆大妄为，我立刻就能想见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如果我没有在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当中淹死，我余下的职业生涯应该都会过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你的第四个选项，是去找你的头儿，他估计会像个睿智的父亲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嘱咐你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让你在选项二和三之间做选择。鉴于我和奥凯利的关系，以及奥凯利和布雷斯林之间的情谊，我会直接决定——即便我真的渴望一个“老爸”能来帮帮我——这个选项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的第五个选项，是抛出一些暗示，并且参与进去。也许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也许你只是想从对方手里拿一点回扣，以换取你闭口不言。我对钱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出卖自己，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跟一个已经证明靠不住的人渣捆绑到一起。

你的第六个选项，是自己去找一个记者。这个人一定要胆大如斗，并且不介意下半辈子每两天就会被抓一次酒驾，自己的秘密满天飞。

对我来说这些选项听起来都不怎么样。我喜欢这次追捕，每一秒都喜欢。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被看成坏人，但我知道一旦我们真正抓住猎物，它很可能会变成陷阱，令我们万劫不复。

我呆呆地坐着，十分不安。每隔几分钟我就扭头去看看斯蒂夫，他就像个学生一样懒散地伏在桌边，手指抓着自己橘色的头发，皱着眉头盯着自己面前旋涡般的一大堆材料，我看不出发生了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张嘴问他：如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但每一次，我都闭上了嘴巴，继续工作。

三四点钟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气氛通常会有些萎靡，和其他办公室一样，但今天却持续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办公室本身，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够得上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这种情绪来自领导，而那种挑战的勇气在我心里嗡嗡盘旋，就像个坏坏的情人，每次浮上来，同时发出威胁和召唤，使我心跳加速。那邪恶的笑让我全力工作，细细梳理完报告以后，我仍干劲十足，在办公室里四处走动，在白色书写板上添上新的素材，内幕消息来电单——某个匿名人很肯定地说，他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上见过爱斯琳，她负责处理故障，听上去不怎么可信，不过反正可以让网络犯罪组的“幸运”的伙伴们活动活动筋骨。我检查助手们的工作，跟他们说“做得好”和“试试这个”之类的话——如果我乐意，管理方面我也很在行。我和克勒格尔说了个笑话，告诉斯坦顿和迪齐他们访问爱斯琳同事的工作做得有多了不起。布雷斯林会以我为骄傲的。想到他——他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我又躁动起来。

斯蒂夫也明白过来：他在打电话，催那个在电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快马加鞭，尽快拿到那个未实名注册的电话的完整记录。我们本来可以去外面，去访问证人，消耗掉这股躁动，不过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不想错过布雷斯林。

加夫尼列完了爱斯琳上过的晚课清单——若不是我心情好，看了这个单子一定会让我沮丧得如堕地狱：爱斯琳真的在一个叫“重塑你自己！”（带着感叹号）的课上花了真金白银，还有一个葡萄酒鉴赏课程，以及一个叫“忙忙宝妈不慌张训练班”——他还打了一圈电话，要了学生名单。我把财务资料从他手里拿来，趁着布雷斯林还没有回来盯着我，检查其中是否有异常。

爱斯琳账户的进账和出账都有据可循。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露西说中了，爱斯琳手里有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从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也就是2006年，她就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她的大部分薪水都直接打了进来。最近几年她减少了储蓄，在时髦服装网站上花了不少钱，但还有三万多英镑的结余。她没有负任何债务——格雷斯通斯的房屋够她在斯托尼巴特尔买房子，还买下了一辆破烂的二手polo汽车，她的信用卡都是直接用借记卡还清的。如果她想出去旅行，或者是上大学，完全能实现。她还有足够的能力把钱借给别人，如果有人向她张口的话。

罗里的财务状况要比爱斯琳复杂，因为他的书店，而且远不及她健康。没什么可疑的内容——如果真的有黑帮歹徒涉嫌其中，他们也不会通过在任我行书店洗钱，就为了折腾我们——不过他的生意很难保证收支平衡：在罗里执掌的这五年里，销售额总共降低了三分之一，所以他不得不让一些兼职员工走人，他的薪水跟快餐店员比起来都显得格外寒碜。布雷斯林说得一点没错，在派斯多吃顿饭，确实会动摇他个人的经济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了罗里受不得羞辱，如果他去求爱斯琳帮忙，却被她羞辱，那么他内心的绿巨人就足以撕开他彬彬有礼的外表。

我正准备叫斯蒂夫过来看一下——他正站在白色书写板前——这时一个有一头蓬松金发、瘦骨嶙峋、穿着一套破烂西装的孩子在专案室门口探着头。“嗯，”他说，“康韦警探？”

“是我。”

他在两张桌子之间慢慢向我走来，仿佛以为有人会半路给他来一个夹头摔。“警探奥鲁尔克让我来的，好像是失踪人口组吧？抱歉耽搁久了一点，实际上，我在楼下等了有一会儿了，不过有个家伙——唔，我是说，另外一个警探——他告诉我说你出去了。他说让我把东西交给他，但警探奥鲁尔克说只能交给你，所以我就只好等着，后来我想我应该进来看看，万一你在这里——”

“我现在回来了，”我说，“把东西给我吧。”

他随即消失了。斯蒂夫从白色书写板前转过头来时，我和他对视了一下，扭动一下脑袋，示意“过来这边”。似乎没有一个助手注意到，但我可不会指望没人准备泄密。

“怎么了？”斯蒂夫问。

“爱斯琳爸爸的文件。不要声张。”

那孩子又出现了，拖着一只纸箱，这箱子可能比他自己还要沉。斯蒂夫靠在他那半张桌子上，扒拉着文件，装作没有看到他。

“这、这、这些，”孩子说着把箱子放在我的椅子旁，然后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还有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来。

“谢谢你，”我说，“那个觉得我在外面的家伙长什么样？”

孩子极力往他的西装里缩，我等着他出来。“嗯，”他最后说，“大概，快五十岁了吧？五英尺十英寸高，普通身材。黑头发，有些卷，还有些发白。脸上有胡楂。”

听起来很像是麦卡恩。

正常来说，麦卡恩不会关心别人给我送来了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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