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这是所有时候里最坏的时候。
最坏的时候和最危险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你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他之前无法理解的事情。
他坐在司机驾驶的小汽车里，风景在颠簸中飘移而过。他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
赫鲁晓夫轻视音乐。
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至少，你死了，问题才不存在。死亡能治好驼背，赫鲁晓夫喜欢这样说。他不是生来就驼背，但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驼背，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精神上，一个爱问问题的驼背。可能，死亡解决了问题，也解决了提问者。回过头来看，悲剧就像闹剧。
当列宁抵达芬兰车站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和一群同学冲进那里迎接归来的英雄。这个故事他说过很多次。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纤弱的、被保护的孩子，肯定不会被允许出去做这种事。更有可能是他那位老布尔什维克舅舅，马克西姆·拉夫连季耶维奇·科斯特里金，陪他一起去了车站。他也很多次说过这个版本。两种叙述为他的革命履历增了色。十岁的米佳，在芬兰车站，受到了伟大领袖的鼓舞！在他的早年经历中，这一画面从来没扯过后腿。但还有第三种可能：他根本没见到列宁，也从未靠近过火车站。他只是将一个同学对这起事件的记录拿来当成自己的。如今，他已经不再知道该信哪个版本。他真的到过芬兰车站吗？好吧，就像谚语所说，他撒起谎来，就像亲眼所见一样。
他点起另一支被禁吸的香烟，注视着司机的耳朵。至少，有些事情是真实可靠的：司机有一只耳朵，同时，毫无疑问，另一边也有一只，尽管他看不见。因此，它就是一只仅存在于他记忆中的，或确切地说，想象中的耳朵，直到他有机会看见。他故意歪过身子，直到另一只耳朵的耳垂映入眼帘。另一个问题解决了，就目前而言。
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英雄是“北方的南森”，挪威探险家。长大后，仅仅是感觉到滑雪板下的雪，都会让他感到恐惧，他最伟大的探险活动是应妮塔的要求，出发去邻村找黄瓜。现在，他是个老人了，坐着别人开的车在莫斯科附近活动，司机通常是伊琳娜，但有时候是一个官派司机。他成了一个城郊的南森。
*
在他的床头柜上，永远是：一张明信片，图案是提香的《献金》。
契诃夫说，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
可怜的阿纳托利·巴沙什金，被揭发是铁托的密探。
阿赫玛托娃说，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权力变成了素食者。也许如此；尽管你也可以很容易就拿蔬菜塞住人的喉咙噎死他，就像古老的食肉年代的杀人方法一样。
从纽约回来后，他为多尔马托夫斯基的一个冗长而浮夸的文本写了《森林之歌》。主题是西伯利亚大草原的重生，以及斯大林，这位领袖与导师，儿童之友，伟大的国父和伟大的铁路工程师，如今如何成了伟大的园丁。“让我们用森林给祖国母亲穿上衣服！”这个忠告被多尔马托夫斯基重复了不下十次。该剧坚称，在斯大林治下，甚至苹果树也变得更勇敢了，它们击退了严寒，就像红军击退了纳粹。作品雷鸣般的陈词滥调确保它立刻大获成功。它帮他赢得了第四次斯大林奖：十万卢布和一座乡间别墅。他向恺撒偿了债，恺撒也待他不薄。他总共获得过六次斯大林奖。还能每隔十年定期获得一枚列宁勋章：1946年，1956年和1966年。就像虾被放进蘸虾调料里一样，他徜徉在荣誉中。他希望能在1976年到来前一死了之。
可能勇气就像美丽。一个美女变老了：她只看见什么逝去了；而其他人只会看见什么依然还在。有些人称赞他的坚持与忍耐，称赞他拒绝交出歇斯底里表象下的硬核。他只看见什么在逝去。
斯大林已经走掉很久了。伟大的园丁跑去照顾天堂里的草了，去鼓舞那里苹果树的士气。
红玫瑰放满妮塔墓前。每次他去的时候都是这样。花不是他送的。
格利克曼给他讲了路易十四的故事。这位太阳王和斯大林一样是个铁腕君王。然而他总是愿意给艺术家正当权利；承认他们的秘密魔法。其中之一就是诗人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在凡尔赛的整个朝廷面前，路易十四如此宣布，就好像这是生活真理：“德普雷奥先生比我更理解诗歌。”毫无疑问，这时人群中会出现阿谀而怀疑的笑声，这些人，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都确信伟大的国王对诗歌、音乐、美术和建筑的理解，无论何时何地，都无人堪与匹敌。可能，这句话原本就是个富有策略的外交辞令。但它还是被说出来了。
可斯大林拥有的优势超过了那个老国王。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厚理解，他对人民的本能理解，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他嗅出形式主义者阴谋的能力……哦，够了，足够了。他会让自己的耳朵听出血的。
但即使是伪装成伟大音乐家的伟大园丁，也没有嗅出红色贝多芬所在的位置。达维坚科让他失望，尤其是三十多岁就死了。而红色贝多芬从未现身。
他喜欢讲季尼亚科夫的故事。这是个美男子，还是个好诗人。他生活在彼得堡，专门书写爱情、鲜花和其他高尚的主题。然后，革命到来了，不久他成了列宁格勒诗人季尼亚科夫，不再写爱情和鲜花，而专门写他有多么饥饿。又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如此糟糕，他只好站在街角，脖子上挂块标牌，上面写着“诗人”。俄国人看重诗人，所以路过时总是会给他钱。季尼亚科夫喜欢说，他从乞讨中挣到了比写诗时多得多的钱，每晚都能在一家昂贵的餐厅风卷残云。
最后那个细节是真的吗？他怀疑。但诗人允许夸张。至于他自己，他不需要一块标牌，他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可以在作曲家协会的餐厅吃饭。
*
一个狡猾的黝黑男人，戴着一枚红宝石耳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枚硬币。他把它拿给第二个肤色稍浅的人看，那人没有去碰硬币，而是直直看着前者的眼睛。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权力做出决定，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可以挽救的实例，对他需要采取一种新的策略。不用等待最终结果，完成的作品在获得赞赏或批判之前，都需要接受音乐理论家的专家审查，政府出于英明，决定反过来一开始就审查：审查他的思想灵魂。作曲家协会如此体贴而慷慨，给他指定了一个辅导老师特罗申同志，一位严肃而年长的社会学家，来帮助他理解马列主义的原则，帮助他自我改造。给了他一份阅读书单，全部由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组成，诸如《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问题》。然后，特罗申来到他公寓，说明他来是干什么的。唉，他来，是因为连著名的音乐家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近年来被公然传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水平必须得到提高。作曲家用应有的严肃，聆听了不速之客表明他的意图，同时表达了歉意，说他正在集中精力创作一部纪念列宁的交响乐，所以没法读完如此善意地提供给他的书目。
特罗申同志扫了一下作曲家的书房。他是个没有心计也不会恐吓的人，只是那些勤勉而盲从的公务员中的一个，每个政权都会吐出这样的人来工作。
“这是你创作的地方？”
“是的。”
辅导老师站了起来，朝着每个方向走了一两步，称赞了房间里的大体布置。然后带着歉意的微笑说：
“但是，在一个著名苏联音乐家的书房里少了一样东西。”
轮到苏联著名的作曲家站起来了，他环顾四周，还有他熟悉的书架，然后带着同样的歉意摇了摇头，好像在为答不出辅导老师的第一个问题而窘迫。
“你的墙上没有斯大林同志像。”
令人畏缩的沉默接踵而来。作曲家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踱步，好像在寻找导致这可怕错误的原因，或者说，仿佛想从这个垫子或者那张地毯下找到必需的画像。最后，他让特罗申确信，他会马上去找一幅伟大领袖最好的画像。
“不错，很好，那么，”特罗申回答，“现在让我们坐下来讨论正事。”
他被时不时地要求概括斯大林的智慧。很幸运，格利克曼愿意为他做这份工作，于是，作曲家对伟大园丁的全集所表现出的饱含爱国主义的洞察，定期从列宁格勒寄到他这里。这之后，另一些关键文章也加入到课程中：例如g. m.马林科夫的《艺术创造的特征》，这是他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的再版。
特罗申热忱而坚定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礼貌地避而远之，心底里不乏嘲弄。他们一本正经地扮演导师和学生；毫无疑问，特罗申拿不出另一张面孔。他显然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善意，作曲家待他也十分谦恭，承认这些不请自来相当于某种保护。而他俩都很清楚，他们的哑谜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时候，有两句口头禅，一个是问句，一个是陈述句，会让人汗流浃背，让壮汉吓尿裤子。问句是：“斯大林知道吗？”更吓人的是陈述句：“斯大林知道。”既然斯大林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他从不犯错，他掌控一切，他无处不在——在他权威笼罩下的地球人就感觉到，或想象着他的眼睛永远盯着他们。所以，如果特罗申同志没能以令人满意的方法教授训诫，会怎样？如果他的学生，那个外表严肃、内心古怪的人没能学好，会怎样？然后这对这个世界上的特罗申们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个都知道答案。如果导师为学生提供了保护，学生对导师也有同样的责任。
但关于他，就像说起其他人（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还有悄悄流传的第三句口头禅：“斯大林说，谁也不能动他。”这个陈述句有时候是事实，有时候是胡乱的揣测或嫉妒的假设。作为叛徒图哈切夫斯基的门徒，他为什么会幸存？为什么被认为“难道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后，他还能幸存下来？为什么他都被报纸称为人民的敌人了，还能幸存下来？为什么扎克列夫斯基会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之间消失？当他身边有那么多人被逮捕、被流放、被杀害，或者不明原因地失踪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为什么就放过了他？有个答案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斯大林说，谁也不能动他。”
如果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些嘟哝这句口头禅的人也不知道，如果他以为这可以给他永久的保护，那他就是个傻瓜。只是被斯大林注意到，就比默默无闻的存在要危险得多。那些受宠的不会永远受宠；何时失宠只是个时间问题。有多少颗苏维埃机器的重要螺丝钉，在一些感觉不到的变化之后，最后变成其实一直是在阻碍其他的螺丝钉？
在十字路口，车速慢了下来，司机拉起手刹时，他听到了齿轮的嘎吱声。他想起他们买的第一辆波别达。当时有规定，车在交付时，买主必须在场。他还保留着战前的驾照，就自己去了车库，把车取了回来。开回家的路上，他不是很满意波别达的表现，怀疑卖给他的是废品。他停好车鼓捣刹车，这时有个过路人大叫：“喂，四眼，你的车怎么回事？”车轮在冒烟：从车库开出来后，一路上他都没放下手刹。车好像不太喜欢他，这是事实。
他还记得他在音乐学院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理论教授时监考过的另一个女孩。主考官离开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成了唯一的主管。那个学生很紧张，准备回答问题时，她把试卷拿在手里揉来揉去，让他心生同情。
“好吧，”他说，“我们把所有这些官方问题放在一边。我另外问你：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是一个连他都能回答的问题。修正主义是一个可憎的异端邪说，这个词本身就头上长角。
女孩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自信地回答：“修正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当其他一切都失灵，当世界什么都不剩，只剩荒谬的时候，他坚持这点：好音乐总是好音乐，伟大的音乐是无法动摇的。你可以用任何节奏、任何力度演奏巴赫的序曲和赋格曲，它们仍然会是伟大的音乐，即便那个十指猛敲琴键的可怜人也无法推翻。同样，你也不可能冷笑着演奏这样的音乐。
在1949年，对他的攻击还在继续，他谱写了他的《第四弦乐四重奏》。鲍罗丁四重奏乐团学会了它，然后为文化部主管音乐的部门演奏，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论证新作品是否可以演出，在批准前，作曲家得不到任何报酬。鉴于处境危如累卵，他对此不抱希望；但让所有人惊讶的是，试听成功了，这首作品获得了授权，报酬也唾手可得。不久有传言，鲍罗丁乐团学会了用两种不同的手法演奏这首四重奏：忠实的和策略性的。第一种手法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意图；第二种是专门用来通过官方审查的，乐手们强调了作品中的“乐观”成分，强调它符合官方艺术的要求。这是运用反讽来抵抗权力的完美例子。
当然，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故事在被不断重复，足以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但这全是胡说：这不是真的，它不可能是真的，你无法在音乐中撒谎。鲍罗丁乐团只能用作曲家希望的方式演奏《第四弦乐四重奏》。音乐，好的音乐，伟大的音乐，拥有一种坚固而不可消减的纯度。它可能会痛苦、绝望、悲观，但它不会玩世不恭。如果音乐是悲痛的，只有那些长着驴耳朵的人才会指责它玩世不恭。不过，当一个作曲家陷入痛苦或绝望或悲观时，那意味着他还是相信某些东西。
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
这就是他怀有的信念。
他与特罗申同志之间礼貌、乏味和虚伪的交流在继续。有天下午，导师的情绪反常地活跃起来。
“这是真的？”他问，“我刚听说几年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自给你打过电话，是真的？”
“是，是真的。”
作曲家指了指墙上的电话，尽管已经不是他用过的那部了。特罗申凝视着那个设备，好像它早该进博物馆展览了一样。
“斯大林真是个伟大的人啊！国家有那么多事要操心，他又日理万机，竟然还知道什么肖斯塔科维奇。他统治着半个世界，但还是为你抽出了时间！”
“是啊，是啊，”他假装热情地回答，“这真的令人吃惊。”
“我知道你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导师继续说，“但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比起来，你是谁？”
猜想特罗申可能不熟悉达尔戈梅日斯基的故事，他严肃地回答：“跟首长比我是蛆虫。就是蛆虫。”
“对，就是这样，你真的就是蛆虫。看来你现在拥有一种健康的自我批评意识了，这很好。”
就好像是渴望得到更多的赞扬，他尽可能严肃地重复道：“对，我是一条蛆虫。就是条蛆虫。”
特罗申欣慰地走了，为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
但作曲家的书房从未摆出过莫斯科能买到的最好的斯大林肖像。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再教育仅仅进行了几个月后，苏联现实的客观境况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斯大林死了。导师的来访结束了。
*
司机刹了车，汽车靠左停了下来。这是一辆伏尔加，很舒适。他一直想要一辆外国轿车。他一直很想，特别想，拥有一辆梅赛德斯。他在版权局有一笔外汇，但不许他拿来买外国轿车。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苏联的车有什么问题吗？它们没法把你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吗？它们不够可靠吗，难道是没考虑过苏联的路况就造出来的吗？如果我们最杰出的作曲家去买一辆梅赛德斯，会被怎样看？会不会被认为是对苏联汽车工业的侮辱？政治局委员们开过资本主义的车吗？你肯定能明白这根本不可能。
普罗柯菲耶夫被允许从西方进口一辆新福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很高兴，直到有一天，这车被证明对他来说太难开了，在莫斯科城里，他撞倒了一位年轻姑娘。怎么说呢，这是典型的普罗柯菲耶夫。他总是从错误的方向抵达世界。
当然，没有人会死得正是时候：有些太早，有些太晚。一些人或多或少选对了年份，但完全选错了日期。可怜的普罗柯菲耶夫，和斯大林死在了同一天！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晚上八点中风，九点去世。斯大林死于五十分钟后。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伟大的暴君完蛋了！是的，对你来说，这就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尽管一丝不苟算着拍子，他总是跟俄罗斯差半拍。他的死，展示了一种愚蠢的同步。
普罗柯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个名字总是被联系在一起。虽然被绑定，但他们从来不是朋友。他们最多只是欣赏对方的音乐，但西方深入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骨髓。他1918年离开俄罗斯，除了几次短暂回国（带了一套让人困惑的睡衣），在国外一直待到1936年。到那时，他已经和苏联现实失去了联系。他想象，他因爱国而回国，会大受欢迎，暴政会表示感激，这有多幼稚？当他们一起受到音乐官僚机构的责难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只想到音乐上的解决方案。他们问他，他的同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第八交响曲》错在哪里。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被修改，这位曾经的实用主义者回答：它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旋律，第二和第四乐章应该被砍掉。而面对对他本人作品的批判时，他的反应是：听着，我风格多样，只要告诉我，你想让我用哪种风格。他对自己的灵活性深感自豪——但他们要他做到的不是这个。他们不想让你假装遵循他们的陈腐品位和毫无意义的批判口号，他们想要你真正地相信它们。他们想要你的共谋，你的服从，你的堕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这些。他说（这样做对他来说很勇敢），当一件作品被斥为“形式主义”，遭到致命谴责时，只不过是在说“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就是第一遍没听懂”。他有一种奇怪的饱经世故的天真。但真的，这人有一个傻子一样的灵魂。
他经常想起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战争流亡时期，他在阿拉木图的市场上卖掉了做工精致的欧式西装。他们说他是一个老练的商人，总能要到最好的价格。这些西装现在穿在谁身上？但不仅仅是他的衣服：普罗柯菲耶夫喜欢所有能彰显成功的服饰。他是用西方的思维来理解名声的。他喜欢用“有意思”来描述事物。尽管他公开赞扬《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但他当着作曲家的面匆匆翻阅了乐谱后，声称作品很“有意思”。这个词语本该被禁用，直到斯大林死了才能解禁。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没能活着看到。
他本人从未被海外生活诱惑过，他是一个生活在俄国的俄国作曲家。他拒绝想象任何其他可能性。虽然他短暂地体验过他在西方的声誉。在纽约，他去药房配阿司匹林。在他离开十分钟后，一个店员往橱窗上贴了张条子。上面写着：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在这里买过东西。
他不再等待被杀害，这样的恐惧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被杀并不是最糟糕的。1948年1月，他的老朋友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杀害了。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他被日丹诺夫威吓了五个小时，因为他歪曲苏联的现实，没能庆祝国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反倒跟敌人沆瀣一气。后来，他直接去了米霍埃尔斯的住所。他拥抱了朋友的女儿和女婿。接着，背对着一大群沉默、恐惧的吊唁者，脸几乎埋进了书架里，他用平静而清晰的声音跟他们说：“我妒忌他。”他的意思是：死亡好过无尽的恐惧。
*
但没有尽头的恐惧又持续了五年。直到斯大林去世，一个尼基塔·赫鲁晓夫现身。出现了解冻的前景，出现了谨慎的希望，出现了轻率的欢庆。是的，事情的确变容易了，某些肮脏的秘密浮现出来；但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对真理的理想主义的热爱，只是意识到现在它可以用来取得政治优势了。权力本身不会缩小；它只是变异了。满怀恐惧地等在电梯旁，子弹穿过后脑勺，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但权力并没有对他失去兴趣；手还是伸了过来，从童年起，他就对抓向自己的手怀有恐惧。
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这个会长篇大论“抽象派和鸡奸者”的人，说他们就是一回事。就像日丹诺夫曾经抨击阿赫玛托娃“既是荡妇又是修女”。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一次在会见作家和艺术家时说起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哦，他的音乐只是爵士乐而已——让你肚子疼。我要为此鼓掌吗？听爵士乐会让你得急性腹痛的。”虽然，这比说你跟敌人沆瀣一气要好。在那些更为宽松的时刻，那些等着见总书记的人，如果怀着恰当的顺从，会被允许入内，给出一些相反意见。甚至有个诗人，不知道是出于勇敢还是疯狂，坚持说抽象艺术家中间也有伟大的艺术家。他提到了毕加索。那个玉米棒子直接回答：
“死亡可以治好驼背。”
在过去，这样一种交谈会让这位无礼的诗人意识到，他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下场会很惨。但这次是赫鲁晓夫。他的咆哮让那些厚脸皮走狗朝着一个方向摇尾巴，然后是另一个方向；但你不会马上对未来感到恐慌。有一天玉米棒子可能会宣称你的音乐让他肚子疼，下一次，在作曲家协会代表大会的精美宴会上，他又可能会真的赞扬你。那天晚上，他滔滔不绝地告诉他，如果音乐只是过得去，那他用收音机听就好了——除非它们发出，嗯，像白嘴鸦叫唤的声音……当厚脸皮走狗不停地笑时，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位著名的作曲家身上，作曲家的音乐被认为是让人肚子疼的爵士乐。但总书记的神情依然亲切，事实上是宽容。
“听到了吧，这就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战争刚一开始，他就用他的……该怎么称呼来着，嗯，他的交响乐，看见了火光。”
突然，他并没有不悦，柳德米拉·利亚多娃，这位制作流行歌曲的人，过来亲吻他，愚蠢地宣称每个人都爱他。好吧，怎样都没关系，世事不同以往。
但这正是他犯下错误之处。以前是死亡；现在是活着。以前，人们吓得尿裤子；现在他们被允许表达不同意见。以前是命令；现在是建议。于是，他和权力的对话，对灵魂来说更危险了，一开始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他们会试探他有多勇敢；现在，他们会试探他有多怯懦。他们这样做着，更勤勉，也更有技巧，怀抱一种强烈的、但本质上是漠然的专业态度，就像牧师为垂死之人的灵魂祈祷。
*
他本人不太了解视觉艺术，几乎不能和那位诗人讨论抽象艺术，但他认为毕加索是个杂种和懦夫。做一个不用在压力下生活的人多轻巧啊！毕加索用了一生的时间画狗屎，为斯大林的政权欢呼。但上帝却不允许任何在斯大林统治下受苦的可怜艺术家，像毕加索那样画画。他可以自由地说出真相——为什么他不为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说出来呢？相反，他像个富人一般待在巴黎和法国南部，一遍又一遍地画着他那讨人厌的和平鸽。他厌恶看到血腥的鸽子。他厌恶对思想的奴役，也厌恶对身体的奴役。
还有让——保罗·萨特。有次，他带着马克西姆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边上的版权局，在那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站在出纳员办公桌后面，极其认真地数着一大厚卷儿卢布。在那时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向外国作者支付版税。他低声向马克西姆解释这一情形：“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反动阵营，加入到进步阵营里来，我们是不会拒绝给他物质奖励的。”
斯特拉文斯基是另一码事。他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热爱与尊敬从未动摇过。作为证明，他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放了一张这位同行的大照片。他每天看着它，回忆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的镀金大厅；回想他的背叛，他的道德耻辱。
解冻后，斯特拉文斯基又可以演奏了。那个对音乐的了解不会超过猪对柑橘的了解的赫鲁晓夫，被说服去邀请那位著名的流亡者回国访问。别的不说，这会是一个绝棒的宣传妙招。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希望把斯特拉文斯基从一个世界主义者扭转回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曲家。而从斯特拉文斯基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想重新发现古老俄国的残留，很久以前，他把它们抛在了身后。如果是这样，双方的梦想都破碎了。但斯特拉文斯基还是找到了些乐子。几十年来，他被苏联当局斥为资本主义的马屁精。因此，当某些音乐官僚带着假笑和伸出的手走向他时，斯特拉文斯基没有伸出自己的手，而是对着官员晃了晃他的手杖头。这姿势的含义很清楚：现在，谁是马屁精？
不过，在权力吃素时羞辱一名苏联官僚是一回事；在权力还吃肉的时候发表抗议就是另一回事。几十年来，斯特拉文斯基一直待在他的美国奥林匹斯山巅峰上，如此超然，如此自我，如此无忧无虑，而与此同时，艺术家、作家和他们的家人在他的祖国遭到追捕，被扔进监狱，被流放，被杀害。当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时，发表过一次公开的抗议吗？那样的沉默是可鄙的；就像他尊敬作为作曲家的斯特拉文斯基，他也鄙视作为思想家的斯特拉文斯基。不错，也许这回答了他对什么是个人的真诚，什么是艺术的真诚的问题；前者的缺乏并不必然污染后者。
他们在流亡者回国访问期间见过两面。哪一次都不顺利。他本人很敏感、很难为情，而斯特拉文斯基大胆而自信。他们有什么是非得跟对方说的？于是，他问：
“你怎么看普契尼？”
“我讨厌他。”斯特拉文斯基答。
他的回复是：“我也是。”
他们是当真的吗，就像他们说出来的那样，绝对是那么认为的吗？可能不是。一个本能地居高临下，另一个本能地卑躬屈膝。这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
他和阿赫玛托娃也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他邀请她来热皮诺会面。她来了。他沉默地坐着；她也是；这样过了二十来分钟，她站起来，走了。她后来说：“好极了。”
关于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释，在沉默中，言尽乐起；而且，乐也尽了。有时候，他将自己的处境与西贝柳斯的相比，西贝柳斯在人生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没有写任何东西，相反，他就待在那里，象征着芬兰人民的荣耀。这是一种不错的存在方式；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沉默。
西贝柳斯显然满心不快，自轻自贱。据说，他将自己留存下来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释重负。有道理。就像自轻自贱会跟酒精相连，一个刺激另一个。他太知道那种联系、那种刺激了。
关于阿赫玛托娃拜访热皮诺，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好极了。”如果她真的这样说了，她是在做白日梦。但那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后人该相信什么？有时，他觉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当他和斯特拉文斯基讨论指挥问题时，他坦承：“我不知道怎样不害怕。”那时候，他以为他只是在谈论指挥问题。现在，他不那么确定了。
他不再害怕被杀，这是真的，该是件好事。他知道他会被允许活下来，得到最好的医疗看护。但某种程度来说，这更糟。因为活着的人总可能被带着往低处走。死掉的就不会了。
他曾去赫尔辛基领西贝柳斯奖。同一年，5月到10月间，他成了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成员，获得了法国文学艺术勋章的最高荣誉“司令勋章”，还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成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成员。像一只在蘸虾酱里游泳的大虾，他在各种荣誉中徜徉。在牛津，他见到了同样获得荣誉学位的普朗克。他们被带到一架钢琴前，它显然以前是法国作曲家福莱的。出于尊敬，他们各自弹了一曲。
这种场合会给普通人带来巨大的愉悦，将之作为成年后甜蜜的、应得的慰藉。但他不是普通人；他们给了他那么多荣誉，也给他塞满了蔬菜。现在他们攻击他的方式不同了，多巧妙啊。他们带着微笑而来，还有几杯伏特加，以及关于让总书记肚子疼的默契笑话，然后是马屁，甜言蜜语，还有沉默和期待……有时候他会酩酊大醉，有时候他无法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他回家，或是去朋友家，涕泗横流，啜泣哭喊，厌恶自己，几近崩溃。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几乎每天都厌恶自己成了这样的人。他好多年前就该死了。
还有，他们第二次毙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日丹诺夫曾在一边冷嘲热讽，而斯大林藏在帘幕后面，自从那天以后，它就被禁了二十年。随着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去世，宣布解冻，他在格利克曼的帮助下修改了歌剧，从30年代早期开始，格利克曼就成了他的朋友和合作者。那天他往剪贴本里贴《混乱取代了音乐》时，格利克曼就坐在他身边。他们的新版本去列宁格勒的马利剧院接受上演前的审查。但进展缓慢，他受到提示，加快审查过程的最佳希望就是作曲家本人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写请愿书。这当然是种羞辱，因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不是别人，正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但他还是写了信，文化部长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新版本。作为对国内最杰出的作曲家的一种尊重，委员会光临他在莫扎斯科耶高速公路边上的公寓。格利克曼也在，还有马利剧院的导演和乐队指挥。委员会成员有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和楚拉基、音乐评论家胡博夫和指挥齐尔科夫斯基。他们到达前，他就已经万分紧张了。他把剧本打印稿交给了他们。然后他一个人把整出歌剧弹了一遍，唱了所有的段落，而马克西姆坐在他肘边，为他翻着乐谱。
先是一个停顿，然后发展为难堪的沉默，之后委员会出手了。二十年过去了，不再是四个重权在握者坐在防弹包厢里；而是换成了四个音乐人，四个手上没沾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坐在音乐家同行的公寓里。然而，仿佛什么也没变。他们把所听到的和二十年前的版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它还是不够格。他们认为，鉴于《混乱取代了音乐》从没有被正式撤回，它的原则依然适用。其中一条，就是他的音乐是嘶喊，是鸭叫，是猪哼，是上气不接下气。格利克曼想要争辩，但被胡博夫喝止了。卡巴列夫斯基赞美了作品的某些章节，但同时声称，作为整体，这部作品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将女杀手和荡妇的行为合理化了。两个从马利剧院来的人保持了沉默；他本人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听着委员会成员出口谩骂，一个压过另一个。
他们投票一致反对这出歌剧解禁，因为它在艺术和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卡巴列夫斯基为了示好，对他说：
“米佳，着什么急啊？属于你歌剧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对他来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他对委员会的“批评”表示了感谢，然后和格利克曼去了阿拉戈维餐厅的包间，在那里大醉一场。这是他发现的成年后为数不多的长处之一：他不再喝几杯就倒下了。只要他想，他可以喝个通宵。
季阿吉列夫总是劝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去巴黎。作曲家总是拒绝。最后，傲人的演出经理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有力地迫使作曲家现身。屈从了的科尔萨科夫发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如果我们要去，就去吧，鹦鹉对猫这么说，而猫正拽着鹦鹉的尾巴拖它下楼。”
是的，他的人生经常就是这种感觉。他脑袋已经撞了太多台阶了。
他一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隔两个月理一次发，也经常看牙医，一丝不苟又焦虑万分。他总是在洗手；一看到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就会去倒掉。他需要知道一切正常运转：水，电，管道。他的日历上记着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生日，名单上的人总是会收到一张贺卡或一份贺电。去乡间别墅时，他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看看邮递可不可靠。如果这有时显得有点狂躁，可它是必需的。如果更广阔的世界变得不可控，你必须确保能控制你可以控制的领域。不管这领域有多微小。
*
他的身体总是跟过去一样紧张；也可能更紧张了。但他的思想不再飘忽不定；如今，它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焦虑慢慢过渡到下一个。
他心想，思想飘忽不定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这个老年人，他正坐在司机驾驶的汽车后座上，直视前方。
他心想，莫泊桑那个故事的结尾发生了什么，让年轻时的他深受震撼：那是一个充满热情而不计后果的爱情故事。作者把情人戏剧性幽会的后续告诉读者了吗？如果他能找到那本书，一定要查一查。
他还相信自由恋爱吗？可能吧；理论上如此；爱冒险、不用负责的年轻人可以。但孩子的到来，让父母没法都去追求自己的欢乐，那样会带来不公平的伤害。他认识这样的父母，都追求自己的性自由，结果他们的孩子落得像孤儿一样。
代价太高了。所以必须有某种妥协。这就是生活，一切都带着康乃馨精油香味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譬如，夫妇中一个人去追求自由恋爱时，另一个就要去照顾孩子。更多时候，是男人拥有这样的自由；但有些情形中是女人。在某些局外人眼里，他们不知道所有细节，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个旁观者，他会看到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经常不在，不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快乐，或者兼而有之。妮塔不适合家庭生活，无论气质上，还是习性上。
一个人可以真诚地相信另一个人的权利，相信他们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是啊，在原则和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苦恼。因此，他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之中，这占据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也给了他安慰。尽管，他身处音乐之中，就必然会缺席孩子身边。而有时，这是真的，他也有自己的调情方式。不只是调情。他努力做到最好，男人能做的只有这个。
妮娜·瓦西里耶芙娜是如此满怀欢乐，如此充满生命力，如此外向，身体如此让人赏心悦目，会有别人爱上她，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他告诉自己的；这是真的，也是很好理解的，即使有时候有点痛苦。但他也知道，她是爱他的，护着他不用去做很多他做不了也不想做的事情；还有，她为他自豪。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那个无法理解他们生活的旁人，会更不理解妮塔死时发生的事情。那时，她离家和a.在亚美尼亚，突然病倒了。他和加莉娅飞了过去，但几乎刚到那里，妮塔就死了。
只是陈述事实：他和加莉娅坐火车回到了莫斯科。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的遗体在a.的护送下被空运了回来。在葬礼上，只有黑、白、红：泥土、雪和a.送的红玫瑰。在墓穴边上，他把a.拉到身边。下一个月，他待在a.身边——或者说，让a.一直在他身边。这之后，当他去看妮塔时，那里总有a.送来的红玫瑰，撒满墓上。他觉得这景象令人安慰。有些人不会理解。
有一次他问妮塔，她是否打算离开他。她笑着回答：“不会，除非a.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得了诺贝尔奖。”他也笑了，算不出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人可能不理解他的笑。好吧，这不奇怪。
他恨的只有一件事情。当他们都住在黑海时，通常是在不同的疗养院，a.会坐着别克过来，带妮塔去兜风。兜风不是问题。他总有他的音乐——不管在哪里，他总有窍门找到一架钢琴。a.自己不开车，所以他有个司机。不，司机也不是问题。问题是那辆别克。a.从一个被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那里买下了这辆别克。他被允许这么做。这才是问题。普罗柯菲耶夫也被允许拥有他的福特；a.被允许拥有他的别克；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被允许拥有一辆欧宝，接着是另一辆欧宝，接着是一辆路虎，接着是一辆梅赛德斯。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却不被允许拥有一辆外国轿车。那么多年，他只能在kim-10-50、gaz-mi、波别达、莫斯科人和伏尔加这几款之间选择……因此，他妒忌a.。妒忌那辆别克的铬合金、皮革、昂贵的车灯和散热片，还有它制造出来的不同的噪音，以及无论到哪里都会出现的颤动。那辆别克几乎就是一个身体一样的存在。而他那金色眼睛的妻子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坐在那里面。就他所有的原则而言，这有时候也是个问题。
他找到了莫泊桑的小说，那个没有界线、不考虑明天的爱情故事。他之前忘记的部分，发生在第二天，那个要塞军官因为谎报军情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他的整个军营受到惩罚，被调去法国另一端。然后莫泊桑让自己思考自己说的故事。它或许不是作者一开始设想的模样，一个可以跟荷马和古人相提并论的爱情史诗，而是某种廉价的当代故事，出自保罗·德科克之流；而那个军官也许到了这时候还在向一群同事吹嘘他的戏剧性做法，以及他得到的鱼水之欢。在当代世界，太可能发生这种对浪漫的玷污了，莫泊桑总结道；即便最初的姿态，还有那个爱情之夜，仍然还在，还有着它们自己的纯洁。
他细细回味了这篇小说，回顾了他人生中发生的一些事。妮塔因别人仰慕自己而心生的欢喜；她关于诺贝尔奖的玩笑。现在他想知道，他是否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自己：就像那个商人丈夫帕里斯先生，被刺刀挡在了城外，只好在昂蒂布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晚。
他让注意力重新回到司机的耳朵上。在西方，司机是仆人。在苏联，司机是报酬优厚、富有尊严的专业人士。战后很多司机都是打过仗的工程师。你知道要尊重你的司机。你永远不能批评他的车技或者车况，最轻微的批评都常常会导致小汽车因为某些神秘的毛病歇工两个礼拜。你还要忽视这样的事实：当你不需要你的司机时，他可能会独自工作，出去挣个外快。因此你要对他赔小心，这是正确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他比你更重要。有些司机非常厉害，都有了自己的司机。有作曲家也那么成功，可以请别人来作曲吗？也许吧；这样的传闻倒常有。据说，郝连尼科夫忙着被权力喜爱，只有一丁点功夫草草写出自己音乐的大概，然后由其他人替他谱写出来。可能这是真实情况，但如果是这样，关系也不大：如果是郝连尼科夫自己来谱曲，不会更好，或更差。
郝连尼科夫还活着。这位日丹诺夫的傀儡，热衷于威胁别人、恃强凌弱，甚至迫害自己以前的老师舍巴林；一副好像是他亲自签署了每一张便条的样子，批准作曲家去买稿纸。郝连尼科夫是被斯大林选中的，一个渔夫大老远就认出了另一个渔夫。
郝连尼科夫像是店员，那些被迫扮演顾客的，喜欢讲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一天，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被召去克里姆林宫，讨论斯大林奖的候选人。像往常一样，名单由协会事先列好了，就等斯大林最后定夺。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斯大林决定不再扮演慈祥的舵手，但又要他的职员表现出谦卑。郝连尼科夫被带了进来；斯大林没理他，假装在工作。郝连尼科夫越来越紧张。斯大林抬起了头。郝连尼科夫含含糊糊地说着候选人名单。对此，就像他们说的，斯大林“给了他一个眼色”。郝连尼科夫立刻吓得把屎拉在了裤子里。恐慌中，他胡乱找了个借口，从权力面前夺路而逃。出了门，他看见两个壮实的男护士，对这样的情形十分熟稔，抓住他，把他带到一个特别的房间，用水冲洗他的下身，把他弄干净，让他回过神来，然后把裤子还给了他。
这种表现当然并不反常。你肯定不会蔑视一个人面对暴君时的内心软弱，这个暴君，只要念头一转，就会让某个人消失。不，你蔑视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的是这个：他兴高采烈地复述了他的丢人事。
现在斯大林没了，日丹诺夫不在了，暴政被否定了——但郝连尼科夫还在，不可动摇，舔着新老板的屁股，就像舔旧老板的一样；承认说，是啊，是犯了一些错误，但就算犯了，也都被幸运地改正了。毫无疑问，郝连尼科夫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活得长，但有一天，即使是他也会死去。除非自然法则不再起作用了：可能季洪·郝连尼科夫会永生不朽，永远且必要地象征着这样一种人：他们热爱权力，也知道如何让权力反过来爱他。如果不是郝连尼科夫本人，也会是他的复制品或继承者：他们会永远活着，不管社会怎么改变。
他喜欢认为，他不怕死。他害怕的是活着，不是死亡。他相信，人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死亡，让自己习惯死的概念。让它不知不觉地降临，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应该让自己熟悉它。你应该书写它：无论用语言，还是像他那样用音乐。如果我们能在活着的时候早一点思考死亡，我们就会少犯一些错误，这是他的信念。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犯过很多错误。
有时候，他认为，就算他没有那么经常想到死，他犯的错误也一点不会少。
有时候，他认为，死亡才是他真正最害怕的东西。
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犯过的错误之一。妮塔死了，然后，不到一年，他母亲死了。这两个他生命中最强悍的女性：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保护者。他非常孤独。他的歌剧刚被第二次毙掉。他知道，他无法和女人保持那种轻浮的关系；他身边需要一个妻子。于是，在给世界青年节最佳大合唱当评委会主席时，他的目光被玛加丽塔吸引了。有人说她长得像妮娜·瓦西里耶芙娜，他本人没觉出来。她在共青团工作，也许是被故意摆在他面前的，尽管那不是理由。她对音乐不了解，也没兴趣，她想去喜欢，但失败了。他的朋友都不喜欢她，也不赞成这桩婚姻，当然，他们就突然偷偷结了婚。加莉娅和马克西姆也不喜欢她，她那么快就取代了他们母亲的位置，他还能有什么期待？因此她也不喜欢他们。一天，她在抱怨他们时，他板着脸说：
“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她既听不懂这话，看上去也没明白那是幽默。
他们分居了，然后离了婚。不是她的错：全是他的错。他把玛加丽塔放在了一个她无法胜任的位置上。因为寂寞，他乱了分寸。是的，没什么新鲜的。
就像当排球比赛裁判一样，他也担任过网球裁判。一次，在克里米亚一家为政府官员开设的疗养院里，他发现自己做裁判的比赛里有谢罗夫将军，此人后来成了克格勃的头头。每次将军为触网或出界争辩时，他都为自己拥有暂时的权威而感到高兴。“不要跟裁判争论。”他会这样下命令。这是少数他喜欢的跟权力交流的方式。
他是否天真？当然了。但那时，他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威逼恐吓和恶言羞辱，对表扬和客气话，也就不像本应该的那样充满怀疑了。当玉米棒子尼基塔谴责个人崇拜时，当斯大林的错误被承认、他的一些受害者在死后被平反时，当人们开始从劳改营回来时，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出版时，男女老少怎么可能不重燃希望？不管政治路线的改变通常只是意味着打击对手，不管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他看来是粉饰现实，真相还要糟糕十倍：就算这样，男女老少怎么可能不重燃希望，相信新统治者会比旧的好？
而当然，就是在这一点上，攫取的手伸向了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看，世事已如何改变，你如何被戴上了荣誉的花环，装点国家的门面，我们如何让你作为苏联大使，去国外领奖和领取学位——看到了吧，我们是多么看重你！我们给了你乡间别墅和司机，让你满意，你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来一杯伏特加，不管我们碰多少次杯，你的小汽车都会等着。在总书记的领导下，生活好多了，你不同意吗？
无论怎么衡量，他都不得不同意。确实是更好了，这么说吧，对被单独囚禁的犯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肯定是一种改善，他有了狱友，被允许爬上栅栏呼吸秋天的空气，而且如果看守不再往他的汤里吐口水——至少，不当着他的面。是的，这么来看是好多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就是他们把你拥抱入怀的原因。我们都记得，在个人崇拜时期，你成了牺牲品，但是他们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批评。更幸福的时代来到了。因此我们都乐于听到你承认他们已经改变了。这要求不高，对不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很多年前，他的父母在被一个霸道的牧师说服之前，打算给他起名为雅罗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可以说，他的父母在自家屋顶下，表现出了良好的礼貌和得体的虔诚。或者你可以说，他是在怯懦的星光下被生了下来，或至少被洗了礼取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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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来让他跟权力进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的，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帕斯佩洛夫。他是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成员，40年代党的主要理论家，《真理报》的前主编，特罗申同志辅导他时推荐书目其中之一的作者，他没读这本书。这是一张貌似可信的脸，纽扣眼上别着他六枚列宁勋章中的一枚。在成为赫鲁晓夫的重要支持者之前，帕斯佩洛夫曾是斯大林的重要支持者。他能流畅地讲述斯大林是怎样战胜托洛茨基的。现在斯大林过气了，历史的车轮再转一会儿，玉米棒子尼基塔也将不受欢迎；再之后，或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将会回来。这个世界的帕斯佩洛夫们，就像郝连尼科夫们一样，在每个变化到来之前就能感知到，他们会把耳朵贴近地面，眼睛盯着最有利的时机，潮湿的手指伸入空中，领会任何风向的变化。
但这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帕斯佩洛夫成了他与权力的最后的，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对话的谈话对象。
“我有个好消息。”帕斯佩洛夫把他拉到一边，向他宣布，这是在某个招待会上，因为他们一直邀请他，他只好参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私下里宣布了一个提议，要让你当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的主席。”
“这荣誉太过了。”他本能地回答。
“但这是总书记的决定，你不可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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