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他和其他作曲家都收到了一份禁令的原件复印件。上面订着一份材料，确认禁令是非法的，谴责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颁发这样的禁令。在更正声明上，签着这样一些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斯大林”。
于是，他去了纽约。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怒。“大师”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美。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子’或卢比扬卡，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有几年，他总是作同样的新年致辞。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三百六十四天，每天都不得不聆听权力的疯狂调子，坚持说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最美好的可能世界里的最美好的事物，天堂已经被创造出来，或者马上就要被创造出来了，只需要多砍掉一些树木，多飞溅几百万片木片，多枪毙几十万个破坏者。更幸福的时代就要到来——除非他们已经拥有。在第三百六十五天，他会举起杯子，用最庄严的声音说：“让我们干杯——祝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毫无疑问，俄罗斯以前就了解了暴君；这就是为什么讽刺在这里如此发育良好。“俄罗斯是大象的祖国”，就像谚语所说。俄罗斯发明了一切，都是因为……对，首先因为它是俄罗斯，妄想即正常的地方；其次因为它现在是“苏俄”，历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任何事物在这里首创都是自然的。所以，当福特汽车公司放弃了它的福特a型车时，苏联当局买来了整个制造厂：货真价实的、苏联设计的二十辆公共汽车或轻型卡车出现在了地球上！拖拉机工厂也是如此：一条美国生产线，从美国进口，由美国专家组装，突然就生产出了苏联拖拉机。又或者，你复制了一台莱卡照相机，然后就焕然一新成了fed牌照相机，得名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因此就更是苏联的了。谁说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语言制造出来的，这种转变力量才是真正革命性的。比如说，法式面包。过去所有人都是这样叫的，也被这样叫了很多年。然后有一天，法式面包在商店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面包”——当然跟原来的面包一模一样，但如今是苏联城市的爱国产品了。
*
当说真话变得不再可能——因为这会导致立刻死亡——它不得不披上了伪装。在犹太人的民族音乐里，绝望被伪装成舞蹈。因此，真话的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上一代人——那些创造了革命成功的老布尔什维克——不明白这一点，可能部分正因为此，大部分人灭亡了。他这代人本能就会。就这样，在他同意去纽约的第二天，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首先，关于昨天的交谈，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即将来临的美国之旅让我十分焦虑，您大大宽了我的心。您给了我自信，让我感到的只有自豪；我将履行我的责任。代表伟大的苏联人民发声，保卫和平，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虽身染微恙，但这不会阻碍我完成交付给我的使命。
当他签发信件时，他怀疑伟大领袖是否会亲自阅读。也许里面的内容会转达给他，然后信就消失在某个档案库的文件堆里。它可能会在那里待上几十年，也许几百年，可能两千亿年；然后某个人可能会读到，会好奇他究竟想说什么，如果他有任何想说的话。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年轻人不该是冷嘲者。在那个年纪，冷嘲会有碍成长，影响想象力。最好是在欣悦开放的思想状态下开始人生，信任别人，为人乐观，对人对事坦诚相待。然后，对人对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后，可以培养一种讽刺感。人类生活的自然进程就是从乐观到悲观；讽刺感有助于调和悲观，产生平衡与和谐。
但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讽刺以各种突然而奇怪的方式生长出来。一夜之间，就像蘑菇；灾难性的，如同癌症。
对它的使用者来说，挖苦是危险的，它就是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语言。不过，反讽——也许有时，他希望如此——能让你保护你看重的东西，即便时间的噪音响得震碎了玻璃。他看重什么？音乐，他的家庭，爱。爱，他的家庭，音乐。重要性的顺序易于改变。反讽能保护他的音乐吗？到目前为止，音乐仍是一种秘密的语言，让你可以夹带私货，从错误的耳朵那里过关。但它不能只作为密码存在：有时候你很想一吐为快。反讽能保护他的孩子吗？在学校里，十岁的马克西姆在一次音乐考试中，被迫公开贬低他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讽对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有什么用呢？
而对爱来说——不是他本人的尴尬的、结巴的、恼人的表达，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他一直相信，那样的爱，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当它受到威胁，它能被反讽的襁褓包裹，覆盖，保护。现在他不再那么相信了。暴虐认为个人之爱是布尔乔亚的、只顾自己的，让人从那种宏伟、高尚、无目的且不假思索的“爱”里分了心。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不能完全成为自己。如果你做得到位，他们就会变成别的，某些削减缩小的东西：仅仅就是生存技巧。因此，他体会到的不只是焦虑，而常常是一种残忍的恐惧：害怕爱的末日来临了。
你砍树，碎屑就飞溅：这是建设者喜欢说的话。但要是你放下斧子，发现整个伐木场砍得只剩下碎屑了呢？
在战争中期，他为《英诗六首》谱了曲，这部作品也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禁止的曲目之一，然后又被斯大林解禁了。第五首是莎士比亚的第66首十四行诗：“对所有这些都厌倦了，渴求让人平静的死亡……”像所有俄国人一样，他热爱莎士比亚，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而熟知他的作品。当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时，听众们热切地等过前八行，盼着第九句：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
这时，所有人会加入进来——有的低声咕哝，有的窃窃私语，胆子最大的会喊出最强音，但他们都揭穿了这行诗的谎言，都拒绝被绑住舌头。
是的，他爱莎士比亚；在战前，他为一出《哈姆雷特》舞台剧写过音乐。谁会怀疑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和人类情境的深刻理解呢？描绘人类幻觉的粉碎，还有比《李尔王》更伟大的作品吗？不，这还不够确切：不是粉碎，因为那暗示只是一次性的严重危机。事实上，人类幻觉的常见情形，是它们破碎了，萎谢了。这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就像牙疼深抵灵魂。你可以拔掉牙齿，疼痛消失。可是，幻觉即使死了，还会继续在我们体内腐烂发臭。我们无法逃脱它们的味道和气息。我们总是随身携带。他便如此。
怎么可能不爱莎士比亚呢？毕竟，莎士比亚热爱音乐。他的戏剧充满了音乐，即使是悲剧。那一刻，李尔王从疯狂中醒来，听到的是音乐……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说，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值得信任；这样的人不吝行事卑鄙，甚至敢于谋杀和叛国。因此，暴君们当然都憎恨音乐，不管他们怎么想方设法做出喜欢的样子。尽管他们更憎恨的是诗歌。他希望列宁格勒诗人朗诵会时他曾在场，阿赫玛托娃登上舞台，所有观众本能地站起来为她喝彩。这动作令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质问：“谁组织人们站起来的？”但是，比诗歌更甚，暴君们憎恨、害怕戏院。莎士比亚，举起了人性的镜子，谁受得了看到自己的身影？因此，《哈姆雷特》被禁演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厌恶这部戏，跟厌恶《麦克白》一样多。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莎士比亚对暴君的描绘——他们站在齐膝深的鲜血里——无人匹敌，他还是有些天真。因为他的魔鬼还有疑惑，有噩梦，有良心的折磨，有愧疚。他们看见他们杀死的人的魂灵，在他们眼前浮现。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真实的恐怖之下，有什么愧疚？有什么噩梦？这都是多愁善感，是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奢望世界会成为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模样。那些砍伐树木让木屑飞溅的人，那些在“大房子”的办公桌后抽别洛莫尔的人，那些签署命令和拨打电话的人，合上档案便是结束了一条人命：他们怎么可能做噩梦，又何曾看见那些死者的魂灵浮现出来斥责他们。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这样写道：“热爱苏联还不够。它还得爱你。”他本人从来没被爱过。他来自错误的家庭：那座可疑城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庭。对苏联来说，纯粹性很重要。而且，他有虚荣心，或者说是愚蠢，注意到并记住了政府昨天说过的话常常和今天说的自相矛盾。他想孑然独处，只和音乐、家庭和朋友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欲望，然而完全无法实现。他们想建设他和其他所有人。他们想让他就像白海运河的奴隶劳改犯那样改造自己。他们需要“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即使这世界的鲜血和泥浆已经漫及脖子，还是期待你的脸上保持微笑。但艺术家的本性是悲观的、神经质的。因此，他们不想让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但他们已经有了那么多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家！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他们供应咖啡，别指望里面会有啤酒。”
还有，他没有所需的政治技能：他缺乏舔橡胶靴子的品味；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谋害无辜者，什么时候该出卖朋友。做这样的事，你需要郝连尼科夫那样的人。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一位有着禄虫灵魂的作曲家。郝连尼科夫的音乐才能平庸，但涉及权力，程度完美。他们说他是斯大林钦定的，斯大林对这样的任命很有天赋。“一个渔夫大老远就认出另一个渔夫，”就像谚语说的。
这么说很恰当：郝连尼科夫来自一个马贩子家庭。他觉得，从那些长着驴耳朵的人那里接受命令并按说明作曲很自然。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在攻击那些比他更有天赋和创意的人，但当斯大林1948年把他安置到作曲家协会当第一书记时，他的权力官方化了。他领导了对形式主义者和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批判，使用了所有那些能让耳朵出血的术语。专业被毁掉了，工作被压制了，家庭被破坏了……
但你不得不钦佩他对权力的理解能力；这一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商店里曾张贴海报，告诉人民应该怎样行为：顾客店员，以礼相待。但店员总是比顾客更重要：顾客那么多，店员只有一个。同样，有那么多作曲家，但只有一个第一书记。对他的同事，郝连尼科夫表现得像个从来没看过那张海报的店员。他让小小的权力绝对化了：他们要这一样，他不给，给他们的是另一样。就像所有成功的禄虫一样，他永远不会忘记真正的权力在哪里。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以前有一个职务是在音乐学院当教授，曾帮着组织学生进行考试。他和主考官坐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下，上面写着：艺术属于人民。因为他自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不是很深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上级批评他没有参与感。于是，当下一个学生走进来，主考官朝着他这位下级同事严厉地点头时，他只好问她一个他能想出来的最简单的问题。
“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学生太慌了，没领会他的暗示，尽管他歪着脑袋、眼珠子往上翻，她还是没能找到答案所在的位置。
在他看来，她表现不错，后来，当他偶尔在音乐学院的走廊或楼梯上看见她时，会努力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尽管，鉴于她没能领会那个如此明显的暗示，她也许会以为，他的微笑，就像他怪异的翻白眼和晃脑袋，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无法控制的脸部抽搐。然而，每次和她擦肩而过时，那个问题就会在他脑海里回响：“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于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之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艺术是反贵族的。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坚持认为的，在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创作？不是。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希望他做到的那样，在为顿巴斯的矿工们创作，他们疲惫地下班，需要一杯抚慰提神的酒？也不是。他为每个人创作，他又不为任何人创作。他为那些能欣赏他音乐的人创作，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出身。他为那些耳朵能听见的人创作。因此，他知道，所有对艺术的真正定义都是间接的，而所有不真实的定义都会将艺术归结为某种特定功能。
一个工地上的起重机操作员写了一首歌，寄给他。他回复：“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你在造房子，这是大家迫切需要的。我的建议是，继续干你那份有益的工作吧。”他这样写，不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起重机操作员无法写出一首歌，而是因为这位特别的准作曲家显示出的天赋，就跟他本人被放进起重机驾驶舱，被教导如何操纵吊臂，所显示出来的才能一样。而他希望，如果，在旧时代，有个贵族寄给他一份价值差不多的作品，他会有勇气这样回答：“阁下，您是如此高贵而威严，一方面，有责任保持贵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有责任为那些在您的领地上辛勤工作的人们谋福祉。我对您的建议是，继续干您那份有益的工作吧。”
斯大林热爱贝多芬。这是斯大林说的，许多音乐家也复述过。斯大林热爱贝多芬，因为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像高山一样崇高。斯大林热爱所有崇高的事物，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的原因。当人们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耳朵都吐了。
不过，斯大林喜欢贝多芬，产生了符合逻辑的后果。那个德国人毫无疑问生活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他与无产阶级的同心同德，他希望看见他们摆脱劳役束缚的渴望，不可避免地迸发出一种前革命的政治意识。他是一位先驱。而如今，长久被渴求的革命发生了，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被建设出来了，而乌托邦、伊甸园、应许之地也被合为一个了，那么，符合逻辑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红色贝多芬。
无论这个荒唐的念头来自哪里——可能跟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完全是伟大领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个概念一旦说出，就需要有自己的具体化身。红色贝多芬在哪里？因为希律王想要找到圣婴耶稣，于是发生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全国性搜索。不错，如果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为什么它不会也是红色贝多芬的故乡呢？
斯大林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红色贝多芬是个巨大的齿轮，很难躲藏。这事情不证自明，他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党员。这些条件让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幸运地排除在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指定是亚历山大·达维坚科，他曾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之一。他的歌曲《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是为庆祝红军1929年在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创作的，比《相逢之歌》更流行。由领唱、合唱团、钢琴师、小提琴手、弦乐四重奏共同演出，它振奋和鼓舞了这片土地整整十年。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有可能要取代所有其他能听到的音乐。
达维坚科的履历毫无瑕疵。他曾在莫斯科孤儿院教课；曾在制鞋工人协会、纺织工人协会，甚至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指导过文艺活动。他写过一部关于1905年革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歌剧。还有，还有……尽管有这些资历，他仍然是《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曲作者。当然，这是首旋律优美的作品，完全没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不知为何，达维坚科没能在如此伟大的成功上有所建树，赢得斯大林一直想授予他的头衔。这也可能是他的好运。一旦被加冕为红色贝多芬，最终命运可能就跟红色拿破仑一样。或者像鲍里斯·科尔尼洛夫那样，他是《相逢之歌》的词作者。所有被他放进《相逢之歌》的大受欢迎的歌词，所有那些吟唱出这些歌词的嗓子，都没能拯救他，他在1937年被捕，在1938年被“清洗”，他们喜欢这样说。
搜寻红色贝多芬可能是场喜剧；只是，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事物没有一样是喜剧。伟大领袖可以轻易地决定，红色贝多芬没有出现，跟苏联音乐生活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那些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行为。那么，谁可能想在寻找红色贝多芬行动中暗中使坏？对，当然是形式主义音乐家！只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足够的时间，他们肯定能揭露音乐家们的阴谋。这可不是玩笑。
*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报道过，美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阿尔·卡彭在恶魔岛的单人囚室时，给赫斯特出版集团写过反苏的文章。他们还指出，美国人有着“原始的厨艺和原始机械的感官追求”。他无法判断后者是什么样，虽然在音乐会幕间休息时，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一段奇怪的小插曲。当时，他待在一块绳子圈起来的地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执着地叫着他的名字。他以为她想和他讨论他的音乐，就表示她可以进来。她站在了他面前，带着明亮而坦诚的友好说，“你好，你很像我的侄子。”
这听上去像是间谍们的接头暗号，让他有所警惕。他问，这位侄子是否碰巧是俄国人？
“不，”她回答，“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不，百分之一百一。”
他等着她说起他的音乐，或者那场他们都出席的音乐会，但是她已经表达完了，带着另一个明亮而坦诚的微笑，她离开了。他很困惑。那么，他看上去像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别人看上去像他。这什么意思，或它有意思吗？
当他同意来参加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时，他知道，他别无选择。他也怀疑他可能只是一个陈列的傀儡，一个苏联价值观的代表。他曾经以为，一些美国人会比较热情，另一些会怀有敌意。有人告知他，大会之后，他会到纽约之外去旅行，参加纽瓦克和巴尔的摩的和平集会；他还会在耶鲁和哈佛演讲和演奏。其中一部分邀请在降落拉瓜迪亚机场之前就已经被取消了，这他一点都不惊讶；当美国国务院提前遣返他们时，他也不觉得失望。所有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对他本人来说，纽约成了最耻辱、最充满道德羞愧的地方。
前一年，一个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年轻女子，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要求政治庇护。因此，在大会期间，有个人每天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外面走来走去，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有人提议说，在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大楼周围支起一张网，这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跳出来，投奔自由。到大会结束时，他知道了那份诱惑——但只要他跳出来，他敢肯定，不会有任何网兜住他。
不，不是这样；这不诚实。他不会对着人行道跳，理由很简单，他不想跳。这些年来，他多少次威胁要自杀？不计其数。但有多少次他真的尝试了？一次也没有。这并不是说他不当真。在那一刻，他是真的想自杀，如果说可以真的想自杀，而不用转化成行为本身。有一两次，他甚至带着买好的药片去工作，但从来没打算保密——因此，在几个小时的眼泪汪汪的争论后，药片被没收了。他用自杀威胁过他母亲，威胁过塔尼娅，然后是妮塔。都很真诚，也都很孩子气。
塔尼娅对他的威胁一笑了之，他妈妈和妮塔却很当真。当他在作曲家协会受尽屈辱后回到家，是妮塔开解了他。不过，拯救他的不仅仅是她的精神力量；也在于他这方面，他真正明白了他在做的是什么。这次，他没有用自杀威胁塔尼娅，或者妮塔，或者他妈妈；他威胁了权力。他对作曲家协会说，对那些削尖爪子抓挠他灵魂的猫儿们说，对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说，对斯大林本人说：看，你们让我沦为什么了，很快，你们手上，良心上，就将是我的死亡。但他明白，这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权力都不需要做出明确的回应。它可能会这样说：好，动手吧，然后我们会把你的故事告诉全世界。这个故事说的是，你如何牵涉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阴谋，这几十年来你如何策划破坏苏联音乐，如何腐化年轻作曲家，试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一个马上就要大白天下的音乐家阴谋中挑头主事。这一切都会在你的绝命书里写得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自杀：因为他们会偷走他的故事重新写过。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只是以自己无望而歇斯底里的方式。
激起他道德羞愧的人名叫纳博科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他多少算个作曲家吧。1930年代离开俄国，在美国安了家。马基雅维利说过，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流亡者。这个人很可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就好像这样让事情好看一些似的。
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第一次公开会面时，纳博科夫坐在前排，正对着他，近得差点碰到彼此的膝盖。这个俄国人穿着一件裁剪入时的美式花呢夹克，头发油光光的，友好中带着傲慢，说，他们所在的会客厅叫派罗奎特屋。他解释说，派罗奎特的意思是鹦鹉。他把这个词翻译成了俄语。他得意地假笑着，好像所有人都很明白其中的讽刺。因为他把自己安排在前排就座，这份自在暗示了实际上是美国当局在付他钱。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很焦虑了，这让他更不安。他要点烟，却折断了火柴；或者，因为分神，烟灭了。这个穿花呢衣服的流亡者总是拿出一个打火机，在他鼻子底下娴熟地按动着，好像在说，从窗子里跳出来吧，你就能得到一个跟我的一样的精致闪亮的打火机了。
任何有一点点政治认识的人都知道，他发表的演说不是他写的：包括星期五的简短演说和星期六的长篇大论。讲稿只是提前给了他，指示他为演讲做准备。自然，他没做准备。如果他们来指责他，他会指出，他只是个作曲家，不是个演说家。他快速、单调而含糊地念完了星期五的演说，强化了这个事实：他对讲稿真的不是很熟悉。有标点符号的地方，他都直接往下念，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停顿不是为了效果也不是为了反应。这和我绝对没关系，他的方式如此坚持道。而当翻译员读英文版本时，他无视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的凝视，也没点烟，怕它熄灭。
第二天的演讲不一样了。他感觉到它在手上的长度和重量，所以，他没有提前警告那些关心他幸福的人，只读了第一页，就坐了下来，把全文留给了翻译。在英语版本被读出来时，他跟着看俄语版本，好奇地发现“自己”对音乐、和平的老一套看法，还谈到了针对音乐与和平的危险。他一开始就攻击了敌视和平共处的人，还有一伙军人和煽动仇恨的人的好战行为，这些人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尤其谴责了美国政府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建造军事基地，谴责它对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挑衅和践踏，谴责它研发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相当无礼的举动，迎来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然后，他用恩赐的态度向美国人解释，在这个地球上，苏联音乐体系如何比其他所有的都高级。这个体系有许多乐团、军乐队、民间团体、合唱团，证明了在促进社会发展发面，音乐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譬如说，苏联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人民在近些年都摆脱了沙皇专制下的文化殖民的最后残留。音乐发展的范围和水平史无前例，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还有苏联其他边远地区的人民，都从中获益。在演说的过渡段落，他特别抨击了汉森·鲍德温先生，那个《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苏联中亚地区的人口进行了轻蔑的报道，这些内容他当然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说过。
如此大的进步，他继续说，必然会使人民、党和苏联作曲家之间更为亲密，更增了解。如果作曲家必须引导人民，鼓舞人民，那么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必须引导和鼓舞作曲家。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精神，这样，如果一个作曲家不小心陷入了狭隘的主观主义和内省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或世界主义；如果——简而言之——他脱离了人民，他就会受到警告。他本人并非没有在这方面犯过错误，他曾经背离了一个苏联作曲家的正确道路，没有去反映重大题材和时代面貌。他曾经丧失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想取悦于一个狭隘的矫揉造作的音乐家阶层。但人民不会对这样的迷失漠不关心，因此他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它们将他带回了正确的道路。他对这样的错误已经道过歉，现在他要再次道歉。他将争取在未来做得更好。
如此老套乏味，至少他希望在美国人听来是如此。他必须要悔罪，尽管是在他乡。但然后，他的目光跳过几行讲稿，惊呆了。他看到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一个美国口音正念到它。首先，是对所有这类音乐家的泛泛谴责，他们相信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人民而艺术，这一态度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音乐的堕落。他听见“自己”说，这种堕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他加入了反动的现代音乐家门派，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切断了与人民的联系。在流亡中，这位作曲家表现出道德的荒芜，这一点在他的虚无主义创作中尽显无遗，其中，他抛弃了人民，称他们是“从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一个量词”，并公开吹嘘“我的音乐从不表达任何现实”。他如此确认了他的创作毫无意义，缺乏内容。
被认为此语出自他之手的作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而他的内心翻山倒海，羞耻和自蔑如潮汹涌。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去看这些接下来的内容？他或许能改变它，加入一些修正——哪怕只添加在他会诵读的俄语版本中。他愚蠢地认为，他对自己演说的公然冷漠，会显示出一种道德上的中立。太傻太天真。震惊中他几乎都不能集中精神，而美国声音已转向普罗柯菲耶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最近也偏离了党的路线，要是他不能留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将会故态复萌，再次跌入形式主义的危险深渊。不过，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无药可救，普罗柯菲耶夫还有救，只要他能警醒过来，追随正确的道路，他依然会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做了总结，对世界和平的热望与对音乐的无知偏执结合在一起，当然他再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实际上是苏维埃的喝彩。观众席提了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他在翻译以及一个忽然出现在他身旁的友善顾问的帮助下与他们对谈。然后他看见一件花呢夹克站了起来。这次不是在前排，而是在观众可以看见和听见接下来的讯问的地方。
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用一种温和的攻击方式，表示他非常理解作曲家是以官方立场出现在这里的，他演说里所表达的观点是斯大林政府的传声筒。但他希望能把他当成一个作曲家，而不是一个传声筒，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就像一个作曲家对话另一个作曲家。
“你是否赞同苏联媒体和苏联政府每天对西方音乐的大量粗暴的谴责？”
他感到顾问在对他耳语，但他不需要他。他知道怎样去回答，因为别无选择。他已经被带着穿过了迷宫，来到了最后的房间，这里没有食物作为奖赏，只有他爪子底下的陷阱活门。因此他用一种单调的咕哝，回答道：
“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看法。”
“你个人赞同在苏联音乐厅禁止西方音乐？”
这给了一点腾挪的空间，他回答道：
“如果音乐不错，可以演奏。”
“你个人是否同意在苏联音乐厅禁演亨德米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
此刻他感到汗从耳朵后面流了下来。在他和翻译商量的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元帅抓起钢笔的情景。
“是的，我个人赞成这些行动。”
“你个人是否赞同你今天在演讲中表达的对你自己音乐的看法，以及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看法？”
“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观点。”
“你个人是否赞同，日丹诺夫部长对你和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所表达的看法？”
日丹诺夫，那个从1936年起就在迫害他的人，那个禁止他的音乐，嘲弄他、威胁他的人，那个将他的音乐比作钻路机和移动毒气室的人。
“是的，我个人赞同日丹诺夫主席表达的那些观点。”
“谢谢。”纳博科夫说，四顾会堂，仿佛在等待掌声，“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关于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一个被反复提起的故事：音乐课的故事。这是果戈理会赞同的故事，甚至，是他会写下的故事。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之后，日丹诺夫指示这个国家的优秀作曲家在他的部门开会。在故事的某些版本里，出现的人物只有他和普罗柯菲耶夫。在其他版本里，则是一大群罪人和恶棍。他们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平台上立着一张讲台，旁边是架钢琴。没有茶点：没有能驱走恐惧的伏特加，没有能抚慰肚子的三明治。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日丹诺夫在两个下属陪同下出现了。他走到讲台上，俯视着苏联音乐的破坏者。他又一次训斥了他们的邪恶、妄想和虚荣。表示如果他们不想办法补救，他们那些自作聪明的花招，下场会很惨。然后，就在他让作曲家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时，他上演了一场“剧情大逆转”。他走到钢琴边，给他们上了一堂大师课。他毫无章法地重击着，让琴键发出鸭叫和猪哼——这就是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接着，他演奏了一段伤感的新浪漫主义音乐，在电影中，这样的音乐会伴随着一位开始有些傲慢的姑娘最终认识到了真爱——这就是优雅的现实主义音乐，是人民渴望的，也是党要求的。他站起身，嘲弄地半鞠了一躬，手背一挥，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作曲家鱼贯而出，一些人发誓要做得更好，另一些人羞愧得上吊了。
这当然从未发生过。日丹诺夫一直在训斥他们，直到他们耳朵都听出了血，但他太聪明，不可能让他肥胖的手指那样亵渎琴键。即使如此，通过每一次复述，直到有些据称在场的人确认说，是的，就是那样，这个故事获得了可信性。他心里也部分希望和权力的这一对话真的发生过，对话中，权力傲慢地选择了对手的武器。然而，这一逸闻迅速添加进此时流播的可信神话的曲库中。重要的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的故事到底符不符合事实，而是它预示着什么。尽管情况也是，故事越传越真。
他和普罗柯菲耶夫一起受到了攻击，一起被羞辱，一起遭禁，一起解禁。但在他看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永远不会真的明白发生了什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音乐中，他都不是一个懦夫；但他将所有事情，甚至包括日丹诺夫疯狂而残忍地攻击整个知识界，都看作个人困境，对此，某处存在着一个解决办法。这边是音乐，是他个人的特殊天分；那边是权力、官僚和政治化的音乐理论。只是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做到了就可以让他继续做自己，继续写自己的音乐。或者，这么说吧：普罗柯菲耶夫完全没能看到眼下发生的一切中的悲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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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之旅的另一个好处是：他的燕尾服大为成功，很合身。
飞机将在雷克雅未克降落时，他心想该不该叫来空姐，要一个安非他命吸入器。但现在，有没有都没什么差别了。
他猜想，这可能是纳博科夫同情他的困境，以一种煞费苦心的方式，向其他代表解释他的真性情被隐藏在了公共面具之下。但如果是这样，他要么是收了钱的傀儡，要么是政治白痴。为了揭露在斯大林政权的光芒下没有个人自由，这人很乐意去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因为那正是他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想“从窗户里跳出去”，那为什么不将脑袋伸进我为你编好的绞索里？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然后去死？
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外面，一个示威者拿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肖斯塔科维奇——我们懂的！但他们懂什么呢，即使像纳博科夫那样曾在苏联政权下生活过一小段时间的人。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回到他们舒适的美国公寓，很高兴自己一整天都为了善、自由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想象力，这些华丽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三五成群，热情地来到俄国，带着宾馆、午餐和晚餐的折扣券，每个人都经过了苏联政府的核准，每个人都热衷于看见“真实的俄国人”，热衷于发现“他们真实的感受”和“他们真正的信仰”。而他们最不会被告知的就是这些，因为你不用是个妄想狂都可以知道，每组人里都有一个告密者，他们的向导也会尽职尽责地向上面汇报。一次，有这样一群人来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诡计。你们听说我们有些艺术家遭到迫害？没影儿的事，这只是你们政府的宣传。你们想见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看，他们就在这里，想问他们什么就问什么。
这些西方的人道主义者，早已天真地抱定了对斯大林的一腔热忱，能想出来的最聪明的问题，就是问阿赫玛托娃怎样看日丹诺夫主席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对她的谴责。日丹诺夫说过，阿赫玛托娃用她诗歌中腐烂和腐化的精神，毒害了苏维埃青年的心灵。阿赫玛托娃站起来回答，她认为日丹诺夫主席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些心里有事儿的访问者，早就抓着他们的餐券离开了，反复对彼此说西方关于苏联的看法都是诽谤与幻想；艺术家不仅被善待，而且允许与权力最高层交换意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了艺术在苏联的价值，远远高于在他们堕落的祖国。
不过，他更反感那些著名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来到这里，告诉它的居民，他们生活在天堂。马尔罗赞美了白海运河，但从未提及它的建设者们一直干到死。福伊希特万格奉承斯大林，“理解”公开审讯是民主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歌唱家罗伯逊为政治杀戮大唱赞歌。他更厌恶罗曼·罗兰和萧伯纳，他们轻率地赞美他的音乐，却忽视了这时候权力是怎样对待他和所有其他艺术家的。他假装病了，拒绝和罗兰见面。但两人中萧伯纳更糟糕。在俄国还有饥饿吗？他自问自答。胡说，我吃得很好，就跟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他说的，“你用‘独裁者’这个词吓不倒我”。于是这个轻信的傻瓜和斯大林亲切交谈，什么也没看见。尽管说，他又为什么该害怕一个独裁者呢？从克伦威尔时代之后，他们英国再也没有独裁者了。他被迫给萧伯纳送去了他的《第七交响曲》的谱子。他应该在谱子封面的签名边，添上饿死农民的数字，而这位剧作家却在莫斯科吃撑了。
也有一些明白点的人，他们支持你，但同时也对你感到失望。这些人没有领会关于苏联的一个简单事实：在这里说真话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想活了。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权力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希望你去斗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处在你的位置，他们也会这么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你流血。他们想让艺术家去做斗士，公开和野兽对抗，血溅沙场。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英勇就义，说真的。”好吧，只要有可能，他会努力让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失望。
这些自认为是朋友的人，他们不理解的是，他们和权力本身多么相像：无论你给了多少，他们都想要更多。
每个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比他能给出的更多的东西。而他想给他们的，只有音乐。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该多好。
在想象的对话中，他和这些失望的支持者交流，有时他会在开始时稍微解释一下那个他们几乎忽视了的基本事实：在苏联，你几乎买不到创作的稿纸，除非你是作曲家协会的成员。他们知道这个吗？当然不知道。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毫无疑问他们会如此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你肯定可以买到白纸吧？然后自己用尺子和笔，画出自己的谱纸。你肯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你的艺术吧？
有道理，他会这样回答，那让我们谈谈事情的另一面。要是你被宣布为国家公敌，他就有一次被宣布是，那么所有你身边的事物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你的家庭和朋友，那是肯定的。但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个指挥，只要他正在演奏，或曾经演奏过，或提议要演奏你的某个作品；还可能是四重奏的成员；或者一个音乐厅，不管多不起眼，只要曾上演过你的作品；还有观众。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指挥和独奏者突然来不了了？有时是出于本能的恐惧或可以理解的谨慎，有时是受到了权力的暗示。从斯大林到郝连尼科夫，任何人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停演他的作品，只要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已经毁掉了他的歌剧创作事业。早年间，他曾跟很多人一样，以为在这一领域他可以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自从他们枪毙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部、也没有写完任何他已经开始创作的歌剧。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肯定还是可以躲在你的公寓里偷偷地写；你可以传播你的音乐；它可以在你的朋友中演奏；它可以偷偷拿到西方去，就像那些诗人和小说家的手稿，不是吗？是的，谢谢，一个好主意：他的音乐新作，在俄罗斯被禁止，在西方演出了。他们能想象这会让他成为怎样的标靶吗？这完美证明了他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你还能写音乐啊？是的，他还是能写演不了也不可能上演的音乐。但音乐想在它被写下的时代被听见。音乐不像中国蛋：把它们埋在地下，时间越久就越好。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太悲观了。音乐是不朽的，音乐会永存，会一直被需要，音乐能讲述任何事，音乐……当他们给他解释他自己的艺术的本质时，他充耳不闻。他赞赏他们的理想主义。是的，音乐可能是不朽的，但，唉，作曲家不是。他们很容易就噤声了，甚至更容易就被杀害了。至于对悲观主义的指责，这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他们会抗议：不，不，你不明白，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于是，他们又一次从他们安全、富裕的国土来到了这里，给他带来了一摞摞预先印好的稿纸。
战争期间，乘坐那些缓慢的、充斥着伤寒症的、往返于古比雪夫和莫斯科的列车，他的脖子和手腕上戴着蒜头护身符；它们帮他幸免于难。但现在，他需要永远戴上它们：不是防备伤寒，而是防备权力，防备敌人，防备伪君子，甚至防备好心的朋友。
他敬佩那些站出来跟权力说出真相的人。他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正直。他有时甚至妒忌他们；不过这很复杂，因为这妒忌里有一部分是妒忌他们的死，他们脱离了生的苦恼。当他站在波尔莎娅·布什卡斯卡娅大街公寓的五层，等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恐惧总是和想要被带走的冲动混杂在一起。他也感觉到了一闪而过的勇气中的虚荣。
但这些英雄，这些烈士的死，通常会给予两边满足——一边是发出命令的暴君，一边是那些观望的国家，他们想要在表达同情的时候又能自觉优越——他们没有孤独死去。他们的英雄主义，会让他们周围的许多东西被摧毁。因此，这事并不简单，即便一目了然。
当然，不妥协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因为这是别无选择的，同样也就没有可能避免道德堕落。
这是背叛。他背叛了斯特拉文斯基，因此，他也背叛了音乐。后来，他告诉姆拉文斯基，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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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到冰岛时，飞机临时出了故障，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等着换飞机。然后，坏天气不让他们在法兰克福机场登陆，他们只好转道斯德哥尔摩。瑞典音乐家们为他们著名同行的不期而至而高兴。尽管他们请他说出他特别喜爱的瑞典作曲家的名字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穿上了短裤的男孩，或就像那个女学生，对那些艺术创作者一无所知。他刚想提斯文森，就想起来他是挪威人。但瑞典人都太文明了，不会生气，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的宾馆房间里多了一大堆本地作曲家的唱片。
他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一篇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他饶有兴致，想了解他据说该有的想法，于是获悉和平大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国务院怒不可遏，因此断然决定缩短苏联代表团的逗留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此想了很多，”他看到自己这么说。“是的，华盛顿的统治者害怕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音乐和我们对和平的发言，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真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阻碍了他们组织起来分裂和平。”
“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关于哈姆雷特之诗的最后一行。前一行是：“我是孤独的；我的周遭溺没在谎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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