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这是最坏的时候。
一种恐惧驱除了另一种恐惧，就像新愁让你忘了旧恨。所以，当上升的飞机看上去像要撞到坚固的岩脊时，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当下的、迫在眉睫的恐惧：他会成为牺牲品，会粉身碎骨，会立刻灰飞烟灭。恐惧通常也会驱走其他所有情绪；但赶不走羞耻。恐惧和羞耻在他的肚子里快乐地痛饮。
他可以看见美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还有它们就要一头扎入的云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位子更好、好奇心更强的，脸贴在小窗上，要最后瞥一眼纽约的地平线。其中六个情绪高涨，他可以听见他们的动静，热切地等待着空姐过来发放第一轮饮料。他们将为演出的大获成功而干杯，让彼此确信，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有力地推进了和平事业，那个战争贩子国务院才会取消他们的签证，提前让他们打包回家。他也盼着空姐和饮料来，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他想忘掉发生过的一切。他拉下了带图案的窗帘，仿佛要盖住记忆。不过不管喝多少，机会都不大。
“只有好伏特加，极品伏特加——没有什么坏伏特加。”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古比雪夫，这都是至理名言。但现在他知道了，还有一种美国伏特加，例行添进了水果香味，掺杂着柠檬、冰块和奎宁水，伏特加的味道在鸡尾酒中被掩盖了。因此，也许确实有坏伏特加这种东西。
战争期间，担心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他有时会去进行催眠疗法。他本希望坐上出国航班前治疗一次，然后在纽约那周每天一次，回程前再治疗一次。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可以直接把他装进一个木箱，准备上一星期的香肠和伏特加，在拉瓜迪亚飞机场卸下，回程时再装回飞机。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旅途怎样？很好，谢谢，我看到了所有希望看到的，同伴们也很友善。
航班上，他旁边座位上坐着一名官方保镖，也是看守和翻译，二十四小时前，他成了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他当然抽别洛莫尔。递给他们英文和法文菜单时，他请他的同伴为他翻译。右边是鸡尾酒、酒精类饮品和香烟。左边，他想，应该是吃的。不，回答说，这是你可以点的其他东西。一根官僚食指在清单上指指点点。多米诺骨牌、跳棋、骰子、双陆棋。报纸、文具、杂志、明信片。电动剃须刀、冰袋、缝纫包、医药箱、口香糖、牙刷、面巾纸。
“那是什么？”他指着没有翻译的东西问。
一个空姐被叫了过来，花了很长时间解释。最后，他被这样告知：
“安非他命吸入器。”
“安非他命吸入器？”
“这是为资本主义瘾君子准备的，好让他们在起飞和降落时麻醉自己。”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说，带着某种装模作样。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要不是他知道这么做会被立刻记录在案，他一定会试一下这个颓废的西方发明。
恐惧：制造恐惧的人知道些什么？他们知道它起作用了，甚至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但不知道它感觉起来如何。“狼说不出羊的恐惧”，正如他们所说。当他在列宁格勒等着“大房子”的命令时，奥伊斯特拉赫正在莫斯科等着被捕。这位小提琴家向他描述过，他们怎么一夜又一夜跑来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个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对门那家。第二个晚上，警车又来了，他们听到楼下房门砰地关上，脚步声沿着走廊过来了……进了另一间公寓。奥伊斯特拉赫说，就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而且，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
*
现在，在回程的航班上，他的看守让他一个人待着。抵达莫斯科还要三十个小时，途中会在纽芬兰、雷克雅未克、法兰克福和柏林停降。旅途至少比较舒适：座位不错，噪音可忍，空姐打扮得很得体。她们带来了盛在瓷盘里、铺着亚麻布、配以厚重餐具的食物。政治家一样肥胖油亮的大虾，在蘸虾调料里浮荡。一块方方正正的牛排，旁边配着蘑菇、土豆和青豆。还有水果沙拉。他吃起来，但主要是在喝酒。他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头晕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杯接着一杯，但还是没有让他失去知觉。没人阻止他，无论乘务员还是他的同伴们，他们听上去很快乐，估计也喝得一样多。然后，上了咖啡，机舱似乎变暖和了，所有人都睡着了，包括他本人。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希望？他曾期望能和斯特拉文斯基会面。即便他知道这只是个梦想，事实上是幻想。他一直仰慕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几乎没错过一次《彼得鲁什卡》在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在《婚礼和弥撒》的俄国首演上，他弹奏双人钢琴，公开演奏《a大调小夜曲》，将《诗篇交响曲》改编成四手联弹。如果20世纪只有一位作曲家可以被称作大师，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诗篇交响曲》是音乐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一。所有这些，他如是宣称全部属实，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
但斯特拉文斯基不会来。他发了一封冷漠而到位的电报：“很遗憾不能前往欢迎苏维埃艺术家来这个国家访问。但我所有的道德和审美信念都反对这种姿态。”
*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期待？当然不是戴着高礼帽、穿着星条旗背心的卡通资本家，在第五大道上大步走来，脚下践踏着饥饿的无产阶级。他期待的，最多是一片鼓吹着自由的土地——但他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可能他想象过一个结合了技术进步、社会和谐与文明有礼的先驱国家，正蒸蒸日上。在这个国家的公路上旅行一圈后，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写道，想到美国他们就变得忧郁，而美国人想到美国就正相反。他们还报道说，美国人和他们自己的宣传相反，本性很被动，因为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说都经过了预先处理，从想法到食物。甚至连奶牛也在田野里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浓缩牛奶的广告。
最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美国记者的行为。旅程一开始，他们就到法兰克福机场打前站，埋伏在那里。他们大声提问，照相机杵到他脸跟前。他们有一种欢快的粗鲁，价值优越感爆棚。他们喊不出你名字的发音，这是你名字的错，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把名字缩短了。
“嘿，肖斯蒂，看这里！对着我们挥一下帽子！”
那是在拉瓜迪亚机场，已经很晚了。他尽力举起帽子挥了挥，其他代表也这么做了。
“嘿，肖斯蒂，给个微笑！”
“嘿，肖斯蒂，你喜欢美国吗？”
“嘿，肖斯蒂，你喜欢金发还是棕发？”
是的，他们甚至问他这种问题。如果在祖国，你被抽别洛莫尔的人监视，那么，在这里，在美国，你被媒体监视。飞机降落后，一个记者抓住一个空姐，探听苏联代表团在飞机上的行为。她回答说，他们和同伴们闲聊，喜欢喝干邑马提尼、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这样的信息适时地登在《纽约时报》上，好像它真的很有趣似的！
先说好的方面。他的行李箱装满了密纹唱片和美国香烟。他听了茱莉亚学院演奏的三首巴托克四重奏，之后在后台与演奏者见面。他听了纽约交响乐团在斯托科夫斯基指挥下演奏的帕努夫尼克、维吉尔·汤姆森、西贝柳斯、哈恰图良和勃拉姆斯。他本人，用他那双小小的、“不宜弹钢琴”的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万五千名观众面前，演奏了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掌声如雷贯耳、汹涌不止、好胜心切。是的，美国是一片竞争的土地，因此他们可能想证明他们能比俄国听众鼓得更持久，也更大声。那让他感到窘迫，可能也（谁知道呢）让国务院窘迫。他还会见了那些诚挚欢迎他的美国艺术家：亚伦·科普兰、克利福德·奥德茨、阿瑟·米勒，还有一个叫梅勒的年轻作家。他收到了一大本欢迎他来访的名册，有四十二个音乐家在上面签名，从阿缇·肖到布鲁诺·瓦尔特。好的方面差不多就这些了。这是柏油桶里的几勺蜜。
他希望能藏身在几百个其他参与者中间，却沮丧地发现，他是苏联代表团里的明星。他在星期五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然后在星期六晚上又作了一个长篇演讲。他回答了问题，摆姿势拍了照。人们对他不错；这是一次公开的成功，也是对他生活的最大的羞辱。他只感到自我厌恶和自我蔑视。这是个完美的圈套，而且，因为两部分互不相干，这圈套就更完美。一头是共产主义，另一头是资本主义，他本人在中间。他无能为力，只有在这条带点实验性的明亮通道里穿来穿去，一扇扇门在他面前打开，又在他身后迅速关上。
一切又重新开始，因为斯大林又让歌剧踏上旅程。多反讽？但这次不是他的歌剧，而是穆拉杰利的，不过没什么两样，不管是结束还是开始。很自然，那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
暴虐颠倒了世界，这话是老生常谈；但是实话。在1936到1948年的十二年间，他感觉还是卫国战争期间最安全。等待救援的灾难，正如他们所说。上百万又上百万的人死去了，不过至少苦难变得更加平常，其中包括他暂时得到的拯救。因为，尽管暴虐是幻想狂，它并不必然愚蠢。如果它愚蠢，就不可能幸存；就像如果它有原则，它也不能存活。暴虐明白绝大多数人的某些部分，即那些软弱的部分，是怎样运作的。它花了一些年排除牧师、清理教堂，但如果士兵在牧师祝福下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顽强，那么牧师会因为短期有用而被召回。同样，如果战争期间人们需要音乐打起精神，那么作曲家也会被投入使用。
如果政权作了让步，人民也会让步。他发表了别人为他写的政治演说，但是——世界是如此颠倒啊——那些演说，其情感，如果不是说语言，他真的很认可。在一个艺术家的反法西斯集会上，他说了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和德国暴徒的伟大战斗”，还有“从棕色瘟疫中解放人类的使命”。“一切为了前线”，他敦促道，听起来就像权力本身。他的话语自信，流利，具有说服力。“不久，幸福的时代就会到来”，他鹦鹉学舌，模仿斯大林向艺术家同行许诺。
棕色瘟疫也包括瓦格纳，那位总是被权力投入使用的作曲家。整个世纪中，根据政治需要，他一会儿流行一会儿过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俄罗斯母亲拥抱了它的新法西斯盟国，就像一个中年寡妇拥抱一个年轻强壮的邻居，因为激情来得晚，所以毫无理智，抱得更热情。瓦格纳又成了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爱森斯坦被派往莫斯科大剧院导演《女武神》。但不到两年，希特勒便入侵俄罗斯，瓦格纳又变回卑鄙的法西斯，一坨棕色糟粕。
*
这一切是一场黑色喜剧；尽管它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普希金曾借莫扎特之口，说了这样的话：
天才和邪恶
这两样东西互不相容。你同意吗？
对他本人来说，他同意。瓦格纳有个卑鄙的灵魂，并且被展现了出来。他在排犹和对待其他种族的态度上，表现出邪恶。因此，他不可能是天才，哪怕他的音乐金光闪亮。
战争期间，他和家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古比雪夫。他们在那里很安全，他母亲离开列宁格勒，和他们住在一起后，他的焦虑缓解了。而且，那里没什么猫削尖了爪子抓挠他的灵魂。当然，作为作曲家协会的一个爱国成员，他经常被召到莫斯科。他会为熬过旅途，准备足够多的蒜肠和伏特加。“最好的鸟儿是香肠”，在乌克兰人们常常这么说。火车经常会停靠好几个小时，有时是好几天；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军队调动，或者煤不够了，旅程就被打断了。
他坐软卧车厢出行，还算好，因为硬卧车厢就像隔离潜在伤寒疫情的病房一样。为了预防感染，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串大蒜避邪物，每个手腕上也套了一串。“这味道会让女孩避而远之，”他会这样解释，“但战争期间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一次，他从莫斯科回来，带着……不，他想不起来了。开了几天，火车停在一个长长的、灰不溜秋的站台上。他们打开窗，探出头。清晨的太阳映入眼帘，耳边响起某个乞丐嘶哑的下流歌曲。他们是不是给了他一些香肠？伏特加？几个戈比？为什么他会依稀记得这个车站，在成千上万人中依稀记得那个乞丐？是跟一个玩笑有关？他们某个人是不是开了个玩笑？到底是哪个人？不，这不好玩。
他想不起来乞丐的军营下流歌了。相反，想起来的，是上世纪的一首士兵之歌。他不知道调子，只记得以前浏览屠格涅夫信件时扫到的歌词：
俄罗斯，我珍爱的母亲，
她从不靠暴力拿走什么；
她只是收下欣然奉上的
那时，她正用刀子抵住你喉咙。
屠格涅夫不合他的文学趣味：太文明，不够荒诞。他更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最好的是果戈理。不过就算是屠格涅夫，缺点再多，他也有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悲观主义。事实上，他明白，成为俄国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不管你怎么刷洗一个俄罗斯人，他依然是俄罗斯人。这是那些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他们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俄罗斯人，缺点再多，也不是机器。所以他们忙活的并不真的是设计工程，而是揉搓。揉搓，揉搓，揉搓，让我们洗掉这种旧属性，在上面涂上闪亮的崭新属性。但这永远行不通——涂料一抹上，就簌簌往下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但这里面的逻辑在哪里？就如他们通过音乐官僚和报纸社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措辞，一直在告诉他，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
只有极少数地方，乐观和悲观能幸福共处——事实上，就是对生存来说两者都必须存在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家庭生活。所以，比如说，他爱妮塔（乐观），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好丈夫（悲观）。他是一个焦虑的男人，也知道这种焦虑会让人心里只有自己，不是个好伴侣。妮塔会出门上班，她一到单位，他的电话就会追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他明白这很讨人嫌；但他受焦虑左右。
他爱他的孩子们（乐观），但不确定是不是个好父亲（悲观）。有时候，他觉得他对孩子们的爱不太正常，甚至有点病态。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那句格言所说。
他教导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永远不要撒谎，永远要有礼貌。他坚持孩子要彬彬有礼。马克西姆很小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女人上楼，你应该走在她前面，女人下楼，你应该跟在她后面。两个孩子开始练习自行车时，他让他们知道交通法规，就算在最空旷的林间小路上骑行，也要这样做：伸出左臂，表示要左转弯了，伸出右臂，表示要右转弯了。在古比雪夫，他还监督他们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他会打开收音机，然后三个人一起跟着做操，那个叫古德耶夫的家伙会用精神饱满的声音这样指导：“很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第一节……”诸如此类。
除了这些为人父母的伸展运动，他没有对身体进行过别的训练；他仅仅只是住在身体里。一次，一个朋友向他展示了所谓的知识分子体操。你拿一个火柴盒来，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到地板上，然后弯下身子，一根一根捡起来。第一次练习时，他就失去了耐心，几把抓起火柴，塞了回去。他没有放弃，但下一次，他刚刚弯下腰，电话就响了，立即要他去；于是女管家被指派去捡起那些火柴。
妮塔热爱滑雪和登山；但他只要感觉到滑雪板下狡诈危险的雪，就会陷入濒死的恐惧。她喜欢拳击比赛；他无法忍受看着一个人几乎把另一个人打死。他甚至不能掌握最接近自己艺术的运动形式：舞蹈。他能写出一首波尔卡，能在钢琴上快活地弹奏它，但如果把他放进舞池，他的脚会不听使唤。
他喜欢翻纸牌打发时间，这能让他平静下来；或者和朋友们打牌，只要能来钱。虽然他不够强壮，也不够协调足以参加比赛，但他喜欢当裁判。战前，在列宁格勒，他获得了当足球裁判的资格。当他们流亡到古比雪夫的时候，他组织了排球比赛，担任裁判。他会用不知何时学会的英语短语，庄严宣告：“现在是排球比赛时间。”然后再用俄语补充一句体育评论员喜欢说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比赛都要开始。”
加莉娅和马克西姆很少受罚。如果他们淘气或说谎，他们的父母立刻就会极度焦虑。妮塔会皱起眉头，责备地看着孩子们；他会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抽烟。这种无声的痛苦，对孩子们来说，常常就足以成为惩罚。再说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惩罚的牢房：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这么早就看见他们一辈子会看够了的东西？
尽管如此，还是会偶尔出现极其淘气的情况。一次，马克西姆捏造了一起自行车事故，假装受了伤，也许甚至失去了知觉，只是为了在看到父母心慌意乱时，一下子跳起来大笑。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这样跟马克西姆说（因为通常总是马克西姆淘气）：“请到书房来见我。我要跟你严肃地谈一下。”即使这样的话，都会给男孩带来某种痛苦。在书房里，他会让马克西姆写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发誓再也不那样做了，然后在这份宣誓书上署上姓名和日期。如果马克西姆再犯同样的错，他会把男孩叫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写好的宣誓书，让马克西姆大声读一遍。尽管男孩的羞耻经常让人感觉好像惩罚又回来拜访这位父亲了。
*
他在战争流亡期间，最美好的记忆都是这样的简单琐事：他和加莉娅逗一窝猪玩，想要抓住那团哼哼乱叫、长满硬毛的猪肉；或者是马克西姆那个著名的动作，模仿一个保加利亚警察系鞋带。他们在伊万诺沃的一处老房子度过了夏天，第69号养殖农场成为作曲家们的临时机构。在那里，他在一张桌子上创作了《第八交响曲》，这张桌子实际上是一块钉在“前鸡舍”内墙上的木板。他能一直专心工作，无视周围的混乱和不适。这是他的救赎。其他人会被日常生活的声音分了心。普罗柯菲耶夫会恼怒地赶走马克西姆和加莉娅，仅仅因为他们出现在了他耳力能及的地方；但他本人，对这些噪音无动于衷。吵到他的只有狗叫：那些顽固不歇的、歇斯底里的叫声打断了他脑海里听见的音乐。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猫，而不是狗。猫总是高高兴兴让他创作。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还有那些隔开一段距离听他音乐的人，也许会想象1936年的创伤已经过去了。他承认创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错，而权力及时纠正了他。悔恨中，他为那些公道的批评创作了一个苏联艺术家的创造性回答。然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写出了《第七交响曲》，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寓意在全世界回荡。就这样，他得到了宽恕。
但那些懂得信仰——因此也就是权力——如何运作的人，对他了解更深。这个罪人也许已平反昭雪，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恶本身从地球表面被抹去了；还差得远呢。如果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曲家都会犯错误，这错误该多致命，对其他人该多危险。所以，罪恶必须被命名、被重申，要永远警惕它的后果。换句话说，《混乱取代了音乐》成了学校课文，成了艺术学校音乐史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个主犯也不许继续自行其是，无人看管。那些擅长教条式语言的，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真理报》社论的措辞，会注意到其中跟电影配乐的隐含关联。斯大林很欣赏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马克西姆三部曲”所作的音乐；而众所周知，日丹诺夫每天早上都要为妻子弹奏《相逢之歌》。那些高层认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并非注定失败无能，他有能力——如果得当——写出清楚明白的、现实主义的音乐。艺术属于人民，就像领袖教导的；对苏联人民来说，电影比歌剧用处更大，价值更高。就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现在接受了正确的指引，结果在1940年，他获得了劳动红旗，以专门表彰他在电影配乐方面的成就。如果他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会确凿地证明将有更多的荣耀在等着他。
在1948年1月5日——草草观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演出后的十二年，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又出现在了莫斯科大剧院，这一次，是来看瓦诺·穆拉杰利的《伟大的友谊》。作曲家是苏联音乐基金会的主席，为自己音乐的优美动听、拳拳爱国之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色而感到自豪。他这部歌剧专门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而创作，制作豪华，已经获得了两个月的巨大成功。其主题反映了内战期间党是如何在北高加索地区巩固政权的。
穆拉杰利是格鲁吉亚人，很了解它的历史；但不幸的是，斯大林也是格鲁吉亚人，更了解它的历史。穆拉杰利描绘了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对抗红军；但斯大林（不仅因为他有个奥塞梯族的母亲）知道1918至1920年期间真正发生了什么：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齐心协力帮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保卫革命。是车臣和英古什人的反革命行为在阻挠未来苏维埃人民缔结伟大的友谊。
穆拉杰利不仅犯了这种政治历史错误，也犯了同样粗劣的音乐错误。他在歌剧里加进了列津斯基舞，他肯定知道，这是斯大林喜爱的舞蹈。但作曲家没有挑选道地的、为人熟知的列津斯基舞，以此赞美高加索人的民间传统，而是傲慢地选择用“列津斯基舞的风格”创造他自己的舞蹈。
五天后，日丹诺夫召集七十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开会，讨论形式主义的持续腐蚀；几天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官方判决《论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曲家认识到，他的音乐根本不是他以为的那样旋律优美、充满爱国热情，其中最好的部分也是鸭叫和猪哼。他也被宣判为形式主义者，上了一道“混乱的、神经病理学的菜品”，以迎合“一小撮专家和美食家”。为了拯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不是为了免受皮肉之苦），穆拉杰利做出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释：他被别人误导了。他受了骗上了当，尤其受到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特别是他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影响，因此误入歧途，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日丹诺夫再次提醒国内的作曲家，1936年《真理报》社论提出的批评依然有效：国家需要的是音乐，和谐优美的音乐，而不是混乱。罪魁祸首名叫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米亚斯科夫斯基和舍巴林。他们的音乐堪比马路冲击钻，是“音乐毒气室”制造出来的声音。日丹诺夫用的词是“图什古巴卡”，这是一种卡车的名字，法西斯曾开着它到处转，排出的废气闷死了车里那些受害者。
和平回来了，于是，世界又颠倒了过来；恐怖也回来了，带着疯狂。在作曲家协会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上，一个音乐理论家（他的罪行是曾经写了一本天真地奉承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著作）在绝望的平静中申诉说，至少他从未踏入过作曲家的公寓。他要求作曲家尤里·列维京来为他的声明作证。列维京“问心无愧”地证实，这位音乐理论家一次也没有呼吸过那位形式主义者住处被污染的空气。
在大会上，他的《第八交响曲》成了攻击目标，还有普罗柯菲耶夫的《第六交响曲》。这些交响乐的主题是战争；它们描绘战争是悲惨而可怕的。但它们的形式主义作曲家又懂什么：战争是光荣而壮丽的，必须得到赞美！相反，他们却沉浸在“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中。他拒绝参加大会。他病了。事实上，他想自杀。他向大会递交了无法参加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没有被接受。当然，大会将持续召开，直到大魔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能来参加：如果必要，他们会派医生去给他检查身体，治好他。“没有人能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去开会了。他被要求做一个公开检讨。当他努力站上讲台，心想该说什么时，一份演讲稿被塞到了他的手里。他不带感情地读了出来。他发誓将来要紧跟指示，为人民写出优美的音乐。在空洞的官方调调中，他放下讲稿停了下来，抬起头，环视会议厅，用无助的声音说：“我总是觉得，当我真诚地、带着真情实感写曲子时，我的音乐是不可能‘反对’人民的，因为毕竟……从某个微小的程度上来说，我本人也是人民的一员。”
他于崩溃中从大会回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音乐学院都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他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不是缄口沉默。为了保持清醒，他反而决定去创作一系列前奏曲和赋格曲，就像他的榜样巴赫那样。自然，这些作品最初受到了责难：他被告知，它们违背了“周遭的现实”。他也忘不了那些话，那些过去几周从他嘴里吐出的话，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不仅接受了对他作品的批评，还向批评喝彩。事实上，他否定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记得，他曾和一个作曲家朋友谈论过艺术的真诚和个人的真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多少这种美德。
然后，耻辱的一年后，他和权力有了第二次对话。“雷劈来自上天，而非粪堆”，诗人这么说。1949年3月16日，他跟妮塔，还有作曲家列维京在家里坐着，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一边听，一边皱眉，然后跟另外两个人说：
“斯大林要和我通电话。”
妮塔迅速跑到隔壁房间，拿起了分机。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权力的声音开始说话，“你好吗？”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切都好。除了有点胃疼。”
“很遗憾听到你病了。我们会给你找个医生。”
“不，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这里什么都有。”
“很好。”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是浓重的格鲁吉亚腔，那个从上百万收音机和广播中听到过的声音问，他是否知道即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他说他知道。
“你怎么想这件事？”
“我认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平总比战争好。”
“很好。那你将荣幸地作为我们的代表之一参加大会。”
“不，我不能，我害怕。”
“你不能？”
“莫洛托夫同志问过我。我告诉他，我身体不太好，参加不了。”
“那么，就像我说过的，我们会派一个医生让你好起来。”
“不光那样。我晕机。我坐不了飞机。”
“这不是问题。医生会给你开药的。”
“您很体贴。”
“那么，你会去咯？”
他停顿了一下。他身上的某个部分意识到，最轻微的错误音节都会把他送到劳改营，但让他惊讶的是，身体的另一部分超越了恐惧。
“不，我真的不能去，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有个原因。”
“是吗？”
“我没有燕尾服。我不能不穿燕尾服在公共场合演出。我恐怕买不起。”
“这不是我直接管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过，我能肯定，中央委员会的行政部门会给你做一套让你满意的。”
“谢谢。不过，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那告诉我是什么。”
是的，可以相信，斯大林有可能不知道。
“您看，事实就是，我现在处境很难。在另一边，在美国，我的音乐经常被演奏，然而在这里，不行。他们会问我这件事。那到时我该怎么解释呢？”
“你什么意思？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的音乐没有被演奏吗？”
“它被禁止了。还有很多作曲家协会同事的音乐也是如此。”
“禁止？谁禁止的？”
“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从去年2月14日开始。有一张很长的禁演作品清单。其结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可想而知，音乐会经理不愿意将我的任何其他作品也列入节目单了。音乐家也害怕演奏它们。所以，事实上，我进了黑名单。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
“谁下的这样的命令？”
“一定是某位领导同志。”
“不，”那个权力的声音这样回答，“我们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他让权力自己琢磨，它琢磨了。
“不，我们没有下过这个命令。这是个错误。这个错误会被纠正。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被禁止。它们都可以自由演出。情况一直是这样。官方必须谴责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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