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夫的联系人给了我们一个露西·赖尔登在拉斯迈因斯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城里火炬剧场的工作地址，还有一个出生日期，她已经二十六岁。“才九点半，”斯蒂夫看了眼手表，“她应该在家里。”

我打开了语音信箱，发现有一条新消息，迫不及待地想听一听。“她昨晚一定睡得很晚。和任何正常人一样，周日上午这个时间，她肯定还在睡觉。”公园让我烦躁不安。车窗外的天空一片阴沉，一只鸟都没有，高大的树木似乎正慢慢朝我们倾压过来。“你负责问话。”鉴于我没有正当理由拘留克劳利，打烂他那张臭嘴，或者告诉头儿可以把那些家暴案往哪儿推脱，谁要是敢惹我，我准备把他的脑袋削掉。不过我实在不想对我们的关键证人下手。

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脾气一直不好，不过我总能保持克制，无论多难我都会忍下来。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如何压住怒火，扣住扳机，等目标出现在我的射程当中时，调准瞄准器，三点一线，瞅准时机再打爆那个浑蛋的头。但自从我开始办谋杀案，事情就起了变化——慢慢地，虽然我未曾一下子全面失控，但也未能守住多少，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我了。最近几个月，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动不动就在乱发脾气，仿佛余生都要搭在收拾自己搞出来的各种烂摊子上。我曾跟一位证人说，他太蠢了，不配活在世上，这不是开玩笑：我一张嘴就把话说了出去，幸好斯蒂夫赶紧问了个安抚性的问题，把话题岔开。我非常确信，总有一天，我们两个都没法及时把我捅的娄子补好。

而且我非常确信，一旦我翻车，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像鲨鱼一样扑上来。我捅的娄子会被放大十倍，在所有警察当中传开，仿佛他们拿到了我的正面全裸照，而且在我剩余的警察生涯里，每一天都会有人以此来奚落我。

重案组跟其他组不一样。当它运转正常，你会惊叹不已：这里的工作严谨细致，同时又粗暴野蛮；轻巧自如，同时又重如千钧。它是一只大猫，轻轻松松就能舒展全身，一跃而起；或者是一把流畅优美的步枪，几乎能自动开火。刚毕业在一般部门帮忙、等待分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被叫去给重案组打过杂，帮忙打字或者挨门挨户走访。见过重案组如何出任务，你几乎就无法再把自己的视线移开。那是我最接近坠入爱河的时刻。

等我自己进入重案组，有些事情就今非昔比了。极大的工作压力决定了这里需要依靠折腾菜鸟们才能实现全体成员情绪的微妙平衡。那只优雅的大猫变成了一个易被激怒的无赖，漂亮的步枪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把子弹打到你脸上。我在错误的时间进了重案组，而且还出师不利。

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没有“老二”，而那玩意显然是调查谋杀案时候的重要物件。组里以前也有过女人，这些年也许总共有过五六个，她们是被调走了，还是被开了，我不清楚。反正等我到的时候，周围已经一个女人都没有了。一些家伙指出这是自然秩序，他们觉得我悠闲地到这里来，仿佛自己有权这么做，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得教训一下才行。倒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至少一开始，大多数人还很友好——但浑蛋也够多了。

进组的头一周，他们不断测试我，就像作案者在酒吧里测试潜在的受害者一样：扔小纸球，说老笑话——以“为什么女人像个……”开头，评论我的例假，暗示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一定不择手段——看看我会不会强颜欢笑。测试，就像那些作案者的测试一样，看看谁规规矩矩，受得了奚落和羞辱，而不（但愿不要发生）抱怨；谁可以被一步步强迫去做他们吩咐的事。

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与我是个女人无关。他们只是觉得理应如此，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让我轻易被他们耍弄。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种事情其实更简单，和小学生没什么两样。当爱尔兰还完全是个白人的国度，而我是学校唯一的褐色皮肤的小孩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外号是“大便脸”。在有历史记载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同类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同一个根源：权力。它决定了人群当中，谁是带头大哥，而谁又是最底层的倒霉蛋。

我进组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些。每个警察小组都会让菜鸟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失踪人口组的第一天，他们派我去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看到迈克·亨特——而重案组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这里的手段更严苛，笑容更少，更直接。虽然我早有预料，但我并不打算逆来顺受。如果说我在学校只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永远不要让他们把你列为下等人。要是你不幸如他们所愿，那你就永远也别想翻身了。

我本可以按照办公室条例，去找上级，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被其他同事歧视了，他们在刻意制造一个针对我的、充满敌意的办公环境。而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这么做无疑会完美地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我宁愿自己动手，也不愿意跑到头儿那里哀号求救。所以当那个叫罗奇的小浑蛋拍我的屁股时，我差点就把他的手腕弄断，让他一连几天连端咖啡杯都哆哆嗦嗦。信息清晰地传达了出去：我可不会仰面躺下、扭着身子、娇喘着，任由那群浑蛋为所欲为。

于是他们开始联手排挤我。起初不明显，不知怎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表哥卷进了海洛因交易。指纹比对结果永远到不了我手里，所以我无法发现我的案子跟一连串盗窃案之间的联系。有一次，我对一个捏造不在场证明的证人吼了几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一直这么审讯，我的做法并没有更糟糕。但当时一定有人在单向玻璃后面盯着我，因为直到几个月以后，我才可以不用在大家的密切关照下单独审讯证人——诋毁没完没了，总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康韦，你冲他吼了，对吧，他肯定恼羞成怒，这下他能拿到听力损失补偿了，以后要不要跟警察说话，他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对吧？即便是一向友好的人也能闻出我周围的血腥气氛，尽量不惹麻烦。每当我走进重案组办公室，仿佛能听见砰的一声，房间立马安静下来。

不过那时，我身边至少还有科斯特洛。他是警局里最老的雇员，负责给菜鸟传授一些技巧。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当他关照我时，没有人敢做得太过火。可几个月后，科斯特洛退休了。

在学校的时候，我有我的朋友们。有人找了我的麻烦，也就相当于找他们麻烦，而我们这伙人，都是那种你不想招惹的人。当有谣言说我爸爸因为劫机被抓进监狱时，班里的一半同学都不敢坐到我周围来，生怕我身上真有炸弹，我们找到了那三个造谣的贱人，把她们打得屁滚尿流，那件事也就这么结了。而在重案组里，科斯特洛走后，直到斯蒂夫来之前，我一直独来独往。

科斯特洛前脚刚走，那群家伙就抓紧时间开始行动。我出门的时候邮箱的页面还留在电脑桌面上，回来之后东西就全被清掉了：收件箱、发件箱、联系人，全没了。而当事情有变时，一些人却拒绝和我一同审讯犯人：你可别让我和她在一起，我可不想在她搞砸了之后受到牵连。或者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在屋里暖暖身子准备大搜查，我则要出外勤，他们还窃笑着说：这雪下的，大象在路上都没人看得见，出门时还故意大声说。在圣诞派对上，我学得很乖，没有喝一杯以上，还是有人用手机给半闭着眼睛的我拍了照，第二天照片就上了公告栏，还打了“酒鬼警察”的标签。那天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有酗酒的毛病。那周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喝到不省人事，吐在自己鞋子里，还在厕所里给某人——名字各种各样——吹箫。我根本没法知道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哪两个、五个，还是十个。即便我能在警察局坚持到光荣退休，也还是会有人对这些鬼话坚信不疑。一般来说，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可是如果没人足够信任我，不敢接近我，那我就什么都别想干了。我开始在意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是斯蒂夫打电话给自己的熟人去查露西·赖尔登信息，你总会结识一些有用的朋友。在官方请求会拖很久的时候派上用场。而几个月前，我跟这个在沃达丰工作的孩子相处得还不错。直到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查一个机主信息，结果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说话前后不通，还迟迟不肯挂电话。我并没有费神去找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了。我对细节一无所知，比如，是什么人找到了他，或者威胁了他，但这就够了。所以斯蒂夫会打电话去电信公司，要求查我们需要的信息；在我焦虑到不敢相信自己的时候，斯蒂夫会替我去给证人问话。而我告诉自己，那些浑蛋永远别想挡我的路。

毫无疑问，那条语音信息来自布雷斯林，幸运如我。“康韦，嘿。”布雷斯林的声音很好听，深沉、平稳，用新闻播音员般的声音告诉我，他父母花钱供他好好上学就是不想让他遇到像我和斯蒂夫这样的人——而他也深知这一点。我想他幻想成为电影预告片里的旁白，开始说“这世界上……”“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工作。我们需要尽快交交心。收到给我回个电话。我现在要去犯罪现场，去看一眼我们都掌握了些什么。要是我们没在那里见上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看过现场后聊一聊。我们从那里开始工作。”咔嗒。

斯蒂夫用手指朝我开了一枪，冲我眨眨眼。“哇，宝贝，跟我交交你的心。”

我哼了一声，才克制住自己。“你知道这像什么吗？这就像他把舌头从电话里伸到你的耳朵下面。”

“而且他相信，这么干能让你乐不可支。”

我们俩窃笑起来，像一对孩子。是布雷斯林带给了我们欢乐，他永远一本正经，这点没人比得上，所以我们只把他当个笑话。“因为打电话之前，他已经在自己那有魔力的舌头上，只为你一人喷了上好的古龙水。”

“我现在完全感受到了这份特别，”斯蒂夫说着，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你没感受到吗？”

“我觉得我该给耳朵涂点润滑油，”我说，“有什么办法能拖久一点，让他不来烦我们吗？”

“专案室？”总的来说这不是个坏主意：有人会给我们找一间专案室，布雷斯林则会得到一间上好的，有白色书写板，电话线也够用，而我和斯蒂夫照例会被支使去个只有两张桌子的烂地方，一般都是以前的更衣室，现在闻起来还是。“但是没什么东西能让他长时间远离我们。公平地讲，头儿是因为审讯才把他安排过来的。他是为了那些要被问话的人准备的。”

“别跟我说什么‘公平地讲’，我可没那心情跟该死的布雷斯林谈公平。”实际上，我心情好了不少，我需要开这个玩笑。“专案室不错，我们去办吧。”

“别把他的头咬下来。”斯蒂夫警告我。

“我不会对他发脾气的。但要是我想冲他发脾气，为何不可？”布雷斯林并不是最讨厌的，他差远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无视我们两个——但这不意味着我就得去喜欢他。

“因为我们还得跟他干活？因为要是一开始就给他找麻烦，后面的事就会很麻烦？”

“你有办法让他平静下来。把舌头伸进他耳朵里。”

我拨通了布雷斯林的语音信箱——要是我要对付布雷斯林，玩电话捉人游戏是最理想的办法——给他回了条信息。“布雷斯林，我是康韦。期待和你共事。”我朝斯蒂夫挤了挤眉毛，看，我做得多好，“我们要去找一个昨晚跟被害人约在她家吃晚饭的家伙，把他带回总部审一审。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吗？我们很看重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斯蒂夫比画了一个吹箫的动作，我冲他竖了一根中指。“在去找那个人之前，我们还要先去找被害人最好的朋友简单聊一聊，万一她知道些什么呢。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帮我们安排一间专案室吗？反正一会儿你也要回局里。谢谢你，我们在那里见。”

我挂上电话。“看见没？”我对斯蒂夫说。

“真是妩媚动人。要是你能在最后来个吻别，那可就太完美了。”

“有意思。”我准备出发了。光秃秃的树感觉离我们更近了，它们仿佛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布雷斯林身上时，发起了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来看看那帮人给我们找了些什么样的歪瓜裂枣来帮忙。”

斯蒂夫已经拨好了号码。行政人员伯纳黛特把那些帮手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一共六个人：奥凯利真是倾己所有。有几个人还不错，用得着；至少有一个没什么用。要是我们还想再要几个人，我们就得单独打一份报告，一式三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干脏活，而且通常情况下还得像一对贵宾犬一样，端坐着摇尾乞求。

稍后我们就会开一个全体案情会议：我、斯蒂夫、布雷斯林和全体助手，在专案室里面。在我分析案件、分配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奋笔疾书。有些事情需要尽快着手，我们已经没时间等了。斯蒂夫派了两个走运的帮手，去维金花园做初步的巡访工作，查出大家知道的关于爱斯琳·默里斯的一切事情，以及那天晚上他们看见、听到了什么。另外两个则要抢在记录被抹掉之前，把那附近所有能搞到手的监控录像都搞过来。同时，最后的两个人被我派去查出罗里·法伦的地址，看他是否在家，如果在家则不要对外公布，不管他去任何地方都要跟着他，而且务必小心行事。他们倒是可以把他直接带回来，但我的计划里并不包含让布雷斯林在走廊里发现他，然后让他帮我和斯蒂夫的忙，在我们俩回办公室之前就让罗里把认罪书签好。布雷斯林给我回电话了，我把他的来电切到了语音信箱。

看着斯蒂夫被夜班摧残过的憔悴面容，我对自己当前的形象有了认识。于是在去见露西·赖尔登之前，我们对自己的仪表做了个快速的整理：把夹克上的褶皱快速抹平，把衬衫上夜宵的残渣弄掉。斯蒂夫梳了梳头发，我把半松开的发髻松开，重新扎好，让它光滑紧致。上班的时候我不怎么化妆，不过在后视镜里看我自己似乎还说得过去了。状态好时我看起来还不错，状态不好时你还是会多看我一眼。我遗传了我父亲的长相，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我的高个子来自我母亲，但浓密发亮的黑头发、高颧骨和永远不用涂古铜粉的皮肤跟她无关。我的制服很合身，裁剪整齐，贴合体形——又高又壮——而人人都觉得我应该套着一只麻袋四处游荡，不让他们起邪念作恶。那些人觉得我应该尽量隐藏的特征——高个子，还是个女人，总之不伦不类——正是我要在他们面前正面展示的。既然他们拿我没辙，那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还好吗？”斯蒂夫说着，指了指他自己。

他看上去就像被妈妈亲手打扮过准备去参加弥撒一样，整个人体面而光鲜。但他总是会夸大这一点。人人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而斯蒂夫的优势就是，你要是把他带回家见父母，他们肯定喜出望外。“可以了，”我把后视镜掰了掰，“出发吧。”

我猛踩油门，让卡德特还冒充一下真正的车，带我们出发。我顿生一种讨厌的感觉，仿佛我们身后的树木都一齐噼里啪啦地折断，缓缓倒下，伴随着无声的咆哮和无数枝叶的碎裂声，落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

露西·赖尔登住在一栋高大的房子里，这里本来是老式的排屋，现在已经被划进了公寓区。很多房子都破烂不堪，不过她的房子还不错：房前的花园已经除过了草，窗框上漆也是最近十年里的事，门上挂了六个铃铛，不是一打，说明这里的房东没有让住户挤在一起，没人蜗居于屁点大的地方，大家共用同一个厕所。

按了两次门铃。露西出来应答，声音里满是睡意。“谁？”

斯蒂夫说：“露西·赖尔登？”

“你是谁？”

“斯蒂夫·莫兰警探。我们能聊聊吗？”

漫长的一秒。然后露西说话了，睡意消退。“我马上就下来。”

她迅速打开门，整个人都很清醒。她是个矮个子，身材匀称，是那种平时就有的匀称，而不是靠去健身房才有的——仿佛与生俱来，而不是刻意保持的。修剪过的浅金色头发，长长的刘海落在脸上，脸色苍白，面容倒是干净利落，不过被昨晚的睫毛膏弄脏了。她穿了件黑色的连帽衫，上面喷绘着暗黑风格的图案，光着脚，挂了很多银色的耳饰，在我看来是宿醉者的标准装扮。她和爱斯琳·默里斯，或者说和我预料的样子，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我们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准备问话。“我是斯蒂夫·莫兰警探，”斯蒂夫说，“这位是我的搭档，安托瓦妮特·康韦警探。”然后他停了一下。你总要在这里留个口子。

她甚至连证件都没看，而是尖厉地说：“是因为爱斯琳吗？”这就是你要在这里留个口子的原因：人们总会往这里倒进去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斯蒂夫说：“我们可以进去坐几分钟吗？”

她这才看了眼我们的证件。她花了几分钟仔细辨认，或者是在做决定。“好，”她说，“好吧，进来吧。”然后她转过身，朝楼梯走过去。

她的公寓在一楼，我想得没错，这里很舒适。一个小小的客厅，一侧是开放式的小厨房，有两扇门分别通往卧室和厕所。昨晚她留人在这里过夜了——咖啡桌上和桌下都是空罐子，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而即便是在昨夜的狂欢以前，这里也和爱斯琳的家截然不同。窗帘是把旧明信片用线缝在一起做成的，家具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咖啡桌，一对向一侧倾斜的沙发，上面铺着墨西哥风格的织毯。有四部20世纪70年代的电话机，一只充气狐狸放在电视机旁边的一卷电缆上面。没有人会通过手机软件，下单布置这样一个地方。

我和斯蒂夫往沙发的方向走去，它背对着一扇高高的框格窗，这样露西就很难找借口说这里太晒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坐下来，但是身子前倾，让斯蒂夫知道我并不打算听完整个问话。奥凯利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斯蒂夫已经很擅长对付证人了——不像布雷斯林那么名声在外，但他有本事让人们相信，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不过我以前做得也不赖，不是太久以前，而且露西也不像那种会让我丧失理智的类型。这女孩不傻。

“家里还有别人？”斯蒂夫问。谈完这次话，露西就准备给自己找个伴了。

她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然后立刻盯着我们两个。“不，只有我。为什么……”

证人面孔的标准配置，往往混合着对帮助的希求、对了解事件全貌的无比渴望，以及“哦，老天，但愿我没有惹上麻烦”的表情。而在那些我们不大受人欢迎的社区还有一个标准变体，一种阴郁的青少年式的凝视，目光呆滞，即便是几十岁的老家伙也可能流露出这种混账的面部表情。但露西的表情不是上述任何一种。她直直地坐着，脚尖绷直，仿佛随时准备一跃而起，眼睛大睁。她被吓坏了，同时又高度警惕，而且无论她在警惕什么，都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咖啡桌上有一个绿色的烟灰缸，在她把警察领进门之前，她本该把它倒干净。我跟斯蒂夫只好假装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只是来确认一些事情。”斯蒂夫早早宣布，露出丝毫不带威胁的微笑，“你是露西·赖尔登，出生于1988年4月12日，现在在火炬剧场工作。以上完全属实，对吧？”

露西的后背变得僵硬。我们对他们并未告知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没有人会高兴，但她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不高兴。“是，我是个技术经理。”

“你和爱斯琳·默里斯是朋友。很亲近的朋友。”

“我们从小就认识。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爱斯琳死了。”

我不是非要这么直接。在她打开门之后，我就希望看到她对此消息的第一反应。

她盯着我。她脸上表情复杂，相互冲突，我无法读懂任何一种。她屏住了气息。

我毫无恶意地继续说：“很抱歉让你这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露西伸手拿桌上的那包白色万宝路，抽出一根，没有向任何人征求许可。连她的手也显得很有活力：强壮的手腕、短短的指甲、刮伤和老茧。火苗蹿起摇曳着，然后她稳住火苗，用力吸了口烟。

她问：“怎么死的？”

她低下头，浅金色的发丝遮住了脸。我说：“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们认为她的死亡有疑点。”

“也就是说，是有人杀了她，对吗？”

“看起来是如此。”

“该死。”露西低声说——我很确定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这句话，“啊，该死。啊，该死。”

斯蒂夫说：“你为什么断定我们来这里找你，是因为爱斯琳？”

露西抬起头，她没有哭，姑且算个好消息，但她脸色惨白；眼睛好像看不清东西，或者看上去好像快忍不住要吐了。她说：“什么？”

“在门口时，你说：‘是因为爱斯琳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支烟颤了颤。露西盯着它，手指微微动了动，把烟捏得更紧。“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是这样。”

“再想想。肯定有原因。”

“我不记得了，只是突然有了这么个想法。”

我们等着。墙上的管道发出呜呜声和呻吟声。楼上似乎有人正在因为热水什么的大喊大叫，还有人在地板上飞奔，让明信片窗帘也跟着颤动起来。露西的沙发旁边，放着一个荷马·辛普森的充气玩具，手里拿着根瑞兹拉卷烟，前额上还贴着“奶油公主杯”几个字。昨晚过得应该不错。下次再看到这个玩具，露西会把它塞到垃圾箱底。

又是漫长的一分钟，露西的脊背终于恢复了常态。她没有哭，或者呕吐，至少现在没有。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很确定，她准备对我们撒谎了。

她敲了敲烟灰，避开了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她小心翼翼地拿捏着自己的语气，说道：“爱斯琳刚刚开始跟这个叫罗里的人约会。昨天晚上她在给他做晚饭。这是他第一次去她家，以前他们只在公共场合约过会。所以说当你告诉我你是警察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那边出了什么事。我是说，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你们到这里来找我谈话。”

胡说八道。我随便就能想出半打被警察找谈话的理由——找错人了、邻居的噪声投诉、外面街头有斗殴而我们在寻找目击证人、邻居家的家庭纠纷，我可以继续列下去——露西也一定可以做到。所以她一定在撒谎。

“好吧，”我说，“关于那件事，昨天晚上，你和爱斯琳围绕她的晚餐约会发短信聊了不少。”露西努力回忆着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警惕性随之提高了。“你告诉爱斯琳，”我假装看了眼我的笔记本，“‘小心点’，你为什么那么说？”

“像我刚才说的，刚认识那人没多久，而她就准备把人家约到自己家里去。”

斯蒂夫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有点多疑了，不是吗？”

露西的眉毛扬起，盯着斯蒂夫看，仿佛他是自己的敌人。“你这么觉得？我又没让她在自己的胸罩里藏把枪。我只是有些介意她把陌生人领回家里。这是多疑吗？”

“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说，露西感激地转到我这边来，放松下来，停止反击，“我也会这样提醒我朋友。你见过罗里吗？”

“见过。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场。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叫拉尔的人，他出了本书，讲的是都柏林剧院的历史。发布会就是在罗里开的书店里办的。任我行书店，在拉内拉格吧？火炬这边的人都去了，我还叫上了爱斯琳，因为我觉得她需要晚上出来透口气。”

她提供的信息，比我要求的还多。这是书里面最古老的小伎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让你的搭档先把证人惹毛，她就会给你提供额外信息。我跟斯蒂夫经常实践这个技术，不过通常角色都是颠倒过来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终于享受到做好警察的愉快，我让斯蒂夫做好笔记。“然后爱斯琳和罗里就搭上话了。”我说。

“激动人心。拉尔读了点书里的内容，正忙着给新书签名，我们其他人都去闲逛，喝免费供应的酒水，爱斯琳和罗里就聊上了。他们基本上是一起消失在角落里——没有接吻或者干别的，只是聊聊天，开开玩笑。我想罗里本来准备整晚都这么聊下去，不过爱斯琳有个规矩，不能跟男人聊太久——”

露西停了下来，眨了眨眼，仿佛有一层滤镜——上帝不许我们把可怜的、甜美的小爱想得很坏——不过我知道她刚刚说的“规矩”是什么。“以免让那个男人觉得她喜欢他。”我说着，点点头，仿佛那真讲得通。

“是啊，没错。我不知道，最后倒成了坏事。”露西扭了扭肩膀，撇了撇嘴，但是满含柔情，而非充满嫌恶，“所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小爱过来找我，非常兴奋：‘哦，老天啊，他太温柔太搞笑太有趣太可爱了，刚才说了那么多……’她说她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他了，所以现在得跟别的人谈话，于是就一直缠着我和我的同事们。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她一直在追问：‘他看过来了吗？他在做什么呢？他有没有在看我？’而答案总是肯定的，他们已经为彼此着迷了。”

“拉尔姓什么？”我说，“他的新书是什么时候发售的？”

“拉尔·弗兰纳里——全名是劳伦斯·弗兰纳里。大概是在12月初，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在周日晚上，所以剧院的人都能到场。”

“后来你还见到过罗里吗？”

“没有，只见过那一次。爱斯琳也没见过他几回。她节奏总是慢得很。”露西猛地吸了口烟，长长的一口。我们刚刚和她试图隐瞒的内容擦肩而过。我们保持沉默，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问：“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觉得罗里就是那个……”

这个问题本身足够自然，但她的声音突然拔得很高，夹杂着我无法捕捉的信息。而且在她的刘海之下，她眼睛的细微动作太快，也太刻意。这意味着她在这个案子里的角色更重要，超出了她理应有的，或者还隐瞒了更要紧的内容。

斯蒂夫说：“你觉得呢？你猜是不是他？”

“我没什么好猜的。你们是警探。他是你们的主要嫌疑人吗？或者你们还有别的称呼？”

“罗里身上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特别之处吗？”我问，“让他看上去是那种需要人提防的人？”

露西又因为问题打了个寒战，但她这次了解得更清楚：聪明、能干、反应迅速——不过无论她在隐瞒什么，我们都能幸运地找出来。她又抽了一口烟。“不，没什么。他似乎是个不错的家伙。有点无聊——不管怎么说，我是这么觉得——不过小爱显然看到了我没发现的品质，所以……”

“她有没有说过一些表明她被他吓到过的话？给她压力？试图控制她？”

露西摇了摇头。“没有。完全没有。从来没有那种事情。她一直在说他有多可爱，她在他身边有多放松，还有她有多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说：“那我就直说了，露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种对爱斯琳的担心就是没有理由的。给她发信息要她小心，是，没错，我能明白。但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她而来，这又该怎么解释？你还告诉我罗里看起来很不错，完全没有威胁？不。当我们出现时，你本该想是不是有人正在楼下进行毒品交易，或者昨晚有人在外面被人捅了，或者你的某个亲人遇到了劫匪，或者被车撞了。你不可能直接想到爱斯琳。除非关于她，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露西的烟抽到头了。她把它捻进烟灰缸，动作缓慢，但不是有意拖延。她正在做决定。光线透过窗户洒满房间，残忍地照在她身上，她那不落俗套的美丽此时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眼袋，还有苍白的脸上睫毛膏的污迹。

她说：“我可以去喝杯水吗？我的头快痛死了。”

“没问题，”我说，“我们不赶时间。”

她背对着我们，慢慢地打开了厨房里的水龙头；她用手捧着水，把脸埋在水里，停了一会儿，然后伴随着肩头的起伏，又做了一次同样的动作。她回来的时候，一手拿了一只一品脱的水杯，用另一只手的手腕把脸擦了擦，看起来精神了不少。等坐下后，她说：“好吧，我想小爱在和罗里交往的同时，也在和别的什么人约会。”

露西的眼睛又闪了一下，是为了测试我们的反应，太过刻意。我和斯蒂夫并没有看对方，但是思想就和目光一样，同样可以吻合。斯蒂夫在想：我知道，我知道这里一定暗藏玄机。而我在想：真该死，我今天又跑不成步了。

斯蒂夫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她从没提起过。”

“连叫什么都不知道吗？”

露西用力摇了摇头，刘海都垂了下来。她又把它整理好。“不，实际上她从没说过还在跟别的人交往。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我并不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吧？”

“好吧，”我说，“这很公平，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只是一些事情。比如在爱斯琳遇到罗里前的几个月，如果我问她要不要出去喝一杯，她说不，不能，但不会跟我做什么解释——而她现在通常会说‘不，我得上普拉提课’，或者其他什么。或者她一开始会说好，然后在约会前几分钟会发短信：情况有变，我们可以约明天吗？主要是她很少跟我出去了，而且她还没少在头发上下功夫，还有指甲——总是打扮得体。而当某人越来越难约，而且还花心思维护形象……”露西耸耸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她有了新欢。”

爱斯琳取消了她跟罗里在餐厅的约会，并且就在约会前的几个小时。我以为她是为了证明谁是主导者。

我又感受到了那种微弱的颤动，就像斯蒂夫在爱斯琳的厨房里展示她的炉子给我看时那样。一种像是饥饿的颤动，像是一支舞曲的旋律；一种美妙的、远在地平线以外的牵引感。我也能感受到它也在斯蒂夫的血液里涌动。

他说：“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露西在她那只因遇冷而凝了雾的玻璃杯上来回画，留下密密麻麻的线条，然后开始思索，思索着实际的答案，或是她想告诉我们的内容。“大概五六个月吧，差不多就是从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开始的。”

“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工作？酒吧？爱好？”

“毫无头绪。”

“除你以外，爱斯琳还有什么朋友？”

露西耸耸肩。“她偶尔会跟同事喝喝酒。她没有多少朋友。”

“爱好呢？她有什么爱好吗？”

“没什么特别爱好的事情。最近几年她报了一大堆晚课：偶尔学学萨尔萨舞，然后是一些形象和造型之类的课，还学了点西班牙语……去年夏天我觉得她在学做饭。她喜欢和人打交道，但从来不会特别提及某个人。她从来不会如此频繁地提到某个人，从没像最近这样。”

爱斯琳·默里斯听上去越来越可笑了。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露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你和小爱，从小到大都是最好的朋友，可在你面前，她却对自己的新男友只字不提？”

她抬起眼，带着警惕。“我说过我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但我没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不是吗？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结伴闲逛，长大以后还是保持着联系，但我们没到‘心有灵犀’的程度，像瓦肯人那样。”

斯蒂夫脸上涌起了担忧和嗔怪的表情，倒显得有点可爱。他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你名字的吗？爱斯琳在手机上，把你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一个人只会把那个她觉得会在乎自己的人当成紧急联系人。”

露西猛地把头移开，不看那嗔怪的眉头。“她妈妈几年前去世了，爸爸没在身边，她还是个独生女，你说她还能设谁？”

又是谎言。出于某些原因，她希望把这段友谊说成沾在鞋子上、甩不掉的烂菜叶。可是当她谈论起爱斯琳那愚蠢的“规矩”时闪现的那层暖意，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我说：“你还是爱斯琳发信息、打电话最频繁的那个人。像你说的，她并没有多少伙伴。她把你看成她最亲密的朋友，对吧？那么她知道你其实并不这么认为吗？”

“我们是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说，我们并不是那种连体婴儿似的小姐妹。我们并不会对对方生活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好吧？”

“那么有谁对爱斯琳的一切生活了如指掌呢？如果不是你，那么谁是她最好的朋友呢？”

“照你的说法，她没有什么最好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如此。”

她的声音越发紧绷。我清楚：她现在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不过我们还不想跟她撕破脸。“无论如何，”我说，“我要是准备去见什么人，也会跟朋友说一声，即便她们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你也是吧？”

露西吞了一大口水，恢复了常态。“是的，当然。但爱斯琳没有。”

“你说她很热切地跟你谈罗里的事情，跟你讲他有多好。那她有没有跟你讲过她之前的男朋友？或者介绍你们认识过？”

“介绍过。我是说，几年前，她也跟其他人约会过，不过没错，我见过那人。”

“她想谈谈他，看看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就这样，对吧？”

“对。”

“但这次没有。”

“对，这次没有。”

斯蒂夫问：“你对另外一个男人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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