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绝对。
米夏失踪半年，他父母和我还上过电视节目。一个名叫“亲爱的，你在哪里？”的半小时节目，播出失踪者照片，重组失踪过程，同时让亲人朋友现身接受访问。
录像小组来到我们昏暗的地下室，镜头对着我们摆在客厅地板上的大床，一个枕头还凹下他头的印子；米夏的皮靴搁在椅子下面，椅背上搭着件他常穿的牛仔裤。
那是个星期五。他拎着一只旅行袋，里边只有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几本书，还有我们从台湾带来要送给他父母的一盏可以折叠的宫灯。
“实在kitsch，俗气得可怕。”我说，指宫灯。
“俗气的东西换了文化就不再俗气。”他说，一边从椅子上抓起忘了放进袋子里的袜子，“高级艺术换了文化也不一定高级。”
他在我颊上亲昵地啄一下，轻快地跳进车，扬扬手，走了。
在另一头，等候着他的父母，却等不到他。原只是三个小时的路程。
米夏的妈妈倚靠着丈夫，对着电视镜头流下大量的眼泪，泣不成声。
老态龙钟的爸爸只是不断地取下眼镜，低头用手绢擦眼睛，又把眼镜戴上。
轮到我的时候，导播说：
“换个角度。看这里，看这里，请把脸转过来一点。”
录像棚里开足了冷气，说是为了仪器，不得不如此。我冻得两臂冰冷，牙齿打颤。
我遵从指示地看着导演高举着的手，以为自己会哭，觉得自己该哭，可是我太冷，冷到心里，冷到骨髓。导播某一个手指上有一圈金色的戒指，当他手作势放下时，我听见自己飘忽遥远的声音，可是说的不是早就准备好的“米夏，我爱你，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一个消息；知道他下落的人，我们恳求您”……
我听见自己说：
“米夏，我的爱，永别了——”
导播显得意外，但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站起来，往门外奔去，顾不得身后米夏他爸妈愤怒而混乱的眼光。
我才知道我确信米夏是死了，电视给了我向他告别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被电话吵醒。很早，还没完全醒过来。一个陌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粗声喘着气，口齿不清急促地说：
“宝贝，是你吗？把你吵醒了吗？在电视上看到你，你一定需要吧？把你的腿打开，让我摸摸，让我进去——”
我完全醒了，觉得两脚冰冷。
“啊——”男人的声音狂乱地颤栗，“啊——我要来了要来了啊——”
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
米夏，你在哪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素贞伸过手摸了摸我的头发，竟然像个大姊姊，“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和阿铭还有阿铭他妈一起看了三年的电视。”
“告诉我，”她坐直了，暮色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你看过美满的婚姻吗？”
“没有。”我说。
我们沉默着。一沉默下来，就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是采蜜和繁殖的季节。
“我只见过蜘蛛网式的婚姻，”我又说，“不是公的吃掉母的，就是母的吞掉公的。有的是一口吃掉，不剩骨头，有的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吃的和被吃的，因为慢，所以两造都不觉得蚕食的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彼此吞噬，同归于尽，如果是蚕食式的同归于尽，两造还可能彼此都觉得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素贞凝视着我。
“你可以说，”我继续，“那也就是幸福的真谛了。”
素贞深深吸了口气，长长舒出来，说：“你真可怕！”
我说：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她清脆地笑了起来。
然后她开始告诉我她的病。
是这样的，她说，有一天我搭公车到三总去帮婆婆拿药，车里挤得不得了，又热，我上车时就觉得有点虚。站在我身边一个欧巴桑，怀里抱着很大一包东西；因为太挤了，她根本被夹在人肉堆里，不必怕跌倒。她两手抱着那包东西。是半透明的塑胶袋里面满装着一种猪肝色的流体，也不纯是流体，好像里面还浮着肠子肝脏之类的东西。
车子一直晃，那猪肝色的流体就一直滚动，我就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那包荡来荡去的像泡了福尔马林的内脏和子宫的什么东西，觉得恶心，想吐，头晕……
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里，阿铭把我接回去的。从那天起，阿铭，还有医生，就说我得了郁躁病。医生告诉阿铭，我一定要休养，要保持心情愉快，最好能旅行一下，最好能换一下环境……
“所以我就来啦。”
大街那边传来吆喝和歌唱声，那是充满度假欢乐情绪的人们，才从酒馆里走出来，走下燃着古典街灯的石板路；酒精的挥发使他们歌颂人生的美好，尤其在海德堡。
“为什么来找我？”
隐约有人在唱一支老歌，我在海德堡丢了一颗心……
“因为——”她边想边说，“你记得我去大学找你的那一次吗？原因差不多吧，我大概总觉得，总觉得你可以给我一点什么力量……很自私的理由吧！”
我在海德堡丢了我的心……歌声渐行渐远，月光照亮了茉莉花丛，一片白花花的。
我发觉自己渐渐开始等候素贞回来。这种感觉是新鲜的。和老叶分手后，也好几年了，我不让短时期的情人进入我生活领域，这里是我完全孤独而又自给自足的世界，我拒绝为任何人的一部分，也无意拥有任何人。我是一个绝缘体，当二十年不见的素贞提着行李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时，我是惊异而恼怒的：她有什么权利认为我非接纳她不可？中国文化里那种互给恩惠、互相倚赖也互相吞噬的人际网我早已抛开……
可是和米夏生活的那两年，似乎不是这样的吧？在我们采光不佳的地下室里总有朋友来借住。朋友自备睡袋，而我们总有一串多余的钥匙是专门留给过客的。我越来越像怕光的鼠类守着自己的洞穴，恐怕还是由于老叶。
和老叶一起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对我已经很少要求。当我想要的时候，他总是懒懒的，像条站不起来的老狗。前戏，是奢求。他甚至于懒得脱掉上衣，只是两腿蹭蹬着把裤子扯下，有时候干脆让裤管还留在脚上一圈，以便事后方便地穿上。当我因为失望而推他说“不要”时，他反而固执起来，“什么不要嘛！”他会说，然后，好像为了要证明他的权利，粗暴地用腿把我的腿掰开，直挺进去；在我还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完全进入时，他已经像一只泄了气的塑胶狗熊，软趴趴地压在我身上。
感情的品质恶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开始讨好他。在我们本来的同居关系里，工作分配还算均匀，谁恰好有时间，谁就做晚饭；两个人都不想做，就出去吃。我清厨房的话，他就会倒垃圾。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就会得到。对你的男人更好一点，就可以挽回他的感情，男人毕竟喜欢温柔的女人，我想。于是，我开始烫他的衬衫，为他刷掉黑色西装上的白色头皮屑，替他上邮局取包裹，到干洗店为他拿裤子；每天下午，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问他：
“晚上想吃什么？”
“嗯——”他似乎心不在焉，“随你。”
“烤鸡？咕噜肉？我们也有鲑鱼。想吃什么，我做。”
“嗯——你真好——”
他一客套，我就知道办公室里一定有旁人。
“嗯——鸡吧！肉也可以……鲑鱼其实也不错……随你。”
那个时候我并不自觉，我其实非常害怕失去他。毕竟我已经失去过一次。而不管我读过多少书、学过多少理论，我仍旧深受孩童时就接受的某些信仰的支配（《读者文摘》？少女月刊？女性杂志？），譬如说，“掌握了男人的胃，就掌握了男人”。那段时候，老叶不断地在我身上早泄，而我则不断地给他吃烤鸡鲑鱼甜酸肉，我就是在亲身实践女人一代传给一代的原始智慧。
可是，显然有些女人比我更懂得怎么掌握男人。那个时刻终于到来。老叶心神不属地撕咬一块柠檬鸡腿，吃得满嘴都是黄腻的油光；放下已经嚼光的鸡骨，就用那张油嘴，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他的意思是，那个已经怀了孕的北京女人搬进来，我嘛，搬出去。
“你比较独立、能干、自主，”他说，“她很柔弱，什么都不会，连煎荷包蛋都不会。”
我看着他，这个头已经开始秃，刚刚吃了我做的鸡腿打了饱嗝散着蒜味的男人。盘子里的鸡骨头是我爱情和付出的证据。也是下场。
“可是当年爱上我，”我说，觉得眼泪要上来了，“不就是因为我独立、能干、自主吗？”
“对。”
他低下头，有点黯然：“我……她很弱，没什么学习，也不会照顾自己……她需要我，所以——”
“所以只好对不起你。”他别过头去，“她需要我。”
“你——”我心跳得厉害，勉强镇定地问，“会和她结婚？”
他点点头，眼睛盯着鸡骨。
“可是当初，”我大声嚷起来，把自己吓一跳，“当初说不要结婚，让我们不要受传统婚姻束缚的也是你？！”
他不动。
“当初说不要小孩——是你不要不是我不要——”
我已经站了起来，手扶着桌沿，对着他半歇斯底里地咆哮：
“说不要小孩的负担、让我们过平等的两性生活的，也是你。说女性应该独立自主解放的，也是你。我可是要小孩、要结婚的。我可从来没说过什么解放不解放。都是你都是你是你……”
我奔进书房，在里头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倾听门的声音，期盼他来求我饶恕，我就可以抽泣告诉他：不是，我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即使我是，我也可以立即停止。我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我也需要你……天哪，我也需要你——
我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砰”一声关住。那是大门。他走了。
我也停止了哭，但是觉得心被狗的利齿撕裂了。我受到了惩罚，但为什么受到惩罚？
我觉得混乱。
搬进海德堡这个小公寓之后，我决定不再和男人发生任何关系，我是说，除了性关系。
我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尽管腰围已经开始变得肥厚）。和一个男人独处十分钟之后，我就能感觉他是否在想象我的赤裸的身体。尤其对于已婚的男人，我是个最好的“偶遇”对象：近四十岁仍旧单身，所以我一定有性饥渴；我看起来自信而独立，表示我不会找上男人的家门要男人负什么责任。我的成熟、不在乎、没有牵挂，是男人最喜欢的陷阱。
但是，有多少满足，就有多少空虚。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枕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阳光突然照进来，照着你赤裸的身体，你心慌地赶忙用床单裹住好像任何人都不该见到的身体，然后瞥见熟睡的陌生人的后颈上有一块突起的、像蚕豆那么大的黑茸茸的痣；那是你昨夜在黑暗中亲吻抚摸的地方。
你觉得这世界荒凉极了。没有成因，没有目的，解释更属虚无。
于是你匆匆穿上衣服，并且小心地不把陌生人吵醒，你绝对无法忍受面对他张开的眼睛和他礼貌地寒暄。你像逃命似的回到你的有阳台的小屋，锁上门，不让任何人闯进来。在这里，你放松下来，然后开始洗濯身体，一遍又一遍。
素贞提着皮箱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是惊异而恼怒的。现在，我却不自觉地等着她回来。那天晚上，她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
不等她从外边插入钥匙，我已经把门打开。她看见我，异常兴奋地说：
“他约我下星期再见呢！”
“谁？”
“阿诺德，弹钢琴的。”
素贞的眼睛发着光。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山猫，她不停地走来走去，肩上的皮包都没顾及卸下，嘴里喋喋不休地谈着阿诺德。
“别人都走了，包括那对母女，可是他要我留下来，我们又聊了很久，大半是他说话啦。他今年二十八岁，爸爸是个工人，酗酒死了，妈妈进了精神病院，他五岁的时候就进了少年抚养院，你说可不可怜？”
“这种人多半自己也有毛病。”我说，给她倒了半杯酒。她不理会我的冷淡，继续着：
“在抚养院人家就说他有音乐天才，让他学钢琴。十八岁他就离开了抚养院，到处打工，也靠救济金生活。后来，他捡到这台人家丢掉的钢琴，修一修，锯一锯，他就开始街头演奏了。”
她顿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赞美。等了一会儿，看我毫无反应，又接下去：
“你知道吗？”她终于坐下来，手支着下巴，两眼眯着无限憧憬地说：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bornfree，生来自由！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自由地活，自由！”
“你知道吗？阿诺德住在一辆破旧的货柜车里面，他和他的钢琴啊。他带我去看了，就在河对岸。货柜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边。货柜车就是他的家，他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捡来的床垫、一堆脏衣服、几个杯子盘子、一个电炉，当然还有他的钢琴，还有一地的乐谱。他就睡在钢琴旁边呢。”
她自顾自笑起来，不知想到什么。注意到她长发里有几根干草。
“唉！”她深深叹息，“海德堡太美好了！”
我瞅着她，说：
“你有没有问他，他有没有医疗保险？他生盲肠炎谁付开刀费？你有没有问他，冬天下雪的时候他睡在哪里？你有没有问他——因为长期睡地上，全身得关节炎，或者坐骨神经痛，或者中风瘫痪老年痴呆——他六十岁的时候要怎么生活你有没有问他？”
“哈哈哈——”素贞顽皮地笑起来，“我真的问了他，怎么想象老年的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素贞好像有憋不住的喜悦，眉飞色舞地说：
“他说呀，他有一天做梦，梦见在大学广场上有个白胡子老头在弹一架破钢琴，就在广场中央槐树旁边；他走近老头，老头抬起脸看他，哎呀，满面皱纹，那个老头就是他自己！”
我站起来，说累了，去睡吧！想想，又说：
“你会去和他约会？”
她仰头看我，不作声。
“你知道他是个西方男人，”我带点阴险地看着她，“约会就是上床，你知道吧？”
她的脸黯下来。
我走到卧室门口，听她在背后轻轻说：
“这是明天要穿的吗？”她指着沙发上一套摊开的素色洋装。
我打着呵欠，“对，明天要演讲。”
“怎么裙边没缝？”
因为我嫌它太长，用剪刀剪下了二十公分的裙摆，但是懒得缝边。
“你总不能穿着这毛毛的没边的裙子面对听众吧？”她瞪着我。
“无所谓啦！谁规定衣服一定要缝边呢！”
“没有边的衣服怎么能穿呢？”她说。
我疲倦地上床，把自己蜷起来，蒙眬睡去。
起身到厨房去喝水时，才看见书房里灯还亮着。蹑手蹑脚过去往门缝里看了一下：坐在床褥上的素贞穿着白纱睡袍，黑发披在肩上，她正就着小灯一针一针缝着我那件没边的裙子。
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放得极大，像个巨人。
周末，大教堂边的广场就成了农品市场。农人带着自己种的东西到广场来直接卖给顾客。广场上一片嫣红嫩绿。
“最新鲜的东西，”我对素贞说，“都在这里。”
没听到她回音，我才发现她正用手掌遮着眼睛，眺望圣灵大教堂的尖顶。
“你进去过吗？”
“没有。”我摇摇头，俯身看摊子上艳红的草莓，“我对教堂没有太大兴趣。”
“我很想进去看看。”她仍看着远方。
“当然。”我说，“一公斤草莓，要这种大的。还有一斤葡萄，白色的，这一串。”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如约在教堂大门前会面。手里的菜篮颇沉，我们干脆在台阶上坐下来，歇一下。
阳光从教堂后方射下，把教堂的影子印在地面。这是正午之后不久的太阳，素贞和我就刚好坐在太阳所投影的教堂尖顶的十字架上。
“你从来没进过教堂？”素贞问，她显得特别沉静，若有所思。
“没有，”我笑起来，“以前常坐在墙上听你在教堂里面弹风琴。”
于是我告诉她，八岁那年，知道妈妈发现了我玩“禁忌游戏”之后，曾经动念想到教堂里去祷告，看我是不是能得救。但是终究不曾进去。
“可是我去了。”素贞说。
“什么？”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十岁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体育课要爬竹竿？”
我记得。五根像旗杆那么高的竹竿，看了都怕，素贞却爬得又快又好，像猴子一样，敏捷地攀上去又“咻”地溜下来。是的，我记得。
素贞笑了，有点难为情地说：
“竹竿是我的游戏。我爬第一根的时候，就觉得心跳。从第二根滑下来的时候，觉得两脚发软。第四根夹得最紧，从第五根上面我通常是兴奋得撑不住，摔下来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心目中乏味的天使。
“我也不知道那个奇怪的刺激是什么，只是每次上体育课就希望老师会让我们爬竹竿。下课以后，我就进教堂忏悔，然后弹风琴。”
“哦——”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阳光已经把十字架移到身后，将我们暴置在耀眼的强光下。开始热了，走吧。
等一下，她说。
“你——”她迟疑着，“前天晚上没有回来——”
“对，”我说，“我在别人的床上。”
她不理会我挑衅嘲弄的口气，平和地问：
“算是男朋友吗？”
“什么叫男朋友？”我有点不屑地看着她，“他是波斯尼亚人，我们只认识一个星期，我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烂国家在打烂仗，他的妈妈穿着黑色的衣服哭瞎了眼睛，可是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他妈干嘛哭瞎了眼睛。我们在一起只是睡觉，你懂吗？”
她的眼睛盯着地面，原来十字架在的那一块。
“因为他坚持要告诉我他妈哭瞎了眼睛，穿黑衣服，”我说，“所以我跟他没有下一次了。”
她不吭气。
然后说，声音轻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得到：
“这样也能活吗？”
她很奇怪地看着我，看得我极不舒服。
经过麦当劳店时，坐在地上的一个着长裙邋遢不堪的吉卜赛女人对我们伸出她脏脏的手心，她的腿上歪躺着一个熟睡的小孩。素贞忙乱地往皮包里掏钱，我近乎粗暴地拉开她，一边说：
“都是骗子！她们其实活得好好的，只想不劳而获。那个小孩，八成被她下了安眠药，不信你过一个小时再来看看，他一定还睡着。”
素贞被我拉得脚步踉跄，有点不高兴我的强制，但没说什么。
我们一路没说话。她也许已不介意我的粗暴，我却为她的话愈来愈觉得愠怒。
这样也能活吗？
有什么不能？
连皮都没有擦伤过的她，凭什么质问我这样的问题？
到今天，我都不十分确定，为素贞的死，我是否有某个程度的责任。
她去赴约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二吧，五月二十五号。大概下午五点多，她已经打扮好，穿着一件白色的软绸洋装。她在门边磨蹭了一会儿，等我以为她要开门说再见的时候，她却折向我，我正趴在厨房桌上准备一篇稿子。
我低头继续看着稿子，等着她开口，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迟疑地、启齿困难地说：
“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她想着，“是不是不道德？”
我丢下笔，把整个身子转过来，面向她：
“你真的要去？”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这才注意，她脚上趿着一只凉鞋，手里提着另外一只。
“然后呢？”我说。
“什么然后？”
“去了之后呢？”怕墨水干掉，我把笔套盖上，“你不跟子铭看电视了吗？如果你总归要回去，你今晚去干什么？如果你不回去，你今后去哪里？我觉得这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是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呢？”
我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觉得自己明快、成熟、复杂、看透了人生，而且对她绝对地不公平。（你到底要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余佩宣？）
她看着我，不吭气，她在思考的时候一贯地不吭气。
然后她转身，往门走去，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拎着一只鞋。
到了门口，她回头又看我一眼，然后，她弯下腰去穿鞋。
开了门，她一脚踩出去，回头嫣然一笑，说：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门轻轻带上。在门阖上之前，我还可以瞥见她飞扬起来的白色绸裙的一角。
我大概坐了三秒钟，在我赤脚冲向门口之前。
她正在楼梯转角，我一半在门内，一半在门外，说：
……
说了什么，我竟然不再记得。
至今，我苦恼着，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她的回答，在那幽暗的楼梯口，她说：
“你不一定是对的。”
我不一定是对的？我说了什么呢？我究竟说了什么呢？
就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有几种可能。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道德。”
我可能说：
“我根本不相信爱情。”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自由。”
我更可能说：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可是除了虚妄，我们一无所有。”
……
“你不一定是对的。”
她的声音透着轻快，就如她下楼的脚步。
回到桌前，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工作。素贞轻快的脚步声沉重地压着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不，我不一定是对的。或许你是对的，素贞，除了虚妄之外，或许这世界上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你看得见，我，我不确定；或许透过你，皮都不曾擦伤过的你，我又可以看见……
我趴在一堆稿纸上，觉得累得虚脱，这个时候，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
是帕维尔，用他低低的、伤感的声音，约我见面。我想到他瞎了眼的母亲，想说不，以为我说了“不”，但接着却听他利落地说，“好，就这么说定，老时间！”挂掉。我显然并没有说不。
素贞一夜未归。我想，匪夷所思，但绝对可能，她真豁出去了。
素贞又是一夜未归。我听听觉得不安，但是，我对自己解释，她知道她要什么了。
素贞在第三个晚上，仍旧没有出现。我有点慌。然而心里一个虚无的声音说，不是有个丈夫，穿着睡衣说到街角买包烟或是报纸什么的，然后就消失了吗？好像是sherwoodanderson的情节——男人断然脱离枷锁，奔向自由。女人就不可能吗？
那个不虚无的我，在隔天早上，去了俾斯麦广场上的警察局。在那之前，还接过陈子铭一通电话，问素贞什么时候回台湾，我说她上课去了。
河对岸只有一个地方容许停货柜车。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阿诺德的那一辆，因为只有一辆的轮胎是扁得下陷的。
警察用一支铁棒撬开了货柜门。我们的眼睛还在适应货柜里头的昏暗，鼻子却嗅到腥甜的气味，好像加了太多太甜的番茄酱的馊掉的意大利面。眼睛能看了之后，素贞所描述的情景就在眼前：破钢琴在左边角落，靠着用铁丝绑起的那只脚旁有一张床垫，上面一团胡乱的衣物，一些还留着残渍的盘子压着几张散开的乐谱。
只有一个东西，是素贞不曾描述的。在右边的小窗下，立着一个比真人还高的白色石膏雕像，是个裸体的希腊女神像。雕像的颈子上紧勒着一条黑色的电线，电线从脖子前面垂下来，绕着腰围几圈，然后在左脚上打了个死结。
当那个较胖的警察——他早已满头大汗——踢到白色裸像后面那个厚重的黑色塑胶袋时，他咬着牙狠狠地咒骂：
“scheisse！”
狗屎！
塑胶袋很大，是专门拿来装三十公斤重的垃圾的。素贞的尸体发出甜甜的腥味。
警察在大街上的酒馆（sepel，大街北两百四十八号，“学生王子”饮酒唱歌的地方）找到了阿诺德；也是下午，他刚演奏完，正和三两个仰慕者一块儿喝酒聊天。
是在他的带领下，警察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素贞的头，被盛开的玫瑰遮着，玫瑰放出浓郁的香味。
钢琴师是有信仰的。
他相信，身首异处，灵魂没有归宿，就不可能凝聚而化成厉鬼向他复仇。本来他想在她头颅上扎一根钉子进去，将她灵魂锁住，使她不得脱身，可是一直找不到一根长度恰好的铁钉——钉子的长度必须相当于头颅的长度，他只好用锯子了。修理钢琴时，他刚好向加油站借了把锯子。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她？
检察官摇摇头，叹了口气。钢琴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再地强调他对她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
警方正调查其他在海德堡的女性失踪案件。
我看着检察官，他看着手里摊开的卷宗，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只苍蝇，也许是蜜蜂，在屋里回旋，嗡嗡作响，然后停在他的络腮胡上，他的胡子全白了。
“这种事情，”我说，脑海浮上素贞摆动着的白色的裙角，“只能在报纸上读到。”
他摇摇头，不同意：
“古怪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比我们想象的要真实。干这一行就知道。”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嗞嗞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
检察官开始告诉我上个月在莱比锡有个案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撒旦教的人在森林剖开胸膛，当作血祭的羔羊。
因为她是处女。血祭必须用处女。
在检察官开始讲述另一个什么案件的时候，我礼貌地打断他，说我的车停在法院消防栓前面，他慌张地起身送我。
走出法院大楼，步下台阶的时候，我无端想起了美狄亚（medea）。
是她。
为了帮助情人铲除佩利阿斯，她告诉佩利阿斯王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切成几块，放在滚水中，她念个咒，佩利阿斯的身体就能重新复合，而且青春永驻。
可是在女儿们将父亲的肉块放进滚水之后，美狄亚早已不见踪影。
佩利阿斯的灵魂，因为身体已分裂，将永远不能再凝聚。美狄亚是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背叛了全世界，为了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情；牧师的女儿啊，你背叛了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可是她的所谓爱，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素贞，没有bornfree这种事情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吗？
可是，我干嘛去想美狄亚呢？我其实只想，素贞，其实只想再一次，一次就好，再一次地握着你的手，那样柔弱纤细其实刚劲有力的弹钢琴的手；只想再一次和你坐在阳台上，听风从河那边开始吹起，吹过河，穿过茉莉花丛，把花香送上阳台，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再看一次，一次就好，再看一次你时而迷惘时而憧憬的脸庞……我甚至以为你可以拯救我——
暮色中看不清我们深深浅浅、杂沓交错的足迹，究竟在哪一时刻，在哪一个路口，我们曾经有过换一条路走的机会？是我们愚钝认不出那个时机，还是根本没有？
我究竟对她说了什么，在那幽暗的楼梯口？
河边三五成群聚着等候上船的游客。这是个两百年前歌德所赞叹过的柔软如丝带的内卡河：游客穿着薄薄的春衫，享受着从树隙间洒下来的阳光，阳光照在水波上，跳动着像翻起的金色的鱼。
我傍着一株柳树坐下，背靠着树干，面向河水。素贞的信，写在浅蓝色的信纸上，信纸底端印着美丽的花朵，和信封上同一个图案。
阿铭：
我很欢喜地读君来信。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也能谈一点心里的感觉，多好。
我在河边写信。佩宣住所离此仅三分钟步行之距。
有一个小孩在用面包喂天鹅。天鹅意犹未尽，赶上岸来，追逐小孩，小孩呼叫惊走。
天鹅浮在水中，风姿优雅，上得岸来，却见两脚粗壮笨拙，声音亦粗鄙难听，与家禽无异，原来天鹅之飘逸全属想象。
想起儿时家中所养一对番鸭（脸红红的那一种），一公一母。母鸭由蒋妈拽至厨下欲杀。她通常抓紧鸭脚，让鸭颈直垂往下，地上置一小碗，以刮胡刀割破鸭喉，让血滴进小碗。
她会边割喉咙边念：
“做鸡做鸭无子时，后辈子让你做好业人的孩子。”
我与妈妈在后院喂公鸭，忽觉得脚边蠢动，低头一看，母鸭摇摇摆摆回来了。妈妈说：“咦，还没杀呀！”
我则惊恐尖叫，大哭不已。母鸭脖颈之间一片鲜血淋漓，状极恐怖。
妈妈痛惜摇头，说母鸭眷恋公鸭，不舍独去，所以回来。我现在理解，非母鸭眷恋公鸭，只是动物求生本能，求生欲望之旺盛，使伊割了喉咙仍欲生存。
两小时之后，母鸭趴下来，头颈缓缓着地，眼睛闭上，死去。
我知君不喜佩宣之刚烈率直，但她对我极照顾。日昨在巴士中有一光头青年对我恶形恶状，佩宣倏然起立，对彼劈头臭骂，旁观者竟喊好。实在不可置信。
今晨起得较早，佩宣仍熟睡中。我坐在她床边，看她熟睡时眉眼宁静如婴儿，与她白日时张牙舞爪，状若二人。我觉得想疼惜她，又不知从何处开始。她竟像一只受伤的刺猬。
至于我，阿铭，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怕了，觉得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只要无所惧怕，就可以诚实面对。自幼听《圣经》教诲“信·望·爱”，至今日方得领会，但愿不迟。
今晚将无法给君电话，因将到一较远之陌生地去看一极奇特的钢琴。对我极重要，君想必谅解。
当我回到君身边，若我回到君身边，一切将不一样，一切。我如此希望。
以马内利
阿贞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
缀满鲜花的游轮靠了岸。船上和岸上的人们，似乎心中溢满对夏日和人生的礼赞，愉快地纷纷对彼此挥手。戴着水手帽的船员在岸边敲响了钟声当当，告诉人们，新的欢乐的探险又要启程了。
一阵风把手中的信纸刮走。我任它飞去，也不看它飞往哪个方向。反正，哪个方向都一样。
都一样。
我比我想象的还要对，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