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雅德蕾的叙述/b
我那奥蒂丽的父亲出身于霍尔施泰因-普鲁士的一个军官家庭。她母亲是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家的人，母亲和冯·波格维希先生的婚姻是爱情的结合，在这种婚姻上，很遗憾，理智所起的作用太微不足道了。至少，这是奥蒂丽的外祖母亨克尔伯爵夫人的看法，她正是上一世纪那种类型的贵族妇女：头脑冷静，有决断，办事决不犹豫踟蹰，善于用一种既刻薄又粗暴的方式说话，憎恶一切虚假的话语，不喜欢矫揉造作。她对女儿屈服于感情的行为始终不赞成，认为这种婚姻虽然富有美丽的浪漫情调，却缺乏慎重的考虑。冯·波格维希先生是个穷人，亨克尔家族的这一支同样没有钱，——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伯爵夫人才在耶拿战役之前两年来到魏玛宫廷，担任侍从女官总管，侍候我们那位从东部省份来的新婚的公爵夫人，那位大公主。伯爵夫人替她的女儿谋到了一个类似的差使，看来很有前途，同时，她还竭尽全力，设法拆散这一段姻缘，由于物质上的灾难愈来愈增多，这对夫妻的幸福已遭到窒息的威胁。那位普鲁士军官当时俸饷微薄，不可能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他虽然竭力设法，勉强维持，可是债台高筑，生活愈加不安定，——一句话，这对夫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们分居了，两人同意各奔前程，尽管暂时不办理离婚手续。
那位做父亲的，把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奥蒂丽和她的小妹妹乌尔莉克——留给他苦难的伴侣照管，他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那谁也不清楚了。也许由于他害怕将不得不放弃他心爱的、传统的而且对他来说也是唯一可能的军人职业，才忍痛作出这悲惨的决定。做妻子的心头流血了；自从她屈服于需要，并向坚决反对这场婚姻的妈妈的压力屈膝投降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的时刻，这一点也就不用多说了。至于两个女儿，父亲那种骑士般的英俊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她们的心头，永远擦洗不掉，尤其是深印在情感更深沉、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大女儿的心上。您将会看到，奥蒂丽一生多情善感的生活，她对世事的态度和信念，完全根源于她对失去的父亲的怀念分居以后，冯·波格维希夫人带着两个女儿迁往德绍，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她在那儿亲身经历了那段耻辱的和不光彩的日子：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瓦解，祖国毁灭，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各邦并入了那个可怕的科西嘉人的权力体制之内。一八〇九年，老伯爵夫人答应给她找一份宫廷差使的诺言能够实现了，她就以公爵夫人露易丝殿下的侍从女官的身份，迁到我们这儿魏玛来。
那时候奥蒂丽才十三岁，是一个极其纯朴可爱的孩子。她是在一种不安定和没有规律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给公爵当差跟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很难协调，妈妈忙于宫廷事务，只好让孩子放任自流了。奥蒂丽起初住在宫殿的楼上，后来跟她的外祖母住。她轮流地跟母亲或那位老伯爵夫人住在一起，接受各式各样的教育，结识了朋友，其中有我自己，虽然比她稍微大了几岁。她经常在冯·埃格洛夫施泰因侍从长夫人家里吃饭，她家的女儿们跟我十分友好，我们就在那儿结成了志同道合的一伙。在我们中间，年龄似乎并不是用年岁来计算的，因为这是些促使我们迅速成长的年份，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已经从不会飞的雏鸟长成为懂事的大孩子了。我和奥蒂丽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很容易体会到她那坚毅的性格和早熟的信念，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她在我们这一群里成为精神上的领导力量。
在对待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政治这玩意儿在今天已经不那么被人重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在那天才怪物的主宰下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和震撼以后，现在已多多少少回复到平静的局势，受到神圣的法制力量的保护，不论在公众或个人的思想上，想得更多的是纯粹人类自身的问题，其他一切都丢在脑后了。然而在那个时候，精神领域差不多完全受到政治的控制。奥蒂丽热情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意识上和精神上跟她周围的环境产生尖锐的矛盾，然而对她这种对立的立场严守秘密，不向人吐露——只有我例外，我是她的知己，她可以把她的感情和想法向我倾诉，把我也吸引到她那个信念和希望的世界中去，让我跟她一起享受着秘密的喜悦。
是些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处在莱茵联盟各国的心脏地带，我们的公爵得到获胜的魔王的宽恕，作为他忠诚的臣仆，统治着这个地区；在这里，到处是一片这样的气氛：向那个征服者的天才表示毫不动摇的信心，称颂他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欧洲大陆的组织者，要是你表现得不那么热心，也得逆来顺受，把一切感觉埋藏在心底，——然而我的奥蒂丽在这种环境里却是个狂热的普鲁士人。普鲁士军队的溃败并没有使她动摇，她深信北方的人比萨克森-图林根人优越，而她自己，正像她所说的，活该倒霉，竟不得不生活在这些萨克森-图林根人中间，她瞧不起他们，但是这种心情却又不便流露，只有对我，她从不隐瞒。这个可爱的孩子所以英勇不屈，因为她的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形象，就是普鲁士军官。不用说，这个崇拜的偶像或多或少带着她父亲的神格化了的特征，是对她失去的父亲的怀念。虽然如此，产生更普遍的同情感觉的，依旧是她的血统在起作用，这种感情使她与远方的事态息息相关，使她能听得到那儿局势的发展，并和它发生接触，而我们其余的人呢，对这种局势却依然蒙在鼓里，毫无感觉，她所警觉到的一切，在我看来，似乎是个预言，这个预言在不久以后的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您不难猜到我所说的局势的发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她故乡在崩溃以后产生的道德上的觉醒和复活；一切癖好和习俗，不管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如果它们使人意志消沉，被认为可能影响了这次败局，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得坚决地给予蔑视，拒绝，抛弃。必须舍弃一切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习俗和想法，使整个民族产生英雄般的净化作用，把它锻炼成钢，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一个光荣的日子：推翻外国统治，重新获得自由。人们自觉地接受命运的考验，忍受了贫穷；还为了需要而接受另外两种修道士般的德行和要求：贞洁和服从；此外，还实行自我克制，准备牺牲，遵守社会纪律，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祖国。
所有这些道德变化过程都是悄悄地进行着的，甚至秘密地重建军队的活动也瞒过了敌人，瞒过了压迫者。然而，在我们这个被缚住手脚的小小的天地里，对这一切简直一无所知，我们把自己缚在胜利者的车子上，没有多少忧虑，甚至还深信不疑，——虽然对暴君施加的负担和强征豪夺，有时候不免呻吟几声，如此而已。在我们的圈子里，只有奥蒂丽与这个运动有接触，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但她倾注了热烈的感情。的确，不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有一些从事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这个复兴运动中去，他们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我那知心朋友很快就和这些人有了联系，热情地交换着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在耶拿有一位历史教授海因里希·卢登，是个怀有崇高的爱国心的优秀人物，他的全部财产和科学设备在那些屈辱和破坏的日子里遭到毁灭，荡然无存，不得不和他年轻的妻子重返旧居，住到一所荒凉败落的、寒冷的、尘土堆积的屋子里去。然而他并没有心灰意懒——正像他大声宣称的，只要战争打赢了，他将高高兴兴地忍受一切损失，哪怕成了个身无分文的乞丐，也会望着逃跑的敌人大声欢笑，庆贺胜利，——他对祖国的事业保持着坚强的信心，他还懂得怎样用火一般的言语激起他的学生的热情。——还有，在这儿魏玛，有一位文科中学教师，名叫帕索，他是梅克伦堡人，善于词令，刚满二十一岁，这个人学识渊博，是个在崇高的思想领域中驰骋的好手，热心祖国的事业和自由。他讲授希腊文（我哥哥阿图尔那时候和他住在一起，曾请他私人辅导），还教授美学和修辞，他的教授法新颖别致，他要在知识与生活之间搭上一座桥梁，要把对古典的崇拜与德意志祖国的市民阶级自由意识沟通起来，——换一句话说：他要生动地阐述古希腊的文化，把它实际应用到我们现实政治中来。
奥蒂丽与这些人秘密地保持联系，我简直可以说：她参加了一个阴谋组织。然而，在我们这个效忠于皇帝的亲法的上流社会里，她同时过着一个优秀成员需要过的生活，——我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她是在过双重生活，我作为她的朋友和知己，也分享此中乐趣，既尽兴享乐，又获得一种浪漫的刺激。最近四年来，我眼看我那心肝宝贝被卷进一场爱情的冒险中去，我认为是这种矛盾生活的诱惑起了重要的然而是可悲的作用，我要不惜一切，把她从这个罗网中解救出来。
事情发生在出征俄国的那一年年初，奥古斯特·冯·歌德开始追求奥蒂丽。上一年他刚从海德尔堡回来，几乎马上就担任了宫廷和国家的职务：他是宫廷侍从，又是公国的财务顾问。然而，根据大公殿下的意愿，事实上，他的职务已大大地减轻了，为的是协助他伟大的父亲处理事情，使他父亲摆脱各种日常事务和家常琐事，他还得代表父亲出席社交场合，甚至到耶拿去视察，他还帮助保管父亲的收藏品，当他的秘书，特别是在里默尔博士离开以后，里默尔当时和枢密顾问夫人的女伴乌尔里希小姐举行婚礼去了。
年轻的奥古斯特耐心细致地完成这些任务，他处理家务琐事，斤斤计较，拘泥迂腐，这种枯燥乏味的事，我这会儿只能说：他这样处理这种枯燥乏味的事，的确表明了他的特点。我并不急于想深入探索这种特点的秘密，我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出于我对他的怜悯和厌恶，这两种感情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然而，不论过去或现在，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获得这种印象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譬如说吧，像里默尔——他亲口告诉我——当时的确对他感到害怕，里默尔打算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决心，也是由于他这位从前的学生回到父母家里而大大地加快了速度。
奥蒂丽那时候刚开始到宫廷里去，也许奥古斯特第一次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也可能他们是在弗劳恩普兰的星期日家庭音乐会上相遇的，枢密顾问这些年来一直在家里举行这样的音乐会，他们两人可能在演出前的排练场上就相识了。我的朋友拥有各种动人的天赋，她有一副清脆悦耳的歌喉，我喜欢把她这条嗓子称之为表达内心情感和音乐天才的工具，她因此参加了那个小小的歌唱队，他们每星期在歌德的家里排练一次，到了星期天，就在午餐时和饭后在客人面前演出。
凭借这优越的条件，她和伟大的诗人有了个人的接触，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已经看中她了，他喜欢和她谈天，喜欢和她开开玩笑，他一点也不隐瞒他对她父亲般的好感，称呼她“小人儿”……的确，我还一点没有打算向您描绘她那令人倾倒的容貌——我怎么能够呢？言语是描绘不出来的——，虽然如此，少女的魅力有它的特色，在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不着重描述一番。一双蔚蓝色的会说话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黄色秀发，一副纤小的绝非朱诺式的身材，却是那么秀丽，那么轻盈，那么讨人喜欢——简单一句话，这种类型的姑娘总会交上好运，投合某一个人的个人兴趣的，谁长了这么副容貌和身材，就能在感情和诗歌王国里赢得最高的荣誉。别的我不想再说了。至多我只想提醒一下，也曾经有过一位类似这个类型的最可爱的姑娘，大家都知道他们订过婚，此后却没有了下文，但是据说这已在那些保卫社会秩序的人士中间引起了恼怒。
是呀，当年那位未婚夫逃之夭夭，现在他的儿子却开始在可爱的奥蒂丽身上用功夫了——一个新贵族的非婚生子，追求冯·波格维希-亨克尔-多纳斯马尔克家族中的一位姑娘，这件事在这儿的贵族圈子里引起的恼怒与过去那次在法兰克福贵族圈子里引起的恼怒不相上下；只是他们不便大声叫嚷，因为这次的情况实在非同寻常，这位新贵族的地位太崇高了，不能一般对待，而且可以感觉得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以满意的心情为他的儿子作出这种打算。当然啰，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过这是我经过周密细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相信不会有错。我敢说，是那位做父亲的首先对奥蒂丽感兴趣，而且正是由于他这种亲切的表示才引起儿子的注意，——一经引起他注意，就迅速发展成热烈的感情，这种激情也表现出像他父亲一样的审美的情趣，他在很多方面有着他父亲一样的鉴赏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其实他自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鉴赏能力，完完全全依靠他的父亲，接受他父亲的看法，尤其在他和女性的关系方面表现得格外清楚。不论在后来或者很早以前都是如此！还是让我谈谈奥蒂丽吧。
这可爱的人儿第一次和冯·歌德先生相遇时，她的心理状态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在期待中”。甚至当她刚是个少女时，已经有人向她求婚，她受到很多人追求，她对付他们，有的假装痴呆，不表示态度，有的开玩笑似地应付一阵子，似肯非肯。其实她还没有爱过谁，她在期待她的第一个情人；过去，她的心似乎一直在修饰打扮，准备迎接这位全能的上帝，现在，这个奇特的、不合常规的、高贵出身的追求者激起了她感情的波涛，她以为她的上帝已经降临了。她对伟大诗人的崇敬当然是非常深的；他向她表示的好意使她受宠若惊，——现在，他的儿子前来向她求婚，而且得到他公开的赞同，仿佛是用他的名义进行的，她自己觉得无法抵抗，这有什么奇怪呢？这件事，仿佛是做父亲的返老还童，通过年轻的儿子，自己在向她求婚。那“年轻的歌德”爱她，——她也几乎一点也没有犹豫不决，她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那个唤醒她的人，她命中注定的男人，她毫不踟蹰地回报了他的爱情。
照我看来：她愈是感到出现的形式十分离奇，她愈是相信这是命中注定。她觉得爱情是一种变幻莫测的东西，是一种不可预计的力量，它统治着一切，喜欢捉弄理智，使人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在它面前缴械投降。她曾经幻想过自己要挑选的小伙子是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是按照她的模子创造出来的人，但比她更高明，更勇敢高尚，更无忧无虑，是个比奥古斯特心境开朗的人物。奥古斯特跟她想象中的形象太不相似了，在她看来，这似乎是她爱情的现实情况给打上了一个浪漫的烙印。奥古斯特从小就不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少年时期，也不像是很有出息。大家认为他寿命不长。说到他的聪明才智，家庭里的朋友们普遍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不能指望他有多大的前程。然而他从童年时期一个多病的孩子长成一个结实的、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带点儿沉重、忧郁的表情，也有点呆滞，我使用这个字眼时，我是想到他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可能很美，可能很有神：要是它们能够更加全神贯注，更加流露自己的真情。我是从过去的角度谈论他，以便能够更好地打量他，更客观地判断他。不过，我说过的关于他的一些话，都符合这个二十七岁年轻人的情况，甚至比奥蒂丽第一次和他相遇时更真实地符合这个小伙子的面目。他在社交场合不是个讨人欢喜的活跃人物。由于他不愿意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他生性忧郁，他的心灵被堵塞了，他那郁郁不乐的性格实际上应该称之为绝望，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气氛。他这种郁郁寡欢、默默退让的心情产生于一个根源：作为杰出人物的儿子，经常面临着与他的父亲作比较的局面，这种比较实在使他气馁，他生怕会碰到这个局面，对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
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儿子——是很大的福气，是一种可贵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经常不断地使他的个人自尊心遭到屈辱。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本题词簿，年来岁往，这本簿子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知名人物的名字和题词，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在这儿魏玛的，也有在跟他父亲一起去旅行的那些地方的：哈雷、耶拿、黑尔姆施泰特、普尔蒙特以及卡尔斯巴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强调这年轻人的这一个特殊身份，这个特点在他自己看来是最最不属于个人的，然而在每个人的心中却已形成牢固的偏见：就是他作为儿子的身份。哲学家菲希特教授写下：“国家对您有着巨大的要求，我们时代独一无二人物的哲嗣，举世无双。”这句话也许令人鼓舞，可是同时对这年轻人的内心却是个压力。有一位法国官员在题词簿上写道：“伟大人物的儿子名垂后世的，世间少有”，谁能猜想这句精辟的题词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会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鞭策，努力使自己成为例外？即使如此，也把人逼得喘不过气来。倒是但丁在地狱大门上的那段铭文，它的意思还比较近似。
与他的父亲进行比较，是奥古斯特的致命伤，他似乎下了个粗暴的决心，无论如何不让这种现象发生。他几乎怀着怨愤的心情，断然放弃诗歌方面的任何野心，也不愿和文艺界发生任何关系，显而易见，他故意挑选了这样一条道路：做一个讲究实用的普通人，一个清醒冷静的业务人员，一个智力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对更高级的东西不屑一顾，哪怕它们在自己身上露了一点苗子，他也必须把它们硬压下去，不让它们冒出头来，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出现这种致命的对比。可是他不相信自己，他的不满和喜怒无常，他的怀疑和神经过敏，并不能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同时人们没法认为他是受了自尊心的驱使。可以这么说：破碎的自尊心使他变成了病态。他所以能够达到目前的地位，是依靠种种照顾，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他的出身强加于他的。他勉强地顺从了，但是并不能阻止它们吞食掉他的男子汉气概和自尊心。他接受的教育是零星的，松散的，相当放任的。他担任的职位，用不到证明他是不是合适就给了他任命；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对他的恩宠，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才干。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或许早已得意扬扬地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了；然而，他却因此忍受着苦痛。这表示他很正派，只是他也没有谢绝由此得到的好处。
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不要忘记，奥古斯特不仅仅是他父亲的儿子，也是他母亲的、那位女郎的儿子，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和窘迫的情况，涉及到他的自尊心和他在这世上的地位。这是两种等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他的出身是高贵的，另一方面，他的出身又是混杂的，不正常的。不错，当他十一岁的时候，在他父亲的恳求下，他父亲的朋友，那位大公，向他颁发合法出生的旨令，授予他贵族头衔，但情况并没有改变，即使六年后他的父母正式结婚，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概念已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里，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正像他是“独一无二人物的儿子”这个概念也已经众所周知一样。有一次，他引起了一场流言蜚语，那是在他十三岁风华正茂的那年，在庆祝大公夫人生日的化装舞会上，他扮演了爱神，向这位高贵的夫人献上鲜花和诗句，于是有人大声谴责，说是不应该让一个私生子扮作爱神出现在规规矩矩的人们中间。这种谴责是不是也钻进了他的耳朵，我可不知道了。不过，在他后半生中，他一定经常碰到类似的阻力。他的地位受到他父亲的声望和权威的庇护，也得到大公恩宠的保护，然而这个地位仍旧是模棱两可的。他有朋友，在高等文科中学里、办公室里以及他服务的宫廷里都有——或者人们所谓的朋友。也可以说，他没有一个朋友。他是太多疑了，太沉默寡言了，对他那既高贵又成问题的特殊地位太敏感了。他的社交范围总是混杂的。从他母亲那方面，给他引来的是些带点儿吉卜赛人风味的人物：很多戏院里的演员，很多热爱杯中物的年轻人，他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喜欢喝酒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亲爱的冯·施泰因伯爵夫人曾经告诉我，这位十一岁的少年，有一次和他母亲的那一帮快活的朋友待在一起，他喝下的香槟酒不下于十七杯之多；她自己对此怎么样呢，据她说，当他探望她时，她很难限制他喝酒。她认为——尽管这样谈论一个孩子有多么奇怪，——那是消除他内心苦痛的一种冲动：借酒浇愁！有一次，他的确忍受了内心的苦痛，因为他父亲一眼看到他时哭了，当时他受到巨大的震惊。那是在一八〇一年大师患重病的时候，痉挛性咳嗽和脸部丹毒把他带到坟墓的边缘。他艰难地逐渐恢复健康，由于身体虚弱，他哭了很多次，特别是当他一眼看见这孩子时就会流下泪水，——于是奥古斯特发现，喝下十七杯酒才能心里好受些。做父亲的对于他的喝酒并没有说过多少反对的话，因为大师本人同美酒佳酿的关系也是向来热情融洽的，也许这使他的儿子很早也染上了这个嗜好。我们不能不把奥古斯特性格中的很多缺点，例如容易烦躁、忧郁、粗鲁、怪僻，归咎于他很早就日渐沉湎在巴克斯的欢乐中，这真使人感到遗憾。
奥古斯特对奥蒂丽表示的崇敬，既不风雅动人，也不富有情趣，然而这位可爱的姑娘相信，她在这年轻人的身上看到她的命运将得到体现。她认为，她要用爱情来回报他，尽管这是不大可能的，或者像我刚才所说的，确实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她的高贵的心灵，她对他生活中悲剧性的哀婉动人的因素，怀有诗一样的感觉，这些都有助于她的信念。她梦想自己成为驱除他的恶魔的救星，成为他的善良的天使。我谈到她的这种浪漫的魅力，一方面她是魏玛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另一方面却是秘密的普鲁士爱国志士，过着双重生活。她对奥古斯特的爱给这种魅力增添了一种新的浓烈的色彩，因为她自己的见解和那位向她求爱的年轻人家庭成员的见解有分歧，这就加强了她的恋爱的矛盾性质，使它比实际情况更具有爱情的韵味。
至于我们那位精神世界的英雄，德意志的骄傲，给我们民族的荣誉添上了无限光辉的人物，他对祖国的覆灭是不是也像那些高贵的心灵一样感到悲痛，或者，当解放的时刻临近，大家的灵魂几乎要爆炸时，他是不是也一样热血沸腾，这我就没法说了。我只能说，他对这两者都漠然对待，可以说，他在敌人面前把我们弃之不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只能忘掉它，只能忍受它，让我们的感情只是沉溺在对他的钦慕和热爱中，钦慕他的天才，热爱他的伟大的品格。耶拿之役的灾祸也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仅来自胜利的法国军人，也来自作战之前已经驻扎在魏玛的那些普鲁士人，他们闯入他的花园别墅，拆毁了门和家具，用来生炉火。这一切他都默默忍受了。据说，这场临门的灾祸使他损失了足足二千塔勒，更不必说那十二桶美酒了。那些抢劫者甚至在他的卧室里骚扰他。不过他并没有受到掠夺，因为早已在他家的门前派驻了卫兵，元帅们就住在他的家里：内、奥热罗拉纳，最后甚至德农先生也来了，从威尼斯那些日子起，他已经和他熟识了，这时德农担任帝国博物馆的总监，兼任拿破仑的艺术顾问，就是说：负责掠夺被征服国家里的艺术品……
有这个人驻扎在他的家里，对大师来说是非常惬意的；后来他似乎很愿意表明，他在这整个事件中很少受到影响。卢登教授——他损失惨重——有一次告诉我，在城市陷落后四个星期，他曾在克内贝尔的家里遇见他，提起这场巨大的灾难时，冯·克内贝尔先生一再惊呼：“可怕！真是可怕！”歌德只是讷讷地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当卢登问他，在这段耻辱和灾难的日子里他是怎样度过的，那一位回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个人从一座坚固的悬崖上向下俯瞰汹涌翻腾的海洋，他对失事的船只虽然无法给予一点帮助，但是恶浪也不可能触及他。’——这是某一位古人的话，它甚至给人一种泰然的感觉——”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追忆那位古人的名字。卢登当然知道这一句格言，他不想提醒他，克内贝尔尽管刚才情绪激动，却插嘴说：“卢克莱修！”——“对，对！是卢克莱修！”歌德说，又加了一句：“所以我镇静地站在那儿，让狂暴的喧闹声在我的头顶上掠过。”卢登向我明确地说，当他听到这些用相当满意的口气说出来的字句时，直感到一阵冷颤。这种冷冰冰的感觉在这场谈话中又袭击了他好几次；因为他对祖国的灾难和耻辱又发表了一些令人震动的言论，他对祖国的复兴抱有神圣的信念，这时，克内贝尔一再高呼：“好极了！完全正确！”歌德却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于是那位少校在高呼几声以后，转移话题，谈论起文学来了。卢登不久也就告辞了。
这个情况，都是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告诉我的。不过，我亲耳听见大师怎样谴责帕索博士，驳斥了这位中学教师的意见，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的沙龙里；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但是我感到很不满。帕索雄辩地讲述着，他怀着满腔热忱，倾注着整个心灵，说着激动人心的话，他说，通过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发扬古希腊精神，把它灌输到至少每一个人的心中去，对于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德意志来说值得效法，就是：鼓舞起为自由、为祖国奋斗的信心。（我要顺便指出，像帕索这样的人，在这位权威人物面前几次三番坦率地敞开自己的心胸，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竟会有人对如此有力、如此符合人心的见解表示反对而应该抛弃它。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位伟大人物根本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不许可在他面前谈论这个问题。）——“你听我说！”这时他说。“我自信我也懂得一点古代文化，你认为自由的概念和爱国的意识都是来源于它们，可是这些概念总是处在危险中，随时都会成为可笑的话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竟然带着冷冷的怨愤口气说出“可笑的话柄”这个词来，这是他对这些概念的最严厉的嘲笑。——“我们的市民生活，”他继续说，“跟古代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同国家的关系也跟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大不相同。德国人不可以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必须接纳整个世界，以便在世界上发生作用。不要敌视地和其他的民族隔绝，而要和全世界友好交往，致力于社会道德的培育，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哪怕以我们天生的情感或权利为代价。”——这最后一句话他是提高了嗓音用命令式的口气说的，他的食指轻轻拍打着面前的小桌子，继续说：“抵抗上级，顽固地反对一个胜利者，仅仅因为我们熟悉希腊和拉丁文化，而他对这些东西只懂一点儿，甚至一窍不通，这是孩子气，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这是学者的骄气，这使这个人显得可笑，也损害了他。”——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向那非常惊愕地坐着的青年帕索转过身去，用更为亲切然而严肃的口气说：“博士先生，我根本不愿伤害你的感情。我知道，你的动机是好的。可是光有良好和纯洁的动机是不够的。一个人也必须看到他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我对你的行为感到惊恐，因为它是某种可怕事件的先兆，虽然它表现得很高尚，很纯洁，然而，总有一天，它将被我们德国人以最最愚蠢的方式表现出来，到那时候，你自己呢，要是能够知道这些蠢事，将会在你的坟墓里睡不安宁。”
现在您想一想房间里是一幅什么景象，普遍的惊惶失措！我妈妈费了很大的劲才使无害的谈话继续进行。可是他就是这种样子，当时他的举动就是这样，他用言语和沉默不言伤害了我们最神圣的感情。或许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归因于他对皇帝拿破仑的敬仰，一八〇八年在埃尔富特，拿破仑曾经那么令人注目地优待他，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我们伟大的诗人总是明确地把它称为他最珍爱的勋章。在他眼里，这位皇帝就是天神朱庇特，是维持世界秩序的首脑，在他的莱茵联盟中的德意志各邦，包括南方古老的真正的德意志地区在内，是新颖的，生气勃勃，充满了希望，他一向认为自己的成就很多归功于法兰西文化，而在和法兰西文化的富有成果的交流中，德国的精神生活将会得到发展，取得净化。您一定记得拿破仑曾经迫切地邀请他，是的，曾经要求他，要他搬到巴黎去居住，歌德对此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还对实际可行的情况进行种种探询。在埃尔富特那次会见之后，他和那位皇帝之间有着个人之间的交谊。这位皇帝对他像一个地位相等的人那样对待，那位大师呢，他可能确信，他不必为了他的精神王国和德意志观念对另一位感到害怕，拿破仑的天才同他自己的天才并不是敌对的，尽管世界上其他的人在拿破仑面前是那么心惊胆战，诚惶诚恐。
也许您会把它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安全感和友谊，不过，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位人物的利己主义不是一件私人的事，而是具有深远的普遍的影响，其次，难道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坚持他的信念和观点？当然不是——把我们小小的国土托付给那位可怕的保护者，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譬如说吧，我们内阁的头儿，那位尊敬的冯·福格特国务大臣坚持说，拿破仑很快就会把他最后的敌人击倒在地，到那时候，一个统一的欧洲就可能在他的统治下过着太平日子了。我不止一次听见他当着大家的面亲口这么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曾严厉谴责一八一三年在普鲁士的起义，说它要把普鲁士变成另一个西班牙，违背国王旨意。“那个好国王啊！”他嚷道。“真是令人惋惜，他为这件事将遭受多大的痛苦，尽管他自己也是无辜的。至于我们其余的人呢，如果我们不愿遭到相同的下场，把自己毁灭，我们就需要凭我们的全部智慧。谨慎小心，保持冷静，不偏袒，对拿破仑皇帝表示忠诚。”——就是这一位机灵的有心计的政治家，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我们。大公殿下自己怎么样呢？甚至在莫斯科战役之后，当那位皇帝十分迅速地又建立起新的军队时，我们的大公伴随着他，从这儿出发奔驰了一段路程，向易北河进军，到那儿去击败普鲁士人和俄国人；还在不久以前，我们还以为普鲁士国王会随同拿破仑一起出发打击那些野蛮人，想不到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竟然联合起来反对他。卡尔·奥古斯特从那次骑马随驾，回来以后，充满了激情，狂热地赞美“这位真正不寻常的人物”——他是这样表示的，在他眼里，这位皇帝像一位完成上帝使命的人，一位穆罕默德。
可是在吕策之战以后发生了莱比锡之战，于是再也听不到“完成上帝使命”这样的话了，也不再为这位英雄倾注热情了，全部热情都像帕索那样倾注给自由和祖国了。我不得不说，当事态出现不寻常的变化，以及一位在人们心中十分信赖的人物遭遇了不幸时，我发现人们竟然那么迅速、那么容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甚至还有更奇怪、更难理解的事，眼看到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被事态的发展置于错误的地位上，而那些渺小得多、也平庸得多的人物竟然被证实比他更加明白事理。歌德曾经一再说：“你们这些好人啊，把你们的锁链晃动得震天响吧；这个人对你们来说是太巨大了！”现在，瞧，锁链已经落下，大公穿上了俄国人的制服，我们把拿破仑赶过莱茵河，而大师充满同情地称呼“你们这些好人”的那些人，那些卢登和帕索们，与他相比，作为胜利者和正义事业的支持者，神气起来了。一八一三年，这是卢登战胜歌德的年份——我们只能这样说，不能有别的说法。他也带着羞愧和后悔的心情对此承认，写下了为柏林节日演出的戏剧《埃皮门尼德斯》，其中写着这样的诗句：“我为我悠闲的时光感到羞愧——由于你们的受苦而得到教益——因为从这种苦难中看出——你们比我更伟大。”又有一首诗写道：“那么勇敢地从深渊中升起——凭借坚强如铁的命运——能够扫荡半个世界——然而必须重新回到深渊。”——是啊，你们瞧，现在他把他的皇帝，把那位主宰世界的人物送回到深渊中去了——至少在戏剧中是这样，因为，我相信，私下他还照旧说：“你们这些好人啊！”
现在，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奥蒂丽的求爱者，完全仿效他父亲的政治态度，他仅仅是他父亲的应声虫。他完全赞成莱茵联盟，他从中看到德国的统一，看到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他对北方和东方的那些野蛮人充满了蔑视。这些看法比起那位年长的歌德来说稍微好些，因为他的性格中有着一股野蛮的成分，我指的是他的放荡不羁，粗鲁，混合着一种伤感的情调，那不是使人感到高雅，却仅仅觉得抑郁。在一八一一年，皇帝向我们魏玛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名叫冯·圣埃格南伯爵，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个高尚人物，一位人文主义者，很有魅力，非常敬仰歌德，这两个人很快就非常友好地交往。至于奥古斯特，迫不及待地把伯爵的秘书冯·沃尔博克先生作为他的朋友。我所以提起这件事，首先让您看出这年轻人是从什么地方寻求他的朋友，在1812年12月，拿破仑从莫斯科回来，经过埃尔富特时，就是这位冯·沃尔博克先生向歌德转达皇帝对他的问候的。这件事也使奥古斯特非常高兴，因为他经常表现得对这个暴君非常崇拜——我觉得这并不十分适合，因为这种崇拜丝毫没有精神上的基础。不过，甚至在今天他还保存着一批拿破仑的肖像和遗物，他的父亲为他的收藏品添上一枚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因为他父亲不能再佩戴它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两颗跳动得不一样的心竟然被爱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这的确是罕见的。奥古斯特崇拜奥蒂丽，就像他崇拜拿破仑那样——我不能不使用比较的说法，尽管这样比较有点不伦不类。我既诧异又惊骇地看到，我那可怜可爱的朋友温柔地倾听着他笨拙的情话，确信爱神的肆无忌惮的威力，爱神战胜了见解和观念，高兴得笑容满面。这对她来说，比起他更困难，他可以公开流露自己的信念，她却只能把自己的信念埋藏在心里。不过，她并不隐瞒她所说的爱情，她那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儿子充满矛盾的感伤的感情，她也不需要隐瞒，在我们小小的圈子里，感情和对感情的崇拜受到最温存的珍惜，能够得到普遍的尊重。至于我，是她时刻为她担心的知己，忠实地陪伴着她走过她爱情历险中的各种阶段。对于她的母亲，她是能够大胆地向她袒露自己心头秘密的，因为冯·波格维希夫人自己很久以来有着类似的经历，所以能够像女伴之间说悄悄话那样得知她孩子的秘密。她曾经和一位漂亮的埃德林伯爵相爱，他是德国南方人，现在担任内廷总监兼国务大臣，是她女儿的监护人，开玩笑地说，是她的好爸爸；他是她家的朋友，而且有一天可能比这关系更进一层。她希望有这么一天，这个希望不是没有基础的，正等待他发出决定性的话，可是这样的话却迟迟未见发出。因此爱神给这母女两人提供了彼此互倾心头秘密的丰富材料，谈谈每天的希望和痛苦，谈谈她们共同处境中的欢乐和失望。
奥古斯特和奥蒂丽在宫廷里、剧院里和他父亲的家里相见，也在很多私人社交场合见面。不过，这对情人有时远离社交场所，而在僻静的地方相会，歌德和奥蒂丽的祖母在伊尔姆河畔各有一所古老的花园别墅，这给他们提供了两处既安全又隐蔽的约会去处。在这些场合，我总是陪随在我那小心肝的身边，看到她与他分别时发出幸福的喘息，红着脸拥抱我，感谢我帮助了她，这真叫我不胜惊讶；因为我不仅作为第三者和监护人，还确信无疑地看到这种聚会是如此枯燥乏味，谈话空空洞洞，无话找话说，断断续续地谈论最近一次舞会，关于宫廷中最新的流言蜚语，一次已经结束的旅行或者正要进行的一次旅行，如此等等，只有在这小伙子谈到他为他父亲服务时，气氛才有点活跃。不过奥蒂丽不会承认这类约会使人不舒服，感到枯燥无聊。她表现得好像在这些枯燥无味的聚会和散步中找到了贴心人。的确，她就是这样告诉她母亲的，或许她在把自己的心情告诉母亲时，也从她母亲那儿得到信息，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那位伯爵很快就会吐露求爱的言语了。
事情就是这样，这时在这可爱的孩子的生活中遇到一次经历，我说到它的，我的心弦不能不同情地颤动起来，因为在这次经历中，我们两人都体会到这个时代的一切美好和伟大之处，赋予了我们个人的使命。
一八一三年的朝霞出现了。在普鲁士的大地上发生了壮丽辉煌的事件——爱国者的起义，这种起义战胜了国王的迟疑不决，建立了志愿军团，国内最优秀的青年们准备抛弃种种舒服的条件和文化生活，成群结队地参加，他们热血沸腾，准备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正像我说过的，所有这些壮烈举动的消息传到我们这儿后只出现少数几声微弱的回声。然而在我朋友的心灵和她下落不明的父亲的领域之间存在着感情的纽带，这一情况，我已经说过，或许这些确切的消息是通过她那些普鲁士的亲戚传到她那儿的。她那可爱的身体颤动了，接触到这些发生的事件，她的内心燃烧着烈焰，生活在我们这种田园诗般的环境中间，她早已渴望这些事件出现，早已预见到它们。她感到自己在血缘上和精神上都是属于这些英雄人民的，现在他们正奋起动摇外国专制统治的枷锁。她的全部心身都融化在斗争的热情中了。正像她的人民一样，通过他们的榜样，正在使整个德国燃烧起为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火焰，她也把我带了一起参加，使我完完全全成了她烈焰般希望的坚决支持者，像她一样同仇敌忾。具有她这样感情的人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寥若晨星。在效忠拿破仑和莱茵联盟的阴雾中已出现了为祖国密谋反抗的微光。一些年轻贵族，像宫廷侍从冯·施皮格尔和行政参议冯·福格特，与耶拿的普鲁士人有着危险的秘密联系，向他们提供魏玛的情况。奥蒂丽很快就和他们有了接触，她有着他们一样的激情，参预他们的密谋。她是在玩命。我一半是为了要她克制自己，一半是出于真正的感情，在这些秘密的政治活动中成了她的伙伴，就像在她和奥古斯特·冯·歌德的约会中参预了她少女心中的秘密一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两件事情上，哪一件更使我为她担心，为她忧虑。
当然，战事的进程在开始时显得并不充满希望。不过，奥蒂丽不久怀着喜悦的心情看到普鲁士军服在魏玛出现，那是在四月中旬，在十六日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是发生在今天一样，一队穿着匈牙利式制服的轻骑兵和骑马的狙击手在这座城市里进行突然袭击，他们俘获了驻扎在这儿的少数法国兵，撤退时把他们作为战俘带走了。皇帝的骑兵听到消息后，从埃尔富特赶到这儿，发现城里没有普鲁士人，就回到他们的驻地去了。他们回去得太匆忙，因为第二天上午，年轻的布吕歇尔的一些骑兵，外加一些穿匈牙利式制服的轻骑兵和绿色军服的狙击兵，骑马开进这个城市，受到居民的欢呼——可以想象奥蒂丽简直欣喜若狂。城里又是跳舞，又是豪饮，大家纵情欢笑，想不到乐极生悲，几小时后就受到报应：“法国人来啦！”这句话顿时传开了，我们的解放者马上离开豪饮的场所，拿起武器抵抗。那是苏昂将军的部队，他们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冲进这个城市，经过短暂的战斗后，法国人又一次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我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心惊胆战，为我们刚才还在高高兴兴地招待吃喝的那些勇士的生命担心。我们透过窗帘窥探街道上的混乱景象，倾听子弹的咝咝声和号角的嘟嘟声。战斗很快从街道转入公园，不久就转到城市外面去了。胜利是属于敌人的。唉，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的确，尽管和我们的意志相违背，看来这场战斗好像是秩序战胜了叛乱——一场多么愚蠢的儿戏般的叛乱，从它的失败可以得到证明。
安宁和秩序总是好事，不管是由什么人来维持。我们必须替法国人安排住宿，城市马上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达到了它能够承受的极限，而且时间又很长久。不过，总算恢复了和平，街上人来人往，日落以前可以自由通行，市民们在胜利者咄咄逼人的保护下进行他们的日常事务。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神秘的动机，驱使奥蒂丽在第二天午饭后不久带我出去散步。隔夜通宵下雨，白天却阳光明媚，这四月的天气洋溢着甜蜜的春天的希望，吸引着我们。好奇心诱惑我们漫步街头，那儿在昨日曾经进行可怕的激烈的战斗，我们看到战斗的痕迹，房屋上弹痕累累，墙上血迹斑斑，叫人触目惊心，我们这些柔弱女性在惊骇之余还混杂着对男性敬慕的感情，佩服他们坚强勇猛的胆量。
我们从城堡和市场出来，来到正在泛绿的田野，到达田间高坡，然后离开那里，朝伊尔姆河的方向走去，在离河畔不远的草场小路和灌木丛生的通道中踱步，经过“痂皮小屋”走向“罗马人之屋”。地面上脚印零乱，到处都见到被抛弃的武器和军服，表明这里发生过严重的战斗，出现逃奔和追逐的场面。我们边走边谈，谈到已经发生了的事以及将会发生的事，谈到一些萨克森的城镇将被那些东面来的人所占领的前景，谈到魏玛处在埃尔富特的皇帝的重要据点与邻近的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可怕局面，谈到大公殿下的尴尬处境，谈到大公的离去，他已到中立的波希米亚去了，有些法国外交使节已到戈塔去了。我们还谈到奥古斯特，我记得，也谈起了他的父亲，他已屈服在家属的劝说之下，离开了这个受到威胁的城市，在上一天的清晨，刚巧在布吕歇尔的部队突然袭击之前不久，他坐上自己的马车向卡尔斯巴特驰去了；他一定已经在路上遇上他们。
我们再继续向荒郊野地前进似乎不安全了，正打算转身回去，忽然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一半是叫唤，一半是呻吟，打乱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脚像生了根似的，惊骇地站着，我们仔细倾听：从道路旁边的灌木丛里又传来相同的呻吟，相同的叫唤。奥蒂丽吓得抓住了我的手，——随后她放开了我，我们两个年轻少女，心扑通扑通直跳，拨开灌木树丛寻路走去，一边走，一边问道：“那儿有人吗？”谁能描写出我们的惊愕、同情和不知所措？在树林里，在湿漉漉的草丛间，躺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一个受伤的战士，一个被赶出城市的英雄队伍中的一名成员，他那鬈曲的金黄色头发蓬乱，黏糊糊的，端正的脸上刚刚长起胡子，两颊因发烧而泛红，同他蜡一般苍白的前额形成可怕的对照，被雨水淋湿的军服粘上了泥土，由于半干而变得僵硬——尤其是军服的下面部分——还留着半干的血迹。这叫人触目惊心，然而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产生最深沉的感情。您可以想象，当我们倾盆大雨般询问他的伤势和他的健康状况时，我们的情绪是何等激动，声音也发抖。“老天爷到底把你们派来啦！”他用急促的德国北方口音回答，声音从打战的牙齿中间漏出来，他每次移动身体，都会倒吸一口冷气，漂亮的脸孔痛苦得扭歪了。“在昨天那场胡闹中我的大腿上挨了一枪，我一下子给打闷了，不得不放弃我通常用两条直立的腿走路的习惯，我只能爬，一直爬到这儿，这儿倒是挺僻静，只是有点儿潮湿，因为昨晚哗啦哗啦地下着大雨，我从昨天上午以来一直躺在这个鬼地方，巴不得能找到一张床铺睡觉，因为我大概有点发烧。”
这位英雄就是用这样一种学生腔描述他的尴尬处境的。他确实是个大学生，当他向我们说明情况时，他的牙齿还在不住地彼此厮打。“我名叫海因克·费迪南德，”他说，“布雷施劳大学法律系学生，志愿狙击兵。两位小姐现在对我该怎么办呀？”——他问得有道理，因为我们一看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位普鲁士英雄，我们的偶像，带着个很普通的名字海因克，说话不拘小节，突然之间离我们这么近，有血有肉，实实在在，我们一时间惊呆了，头脑迷迷糊糊，什么好主意也想不出了。怎么办？您可以想象，要我们两个年轻姑娘亲手去摆弄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一个大腿受伤的小伙子，而且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我们怎能不缩手缩脚呢？我们应该扶他起来，把他抬走吗？往哪儿去呢？城里不能去，那里到处是法国人。找一个临时隐蔽场所？例如那所“痂皮小屋”，那是比较近些，可是凭我们的力气，正像他自己的力气一样，是无法到达那儿的。虽说他的伤口已经差不多停止出血，可是他的腿非常痛，不可能走路，即使我们扶着他也走不动。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只好提出——这位英雄自己也同意——让他躺在原来地方，躲在灌木丛中多多少少可以掩护，我们自己先回城去，把我们珍贵的发现向可靠的人透露，同他们商量对策，采取安全的秘密措施。因为没有比被俘的想法更使费迪南德感到憎恶了，他一心一意想尽快恢复健康，重新参加战斗，彻底砸烂“拿破佬”——他是这样称呼那个科西嘉人的——解放祖国，把巴黎变成废墟。
他牵动着冻得发抖的颌骨，吐露他的这些计划，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眼前一切实际的困难处境。他口渴得难受，奥蒂丽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几块薄荷糖，他马上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身边带着一只嗅盐瓶，他用男子汉的讽嘲神气把手一挥，退回给我，不过他容许我们把我们的披巾留给他，一块作为枕头，一块作为毯子，只是太轻太薄了，临别时他用这样的话向我们告别：“好吧，我的小姐们，你们看看有什么办法把我弄出这个该死的鬼地方。真可惜，和你们宝贵的相聚只好暂时中断了。我说，这是在我孤独处境中的一个愉快的插曲，一言为定！”——处在生与死的紧要关头，他的说话总是这么沉着镇静，富有英雄气概。我们对躺着的人行了屈膝礼，他动弹了一下作为回礼，似乎他要把两只脚后跟相并还礼似的，然后我们匆匆离开了……
我简直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回到城里的。我们是依靠兴奋的翅膀飞回来的，其中还混杂着狂喜和惧怕的心情。不过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千万不能让人察觉我们这样急匆匆飞回的真相。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出谋划策救援这位英勇的人儿。不过，决不能再让他无依无靠地躺在露天底下度过第二个夜晚，必须把他安置在一所安全可靠的房屋里，细心照料他，这是我们乱糟糟的头脑里的一个最坚定的想法；还有一个同样迫切的愿望，我们两人必须亲自照料他。我们认为可以让我们的母亲参预秘密，她们当然会同情我们的，可是她们能出什么主意，怎样帮助呢？这件事非得依靠男人的援助不可。我们想起宫廷侍从冯·施皮格尔先生可以托付，我们知道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何况他是这次倒霉的普鲁士部队袭击行动的发起者之一，因此有充分理由对这次事件的一位牺牲者伸出援助之手。他当时还没有出事，只是在几天以后，由于某一个谋求私利的居民的告密，他和他的朋友冯·福格特被逮捕，要不是拿破仑亲自重临魏玛，出于对大公夫人的好意，宽恕了他们，他们两人就会为他们轻率冒险的爱国主义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关于以后的经过，我不愿把细节忽略掉。冯·施皮格尔确实没有叫我们失望，他立刻着手进行工作，显得考虑周到，效率很高，而且十分小心谨慎。他找来了一副担架，把它拆成零件，偷偷地带到公园里，还很快给那可怜的人儿办了干燥衣服和营养食物，请了一位外科医生照料他，给他换上平民服装，乘着暮色苍茫，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沿着城市外沿绕道送进了城堡。那位宫廷侍从取得管理人员的同意，在城堡古旧部分称为“巴士底狱”的门屋顶楼的一间高高的小房间里已经给他安排了隐居处和避难所。
在这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们勇敢的朋友在他的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由于他的腿部伤口溃烂化脓，再加在潮湿的市郊公园里过夜，患了重感冒，咳嗽不止，热度上升，增加了痛苦。这样的病情可能使医生犯愁，幸亏病人年轻，天性乐观，有利于康复，仅仅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去重新参加战斗的想法对治疗有些阻碍。医生定期前来诊治，老迈的城堡管理员给病人送饭。我们两人，奥蒂丽和我，负责看护他，我们每天爬上朽烂的梯阶，来到他那使人着魔的小房间，给他带来酒、果酱和其他美味可口的小巧的食品，还给他读一些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到他的健康状况许可，我们就和他聊天，还给他写信。他把我们称为他的天使，在他鲁莽的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后面，却隐藏着非常温存的性格。他对我们的文艺爱好不感兴趣，总是笑着，不参加这方面的谈话，因为在他的头脑里，除了法学，没有别的，只有祖国和祖国的复兴，为了其中之一，不得不舍弃另一个。我们乐意承认，如果一个人自己就是诗的化身，不消说，他是可以对诗不屑一顾的——事实上，这位漂亮、善良、高尚的人儿，他就是诗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他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因此，后来自然而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们探望他后，走下梯阶时，奥蒂丽突然默默地意味深长地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拥抱，我对她的内心表白，从我内心深处给予回报，给了她一个热情的亲吻——这一种感情的交流，在这破旧朽烂的梯阶上，差一点站立不稳摔了下去。
整整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充满了激情，意气风发；它们给我们的少女生活赋予最美好的内容。我们照料这位英雄少年，像他一样也是为了祖国，经过短短的一段焦虑的时光，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探望他的过程中，看到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确实令人高兴，我们像姐妹似的分享了这种欢乐，的确，我们把全部感情灌注在光荣的看护工作中了。我们的预感会告诉你，这无法形容的温存的感情是和我们的慈爱之心以及爱国主义混杂在一起的，不过，在这里面，我自己的感情其实不过是可爱的奥蒂丽的感情的陪衬，可以说，把优先权让给了她——这是归因于事物的天性。费迪南德的很有分寸的感激之情可能也落到其貌不扬的我的头上，由于他那种与他非常相配的朴质的品性，随后我可能以缺少外表的美貌作为理由对这类礼遇表示冷漠，我不抱奢望，我的举止从开始时起就很妥善，聪明地在这场传奇小说般的奇遇中扮演知己朋友的角色。这样做，适合我的天性。我也并不妒忌，不仅因为我爱我的朋友，为她的魅力感到骄傲，而且也由于事实上费迪南德对我们两人一视同仁，我还以人类宽大的知足心情感到，他从来不曾改变那一种轻快的表示友谊的说话语气，即使对我的心肝宝贝也是如此；此外，这位第三者的出现也使我高兴，就是：希望这次新的从未梦想到的体验会帮助奥蒂丽转移向奥古斯特·冯·歌德的关系，在我看来，那是十分可怕，十分不幸的关系。因此，当她向我吐露她内心的秘密，说她对费迪南德的感觉与她以前曾经在心中感受过的所有感觉都完全不同时，我毫不掩饰地流露我的满意和宽慰的心情，她说，现在她从生活中学习到，友谊不管是多么深、多么令人关怀，它和真正的爱情是有区别的。可是经过考虑，想到海因克不是贵族出身，他仅仅是西里西亚的一个毛皮商人的儿子，绝对不能匹配一位奥蒂丽·冯·波格维希，我的欢乐也就蒙上了阴雾。他是不是由于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使他那么严格地保持他轻快的友谊的语气，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海因克恢复健康期间，欢快的社交季节结束了，喜剧院虽然还在上演，可是宫廷宴会和舞会已难得举行，而在这类舞会上，那些法国军官却是主要角色。我们和奥古斯特·冯·歌德见面的次数比起在冬季时少多了，不过，一起散步以及在花园中的约会并没有完全中断，虽然由于他父亲不在魏玛，他的工作的担子加重了。费迪南德的真相是小心地保持着秘密的，除了原先协助和参预机密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被我们发现的小伙子隐藏在他那睡美人的小房间里，不过，奥蒂丽感到她应该把这个秘密向这位宫廷顾问透露——主要当然是出于忠实于友谊的责任感，但是在我看来，她还出于一种好奇心，看看他对我们这场历险的消息作何反应，他会对它采取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很冷漠，甚至带着讽嘲的味道尤其是在他多多少少得悉海因克的家庭情况，知道他是平民出身以后。他表现得很少感兴趣，也不表示好奇，仿佛他宁愿对这件事不问不闻，我们以后也就难得在他面前谈到它，因此，奥古斯特对于我们英雄的真实情况，关于他的幸运的复元，关于他继续短暂地停留在这个城市里，以及他暂时重新消失，都继续故意不问不闻，似知非知。
不过这是些后来的事，我稍稍提前叙述了。费迪南德的复元，比我们设想的还快，他已经能够离开床铺，依靠一根残废人用的拐杖，一瘸一拐地练习用两条腿在高高的小房间里走动；友善的春光通过一扇小小的老虎窗透进他的避难的“牢房”，帮助他，使他恢复了生机，如果能够换一个住所，置身于自由自在的安静的环境里，也许对他更有好处。城堡管理员的一个堂兄在宫廷马厩后面的九柱戏广场开设一所制鞋作坊，准备在底层安排一间房间，接待这位恢复健康的人，于是在六月初的某一天，他从那传奇色彩的隐蔽处移居到那儿，现在，他可以坐在附近一条河的岸边，沐浴着阳光，或者走到桥的那一边，观赏旷野和翠绿的草木，游览狩猎小屋周围的树林，以及蒂富特林阴大道。
当时，世界事务正处于平静时期。停战状态仅仅保持到盛夏——我不愿说这是不幸，因为随后的事态发展，虽然使我们经历了巨大的恐怖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却导致了光荣和自由。我们城市的生活过得还愉快，尽管仍继续不断地有着为部队安排住宿的负担，我们尽力应付着。一般的社交活动进行到初夏。我们的那位战士穿着朴素的老百姓服装，两颊已明显地红润丰满，他谨慎小心地参加活动：在我的母亲和奥蒂丽的母亲家里，在埃格洛夫斯泰因的家里，在冯·沃尔措根夫人的沙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们度过了不少欢快的然而很有感触的时光，那位年轻的英雄，少年英俊，有着骑士般的谦逊纯朴的风度，因此到处受到衷心的接待和钦佩。帕索博士对他的热情真是如火如荼，按照他理想的榜样，认为这位青年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美，混合着英雄的爱国主义和热爱自由的精神——这很有道理。不过，他作为一个男人，对我们的年轻英雄的敬慕表现得太过分，这不合我的口味，我曾经观察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战斗的民族精神是和对待他自己性别的那种男子汉的高涨的热情分不开的，这个现象是继承了斯巴达人的习俗，那一种严厉的奇异的风俗是不太令我们的女性感到愉快的。
至于费迪南德，他对每一个人都保持着相似的开朗愉快的态度，对我们也一样，因此冯·歌德先生没有任何理由对奥蒂丽感到妒忌，即使这两个像白天和黑夜迥然不同的年轻小伙子偶然相遇，奥蒂丽也知道怎样防止他们接触。很明显，她对这位英雄的感情使她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认为这是对她阴郁的情人的犯罪，她似乎把这种感情看作是对友谊责任感的掠夺，而在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感到内疚，我尽管对这种道德标准十分钦佩，可是，想到我本来希望她与海因克的这次奇遇可能把她与那位伟人之子的令我忧虑的联系解脱掉，现在理解到希望落空，不禁感到一阵战栗。“唉，雅德蕾，”有一天，她对我说，她那蓝湛湛的眼睛里蒙着一层阴影，“我已经懂得什么是幸福、光明和融洽，费迪南德的形象向我展示了它们的真谛。可是，尽管它们是多么崇高，然而，黑暗和痛苦对我们高尚行为提出了更深的要求，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愿上帝庇护你，我亲爱的！”我能够说的只能是这两句话，心里只感到一阵阵寒冷，正像我们在面对那厄运的一动不动的眼睛时也会感到一阵阵寒颤一样。
海因克走了。我们还会重新见到他的；不过，这一次，他在我们中间停留了七个星期以后，当他的双腿完全恢复健康后，他离开了，回到他的西里西亚的老家去了，去探望他的亲人，那毛皮商人一家，探亲以后，他就立刻重新参加军队；奥蒂丽和我一起为了失去他而哭泣，不过我们互相安慰，庄严地宣誓，从此以后，我们的友谊应该是对他的英雄业绩的怀念，把它作为唯一的崇拜对象。他在我们的眼里是热爱祖国的德国青年的理想形象，是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像《七弦琴与剑》的歌者所描绘的那样。可是有血有肉的形象总是和理想的形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别，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失望，不过，这也有好处，当有血有肉的形象不在时，理想的形象也就更鲜明了。费迪南德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穿着朴素的平民服装，当他离开时，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以前穿的军服的形象，我们认为穿上这种制服，确实漂亮多了，增加了男性的魅力。在他离开以后，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一天比一天明亮，而在同时，另一位的形象，那位奥古斯特的形象，却遮上了愈来愈浑浊的乌云。
八月十日，停战状态结束了，在这个时期，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以及英国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皇帝。我们在魏玛，关于普鲁士将领布吕歇尔、比洛、克莱斯特、约克、马维茨以及陶恩津等胜利的消息，只有极少一点儿传闻传到我们的耳朵里，而且很不明确，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些胜利中，我们的费迪南德一定有他一份功劳，他是在某一个地方进行战斗，我们少女的心怦怦直跳，充满了骄傲；想到他的年轻的血为了祖国可能已经在什么地方染红了翠绿的原野，我们不禁浑身发抖。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北方和东方的野蛮人正在逐渐迫近——这是我们听到的全部消息。可是，他们愈是迫近我们，“野蛮人”这个名词也就愈来愈难得从我们嘴里说出，社会和民众的同情与希望愈来愈转向他们，愈来愈背弃那些法国人：当然，一方面因为我们开始看出他们是胜利者，即使还没有来到，人们已可能希望恭顺地对待他们，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人类有着卑躬屈膝的天性，需要和外界的情况以及发生的事情协调一致地生活，需要和权力妥协，现在命运似乎正在向人们发出转变的信号和命令，所以，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那些野蛮人，那些文明的叛徒，变成了解放者，他们顺利的进军激发了热爱祖国和人民、仇恨外国压迫者的普遍的热情，而且达到爆炸的程度。
十月中旬后不久，我们怀着既恐惧又钦佩的心情第一次在魏玛见到哥萨克人。法国公使逃跑了。如果说他在离开之前没有受到凌辱，那仅仅因为人们还没有绝对把握命运将作出什么安排，或者是在设想怎样才能和权力与成功协调一致。可是，在二十日的夜晚，这些野蛮人的骑兵中，足足有五百人驰进了我们这座城市，他们的上校名叫冯·盖斯马尔，当夜走进宫殿，歪戴着帽子，站在大公的床前，向大公宣告联军在莱比锡的巨大胜利，他说，他是由沙皇亚历山大派遣，来保护大公一家的。大公殿下终于明白已经成了什么样的局面，他是个聪明人，只得顺从命运的安排，听凭事态的发展。
亲爱的夫人，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城市周围直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充溢着战斗的喧闹声，令人心惊肉跳。法国人、莱茵人、哥萨克人、普鲁士人、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斯拉夫人——野蛮的面孔换来换去，没有个完。当法国人向埃尔富特撤退，把我们的居住区让给联军时，他们马上蜂拥而进，于是，一股安置宿营的浪潮向我们迎面冲来，每一所房屋，不管是大是小，对它们的要求达到了极点，往往容纳不下。城市塞满了人，我们见到很多显赫的伟大人物：两位皇帝，俄国皇帝和奥地利皇帝，还有普鲁士太子，都在这里设立行宫，梅特涅首相也来了，显贵和将军多如牛毛；只有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一无所有，什么也拿不出，倒是有时间可以大饱眼福，我们其余的人呢，挤在狭窄的小房间里，有多少操心的事压在我们的头上，必须日日夜夜操劳，忙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过问旁人家的事，哪怕是紧邻，他们到底是怎样过活的，我们也多半在事后才知道。
不过，我们在应付这种种要求的负担上，即使表面上看来大家都一样，却有着区别：有的人以更轻松、更愉快的心情执行着，因为祖国事业的胜利，使他们乐于承担，帮助他们忍受那些盟友——东方来的哥萨克人、巴什干人和匈牙利人——的粗鲁和傲慢，补偿他们遭受的种种苦难。连我们的母亲，奥蒂丽的母亲和我自己的母亲，也在家里安置了高级指挥官及其副官仆从，供应他们膳宿，我们做女儿的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这些专横的客人的女仆了。不过，我那亲爱的心肝宝贝却兴高采烈，她现在可以把自己被迫隐藏着的普鲁士人爱国心公开袒露了，尽管必须操劳一切，却高兴得容光焕发，至于我，未免有点儿沮丧，她却一再向我谈起这伟大而美妙的时刻，对它灌注满腔热情，这个时刻对我们两人来说带着亲切的大肆赞扬的特征：我们救出的那位年轻英雄的特征，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他正在那里完成他那一份争取自由的血淋淋的工作。
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况，与公众普遍的情绪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带着一点儿个人的特殊的色彩，可是，在那个与奥蒂丽有着那么奇怪、有着在我看来那么可怕的关系的著名家庭里，它的气氛却是与众不同！德国这位伟大诗人是魏玛城中、魏玛公国中以及几乎兴奋得发狂的整个祖国中最最不快活的人。他在一八〇八年的不愉快的情绪还不及现在一半程度。我们亲爱的冯·施泰因夫人认为他情绪消沉。她警告大家不要对他谈起政治，因为，说得婉转些，他似乎根本感觉不到我们具有的那种热烈情绪。这一年是我们得意扬扬的年份，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光荣地印上红色标志的年份，可是他却说是“悲伤的”、“骇人听闻的”年份。然而，他比起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确实较少地经历到战争的可怕场面。四月里，当战场转移，愈来愈向我们这儿迫近时，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占领了周围的高地，预料将会在魏玛发生一场战斗，接着就会出现抢劫和大火，歌德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了，虽然很坚强，但疾病不断，而且长时期以来保持着那些改不了的习惯。这一次的局势可能比一八〇六年的那一次更糟，奥古斯特和枢密顾问夫人不愿意看到他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劝他赶快离开，到他喜爱的波希米亚去，到特普莱茨去，在那儿，他可以安全地生活，安全地工作，完成他的回忆录的第三卷，让他们母子两人留在家里，去对付这可怕的时刻。这种做法是合乎常规的，我没有对它说过反对的话——我没有。不过，我也不愿隐瞒，另外有人对他的离去表示谴责，说是在这件事情中只看到一位伟大人物的利己主义的自我保护。推进中的布吕歇尔的军队倒没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在魏玛城外和他的马车相遇，认出了这位《浮士德》的作者，他们即使不认为他乘车外出仅仅是出去兜风，他们也显然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围住了他的马车，毫不疑心他，真诚而孟浪地要求他给他们的武器祝福，他经过短暂的拒绝后，他同意了，说了几句亲切友好的话——一个多妙的场面，是不是？只是有点儿棘手，有点儿尴尬，因为对它的内情误解得多么天真。
我们的大师在波希米亚一直停留到盛夏。接着，那儿也不再安全了，他回来了，不过仅仅住了几天，当时看来似乎奥地利军队正从东南方面向魏玛挺进，奥古斯特又催他离去；他去了伊尔梅瑙，在那儿停留到九月初。从那时以后，他的确又待在我们中间了，凡是爱他的人一定会说，在我们遭遇到的困难中，他也同样遇到了够多的困难。的确，那是张罗宿营最困难的时刻，尽管人们希望他那幢漂亮的住宅能够受到保护，不被干扰，却也不能幸免，被迫变成了招待所：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有二十四人就餐。奥地利的军需部长科洛雷多伯爵也住在他那儿——你一定听到过这回事吧，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歌德在他的大礼服上佩带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走过去迎接这位伯爵——也许是出于奇怪的无意识，也许是故意挑衅，也许是深信像伯爵这样的人物和他一样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没有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呸，见鬼！”科洛雷多十分粗暴地嚷道。“谁还能够佩带这种东西？”竟对他说出这种话来！他没有对军需部长作声，可是事后有人听见他对别人说；“什么？因为皇帝打了一场败仗，我就不该再佩戴他的勋章？”——他的老朋友们对他大惑不解，他对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位奥地利人离开后，继续住进的是一位冯·洪堡，这位部长与歌德在文艺领域里有着二十年的联系，他一向是个老奸巨猾的世界公民，喜欢在国外过活胜过在国内住家，在这方面，甚至胜过我们的诗人。但是，自从一八〇六年以来，他成了一个普鲁士人了，像人们所说的，一个优秀的普鲁士人，就是说，他不再是其他种人了。是拿破仑造成这种情况，人们必须承认，他已经把德国人改变得很多。他把他们的牛奶——就是说，他们温顺的性格——改变成为沸腾的龙血，他甚至把那位随和厚道的冯·洪堡变成了一位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一位争取自由的战士。皇帝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恢复自己的面貌，我们究竟应该把它说成是他的功劳，还是他的罪过？对此我不愿作出判断。
当时，那位普鲁士部长和我们的大师之间的谈话有很多被泄漏出来，在社会上流传。洪堡处在柏林那种气氛中，从春天起，就已经期待歌德和席勒的儿子为了德意志的事业也拿起剑来，像那位年轻的克尔纳尔那样。现在，他试图探听老朋友的看法和奥古斯特的打算。可是，他发现，这一个被众人都看作非常伟大、非常光荣的事业，奥古斯特对它却表现出阴沉沉的冷漠，至于他的父亲，甚至愤愤地抗辩，对它表示怀疑。“获得自由吗？”他辛酸地诘问。那是一种走向毁灭的自由。治疗的药物甚至比疾病本身还糟。拿破仑被击败了吗？——他还没有呢，离击败他还远得很。尽管他像一头被追逐的赤鹿，不过这倒逗他开心，他还可能把猎犬打倒在地呢。好吧，假定他会被打倒——然后会是什么样的局面？难道人们真的觉醒过来了？他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吗？是啊，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位强大的人物倒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俄国的世界霸权代替法国的世界霸权？哥萨克人留在魏玛？——对他来说，对这位大师来说，他完全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他们的行为难道比法国人好吗？我们这些朋友干的放火抢劫的勾当不比敌人干得差。连我们的士兵费尽千辛万苦运送来的物资也被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伤兵在战场上遭到他们的盟军的抢劫。这是真情实况，有人却要写些感伤的故事粉饰它，美化它。诗人跟政治搅在一起，只会自取灭亡，人们，还有这些诗人，都处在一种令人嫌恶的完全下流的狂热状态中。总之，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件可怕的事，亲爱的夫人，的确如此。糟糕的是，每一天，每时每刻的经历证明大师的惊恐是有根据的，这使我们的热情受到了损伤。的确，法国人的退却和盟军追逐的结果造成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和敲诈勒索。我们的城市驻扎了一位普鲁士后备军上校，一个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外加一位俄国后勤指挥官和一位奥地利后勤指挥官，领导着城里的那个团。不同国家的军队，无论是在这里驻扎的或是行军经过的，经常不停地压迫我们。从被围困的埃尔富特那儿，伤兵像流水般向我们这里涌来，重伤员、痢疾和伤寒病人挤满了我们的野战医院，不久，居民们也传染上了战争流行病。在十一月，这个只有六千居民的城市，倒有五百人患了伤寒病。找不到医生——所有医生都病倒了。作家约翰内斯·法尔克在一个月内丧失了四个孩子，他的头发变白了。不少家庭死得一人不剩。恐怖和害怕传染的心情把所有活着的人吓坏了。每天两次，城里各处点燃了白沥青，用烟熏的办法消毒，可是尸筐和柩车仍繁忙地从事那种惨不忍睹的活动。很多人自杀，他们由于受不了饥饿，走上了绝路。
这就是事物的外貌，如果你要的话，这就是现实。如果你不能超越这种现实，而把祖国和自由的理想放在首位，那你是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地。然而很多人能够这样做，带头的是卢登教授和帕索教授；奥蒂丽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的诗坛泰斗不愿参加或不能参加，这使我们最感到苦恼，也许最感到痛心。我们从他儿子那里得到的讯息已经太明显了——他，当然啰，完完全全是他父亲的应声虫。这种对父亲的观点像孩子似的亦步亦趋，虽然有它感人之处，却总觉得有点儿不很自然，它使我们心头沉重，超过了他那些话本身所给予我们的痛苦。奥蒂丽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低下了头颅，仅仅有一两次抬头对他瞥上一眼，泪水在她蔚蓝色的眼珠旁闪动。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把他生身父亲对冯·洪堡以及对其他人说过的有关时代悲哀和谬误的那些话重复一遍，仿佛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还谈论到它们的荒谬和可笑。这些见解是对的，谁要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就能够看到这些兴奋得发狂的人的一举一动存在着荒谬可笑之处，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激情使他们情绪高涨，然而也使他们神智衰退。在柏林，菲希特、施莱尔马赫，还有伊夫兰，他们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走起路来宝剑在铺石路面上铿锵地作响。我们著名的戏剧家冯·科策比先生要想组织一支娘子军，如果他真的组织成功，我毫不怀疑奥蒂丽会自动要求参加，她甚至可能动员我参加，尽管在我现在冷静的头脑中想来这种主意是多么疯狂。不消说，这个时期不是一个鉴赏力很好的时期，凡是很看重鉴赏力的人，凡是很看重文化、深思熟虑、重视纪律或自我批评的人，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收获。当然，他们也不能从那发狂的时期里写的诗中得到什么教益。今天我们甚至觉得这些诗令人厌恶，虽然当时它们曾经使我们流出激动的泪水。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写诗，大家都陶醉在启示性的预言般的诗海中，沉浸在仇恨和报复的血淋淋的狂想中。一位教士写了一首讽刺诗，描写拿破仑大军在俄罗斯的毁灭，无论从总的内容或从各个细节上来看，都很下流，不成体统。亲爱的夫人，欢欣鼓舞是美好的，但是一味地热情奔放并不能使人保持清醒，当那历史性的时刻放任他们尽情发泄邪恶的激情，歇斯底里的小市民们在敌人的鲜血中纵情欢乐时，那景象叫人看来感到痛苦。我必须承认：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泛滥着疯狂的蹩脚诗人，他们不久前还对那个人表示敬畏，向他顶礼膜拜，现在这些满口狂言的人却对他恶言诽谤，肆意侮辱，事情已超出了玩笑，超出了理智和礼仪习俗。更糟的是，这些诗往往不是专门针对他作为暴君的一面，而更多的是针对他作为暴发户，作为人民和革命之子新时代先驱的一面。这些充满仇恨的诗歌，文笔既蹩脚，内容又恶毒得可耻，说什么“裁缝师傅尼古拉”，连我的奥蒂丽也为它们感到难堪。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德意志文化的帝王，那位《伊菲格尼》的作者，怎能不为他的人民的精神状态感到沮丧？“如果事情不是听上去像是吕祖的狂热的狩猎，没有人会听它的，”他悲叹道。——我们是从他儿子的嘴里听到这种怨言的。这些话伤了我们的心；不过，我们也许应该理解，这种谴责不仅是针对那些嗜血如命的打油诗人，也同样是针对那些争取自由的天才歌手克莱斯特和阿恩特。他谴责他们作出一个很坏的榜样。从他的英雄的垮台中，他只预见到混乱和野蛮统治。
您看，我是在试图为这位伟大人物辩护——不管对我来说看上去多么奇怪——原谅他那种冷漠的超然态度。我乐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他在思想上的孤立一定使他非常痛苦，作为文学巨匠，他与大众之间的看法是有隔阂的，经典与通俗之间总有一定距离，他对此早已习惯了。不过，有一点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就是他在那时候对他的儿子所起的作用，他对那个已经阴暗的心灵造成非常严重、非常苦恼的后果——此外又影响到奥蒂丽的爱情。
在那既伟大又可怕的年份的十一月底，大公仿效普鲁士的模式，发出号召，成立志愿军。实际上，这是迫于公众的要求，特别是迫于耶拿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的战斗愿望，他们全都热血沸腾地要扛起步枪。他们有着一位热情的代言人，就是大公殿下的心上人，那位美丽的冯·海根多夫夫人，也就是那位雅格曼。大公的其他顾问都反对这件事，福格特部长认为最好把青年学生的火焰扑灭，这才是明智，他说，让受过教育的人踏上战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这种要求：庄稼小伙子也能够干这种事情，而且干得更出色。学生中最最迫切要求参加的，恰恰是耶拿大学中那些最有天赋、最有学术前途的学生，不该让他们去。
这也是我们大师的观点。我们听见他非常反感地谈起志愿军问题，他说过的那些反对那位宫廷宠儿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在您面前把它重复一遍。他说，他对职业军人怀着极大的敬意，至于那种志愿军人，他们自管自打几场小仗，不依照规矩，这是狂妄和胡闹。春天，他曾经在德累斯顿，住在克尔纳尔家里，这家的小儿子跟那些吕祖分子一起骑马出征去了——没有得到选帝侯的允许，当然更没有获得他的批准，而这位选帝侯仍真诚地效忠于那位皇帝。这在歌德看来是十足的叛逆行为，业余军人的这种完全自作主张的活动是一种错误行为，只会给政府当局增添麻烦。
这位伟大人物就是这样说的。他对正规军和志愿军之间的区别的说法有点儿矫揉造作，也许是一种遁词，因为他的心并不放在祖国的事业上。不过，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完全正确，就是关于志愿军的看法。——的确，他们的训练是肤浅的，他们没有什么成就，实际上是多余的。他们的军官是不合格的，开小差的人很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甚至没有上战场。当战争在法国取得胜利后，大公把这些年轻人遣送回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这只是照顾到人民大众的情绪，人们对他们的战斗豪情充溢着诗一般的憧憬。去年，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没有再把他们召集起来。不过，这仅仅是暂时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诗人既缺乏热情，也看得很清楚，他很冷静。当然，他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志愿军这类事物的，他在那位海根多夫夫人的背后谴责她行为放荡，跟士兵们嬉耍鬼混——他那些刻毒的措词，我禁不住要想脱口说出几句。不过，最主要的，因为在他内心深处根本反对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激动——我说起这一点时总是感到很苦恼。
够了，至高无上的号召发出了，征募开始了，召集了五十七名骑兵和九十七名步兵，征募到的骑兵，包括我们青年社交界的全体人士：宫廷侍从冯·格罗斯、宫廷管事泽巴赫、贵族冯·黑尔多夫、冯·赫泽勒、县长埃格洛夫施泰因、宫廷侍从冯·波泽克，还有副县长格斯多夫——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是时髦的行为，也是必要的举动，就是说，爱国的义务是受到社会赞美的必不可少的形式，是美好的，伟大的。奥古斯特·冯·歌德不可能不参加——这不是个人见解问题，而是关系到荣誉和风度，他应募入伍了，虽然比较晚了些，没有取得父亲的同意，作为第十五名步兵狙击手。他参加以后，马上出现了一个火爆的场面，我们听说做父亲的责备他采取这个步骤，骂他意志薄弱，忘了做儿子的责任，由于恼怒，足足有好几天不对这可怜虫说一句话，其实这位儿子的参军根本不是出于爱国热情。
事实上，歌德身边缺少了儿子，确实会感到很困难，在他看来，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不方便了。自从里默尔离开这个家庭和乌尔里希结婚后（这也跟奥古斯特有关，他对待那位敏感的人物太粗鲁，叫人没法原谅），来了另一位名叫约翰的担任诗人的秘书，这个人不很能干，歌德有书写上的工作以及成百件其他事务要料理，的确非常需要他的儿子。同样确切的是，一想到要缺少了他，使歌德激动得失去常态。当然，这种失去常态与他敌视志愿军的观念有关，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借口，另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无论如何不愿让奥古斯特上战场，从那一刻起，他集中全力设法阻止。他向国务大臣冯·福格特求援，甚至向大公殿下本人申请。他写的那些信件，我们从奥古斯特那儿知道它们的内容，那简直像是“塔索”式的文笔，那些绝望的言过其实的字句表现了他另一个自我的夸张。他写道：失去了儿子，被迫让一个陌生人参预他机密的通信、他的创作、他所有的私人事务，这会使他的处境无法忍受，也会使他的存在成为不可能。这种话是过分夸大，不过，他把自己的存在作为砝码投进天平的盘子里，这样沉重的砝码会把盘子深深地压下去的，会使另一个盘子里的任何东西只能显得无足轻重，国务大臣和大公迅速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并不是把奥古斯特的名字真正从志愿军的花名册上除去，他们不愿使他丢脸，而是由国务大臣建议，大公殿下批准，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这位年轻公子先随同宫廷顾问吕尔曼到盟军司令部所在地法兰克福，那儿正在商谈军事给养费用问题，然后，担任志愿军名义上的统帅卡尔·弗里德里希储君的副官，这个副官也同样是名义上的，于是他可以留在他父亲的身边，随时为他父亲效力。奥古斯特乐意服从这个安排，不是没有遭到别人的蔑视，有人对着他撇撇嘴，作出了怪相。
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真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新年的时候，奥古斯特到法兰克福去了，仅仅是为了不在那天——一八一四年一月底——留在魏玛，因为他那些有身份的战友（那些步兵和骑兵狙击手）那天在城内教堂里举行宣誓仪式，他们出发到佛兰德去一个星期以后，他才回来向储君报到，就任他的副官。跟这位储君一样，他穿上了狙击手的制服，而他的父亲把它称之为“听从了号角声”。“我的儿子听从了号角声”，他宣称。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美好极了。唉，可惜并非如此。人们普遍对这位留在家里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耸耸肩头，表示蔑视，大家都指责这样一位父亲，他不仅自己丝毫不参预德国人民的新的爱国生活，甚至还强迫自己的儿子远离这种生活。和他的伙伴们相比，和那些在战场上面对着危险的应募者们相比，他的处境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是不妙的。在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肯定是他在官场上和社交场上的同伴，他和他们之间难道还可能存在良好的关系吗？他们会尊敬他、愿意给予他伙伴情谊吗？谴责怯懦的气氛已在空气中弥漫。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令人感触的情况来，对于一个完全相同的行为，有的人为此受到惩罚，而另一个人却受到纵容，深刻地显露了生活的不公平。我知道人类的性格千差万别，从深沉的个人原因出发，决定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判断和审美观。同样一件事，如果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可能是错了，换了另一个人，却是合情合理；有些事情在这个人似乎是痛苦的反常行为，在另一个人却是允许的，认为完全合适，理所当然。尊敬的夫人，我有一个哥哥，名叫阿图尔，他是一个年轻学者，一个哲学家，不是由于家庭传统，因为他本来打算成为一个商人，后来才从事这项事业。我曾向您透露，他曾经在帕索博士的希腊文课堂上学习过。没有疑问，他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不过，他对世界和人类的评价有点儿尖锐——我知道，人们预言他将有着一个伟大的前途，其中有一个人预言他的未来最最辉煌灿烂，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可是情况怎么样呢？我的哥哥也属于这一代人：他们抛下自己的学业，投身到为祖国的斗争中去，却没有一个人建议要他这样做，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回事，唯一的原因是，阿图尔·叔本华本人没有想到过参军，它从来没有进入他的头脑。他为志愿军的装备提供金钱，却没有想到参加他们的行列，他认为，这类活动理所当然地应该让那些被他称为“自然界的现成制品”那样的人去干。对此没有人感到惊讶。人们用一种完全沉着的姿态容忍他的言行，这等于是赞成他。从这件事情上，我更清楚地看到：在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合乎我们心意的，我们真正赞同的，是和谐，是谐调。
同样的事例发生在奥古斯特身上却完全不同，人们没完没了地丑化他，皱起鼻子瞧不起他。我的耳畔至今还响着那位可爱的冯·施泰因夫人的声音：“歌德不愿让他的儿子跟志愿军一起去！你对此说什么呢？有身份的年轻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还听见冯·席勒夫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阻止我的卡尔出发，绝对不会！那会毁了他的一生，连他的性格都会给毁了，——这小伙子会变得郁郁寡欢。”——郁郁寡欢！——我们可怜的朋友不就是这样吗？的确，他一向是这样。不过，从这不幸的时刻起，他那可怜的灵魂已日益加深地蒙上了乌云，他的苦恼可以从他的不良嗜好上显示出来，他的天性已使他染上这些嗜好：过度的酗酒，还有，（我怕亵渎了您的耳朵！）同坏女人交往。他在这方面的需要总是很强烈，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禁不住会产生疑问，这些嗜好怎么与郁郁寡欢调和起来呢？它们甚至给他对奥蒂丽的爱情投上了阴影。要是您问我的话，我真不愿说我的感触是多么深，我觉得，他是在这些放荡行为中试图证明，他被社会所怀疑的男子汉气概在另一个不太高尚的领域里仍有着它的价值。
当我谈到这一切时，我可以说，我的感情非常错综复杂。关于奥古斯特，怜悯和憎恶在我的心中搏斗着。当然，我对他那位伟大的父亲怀着崇敬的心情，不过，正像很多人那样，混杂着另一种心情，不赞成他那种不合时宜的举动：禁止他非常驯服的儿子追随时代的伟大潮流。即使如此，我私下怀抱一个希望，但愿奥古斯特的可耻的行径，他的摇摇欲坠的声誉以及全城皆知的放荡行为，会使我的小心肝疏远他，也许奥蒂丽终于会中断与这一个年轻人的关系，可以使我对这种不合适的危险的关系怀有的忧虑心情能够得到解脱，他的行为同她最神圣的信念是如此背道而驰，这时候同他交往只会带来不太好的名声。最尊敬的夫人，我这个希望落空了。奥蒂丽这位爱国者，海因克·费迪南德的敬慕者，她没有放弃奥古斯特，她坚决保持与他的友谊，她原谅他，她利用每一个机会在社会上为他辩护。当人们一再说他的坏话时，她或者拒绝相信，或者以一种深情的忧郁神色，一种着魔的神色，豁达大度地为他辩解，我想，这位可爱的人儿认为自己应该担起责任来，做他的救世主。“雅德蕾，”她会说，“相信我吧，他无论如何不是个坏人，不管人们怎样无所顾忌地说他的坏话。我瞧不起他们，我要他知道怎样更好地回敬他们的蔑视，这样，他就不给他们提供什么材料施展他们恶毒的舌头了。在那些冷漠虚伪的人物与一个孤独的灵魂之间的冲突中，你始终会发现你的奥蒂丽是站在那个孤独的灵魂一边的。谁能够怀疑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心灵中隐藏着的高尚的品质？而且，他也爱我的呀！雅德蕾，我欠着他一笔爱情债。认识费迪南德使我感受到巨大的欢乐——我们的巨大的欢乐。我继续在我的记忆中享受这个欢乐，然而我不能不把它算作是我欠奥古斯特的一笔债，我必须偿还这笔债，他的忧郁的目光告诫着我。是的，我对他是有罪的！也许那些使我听了发抖的诽谤他的话都是真的——那么，难道不正是由于我的缘故感到绝望，他才做出那些举动来吗？因为，雅德蕾，在他信任我的那段时期里，他确实不是这样的啊！”
她不止一次地向我诉说这样的话，我心中充满着矛盾。看到她不能摆脱这个不幸的人，看到她由于他伟大的父亲的愿望而永远献身给他，就好像有一支钓钩扎在她的心上，使我发愁。然而，她的话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消除了其他一些疑虑。她的普鲁士理想，她的战斗的爱国主义的观念，使我有时候感到担心，在她优美娇弱的身体里，是不是蕴藏着一个粗鲁野蛮的灵魂，可是现在她对待奥古斯特的态度，还有，由于她对我们的海因克的英俊质朴的英雄形象表示倾心而感到内疚，这一切，都让我认识到她优美高贵的品质，认识到她温柔体贴的心灵，我更衷心地爱她了，同时，也加倍地为她担心。
一八一四年五月，奥古斯特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军事行动结束了，巴黎被占领了，魏玛的志愿军在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回来了，论功行赏，他们其实不该赢得祖国的最高荣誉，但当他们回到魏玛时，仍被戴上了荣誉的桂冠。我一直害怕这个时刻，结果证明这个时刻的确使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出征归来的先生们毫不踟蹰地对留在家里的伙伴们尽情嘲笑，使用了最刻毒的词汇。这种情况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怀疑主义的信念，我对于指导人们行动的感情因素不抱敬意，因为人们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外界的情况而行动，而且受到一定的陈腐习俗的支配。当情况允许的时候，就表现得残酷无情——愈残酷愈好！他们毫不迟疑地彻底利用被允许的机会，尽情肆虐，这样，我们能够明确地说：人类多半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外界的环境放纵他们的野蛮狂暴，容许他们放纵自己心头的欲念，施行暴虐行为。——奥古斯特太天真了，或者他是存心对抗，竟然穿着志愿军狙击手的制服去迎接他的伙伴们。当然，作为部队名誉统帅储君殿下的副官，他完全有权利穿戴它。不过，人们也能够明白，他这是对战士们的挑衅，是和他们的嘲弄和侮辱相对抗。特奥多尔·克尔纳克曾写过如下的诗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呸，这种爬在桌子底下的小子，
在佞臣和女仆的背后躲藏，
不过是个无耻的可怜的侏儒。”
这些诗句太妙了，被人高声地引用着。特别是一位名叫冯·韦特恩·维埃的骑兵上尉，他丝毫不放过这天赐良机，施展他那糟蹋人的本领。他含沙射影地指出奥古斯特的出身和血统，他说，这些因素足以说明奥古斯特的怯懦和缺乏勇武气概的行为。冯·歌德先生要不是被人紧紧抱住，可能已经拿着从未使用过的宝剑摔倒在对方身上了。在严酷的情况下，提出决斗是这样一种场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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