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配不上这样的荣誉。”
“你的价值也许不能由你来判断。这方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比你更有发言权。”
“我不可能接受。”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我们很高兴你都接受了。所以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拒绝自己祖国授予你的荣誉呢。”
“很遗憾，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主席。”
“这只会占用你很少的时间。我们会注意的。”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
“你是在世作曲家里最伟大的一位。每个人都这样承认。你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我不敢苟同。”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都知道，在个人崇拜时期，你未能幸免。不过，虽然如此，恕我冒昧，你还是比绝大多数人更受保护。”
“我可以向你担保，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你接受主席之职如此重要。证明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了。说得更直白些，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如果要确保在总书记领导下出现的这些变化，就需要公开声明和公开任命来支持，比如现在对你的提议。”
“我一直乐意在公开信上签名。”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毫无价值。”他重复道，然后补充，“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总书记身边的一条蛆虫。”
他怀疑帕斯佩洛夫听不懂这样的暗示，他的确半信半疑地偷笑着。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确信，我们能克服你谦虚的天性。不过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谈。”
每天早上，他会背诵两首叶夫图申科的诗代替祈祷。一首是《职业生涯》，描绘了权力阴影下的生活：
在伽利略的时代，一个科学家同行
并不比伽利略笨。
他很清楚地球是旋转的，
但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这一首谈的是良心和忍耐：
但是时间会有办法来证明
最顽强的才是最聪明的。
这是真的吗？他从来不是很确定。诗歌结尾指出了抱负和艺术坦诚之间的区别：
因此我将继续我的职业生涯
靠尽量不去逐求一个。
这些诗句既安慰了他，也质疑了他。撇开他所有的焦虑、恐惧和列宁格勒式的礼貌，他本质上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努力在音乐中追求他看见的真实。
但《职业生涯》本质上是关于良心的；他自己的良心就在谴责他。毕竟，良心有什么用，除非它像舌头搜索牙齿的蛀洞，能找出那些虚弱、两面派、怯懦和自欺欺人的地方。如果说他总是怀疑口腔出了什么问题，每两个月就去看一次牙医，那么他基本上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良心，因为他总是怀疑自己的灵魂出了问题。他有很多要谴责自己的地方：疏忽之举、不合格的行为、喜欢妥协、向恺撒纳贡。有时，他觉得自己既是伽利略，也是他的科学家同行，那个有很多张嘴要养活的人。他已经尽本能地勇敢了，但良心总是坚持说他还可以展现出更多的勇气。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希望也试着避开帕斯佩洛夫，但有天晚上，帕斯佩洛夫又向他走来，带着闲聊、伪善和倒满的酒杯。
“那么，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仔细考虑过那件事了吗？”
“哦，我告诉过你的，我确实毫无价值。”
“我已经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递过话，说你同意认真考虑一下主席的职位，我告诉他，你犹豫不决只是出于谦虚。”
他停顿了一下，心想这是对他们之前谈话的曲解，但帕斯佩洛夫却急不可待。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过度谦虚就变成骄傲啦。我们期望你接受呢，你会接受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不是关于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职位的。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犹豫不决。但我们都同意，现在时机已到。”
“什么时机已到？”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这违反宪法原则。你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你为什么犹豫了。但我可以向你担保，在你面前不会有任何障碍。就是在申请表上签个字。其余的我们来办。”
他感到，好像所有的呼吸都突然消失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没预见到会这样？
在做出回答前，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脱口而出：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真的一无是处，非常不适合。我缺乏政治素质。我得承认，我从未真正领会基本宗旨。事实上，他们曾经为我指定过一个辅导老师，特罗申同志，我认真地阅读了他们提供的所有书籍，我记得，其中还有您的一本，但是我基本没什么进步，恐怕还得等待，一直到我准备得更好。”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都知道那一不幸的——恕我冒昧——不必要的政治老师指派。这是对你人格的侮辱，也是个人崇拜时期生活的特色。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证明时代已经变化了。现在，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领导下，我们都能更自由地呼吸了。总书记还年轻，他的规划会延续很多年。你能向人民展现你支持这些新的道路，这种新的呼吸自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那一刻他确实感到了一点呼吸的自由，便伸手去拿来另一种防御手段。
“事实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有某种宗教信仰，在我看来，它和党员身份很不相容。”
“你有信仰，那么多年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很明智，你当然很明智。不过既然别人都不知道，那就不是什么需要克服的问题。我们不会派一个辅导老师来帮你解决这个……我该怎么说，老派的怪癖。”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柯菲耶夫是个基督教科学派教徒。”他在沉思中回答。意识到这么说不够恰当，他便问：“你的意思不是你们打算重新开放教堂吧？”
“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现在我们身边的气氛很惬意，谁知道不久后就可以自由讨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著名的新党员自由讨论。”
“但是，”他答道，改变话题，从神圣的层面转到了具体的层面，“但是，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还是没有完全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协会主席必须是党员。”
“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康斯坦丁·费定和列昂尼德·索博列夫都是作家协会的高层，他们都不是党员。”
“确实。但是，听说过费定和索博列夫的人，能跟听说过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的人相比吗？这不用争论。你是最有名的，是我们作曲家中声望最高的。你当了协会主席却不入党，那不可想象。尤其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为苏联音乐的未来发展制订好了计划的情况下。”
嗅出了逃脱的可能，他问道：“什么计划？我从没看到过他关于音乐的计划。”
“当然没有。因为你将被邀请去帮助委员会构想它们。”
“你们禁了我的音乐。”
“你的什么音乐被禁止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原谅我不知道……”
“《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它在个人崇拜时代被禁，现在个人崇拜被推翻了，它又被禁了。”
“好吧，”帕斯佩洛夫安慰道，“我可以想见这有些难度。但让我们像讲求实际的人一样说话吧。对你来说，你的歌剧能上演，这是最好的办法，最可行的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给出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此人的圆滑激怒了他。于是他只好拿出最后的争辩。
“好吧，让我像个讲求实际的人一样回答你。我一直在说，我永远不会加入你们。这也是我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
帕斯佩洛夫不会错过一个反击的机会。“这恰恰是我的观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已经改变了。相反，个人崇拜时期的受害者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些被清洗的人恢复了名誉。我们需要让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反对阵营的力量始终存在，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你的帮助，希望你加入到进步的阵营中来。”
他筋疲力尽地离开了。然后，就有了另一次会面。然后又一次。似乎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碰见帕斯佩洛夫，拿着酒杯向他走来。这个人甚至停留在他梦里，永远在用平静理性、然而会让他发疯的声音说话。除了不被打扰，他还希求什么呢？他向格利克曼吐露心声，但没有对家人说。他酩酊大醉，无法工作，神经被撕碎。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忍受的，是有限度的。
1936年；1948年；1960年。每隔十二年，他们就会来找他。当然，每一次都是闰年。
“他无法心安理得。”这只是一句俗话，但很准确。在权力的压迫下，自我破碎了，分裂了。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英勇共生。或反之亦然。或者，更常见的是，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怯懦共生。但这太简单了：斧起斧落，人的思想一劈为二。更确切的是：一个人碾碎成万片，徒劳地想要记起它们——他——曾是一个怎样的整体。
他的朋友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认为，越是伟大的艺术天才，越经得起迫害。也许这对其他人来说是真的，对斯拉瓦来说就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形，他都是乐观主义者。但他年轻，不知道之前的几十年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你的灵魂，你的神经，破碎了是什么样。一旦神经消失，你不可能像小提琴琴弦一样换根新的。你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只有什么？一种策略上的狡猾，一种扮演出世艺术家的能力，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你的音乐和你的家庭的决心。好吧，他最后想——在一种耗干了活力、耗干了决心的心绪中，都不能称之为心绪——也许这就是今天的代价。
于是，他向帕斯佩洛夫屈服了，就像垂死的人向牧师屈服了。或者一个叛徒，伏特加喝得晕乎乎的，向开枪的行刑队屈服了。当然，当他在那份放在他面前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他考虑过自杀；但既然他早已精神自杀了，肉体自杀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甚至都不是缺乏勇气去买药片，藏起来，再吞下去的问题。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甚至缺乏自杀所需要的自尊。
不过，他还有足够的怯懦可以逃开，就像在靠近尤尔根森的小屋时，小男孩挣脱了母亲的控制。他签署了申请书，然后逃去了列宁格勒，躲到了姐姐那里。他们能拥有他的灵魂，但拥有不了他的身体。他们可以宣布这位著名的作曲家证明自己是条真正的蛆虫，来帮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开展他那些关于苏联音乐未来的美妙创意，尽管这些创意还没有成形。但他们能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宣布他道德上的死亡。他将在姐姐那里一直待到这件事情结束。
然后。电报来了。将在某某日子在莫斯科宣布官方声明。不仅是请求他在场，而且是要求他必须在场。不怕，他想，我会留在列宁格勒，如果他们想要我去莫斯科，他们必须把我五花大绑拖到那里去，像一袋洋葱那样运过去。
天真啊，就像那些受到惊吓的兔子一样天真。他发去一封电报，说身体不舒服，很遗憾不能参加仪式了。他们答复，会一直等到他康复再宣布。当然，这时候，消息已经放了出去，传遍了莫斯科。朋友们打来了电话，记者们打来了电话：两样他更害怕哪样？就这样，人无法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回到了莫斯科，宣读了另一份准备好的声明，然后他的请求被批准了。看上去就像政府终于决定喜欢他了；他从来都没感觉到有比这更湿冷的拥抱。
他和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结婚的时候，太害怕了，都没有事先告诉他的母亲。而现在，他太害怕了，都没有事先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生命之路就是怯懦之路，笔直而真实。
就这样，他是个懦夫。就这样，他就像一只被放在轮子上转来转去的松鼠。就这样，他把所有残存的勇气放进了音乐，把怯懦放进了生活。不，这实在太……轻巧了。说“哦，对不起，但你明白，我是个懦夫，我真的没任何办法，阁下，同志，伟大领袖，老朋友，妻子，女儿，儿子”会让事情没那么复杂，但生活总是拒绝简单。譬如，他害怕的是斯大林的权力，不是斯大林本人：不管是他打来的电话，还是他本人。又譬如，有些事他能为别人求情，却从不敢为自己求情。有时他会为自己感到惊讶。所以，也许他也不是完全无药可救。
但是当一个懦夫并不容易。做一名英雄要比当懦夫容易得多。做一名英雄，你只需勇敢一时——在你拿起枪、投出炸弹、按下引爆器，与暴君同归于尽时。但当懦夫，就是一生的事业。你永远不得消停。你将不得不为自己找理由，颤抖，畏缩，重新闻到橡胶靴子的气味，再次看见一个堕落的、可鄙的自己，这就是预料之中的下一次的情形。成为懦夫需要执拗，需要固执，需要拒绝改变，某种程度上来说，做到这一点，需要某种勇气。他对自己微笑，点起另一支香烟。反讽的快乐还没有遗弃他。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加入了他们。这不可能，因为根本不可能，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说。但这是可能的，事实就是如此。
他一直热爱足球，爱了一辈子。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梦想着给足球比赛写一首颂歌。他是个合格的裁判员。他专门有个笔记本，记录整个赛季的比赛结果。年轻时他支持迪纳摩队，有一次飞了几千英里去第比利斯，就为了看一场比赛。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事情发生时，你必须在场，被疯狂和尖叫的人群所包围。如今，人们在电视上看足球赛。对他来说，这就像用矿泉水代替红牌伏特加一样不够劲。
足球是纯粹的，这是他最初喜欢上它的原因。这是一个由诚实的奋斗和美丽的瞬间组成的世界，裁判口哨一吹，立刻决定对错。它看上去总是远离权力、意识形态、空洞的语言，远离对人类灵魂的剥夺。但年复一年，他慢慢意识到这只是他的幻想，只是他对这一运动的感情用事，把它理想化了。权力也利用足球，就像它利用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如果这个社会是世界历史中最好的、最高级的形态，那么足球就应该要反映出这一点。如果它不能总是表现为最好，那么至少应该比那些背弃了既定道路的国家要好。
他记得，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苏联和南斯拉夫比赛，那个国家是修正主义者、盖世太保恶棍铁托的领地。但令人惊讶和沮丧的是，南斯拉夫3比1赢了。他在科摩罗瓦的晨播里听到了这一比赛结果，所有人希望他为之沮丧。但他没有，而是冲到了格利克曼的乡间别墅，跟他一起干掉了一瓶干邑白兰地。
但对比赛来说，不仅仅事关赛果；它里面包含了某种典型的污秽，这种污秽渗透了一切。巴沙什金和博布罗夫：都年近三十，是球队的中坚。阿纳托利·巴沙什金是队长和中场，弗谢沃洛德·博布罗夫前三场比赛里进了五个球，是个迅捷的射手。在和南斯拉夫的比赛中，对方的一个进球是巴沙什金的乌龙，这是事实。而博布罗夫，在赛场上，也在比赛后，冲着他大叫：
“铁托的走狗！”
所有人都为这句话喝彩，要是这一谴责的后果没有人尽皆知，要是博布罗夫不是斯大林儿子瓦西里最好的朋友，那不过就是一句愚蠢可笑的话。铁托的走狗对阵博布罗夫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这一象征姿态让他厌恶，正派的巴沙什金被撤销了队长职务，而博布罗夫成了国家的体育英雄。
这就是问题所在：对那些在场的人，对年轻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对乐观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洁身自好者来说，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的申请被批准时，他看上去像什么？赫鲁晓夫的走狗？
司机冲一辆看上去朝他们歪歪扭扭开来的汽车摁了摁喇叭。那辆车也回摁了喇叭。这两个声音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是一对机械的噪音。但从大部分声音的连接、配合中，他都能创造出某些东西。他的《第二交响曲》就包含了工厂汽笛发出的四声升f调长鸣。
他喜欢自鸣钟。他有不少，喜欢想象家里所有钟一起鸣响。然后，到了整点，响起了动听的和声，就像以前俄国城镇里所有教堂钟声一起鸣响那样，这是它的家庭室内版。假想一下它们曾经这样响起。也许，在俄国，一半响晚了，一半响早了。
他的莫斯科公寓里有两个钟，会精确地在同一时间敲响。这不是运气。他会在准点前一两分钟打开无线电。加莉娅会在餐厅，打开时钟的门，一手捏住钟摆。他会在他的书房，对书桌上的钟做同样的动作。当时间信号响起来时，他们两个人都会松开钟摆，然后两个钟就同步了。这种有序，让他有了定期的快乐。
一次，他以客人身份，在英国剑桥拜访英国前任驻莫斯科大使。这个家庭也有两个自鸣钟，但钟声响起的时间会差一两分钟。这让他感到烦恼。他提议校正它们，使用他和加莉娅一起想出来的法子，让它们同步。大使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但说他更愿意时钟各自响起：如果没太听清第一次，你知道另一个不久也会响起，就可以确定到底是三点还是四点了。不错，他当然明白这一点，但这还是让他烦扰不已。他想让事情和谐共处。这就是他的本性。
他也喜欢枝形吊灯。装上真的蜡烛，而不是电灯泡的枝形吊灯；每一支蜡烛都闪着火苗。他喜欢为它们做准备：保证每支蜡烛都笔直，事先点燃烛芯，然后吹灭它们，这样到了重要时刻，重新点燃就会变得容易。在他的生日，每朵火苗代表他人生的每一岁。朋友们知道带什么礼物是最好的。一次，哈恰图良给了他一对闪亮的枝形烛台：青铜做的，有水晶吊饰。
*
所以，他是一个喜欢自鸣钟和枝形吊灯的人。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他就有一辆私人汽车。他有一个司机和一座乡间别墅。他一辈子都有仆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住在涅智达诺夫大街作曲家协会大厦的七层楼上。自从他成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后，他只给本地的电影院经理写过一张条子，替马克西姆要了两张马上能到手的免费电影票。他可以进为达官要人开放的特供商店。他是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委员会的成员。党关于文化事务的政策文件上经常会出现他的签名。他会出现在和政治精英亲密接触的合影中。他仍然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作曲家。
那些懂他的人，理解他。那些有耳朵的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但是对那些不理解他的人，那些想要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年轻人，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们怎么能不对他说三道四呢？而他，在那个年轻的自己眼里，如今又是什么样呢？在站在路边的年轻的自己的眼里，他就是坐在飞驰而过的公家车里那张茫然的脸。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悲剧情节之一：当我们变老时，我们注定变成了我们年轻时最鄙视的人。
他按指示参加了各种会议。在没完没了的报告中，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在郝连尼科夫猛烈抨击他的报告中鼓掌。朋友以为他是在反讽，或许是自嘲。但真相是他没在听。
*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那些只是隔了距离听他音乐的人，大可以说，帕斯佩洛夫代表权力提出的那份交易，权力说到做到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接收进了权力的神圣殿堂，不到两年，他的歌剧——现在重新起名为《卡捷琳娜·伊斯梅洛娃》——获得了批准，在莫斯科首演了。《真理报》假惺惺地评价道，在个人崇拜时期，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诽谤。
其他作品也接踵在家乡和海外上演。每次，他都会想象，要是他的作曲生涯没有被毁，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歌剧。也许不仅会写出《鼻子》，还会写出果戈理的其他所有作品。或者至少是《肖像》，这部作品让他心醉神迷，难以忘怀。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天才画家，名叫查尔特科夫，他把他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以交换一袋金币：一个浮士德式的约定，为他带来成功，让他大受欢迎。他的生涯和一个学艺术的同学形成了对照：这个伙伴很早以前就去意大利工作和学习，他的正直和他的无名相得益彰。当他最后从海外归来时，只展出了一幅画；但还是让查尔特科夫的所有作品都相形见绌——而查尔特科夫心下了然。这个故事几乎带着《圣经》般的寓意：“拥有天赋的人，灵魂必须比任何人都要纯粹。”
在《肖像》中，很清楚只有两条路可选：正直或堕落。正直就像贞操：一旦失去，再无补救。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尤其是他经受的这个极端的世界，情况并非如此。还有第三种选择：正直并堕落。你可以既是查尔特科夫，又是他道德羞愧的另一个自我。就像你可以既是伽利略，同时又是他的科学家同行。
*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一次，一个轻骑兵诱拐了将军的女儿。不知更糟还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将军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决了问题：首先，他宣布婚事无效；接着，女孩的贞操被官方恢复。在大象的祖国，什么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他并不认为有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奇迹，能恢复他的贞操。
回过头看，悲剧就像闹剧。他总是这么说，也总是这样相信。他自己的情况并无二致。他有时候觉得，他的生活和其他许多人的一样，也和他国家的一样，是一场悲剧；主人公只有自杀，才能摆脱无法忍受的困境。只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他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现在，他活得太久了，甚至已开始看见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场闹剧。
关于莎士比亚：回过头来看，他觉得莎士比亚并没有错。因为他的暴君承受着羞耻、噩梦、懊悔，因此他认为英国人都是有情感的。现在，他见多了生活种种，被时代的噪音变成了聋子，他觉得莎士比亚很有可能是对的，说的是实话：不过只是就他的时代而言。在世界还更年轻的时候，当神秘和信仰还当道的时候，很有可能魔鬼也许也有良心。但再也不是了。世界在前进，变得更科学，更实际，很少再被古老迷信控制。暴君也在进化。也许良心不再有进化功能，因此被剔除了。如果能穿透现代暴君的皮肤，一层一层地深入，你会发现肌理没有变化，包裹在内的冷酷更加冷酷了；找不到良心可以深藏的洞穴。
入党两年后，他又结婚了：和伊琳娜·安东诺夫娜。她父亲是个人崇拜时期的牺牲品；她本人在一家孤儿院长大，那里专门收养国家公敌的孩子；现在她在音乐出版机构工作。有些小小的障碍：她才二十七，只比加莉娅大两岁，而且已经嫁过一位老人了。当然，像前两次婚姻一样，第三次也是一时冲动，偷偷摸摸的。不过，这一次对他来说是全新体验，他的妻子既爱音乐，也爱家庭生活，既惹人怜爱，又务实能干。他变成了一个害羞而温柔的妻管严。
他们承诺过不来烦扰他。但他们从来不放过他。权力继续在跟他说话，但不再是对话，只是单方面的、基本上每天都会发出的诉求：甜言蜜语、哄劝欺骗、唠唠叨叨。如今，午夜响起的门铃声不再意味着内务委员会或克格勃或内务部，而只是一个送信的，小心翼翼地给他送来了一篇他写好的文章，将在第二天的《真理报》刊出。当然，不是他写的，但需要他的签名。他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草草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同样的，《苏维埃音乐》上也有很多署在他名下的、博学一些的文章。
“但是，等他们把你的文章编纂成集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们不值一读。”“但普通人会被误导。”“对已被影响的普通人来说，我会说，一篇据称是由作曲家所写，但实际上不是他写的音乐评论文章，到底是谁写的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如果我看一遍，做出一些修改，那是更大的妥协。”
但还有比这更糟的，糟糕得多。他签署了一封龌龊的公开信，是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即便他很敬佩这位小说家，总是不断地重读他的作品。接着，几年后，是另一封谴责萨哈罗夫的龌龊信。他的签名出现在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当然，还有郝连尼科夫这些名字的旁边。他心里，部分希望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人可能相信，他会真的同意信上所说的。但人们相信了。朋友们和音乐家同行们拒绝和他握手，不理睬他。讽刺是有限度的：你不能一边在信上签字，一边捂住鼻子，或背着手，相信别人会认为你并不当真。就这样，他背叛了契诃夫，在揭发信上签了名。他也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其他人仍然对他怀有的好评。他活得太长了。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诗句所说。灵魂可以被以下三种方式摧毁：被别人对你做的事；被别人逼你对自己做的事；被你自愿选择对自己做的事。任何一种就足够了；尽管如果三种方式同时出现，那结果就不可避免。
*
他认为，他的生活是十二年厄运一轮回。1936年，1948年，1960年……再十二年就是1972年，不用说，又是一个闰年，因此，他有信心，他该在这一年死了。当然，他在尽力而为。他的健康状况总是很差，衰弱到不能爬楼了。他被禁烟禁酒，这种禁令本身就足以杀死一个人。吃素的权力也在努力帮忙，命令他从国家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去参加首演，去接受荣誉。因为肾结石，他在医院度过年关，还因为肺部囊肿享受了放射疗法。作为一个废人，他不以受苦为意；让他烦恼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说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同情就像以前的赞美一样让他尴尬。
然而，他好像搞错了：1972年的厄运不是想让他死，而是让他继续活着。他尽力了，但生命跟他还没完。生命就像那只拽着鹦鹉尾巴把它拖下楼的猫；他的脑袋撞到了每一级楼梯。
当这些岁月都过去时……如果真的会过去，那么至少两千亿年过去了。总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将肯定地、合乎逻辑地导致它的崩溃。然而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任何有眼睛的人都会意识到制度的内在矛盾；但谁知道，它们是否足以让它倒塌。他能确定的，就是当——如果——这一切结束时，关于发生了什么，人们会需要一个简化版本。好吧，这是他们的权利。
*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就像谚语所说。他不觉得他会停止喝酒，不管医生怎样建议；他不能停止倾听；最糟糕的，不能停止记忆。他因此希望记忆能够随意脱开，就像让车挂上空挡。这是司机习惯做的事情，要么是在山顶，要么是在到达极限速度时：他们会挂空挡滑行来省油。但他永远无法这样处置记忆。他的大脑顽固地给他的失败、耻辱、自我厌恶和那些糟糕的决定留出地方。他只想记住他选择的事物：音乐、塔尼娅、妮娜、他的父母、真正可信赖的朋友、加莉娅和猪玩耍、马克西姆模仿保加利亚警察、一个漂亮的进球、笑声、欢乐、他年轻妻子的爱。他的确记得所有这些事，但它们常常被那些他不想记住的事情所覆盖，所缠绕。这种不洁、这种对记忆的腐蚀，折磨着他。
晚年，他的痉挛和怪癖加剧了。和伊琳娜在一起时，他能平静地坐着；但如果让他到讲台上、官方的集会上，甚至处在一群完全同情他的人中间，他几乎待不住。他会抓头，托住下巴，把食指和小指使劲戳进脸颊肉里；像个等着被逮捕的人一样抽搐，坐立不安。当听到自己的音乐时，他有时会捂住自己的嘴，好像在说：不要相信我嘴里说出来的，只用相信进入你耳朵里的。或者他会用指尖抓挠身子：好像掐一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或者，像是在抓挠突然出现的蚊子包。
*
他的父亲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名字就是听话地取自他的名字。那个温和幽默的男人，每天早上醒来时脸上都带着微笑：他曾经是“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如果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总是在他儿子的记忆里浮现，手上在玩游戏，嗓子里传出歌声；从他的夹鼻眼镜中凝视着一副扑克或一套金属解扣；叼着烟斗；看着孩子长大。这个人没有活得久到让人失望，或久到生活让他失望。
“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后面呢？后面是什么？对，“但爱还在我病弱的心里萦绕”。儿子笑了，但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笑。他有另一种病弱的心，已经发作了两次。第三次就要来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能认出警报信号：喝伏特加已经不再带来愉悦了。
他父亲死于他遇见塔尼娅的前一年：是这样，是吗？塔季扬娜·格利文科，他的初恋，她告诉他，她爱他，因为他纯洁。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迟暮岁月里，她总是说，要是他们早几个礼拜在疗养院认识该多好，他们的生活进程会截然不同。那样，等他们分开时，他们的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怎样都铲除不了。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错过了，被日历本给骗了。也许吧。他知道人们多喜欢在回忆中夸大早年经历，执念于当时不假思索做出的选择和决定。他还知道，“命运”不过与“就这样”同义。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彼此的初恋，他还是认为在阿纳帕的那几个星期是一曲田园牧歌。尽管田园牧歌只有在结束后才成为一曲牧歌。在朱哈瓦乡间别墅，装了一部电梯，好让他直接从门厅回到卧室。然而，这是在苏联，法律和规章坚持认为一部电梯，即使是在私人家里，也只能由一个合格的电梯操作员来操纵。伊琳娜·安东诺夫娜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但对此又能怎么办？她只好上了一所职业学校，一直学习，直到最后获得文凭。谁想到过，他的命运就是跟一位合格的电梯操作员结婚呢？
他不是在塔尼娅和伊琳娜、在最初的恋人和最后的恋人之间做比较；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喜欢伊琳娜。她尽了全力让他感到一切都可以忍受，都令人愉快。只是他生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相反，在高加索时，他生活的可能性无可限量。但这正是时间对你做的事。
当他在阿纳帕和塔尼娅建立关系前，他的《第一交响曲》在哈尔科夫公共花园里上演了。客观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弦乐听上去很单薄；钢琴都没法听；定音鼓压住了一切；领奏的巴松管糟糕得让人难堪，而指挥却洋洋自得；刚开始时，全城的狗都加入了进来，听众发出笑声。然而，这次演出却被宣布为巨大的成功。无知的听众久久地大声鼓掌；洋洋自得的指挥接受了赞美；乐队保持着胜任演奏的幻觉；同时作曲家被要求登台，一次次向所有观众鞠躬致谢。真的，他非常郁闷；同样真的是，他够年轻，能享受这样的反讽。
“一个保加利亚警察在绑他的鞋带！”马克西姆会这样向他父亲的朋友宣布。这个男孩喜欢恶作剧和开玩笑，喜欢弹弓和气枪；多年来他致力于让这个喜剧小品日臻完善。他会走出来，把鞋带放松，拿过一把椅子，皱着眉把它放在房间中央，慢慢将它移动到最佳位置。然后，做出一副浮夸的表情，用双手抬起右脚，架到椅子上。他东张西望，对这简单的成功非常满意。接着，用了一个观众一开始还不太明白的笨拙花招，他俯下身，完全不顾一只脚还在椅子上，开始给另一只平放在地上的脚绑鞋带。因为对结果很满意，他会换脚，将左脚抬到椅子上，弯下身去绑右脚的鞋带。当他做完这些动作，观众们大笑不已，他会站直了，几乎就是立正，仔细察看两只绑好鞋带的靴子，自顾自地点头，然后笨拙地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怀疑，人们会觉得如此有趣，不仅仅因为马克西姆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喜欢保加利亚玩笑，而是还有别的更深一层的理由：因为这个小品是个如此完美的影射。用过于复杂的策略去达到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结果；愚蠢；沾沾自喜；丝毫不为其他看法所动，一错再错。难道这一切没有在上千万人身上放大吗，没有反照出在斯大林权力的光芒照射下，事情成了什么样子吗？一个个数不清的小闹剧最后累积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
或者，我们另举一个形象，他孩提时代的形象：他们家在伊林诺夫卡的夏季公寓，那地方因为下面有煤炭矿脉而十分富裕。那所房子好像出自梦境或梦魇，房间很大，窗户很小，让大人们发笑，却让小孩子害怕战栗。现在他明白了，他生活了那么久的地方也是如此。就好像建筑师们在设计蓝图时，深思熟虑、一丝不苟、好心好意，却在最基本的地方犯了错误：他们把米当成了厘米，有时候又正好相反。结果这幢大厦造得完全不合比例，不适合人类的尺度。它给你梦想，也给了你噩梦，让每个人——大人和小孩——都感到恐惧。
那句话，是那些官僚和音乐理论家在审查他的《第五交响曲》时，煞费苦心想出来的，能很好地用在革命本身以及在革命中诞生的俄国身上：一出乐观的悲剧。
就像他无法控制他的思绪去回想，他也无法阻止它不断的、徒劳的审讯。人生的最后问题没有答案；这是这些问题的本质。它们只是在他脑海里哀号，就像那些升f调的工厂汽笛。
所以说：才华在你身体里面，就像被裹住的泥煤。你切下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被挖掘？很少有艺术家只切下最好的部分；甚至有时都看不出它们的好。对他而言，三十多年前，他们筑起了一道铁丝网，警告牌上写着：不准跨过这里。谁知道在铁丝网后面有什么，或者可能有什么？
一个相关问题：一个好作曲家可以写多少坏音乐？以前，他以为他知道答案；现在，他毫无头绪。他为很多很差的电影写了很多很差的音乐。虽然，你能说，他的那些坏音乐让那些坏电影变得更坏了，反倒是为真理和艺术帮了忙。或者这只是诡辩？
他脑子里发出的最后的哀号，是关于他的生活，也是关于他的艺术的。那就是：在哪一刻，悲观成了荒芜？他最后的室内乐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他告诉中提琴手费约德尔· 德鲁日宁，他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应该演奏得让“苍蝇倒毙在半空中，听众们太厌倦了而开始离座”。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他想象这种品质是从日常之处诞生的：是从我们想象、或以为、或希望生活所是的样子，与它实际所是的样子之间的裂缝中产生的。因此反讽成了自我和灵魂的防御；让你可以日复一日地呼吸下去。你在信里写，某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然后收信者知道说的是反话。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例如，在他入党的那一年，他写了他的《第八弦乐四重奏》。他告诉朋友们，在他心里，作品是献给“一位作曲家的记忆”的。音乐当局显然会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自负和悲观。于是，最终，在发行的乐谱上，献辞是这样写的：“献给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牺牲者们。”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他真正所做的，只是把单数改成了复数。
但是，他不再那么肯定了。那可能是装模作样的反讽，就像会有自鸣得意的抗议。一个农家孩子把一颗苹果核扔向一辆路过的汽车。一个喝醉的乞丐脱下裤子，朝那些可敬的人们露出光光的屁股。一个著名的苏联作曲家往一首交响乐或弦乐四重奏里塞进了微妙的嘲讽。无论动机，还是效果，这里面有差别吗？
他开始认识到，反讽，就像其他感觉一样，很脆弱，挡不住生活和时间中出现的意外。你一早醒来，不再知道你的舌头是否还在你的面颊里；就算还在，还有关系吗，别人会注意到吗？你想象你在发射紫外线，但因为它不在别人知道的光谱内，呈现不出来怎么办？他在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里加入了《苏利科》的变奏，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曲。但罗斯特罗波维奇一带而过，根本没注意到。如果连这样的暗示都不得不向斯拉瓦挑明，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人会看出来？
反讽有它的局限。例如，你无法成为一个反讽的拷问者；或拷问的反讽的受害者。同样，你无法反讽地加入他们。你能真诚地加入，或者玩世不恭地加入：只有这两种可能。对外人来说，是哪一种都无所谓，看上去都很卑劣。他那个更年轻的自己，在路边，会看见汽车后座上那朵有些枯萎的向日葵，不再朝向斯大林体制的太阳，但依然向着光，依然被权力的光源所牵引。
如果你背对反讽，它会凝结成挖苦。但又有何益？挖苦是丧失了灵魂的反讽。
在他朱哈瓦别墅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张穆索尔斯基的大照片，看上去虎背熊腰，满脸不悦：它督促他扔掉那些低劣的作品。在他莫斯科公寓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张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大照片：它督促他写出他能写出的最好的音乐。而他的床头柜，总是放着一张他从德累斯顿带回来的明信片：上面是提香的《献金》。
法利赛人试图给耶稣下套，他问耶稣，犹太人是否要向恺撒交税。整个历史中，权力总是试图欺骗、颠覆那些让他觉得备受威胁的人。他本人一直在努力不落入权力的陷阱，但他不是耶稣基督，只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法利赛人给耶稣看恺撒的金色肖像，而耶稣对他的回复实际上模棱两可，却很有效——他并没有明说什么属于上帝，什么属于恺撒——但这句话他没法对自己说。“艺术的归艺术？”这是形式主义、自我中心的悲观主义、修正主义以及所有这些年来扔到他头上的其他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而权力对此的答复总是同样的：“跟着我说”。
就这样，他快要死了，可能在下一个闰年。然后，一个接一个，他们都会死去：他的朋友和敌人；那些理解在暴政下生活的复杂性的人，那些更喜欢看他成为烈士的人；那些理解和热爱他音乐的人，还有一些仍然吹着《相逢之歌》的曲调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的老人。他们都会死去——除了，也许，郝连尼科夫是例外。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越来越多地在他的弦乐四重奏里使用morendo这个标记：“逐渐消失”，“就要逝去”。他也是这么标记自己的生命。是的，很少有生命是在最强音和主大调中结束的。也没有人死得正是时候。穆索尔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都死得太早。柴可夫斯基、罗西尼、果戈理——他们应该死得更早一些；也许贝多芬也是如此。当然，这不仅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的难题；普通人也是如此：这个难题就是，活得超过你的最佳生存长度，超过了那个临界点，之后生活再也无法带来快乐，相反，只有失望和可怕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他活得太长了，长得足以让自己沮丧。艺术家常常如此：要么屈服于虚荣，认为自己比实际的更伟大；要么屈服于失望。如今，他常常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迟钝而平庸的艺术家。年轻时的自我怀疑，根本不能跟年老时的自我怀疑相比。而这，可能就是他们最终的胜利。不是杀死他，而是让他活着，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
死之后呢？他感觉就像举起一只沉默的杯子，干杯说：“希望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如果死亡的到来就是从镶着耻辱的生活里解脱，他不指望事情会变得简单。看看发生在可怜的普罗柯菲耶夫身上的事情吧，他死后五年，当纪念的牌匾遍布莫斯科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命令律师宣布作曲家的第二次婚姻无效。理由是什么？理由是1936年他回国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就已经阳痿了。因此，他的第二次婚姻不可能“算实际完成”。而她，他的第一任妻子，便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也是他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她甚至要求医生宣誓，这个医生二十年前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做过检查，于是普罗柯菲耶夫的不举被确定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但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他们回来掀开你的被单。嗨，肖斯蒂，你是喜欢金发碧眼，还是浅黑肤色的女人？他们会寻找任何一个能找到的弱点和污点。而他们也总是能找到些什么。关于形式主义，嚼舌根的、爱编故事的都有他们自己的版本，正如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柯菲耶夫这么定义：任何我们没法子一开头就听明白的东西，很可能是邪恶的，令人厌恶的——这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也希望这样看待他的生活。
至于他的音乐：他并不抱这样的幻觉，时间会将好东西从坏东西里挑拣出来。他看不出来，为什么后人就有能力比前人更会衡量品质，音乐是写给前人的。他对此太不抱幻想了。后人会称许后人称许的东西。他太了解作曲家名声的起起落落；有些人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其他一些却莫名其妙地不朽了。他对未来的谦卑希望是，“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能一直让男人们流泪，不管是不是在一家廉价的咖啡店，唱得不怎么样的歌声从音质嘶哑的音箱里传来；同时，沿着道路往前，一个听众可能被他的某首弦乐四重奏默默打动；也许，在将来并不遥远的某一天，两拨听众会重叠，会交会。
他指示他的家人不要在意他的“不朽”。他的音乐应该是凭借它自身的价值而被演奏，而不是因为什么死后的运作。在那些围堵他的请愿者中，有一个某著名作曲家的遗孀。“我丈夫死了，我孤苦无依。”这是她不断反复说的话。她总是在告诉他，他只要拿起话筒，让这个或那个人演奏她已故丈夫的音乐就可以了。他照办了很多次，起初是出于同情和礼貌，后来只是想摆脱这个女人。但还是永远不够。“我丈夫死了，我孤苦无依。”就这样，他会再次拿起话筒。
但有一天，熟悉的话语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怒，比往常更愤怒。于是他严肃地答道：“是的……是的……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在传播他的音乐。”
“正是如此，”寡妇表示同意，“所以他的音乐今天还在被演奏！”
他希望死亡能够解放音乐：将之从他的生命中解放出来。时间会过去，虽然音乐评论家会继续他们的争论，他的作品将开始只代表作品本身。历史就像传记，会逐渐褪色模糊：也许有一天，主义不过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语。那时候，如果它仍然有价值，如果仍然有耳朵能倾听，他的音乐会……仅仅只是音乐。这是一个作曲家所能希望的全部。音乐属于谁？他问过那个颤抖的学生，虽然答案就在质问者脑后的条幅上，用大写字母写得清清楚楚，那个姑娘还是答不上来。答不上来正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说到底，音乐是属于音乐的。这是你能说的或你能希望的全部。
到现在，乞丐应该已经死了很久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几乎立刻忘了他说的话。但那个历史忘记了他名姓的人还记得。他是那个搞清楚意思的人，那个懂了的人。他们在俄国中部，在战争中期，在所有在那场战争中受苦的人中间。那里有个长长的站台，日头刚刚升起。有个人，实际上是半个人，正用小推车推着自己，一根绳子穿过裤腰连在小车上。那两个乘客有一瓶伏特加。他们下了火车。乞丐不再哼唱黄色歌曲。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拿着酒瓶，他拿着酒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每个杯子都满上伏特加；他这样做时，一条大蒜手链映入眼帘。他不是酒吧招待，倒在每个杯子里的伏特加有些不太平均。乞丐只看见瓶子倒出的东西；他心想，米佳如何总是急着要帮助别人，但从脾性上说，他连自己都帮不了。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倾听，在听见，就像他一贯如此。于是，当三个不太平均的酒杯碰在一起发出叮的一声时，他笑了，把头转到一边，这样阳光就不在他的眼镜上闪烁了，他喃喃道：
“一个三和弦。”
这就是那个记的人记得的事情。战争，恐惧，贫困，伤寒和污秽，然而，在这之中，在这之上，在这之下，在这之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听到了一个完美的三和弦。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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