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
可是她的所谓爱，
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
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
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
在机场外边，我把车停下来；停得有点猛，我们骤然往前倾倒，我说，“对不起。”
他跳下车来，回身拖出行李，干干地说，“你不必下车。”
他转身向大厅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点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还是稍微内弯，o型腿。他的左手提着一个我为他买的小提箱，里头装着素贞的骨灰。
我发动车，“唬”一声冲上公路。这是个没有速限的国家，也因此是个高风险的国度。左邻右舍的人——北边的丹麦、挪威、瑞典人，西边的法国人，南边的瑞士、意大利人，慢吞吞地将车开到边境，一进入德国，就开始放纵狂奔。结果往往是车子开始冒烟、解体，这些车子不能适应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车毁人亡。
时速两百公里，我在快车道上亡命似的奔驰，眼前稍慢的车一辆一辆往右线闪开，躲避我瞬间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脸色铁青，两眼发直，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指针爬到两百三十公里时，我狠狠凝视前方的两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冲动，和恐惧，我的额头发烧。
四点半。现在，帕维尔在他的房里开始等我。他也许点上一支烟，把腿搁在茶几上，面对着门，等候我敲门的声音。他不知道我不会出现。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
让他去等。
进入海德堡市区，不得不慢下来，车子沿着河缓缓地滑行。内卡河流着茵绿的水，白色的天鹅闲闲地在水面垂柳间飘浮。有人在河边脱光了衣服晒着太阳。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
素贞的头，已经洗干净了——日耳曼人是个一丝不苟的爱干净的族群。她的头摆在一张看起来像手术床的大桌上，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下巴以下，我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把头缝到膀子上，或者在被单下，头和膀子之间仍是空的，我也不好开口问；我是来认尸的。
长到四十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不，其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在台南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被街上的野狗咬了一口，我带他到医院检查，怕有狂犬病。
急诊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妇人高举着自己的手，那只手上的拇指被什么利器切了，血淋淋地折倒下来，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她的手掌。
然后有个担架被抬进来，“哐”一声摔在地上；担架上躺着的是个两眼空洞、嘴巴张得大大没有牙齿的老头。
有这种脸孔的老头，你一看就知道是个独居的老兵。
穿着白褂的年轻医生蹲下来，从口袋里取出小灯，撑开老头眼皮晃了一下。
“死了！”
他说。站起来，走开。
老人两眼睁着，白蜡蜡的，好像没有眼珠，好奇的我走近瞧瞧，那两只眼睛像某个大门敞开的人家，只是里头没有人。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死人的皮肤是这样的？素贞的头颅，像蜡做的，很假，而且皮肤有点透明，似乎里面是空的，那只是一个圆形的蜡壳。
检察官问陈子铭要不要看他太太最后一眼——不是认尸，因为我已经作为报案人认过了——是问他要不要作为纪念地看他太太最后一眼。陈子铭摇摇头，检察官点点头。
子铭下飞机的那个晚上，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了。素贞的身体，在塑胶袋里找到；素贞的头，被丢在歌剧院后面大草坪，由一丛巨大的玫瑰遮着。
他闭着眼睛听我叙述。
我是不是该省了这些细节呢？也许吧！可是，诚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讨好而虚假地和老叶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发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爱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现在，我也不给子铭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这样死的，为什么他不该知道呢？如果素贞能够忍受人家用钢锯锯她的头，作为丈夫的陈子铭至少该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锯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贞比吗？
“蚂蚁爬满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着他。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髭，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合声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写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支火柴棒；火柴棒的支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支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偿不起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守岗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胳膊上刺着“杀朱拔毛”），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脸上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的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萣乡，我在柏林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在走道里遇见系主任迎面而来，我赶忙低头假装翻看手里的书本，却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样的事情，”他皱着眉头，“您下次能早点和我说一声吗？”
他指的是我让学生将一批过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也许。”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开，知道他愣在那里，半恼怒、半困惑地瞪着我开始发胖的背影，后悔他聘用了我。
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谁在乎呢？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日子。和老叶决裂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我不再靠取悦于别人过我剩下的人生。
教职员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样，我打开自己的那一格，里头一大堆纸张，没有什么信件。我不太写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给我写信。通知单倒是一大把；星期几什么人来演讲请鼓励学生参加，新建系馆停车场开始出租，一年一度联谊郊游在几月几日举行请报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贞的，不，素贞写给别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台北市一○三巷四十五号五楼陈子铭”。
她忘了写上丽水街，被退了回来。
我将信拿到窗边，就着光看邮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支撑着找到一张椅子坐下。这是真的吗？素贞是二十五日离开我去赴约会的，尸体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写了——不，寄了这封信？会是她自己寄的吗？或者……？
我必须读这封信。
素贞蜡黄死亡的脸孔浮上来，我坐在走道阴暗处，几乎站不起来。我甚至于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脸颊，脸肉在手指轻微的压力下凹陷下去，像面团，像不新鲜的猪肉。她本来是酒窝的地方反而鼓出来，因为浮肿。
到河边去吧！
系馆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块一块的青灰色石头铺成，高跟鞋很容易陷进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隙缝。对于我，那已不是问题，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现在，我脚上趿着双典型的德国健康凉鞋，非常不秀气，像养牛的农妇准备一脚踩进牛粪的那一种。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怀里抱着酒瓶，红肿的烂眼迟钝地看着路人。他们的身体有尿骚味。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叉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不得不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
里头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转上大街，迎面而来两匹高大壮硕的马，拖着满载游客的马车，踢踢跶跶地过来。旅客，多半是马克·吐温嘲笑过的幼稚的美国人和表面恭谨驯服内心是恶狼的日本人，带着照相机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宽，我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让马车通过。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一阵莫名所以的不快袭来，我拉开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从这里到河边，势必要经过大学广场。
广场上熙来攘往，多半是学生。二十多岁的男人，瘦削的脸上有棱有角；二十多岁的女人，散着头发，摆着细瘦的腰肢。他们有的骑着车横冲直撞，有的背着书包、素着脚，边笑边走。
再过二十年，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皮肤逐渐干掉，眼角拉下来使本来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变成三角形；本来是棱角的地方肥圆起来变成一叠一叠的赘肉。过了二十年，你们就会和我一样，体重多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广场中央植了几株会开香花的槐树。就在那槐树旁，几百年前横眉冷眼、有棱有角的马丁·路德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辩论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来尔所崇拜的那种英雄典型，而路德这个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堕落。
但是我不曾见过不堕落的英雄。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央，素贞和我头一次见到钢琴师。
那天天气有点儿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像金粉一样打在肩膀，一会儿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从面包店一推门出来，就听见钢琴的清越，从广场中央传来。那儿已经围了一堆人。
这样的街头演奏可还真没见过。海德堡的街头乐师不知有多少——拉小提琴的、吹法国号的、打鼓的、弹吉他的、清唱的……可是，当街弹钢琴？
那是一架残破不堪的钢琴。琴盖早就脱落，三只漆已剥落的腿，有一只还用铁丝绑着。琴键上的白键颜色老旧，像一排老人掉剩了的黄牙。黑键有些脱了皮，露出肮脏的木色。
我们的眼光投射在钢琴师身上的那一刻，阳光灿亮，把正在专心弹琴的年轻人的头发照出一圈金色的光环，他偶尔抬眼，眼睛有干净的天空颜色。真是个美丽的年轻人！我似乎听见身边素贞深深的叹息。他的长发没有梳理，随着他手臂和双肩的摆动而不时落到胸前。黑色的贴身背心，露出他突显绷紧的肌肉，下面是条牛仔裤，光着脚踩着琴板。
年轻人的脸孔被太阳晒出一种健康的红色，当他垂首看手指下的琴键时，眼睛就是两弯浓密的睫毛。他的嘴角有一点浅浅的笑意。
肖邦的旋律像沾了魔粉的箭，射中了人们跳动的心脏。这不是严肃僵硬黑暗的音乐厅，这是空旷的广场，在蓝色的天空和摇晃的槐树之间。人们被点了穴道似的，全身静止，生怕错失天空和槐树之间即使只是一个音符。
我看到钢琴的琴盖了。它被搁在地上，上面摆了一个破口的陶盆。陶盆里有许多钱币、几卷纸钞，还有一枝鲜红带刺的玫瑰。
有一只细致的戒指。一支口红。
曲子悠然停止，掌声像忍不住的爆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有人大喊：
“fantasie，op49!”
钢琴师微笑着，似乎在等其他的点曲。素贞轻声说：
“好贪心啊！fantasie一曲就要十二分钟呢，不把他给累死！”
在我右边站着一对母女。穿着优雅入时的母亲对抱着一叠书的女儿叹气：
“唉，能有这样的女婿多好！”
“同意。”女儿说得干脆，眼睛还盯着前面，“他太迷人了。”
“不过，”做母亲的笑了，“他养不了家。”
女儿顽皮地撞了下妈妈，说：
“你怎么这么陈腐，妈妈，我将来是建筑师，我可以养他呀！”
琴声又响起，人们重新安静下来。
素贞对我耳语说：“小夜曲，二十七号之一。”
没人注意到，阳光早已被乌云遮去，广场阴暗下来，风刮着槐树，噼里啪啦扫下一阵叶子。在一片肃杀中，雨点开始扑打下来。光明和黑暗交替得如此迅速，简直像一场天意合作，令人措手不及。
钢琴师跳起来抢救钢琴，群众七手八脚地帮着推，目标是广场东边一家书店的遮篷下。有人去拾琴盖和陶盆，有人为钢琴师殷勤地打起伞。
钢琴被推到了篷下，有人将小圆凳抱了过来，让钢琴师坐下，有人喊：
“impromptus29！”
有人说：
“让他休息一下。”
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走过去，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钢琴师，亲他的脸，说：
“孩子，你太美了！”
钢琴师只是笑，牙齿极白。
老太太正走开，一个穿长裙的女孩亭亭走向前，把手腕上一个镯子取下，弯身搁在陶盆里。
“年轻人，”我身边的母亲大声说，“我正在物色女婿；你愿意待会儿和我的女儿一块喝咖啡去吗？”
年轻人的眼光和未来的女建筑师接触。
他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好，再弹最后一曲。或许大伙儿想一块儿去呢！”
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指已经按下。音乐像手里的白鸽，翩翩飞起。
雨，在遮篷外淅沥淅沥落着，和钢琴不断升起的咚咚声组成一片奇异的风景。
我没忘记看看表，快到我上课的时间了。“走吧！”我扯扯素贞。
“嘘——”她根本不动，“听完。”
可是听完了她还是不肯走。“我们也去吧！”她说。
“去哪里？”
她指指钢琴师，一小撮人已经包围了他。
“我要上课你忘了？走吧走吧！”我跨出步子，却发觉她没有跟上来。
“？”我停住脚，瞅着她。
她看看我，又回头看看正站起来的钢琴师，脚，没有目的地挪动了一下，又回头看我；在一瞬间她必须决定她的方向，她显然地不知所措。
“走吧！”我说，转身往教室方向走去，不再看她。我十分肯定她会跟过来。我真的要迟到了。
当我直觉她不在我身后而回身寻找时，她已经直直地往钢琴师走去。我只能越过人头大声喊：
“要不要等你吃晚饭？”
她没听见。也许是因为教堂的钟声刚好洪亮地响起，当当地震着耳鼓。她好像在钟声的伴奏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她义无反顾的背影使我愣在那儿，诧异她竟然会独自走向未知，这不像我所知道的乖顺、柔弱、退让、害羞的素贞。
因为多看了她几眼，我这才发觉她竟然和钢琴师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背心，蓝色牛仔裤。那是她昨天才在老街上买的。
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黑云下，一束一束的，像舞台灯光打在广场上。
她纤瘦的身子笔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钢琴师。在浩浩荡荡的钟声中，晃动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两边拨开，她笔直地往钢琴师走去。
风吹起她背后的长发。
素贞从前不是个穿牛仔裤的人。
我在大学当助教的那一年，素贞突然出现在研究室。
基本上，当她去读师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上永不交叉的命运轨道。她去苗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在台南上大学。我们没见过面，没写过信。她是个好女孩子，我从来没怀疑过。小学四年级，班上来了个胖嘟嘟的转学生。当我们都围着他唱“胖子胖，打麻将”的时候，素贞画了张美人图，上了颜色，偷偷塞在转学生书包里。美人图上还写着几个字：“欢迎新同学”。
老师一手牵着那个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举着“美人图”作为好榜样，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和好人我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我一方面嫉妒他们是天使，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天使而瞧不起他们。能够瞧不起天使，我对于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实就不觉得是太大的缺憾。
大概从八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岁那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用水管冲出的水柱冲激下体，会有一种麻酥的快感上来。我开始三天两头地玩水的游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浴室门上“笃笃”敲了两下。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静悄悄的。
于是我再拿起水管，却又听见“笃笃”轻敲。那是个竹篷子搭出来的所谓浴室，从竹片缝里我依稀看见母亲的衣服。是她在叩门。
她知道我的水的游戏。
我羞耻得好几天不太和她大声说话，不敢正眼瞧她。羞耻，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贞站在我面前，有点尴尬地笑着。那张脸孔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白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也是夏天，她穿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长袖哪！胸口的扣子一个个扣上，直扣到喉咙。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百褶裙，长过膝盖。白袜子，黑鞋子。
还是黑鞋白袜，我想起茄萣的菜市场。
“你看起来好年轻。”她说。
“是你看起来老。”我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穿着正常的二十二岁的人该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蓝色的窄身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我带她去教职员餐厅吃饭，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实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规矩地走着路，不会伸手去撩拨一枝低垂下来的芒果。
我像上篮球架一样地跳起来，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还不够熟，于是放手，芒果枝又弹荡回去。我们走过去了，那个半青半熟的果子还在空中摇晃。
亲爱的牧师的女儿，那个在半空中悬着的果子，对你没有诱惑吗？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来、脱离原来轨道的冲动吗？
她客气地道谢，端庄地坐着，不时看看长裙是不是严密地盖着她紧并的双腿。吃饭时，她从皮包里掏出自备的餐纸，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饭之前，她已经用了桌上的餐纸擦干了她的和我的半湿的筷子。
她剪着学生式的短发，脸上没有一点脂粉。
才二十二岁，她沉重得像块举不起的灰铅。
我很快就忘了这块沉重的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厌倦。一个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裤、二十二岁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来用水养着的鲜花。人们凑近闻它的芳香、欣赏它的艳色，肯定的是，没有人期待这瓶花会继续成长。人们所求于瓶花的，只是它此时此刻短暂的清新。
大学里不少青年才俊，所谓青年才俊，就是那些头尚未秃但已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们。我用我瓶花的特质和他们混着，很让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们嫉妒。有一天下班时，和一个电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递给我，后头冷不防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唷——”拉得很长很夸张，好像话剧台词，“会送花给小姐，怎么就从来不送我呢？”
我们同时回头；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经很胖了（说“已经”，是因为我猜想她也曾经瘦过，当她是瓶花的时候）。穿着短裤，胖腿从裤管里勉强挤出一堆肉。
她绷着脸从我们面前走过，塑胶拖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我抬头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两边塌下来，笑得苦极了。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乏味透了。
别人所期待于我的，还有我自己所期待于我自己的，也不过就是终于嫁给了一个青年才俊，为他们煮饭生小孩，然后开始变胖，胖到腿肉塞不进裤管，然后在路上撞见才俊摘野花给新来的女助教。然后绷着一张脸，吧嗒吧嗒踩着拖鞋走向冷战的夜晚。
怎么样才能躲避这样的轨迹？
我终于还是以女人的方式离开了我盛着死水的花瓶。
核工系有个德国讲师，高高瘦瘦长手长脚的，常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用英语。这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小房间里听音乐。我随手放了张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唱片，唱片套上有两个歌手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两个人鼻子真大。”
他没作声。
我又说：
“犹太人鼻子都大，听说。”
他瞄我一眼，轻轻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哦——”我仔细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们的一半大……”
他笑起来，拉过我的手，无限纵容地说：
“在德国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犹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边，极温柔地亲吻着。当西蒙和加芬克尔唱到“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他对我的手说：
“跟我去德国好吗？”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栀子花却在夜色里蠢蠢动着，浓郁的花香缠绕在音乐里，像一缕一缕飘浮的轻烟。
“跟我去德国好吗？”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视我，那样诚挚的、信任的、充满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片刻怀疑的东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吗，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么呢？你在害怕什么呢？
他一直捧着我的手，亲吻着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说不清楚，因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只老鼠，你看不见它，但是半夜里，它就在抽屉与橱柜之间磕磕碰碰的，发出令人背脊发凉的杂声。现在，即使在它安静潜伏的时候，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或许提不出它在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么。
不要怕——我会给你安全……稳定。
他的脸靠近我，让我闻到他衬衫领颈项间香皂的气息。他是那样的干净、纯洁……他的鼻息烘热了我的耳根，使我来不及思考。当他的手指轻轻触到藏在我裙下的阴蒂时，我已经晕眩，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张开……张开……我柔软、潮湿、深不见底，我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冒着滚热的欲望的气泡，可以吸进整座坚韧的黑暗的原始的丛林。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人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若她们所说，女人天性主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得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唯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痛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砰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交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的黑人。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
“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赳赳地出去了。
那晚，我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色整个黑下来。这是北国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发亮的时候，起码已经午夜了。我自己有点惊讶，在这么多年之后，和素贞这么一个太过白净、太过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说那么久的话。黄色的月亮在屋顶上升起时，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觉。是因为久居异乡，我留恋讲母语的机会？是因为我的独立其实是寂寞？或者说，素贞的出现使我回头看那走过的、多半遗忘了的轨迹，从而更清楚地看见了现在？
或许只是那个五月夏日的夜晚太美好，茉莉花香和黄色的月光，在海德堡，可以使最苛刻的人变得宽容。
素贞絮絮不休，使我觉得，她大概也很久没有一个倾听的人。
“我们的话愈来愈少，阿铭和我。我们每天晚上，还有他妈妈，就看电视，我想起先是因为看电视就可以不必谈话，后来就倒过来，电视看多了，电视替我们说话，彼此更无话可说。
“我实在不想看。有时候就故意留在厨房里假装还在清理，他就会叫：‘喂，你好了没有？’
“我们一天谈不到五句话。我的朋友不敢来找我，他们知道阿铭不高兴。如果有我的电话来，他就假装坐在沙发上看书，一直等我打完。他不在的话，婆婆就来坐在那里。她不必假装什么，就坐在我对面，两眼瞪着我打完电话。
“渐渐嘛，电话铃也不响了。
“我们三个人每天晚上专心一志地看电视，他，坐在婆婆和我之间，在一张长沙发上面，就是看电视。我真的相信，我就要看着电视看到死，看到老死，死在电视机前面的那块地板上。
“当然，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啊，我和米夏不是这样的。到了柏林，他继续读博士，我上德文高级班。租到了一间地下室的公寓，便宜，采光极差。可是谁在乎采光差呢？我们充满了热量，像阴阳两枚电池。白天，外面有做不完的功课、听不完的音乐会、逛不完的博物馆、会不完的好玩的朋友，晚上，我们回到地下室，像两只发情的老鼠，老鼠哪里需要采光？
我们只需要一张大床，不，床垫，连脚都不要。我们在学生餐厅吃完便宜的晚饭，骑着单车回家。进了门，连灯都不必开，我们开始踢掉鞋子、脱长裤、脱内裤、脱上衣，一切在黑暗中进行，脱完最后一件，脚已碰到床，相拥着摔倒下去，跌进我们醉生梦死的世界。喝一口红酒，酒瓶就在床头，我还来得及向米夏解释中国字“醉生梦死”的意思。他“嘘”我一声，叫我安静，然后亲吻我瘦弱的乳房。
醉生梦死的意思，是说，生是一场醉，死是一场不醒的梦，我说。
我为什么会那样说呢？多么的不祥。
我确信米夏已不在人间。十几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就是把灵魂卖给魔鬼，他也会设法给我捎一个信来。但是，他连我的梦都不曾进来。这世界没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