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是个百万富翁呢，”斯蒂夫说，“他看起来满面红光吗？”

“我没注意，我说过了，那人没什么特别的。”

“百万富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喝上一杯？”老家伙问道。

“寻找对口味的酒。”酒保富于尊严地答道。

“如果找到了，他还会回来的。”

“他以前来过吗？”

“没有，我只见过他们两个一回。”

我说：“那么我呢？你看我以前来过吗？”

酒保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说道：“你来过，没错。前年夏天，对吧？有一大群女孩、小伙子，坐在角落里，笑个没完？”

“好吧，”我说，我的形象倒是比爱斯琳更显眼，不过我来的时间也比她更早一些。酒保并不是在胡扯，逗我们开心——他真的记得她。

“怎么奖赏我？”

“读一下这个，要是没问题，在底下签字。”这时候，我把我的笔记本伸出去，“要是你走运，有机会跟我们进趟局子，把同样的话在我们的录音机上再录一遍。”

老家伙伸长了脖子看爱斯琳的照片，他说：“她有麻烦了，是吗？她后来对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吗？”

“别问了，弗雷迪！”酒保说，还低着头看着我的笔记，“我不想知道。”他签了名，写完轻轻地敲了一下笔，然后把笔记本递回给我，顺便拉起擦玻璃的抹布，“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了？”

走到外面，斯蒂夫把爱斯琳的照片插回自己的口袋里。他显然是在想我刚才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不必说什么我也明白。“所以——”他开口说了其他话题。

“所以，”我说，让专案室自行运作或者归布雷斯林管的念头，都让我感到不安，“这是全部的酒吧了，我们现在回办公室吧，好吗？”

“好，没问题。”

我们掉头上了崎岖的巷子，往主路方向行驶。雨滴不断落下，最后演变成雨夹雪——但愿米汉可以及时测完快步走的时间。街角正酝酿着麻烦——一群孩子没法回家，因为他们是逃学出来的——不过除了他们，街上空无一人。一家废弃商店的百叶窗上，某人的涂鸦作品，一个龇牙咧嘴、长着一对甲虫般大眼睛的怪物正盯着我们，两边是寻猫启事和夏天集市剩下来的东西，风筝飞舞，冰激凌在褪色的包装纸中化得一塌糊涂。

斯蒂夫的自制力耗尽了。“秘密男友看起来不错。”

他是不错。我说：“也有可能是爱斯琳的某个同事吧。”

“她在克朗多金工作，他们为什么要来斯托尼巴特尔喝一杯呢？除非他们正在秘密约会，不想被发现。”

“或者是她品酒课上的同学，再或者就是她8月遇到的什么人。”车子停在半打酒吧的后面，我加快步伐，“那些她喜欢的高档俱乐部，里面全是帅气又有钱的年轻男人，爱斯琳可以随便跟任何一个约会。她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中年男人，还没什么特别之处？”

斯蒂夫耸耸肩。“有些女人就是喜欢老男人。”

“罗里跟她同样的年纪，相差不会太大。”

“在遇到他之前，爱斯琳可能有恋父情结，还记得露西说的话吧：爱斯琳的父亲离家出走了，这几乎毁了她的生活。也许她就是在寻找父亲式的人物，当她发现这种感情不是她所期望的样子时，她就去找了属于自己的男人——”

“老天！”我差点撞到一根灯柱上，在最后一刻用手在上面拍了一下，“那就是我认识她的地方，我他妈的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什么？哪里？”

“老天。”我的心猛烈跳动，灯柱上光滑的油漆摸上去黏糊糊的。我能听见在我们身后不知什么地方，街角的那群孩子在笑我。“她。”

失踪人口组，两年半以前，某天的午餐时间，我坐在前台接待处，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在我离开这个部门之前几天。清风吹进敞开着的窗户，闻上去有种乡间气息。夏天仿佛摆脱了这座纷繁的城市腾空而来，干净而柔和。我正听着从天窗传来的90年代的流行乐，节奏轻快，吃着火鸡三明治，回想着这个上午的愉快尾声——一个十岁的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之后失踪了，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己最好朋友的卧室里玩任天堂游戏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去重案组报到了。我感觉当天我和这个世界是站在一边的，感觉很不赖。

当这个女孩穿着破烂衣服在走廊上徘徊时，我放下三明治，冲她礼貌地微笑，还说了一句：“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没有让人不舒服，只是表达温暖与鼓励。这奏效了：女孩把所有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

她父亲，一个如此可爱、温柔、了不起的男人，如何教她下国际象棋，如何开着出租车带她去鲍尔斯考特瀑布，而且他能让她笑个不停，直笑到打嗝。有一天，她穿好了校服下楼，却发现她母亲已经疯了似的给她父亲打了上百个电话，他从昨晚开始就没回家我找不到他哦耶稣圣母马利亚约瑟夫我知道他死了……做笔录的警探安慰她们，说一般失踪的人，几天内就会回到家里，他们只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几天变成几周，却仍然没有超级父亲的任何消息，警探们到家里来拜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久，他们的安慰也越来越含糊。最后一个警探拍着她的头说：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它，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

“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了什么，你不觉得……或者他至少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仅仅是一个假设——在你听来这不像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她斜靠在我的桌子上，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节都泛白了。我耸了耸肩，面无表情：“我无法猜测我们警探的思想过程，对不起。”

于是她就继续说下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次有电话响，她都会一蹦三尺高，每个生日都在期盼邮递员会给她送来一张生日贺卡。一夜又一夜，她都要听着她妈妈的一次次哭喊；一次又一次，她都认定自己看到了他正从对面走过来，几乎让她大吃一惊，最后转过头却发现是个陌生人，让她一时无法呼吸，无法动弹，看着她最渴望的时刻破碎成尘，随风而散。我脸上的表情本来可以让她明白，再讲下去也无济于事，可她继续讲了下去。

在失踪人口组，你会发现：人们总觉得让你看到他们憔悴的脸，听到他们哭哭啼啼，就可以让你工作加倍努力。有些双亲每年都会造访，在他们孩子失踪的那一天，来看看你是否掌握了哪怕一丁点新线索。这好像有些作用：你要记下全部这些特殊的日子，为它们的到来预留出时间，尽你最大的努力，找出点什么东西给他们看。这个女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已经完全不想为她父亲回家尽任何力了。

我确实表达了我的意思，只是用了更为委婉的措辞，并且思考着要费多大劲无视她，才能让她从我面前滚开。我告诉她，档案不能公开，《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警方调查，对不起，帮不了你。

当然，瞬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求求你，不能查一查档案吗，你不能想象如何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好莱坞风格的屁话，比如，她需要知道真相，不然就无法继续生活。我不能肯定她用了“终止”和“授权”这样的词，因为我已经开始注意力涣散了，但用它们会很合适。到这一阶段，我愉快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当时只想让她闭嘴，然后把她踢出门外。

爱斯琳不是想找一个父亲的替代者，她是想找一个“老爸”。

我说：“爱斯琳的父亲并不仅仅是离家出走，他失踪了。她当时去失踪人口组找过档案，我当时在值班。”

“哈，”斯蒂夫说，脑筋转了转，“‘就是走了’，露西说的，还记得吧？我从没想过这代表失踪的意思。你帮了爱斯琳吗？”

“我啥也没帮。她在我面前抱怨个没完，问我能不能给她查查档案，告诉她里面写了什么，拜托我……”我又感受到那股情绪，怒火从胸腔升起，在肋骨下熊熊燃烧。我从灯柱前面挪开，继续走路。“我把要来接我的班的年纪更大的同事的名字给了她，告诉她等他值班时再过来，然后把门指给她看。”

斯蒂夫得迈开步子，才能跟得上我的步伐。“是吗？她回来了吗？”

“我没问，干吗自讨没趣。”

“你看过她爸爸的档案吗？”

“没有，没看过，‘干吗自讨没趣’，你没听懂吗？”

斯蒂夫无视我声音中的挖苦。他闪过了一双笨重的雪地靴，还有几辆婴儿车，“我倒想看看那份档案。”

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你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她爸爸失踪了，她被人杀了？”

“我想一个家庭发生这么多倒霉事，这也未免太凑巧了。”

“这算什么。”我不确定我是希望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有意思，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

“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黑帮男友的事——”

感觉整个斯托尼巴特尔都在我的耳边抱怨：一扇被修好的车库门上用喷漆写着“我们不会付钱”这几个字；女人们因为公交车候车亭小广告笑得歇斯底里；一个跟我住在一条街上的老人正朝我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加快速度，赶在她转过头来跟我聊天之前消失不见。“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黑帮男友的存在，还记得吧？我们是凭空想出来的。”

“没错，但是如果……让我自由地使用这个词一会儿吧，我欠你一英镑。”

我没有笑。“无所谓。”

“要是爱斯琳觉得自己父亲的失踪跟黑帮有关系；而且要是她在失踪人口组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斯蒂夫说得很委婉，他的意思是说有人让爱斯琳吃了闭门羹。

“她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她没有跟我说过任何黑帮的事，她说的都是她那个完美老爸如何；要是我暗示他可能被开过一张违规停车罚单，她肯定就傻了。而黑帮歹徒可浪费时间让一个正派的普通市民失踪。”

“也许她并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她很天真，也许她觉得黑帮就跟故事里的反派一样，他们四处抓人只是因为天生就坏。或者是她发现自己的爸爸并不像她原本想的那么圣洁。正派的普通市民也可能跟黑帮歹徒扯上关系。”

我不情愿地说：“我想他是个出租车司机。”

黑帮歹徒很喜欢拉拢出租车司机。他们自己的车总会上黑名单，时刻都在监视之下，偶尔还会被装上窃听器。出租车司机可以帮忙运送毒品、枪支、钱，还有人，可以避人耳目。

“那就对了，”斯蒂夫的声音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像只得到热情款待的小狗，“他跟那些坏小子扯上关系，一步踏错，最后被人在深山老林里给解决了，脑袋后面多了两个孔。失踪人口组没法证明这个，但他们知道这件事，而当爱斯琳去跟你当时的同事索取信息时，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决定要单枪匹马去调查；不知不觉中，她就迷失了……”

“她的书架上——”我说，我本来想缄口不提，盼着这破事可以过去，但我想斯蒂夫理应获得额外的厚待，“关于失踪人口的书，就在关于爱尔兰黑帮的书旁边。两本书上都有不少画线。”

他几乎跳了起来。“看到了吧？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她自己在调查。”

“别扯这些假设。”我说着，掏出手机。这是我的一种处事方法，无论重案组的人想如何控制我失去自信，我都不会变成一个苛刻又没有幽默感的女人，以至于正常人都无法和我一起共事：我在失踪人口组混得还不错。我没交到什么密友，不过我和大家相处愉快，跟大家喝了不少酒。我讲过一个大家常年讲的笑话，比较恶心，涉及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还有一只吱吱叫的橡皮鼠；而且到现在，我还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求助。“我打发她去找的那个人叫加里·奥鲁尔克，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加里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加里，你好啊，我是安托瓦妮特。我得欠你一顿酒了，我需要你帮我个忙。我正在找一个在1998年或者1997年失踪的家伙，差不离儿，信息可能不在电脑里——我可能得欠你两顿酒。那家伙叫德斯蒙德·默里斯，地址在格雷斯通斯，出租车司机，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报案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你也许记得他的女儿爱斯琳，几年前她还专门来找过信息。我需要你尽快发给我，不管有什么信息。而且麻烦你让你的手下直接把东西交给我或者我的搭档莫兰，好吗？谢谢。”

我挂了电话，十分钟前，我还在享受办这个案子的过程。我喜欢它，这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挑战。而到现在，就像那个一直絮絮叨叨的声音警告我的，案情可能正朝糟糕的方向发展。

“没脑子的浑蛋婆娘。”我说。

斯蒂夫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要是我不干警察了，我就准备去当理疗师。全新的理疗类型，专为爱斯琳这样的人服务，一小时一百英镑，我会在你的后脑勺上一直敲，告诉你别多管闲事。”

“因为她可能跟黑帮扯上关系了？”

“我根本不愿意这么想，即便这是真的，况且你还没有说服我。”我迅速穿过街道，让他在后面需要跑两步才追得上我。一辆车迅速开过，离我们身后只有几英寸。“不，因为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却还在寻找爸爸，吵着要他来修补自己的一切。这真他妈的让人同情。”

“行啦，”斯蒂夫在人行道上赶了上来，“这又不是那些被宠坏的女孩，一把年纪还要打电话给她们的老爸，让他过来换轮胎。爱斯琳父亲的离开，确实让她的生活大不一样，而且还不是什么好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能——”

“我当然知道，该死。我爸爸在我出生前就不知道去向了。你看我像那种满街闲逛，梦想着把他找回来、投入他的怀抱的人吗？”

这让斯蒂夫闭上了嘴，我也无话可说了。我听见这些话，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说出了口。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想到这些。你从来没说过。”

“我从来都没说，是因为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的重点。他走了；走了就意味着跟我没关系了。就是这样。”

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挨喷：“你是想说你从未想念过他，是真的吗？”

我说：“我想他，没错。我经常想他。”应该有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轻描淡写。在我小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他。我每周都给他写信：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棒，我如何把数学作业全做对了，又是如何在短跑比赛里打败全班的同学，所以等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把这些信寄出去的地址，他就会知道为了我回到这个家该有多值。我每天走出学校，都在寻找他的豪华白色汽车，等着他把我抱起来，带着我加速离开光秃秃的水泥院子，还有那些满眼仇恨的孩子，那些家伙早在戒毒所和监狱里给自己订好了位置。我们要去一个有绿水蓝天的地方，各种美妙的生活闪着光堆在眼前，等着我随意挑选。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着这些生活：我拿着刷子和听诊器，在一间医院里，它白得令人炫目，镀了铬，仿佛随时准备升空；我走下一段楼梯，和着管弦乐队的演奏跳华尔兹，身上穿着一件用纺纱和泡沫做成的裙子；我骑在马背上，走过沙滩，在晨光铺满的庭院里吃着美妙的水果，坐在一张皮革办公椅上发号施令，身下四十层楼高的视野令我头晕目眩。“我的感受几乎和爱斯琳一模一样；要是他能回来，我的生活或许才会真正开始。”

斯蒂夫，上帝保佑我们，正在寻求方法表达适度的同情。我说：“老天，看看你那张脸。别给我睁大眼睛，表示悲伤，你这个笨蛋。我那时候差不多八岁，后来我长大了，逐渐成熟，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他妈的最好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去等着有什么人来接管它。这才是成年人的方式。”

“那么现在呢？你已经不再想他了？”

“有些年没想过他了，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只要有颗巧克力豆那么大的脑子，爱斯琳也本该如此。她母亲也一样。”

斯蒂夫动了动脑袋，不置可否。“这不一样，你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爱斯琳的父亲是个她爱过的人。”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说得对，但我不在乎。“他就是个消失了的人，爱斯琳和她母亲，她们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恰当的时候，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答案。但她们却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这个甚至都不在场的人捆绑在一起。我不在乎他是谁，这真是可悲。”

“也许吧。”

“太他妈可悲了，”我说，“不说她了。”

斯蒂夫没有说话，我们继续走着。上坡的时候我看见了我们的车，就停在之前停的地方，不错。

我想让斯蒂夫说说话，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有些不同：他跟我保持的距离，他歪着脑袋的角度，他说话的腔调。我没有告诉别人我父亲事情的原因，除了这的确不关他们的事以外，还在于，如果他们听了这个故事，心里会这样想我：要么是给我贴上“可怜的小家伙”的标签，要么就干脆觉得我是个危险的“流浪儿”。斯蒂夫的成长过程和我很像——也许他是个上流人士，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简易楼房里，而不是简易公寓里，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还有一个会在沙发背上放蕾丝花边的母亲。但他应该跟很多不知自己父亲是谁的孩子一起上过学。我并不担心他会因此看不起我。但斯蒂夫是浪漫的，他喜欢让自己的故事富于美感，有很多激烈的戏剧冲突，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还有相当充分的完成度，枝枝蔓蔓都有交代。我本不该让他把我想象成一个凄惨的、被抛弃的孩子，一路斩妖除魔才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如果他真的这么想，我想我会拍他的脑袋一下。

他至少没有用感伤的眼神看我，或者走近我，支持我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正在努力思索。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要是她找到了他，会怎么样？”

“你在想些什么呢？”我如释重负，声音显得有些无礼。

“那个爱斯琳不想让露西知道的神秘男人。酒吧里的那个男人。”我摸索着找钥匙，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身子靠在车顶。“如果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男友呢？如果他是她父亲呢？如果她追踪到了他，而他们正在重建彼此的关系——”

“啊，老天。说不好这是真的。”我想不顾一切冲到罗里·法伦家里，把他抓起来，趁着还没坐实爱斯琳已经跟她老爸重逢，两人正在感人至深地约着会，让我去听所有那些甜腻的细节。“你已经欠我四英镑了，不，”斯蒂夫笑了起来，“要是还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我怕是要疯了。在加里给我回电话告诉我真实情况以前，我不会再去想任何有关爱斯琳老爸的事情了。而且，你得先给我四英镑再上车。”

我叮叮当当地摇晃着车钥匙，盯着他，直到他掏了半天口袋，找出一张五英镑的纸币，从车顶伸了进来。“找零呢？”他问我。我把五英镑塞进兜里，给他开了车门。

“反正在我们回总部之前，你还会再欠我的。上来。”

“好吧，”斯蒂夫扭着身子，钻进了车里，“也许我可以现在就用掉。如果这位爸爸想弥补这么多年不在爱斯琳身边的遗憾，而且他不喜欢罗里的长相——”

“真他妈的有爱。”我发动了我的卡德特，等着它因为被吵醒抱怨起来，“我付钱给你让你别说了，如何？”

“那你绝对应该试试，我收支票。”

“你兜里有士力架吗？至少吃东西的时候你能把嘴闭上。”

“啊，有意思，”斯蒂夫愉快地说，“我还不饿呢。”我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一根士力架，扔到他的腿上，他安静下来，开始拆士力架的包装。

他看上去并不像觉得我的故事有多鼓舞人心，或者是有多凄惨。我知道斯蒂夫从来都不是他表面上那么简单，像个满脸雀斑的中学生。可是实际上：他看上去满脑子想的还是巧克力。

“怎么了？”他嘴里吃着东西，含混地问。

“没什么，”我说，“你更适合沉默一点，就这样。”而当我开着车左摇右摆地进入车流当中时，我自己笑了起来。

一家主要从事电子游戏和玩具的开发、制造与发行的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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