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爸爸买生日礼物，好多个月以来，我头一次去了书店。我不知道给他买什么书，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书，我漫无目的地在书店里闲逛。过去我常常会花很多时间逛书店；过去我也知道大部分书是讲什么的以及它们想要表达什么，但现在，我只是觉得困惑，还隐约有一些恐慌。我拿起一本年轻女作家写的小说，读起书的内容简介来：我想或许我会喜欢这样。从珍妮特的房子里搬出来时，《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我已经读到一半了，即使到现在没再翻过一页，我还是希望自己会在新千年的某个时候再读一本小说。可是在我努力决定这本书是否适合我时，我意识到我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了。怎样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本书？我如何知道？我喜欢做肩部按摩。我喜欢一周都躺在游泳池旁边晒太阳。我喜欢畅饮杜松子酒和软饮料，只要喝完后不要让我去做任何事情就行。我喜欢嚼巧克力。但是书……这本书讲了一个女孩因为政治迫害被迫离开了自己在非洲的祖国来到了布逻姆利，在那里她碰到并且爱上了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年轻的光头芭蕾舞演员。“它就好像《野天鹅》里美丽的落难公主伊莱扎遇见了电影《芭蕾之梦》里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比利·艾略特，于是有了这个现代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它封底的一个评论里这样写道。我把书放了下来，不是因为它听上去像废话，而是因为没人逼我离开我的非洲，我也没有住在布逻姆利。真的！千真万确！这就是我用来帮自己下决心的逻辑！当然，这意味着很难将我和波皮、家里那只最后在马路上找到的猫区分开来——但我设法保持了三维而不是二维的存在，而且我的内脏俱全。波皮喜欢被抚摸，正如我喜欢做肩部按摩；波皮喜欢吃鱼，正如我喜欢吃巧克力。波皮也喜欢在阳光下睡觉，如果波皮在书店里拿起这本书，它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把书放下的。这样的比较让我吃了一惊，我赶紧买下了这本书，即使在这之前我已经找到了要给爸爸买的书。我不会变成宠物的。我不会。

传记，爸爸会不会喜欢传记呢？希特勒？蒙哥马利？狄更斯？杰克·尼克拉斯？出演过《东伦敦人》、经营酒馆的女人？但是爸爸称不上酒馆中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天啦！凯蒂，这不是一个真酒馆。这本书主要是在讲过去演过《东伦敦人》的那个女人。爸爸也不看《东伦敦人》，这就是你为什么不会为他买这本书的原因。我在“精选书目”的桌子上找到了一本上帝的传记，作为礼物它再称心不过了，我正准备要拿着书去付钱时，我看到了那本讲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艺术家妹妹瓦内萨·贝尔生平的书，我读过的那篇书评上说她过着丰富、美丽的生活，于是我也将它买了下来，我想看一看她的生活是如何丰富和美丽的。等到戴维和“好消息”完成了《如何是好》，我们可以坐下来交换一下意见。

戴维重又开始写起了公司小册子。他对他的小说已经失去兴趣，即使似乎他还在愤怒——然而他已经不再愤怒——他也不能在本地的报纸上发泄怒火了，因为他已被撤换、被推翻、被凌辱了：现在，在霍洛威又有了个新的、甚至比以前的戴维更愤怒、最愤怒的男人——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的专栏作家在他最愤怒的时候不比戴维愤怒，那么他就不是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这样写专栏的时候，他就会略微显得无力。不过，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愤怒。戴维的愤怒水平在九十年代末被超过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不可能永远都牢牢占据头把交椅，就像玛蒂娜不可能永远保住温布尔登冠军一样。更年轻、更卑劣的人出现了，这个新来的家伙号召关闭所有的公园，理由是它们是同性恋、狗、酗酒者和儿童最喜欢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举起双手认输，这个更厉害的男人赢了。

在过去，如果戴维未能保持足够的愤怒来保住他的工作，这会令他狂怒万分——足够的狂怒又变成了保住饭碗的足够的愤怒。但现在，戴维只是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根据自己和“好消息”合写的那本书，他为报纸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但没人喜欢看。我觉得现在他的精神已经完全振作不起来了，如果他到医院来找我看病，我会给他开些药的，但他不会来。所有的空闲时间，他都是和“好消息”待在一起写《如何是好》，但现在空闲时间更难找了，因为有一大堆的公司小册子在等着他写。

在心里反复斗争了很久，最终我们决定让“好消息”搬出去住，我们给了他三个月时间找房子。他说，他也意识到了他一直是我们的负担；毕竟，我们是个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他知道这一点，他应该尊重我们的，你知道的，我们并没有核心。我们知道他是在嘲弄我们，但我们不是很在乎——或者至少我不在乎。只是每天在上床睡觉前，戴维总要为此痛苦一阵，他自言自语地念叨，我们是不是想要成为核心家庭，我们是否应该脱离核心家庭，但是他的大部分信念已经丧失了。

孩子们的情绪似乎也很低落。他们被我的爆发震动了，我不得不跟他们解释我男朋友的事，每次吃饭或者一起外出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充满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最近几天我只和戴维吵过一次嘴，是因为一只平底锅引起的，也许以后，我和戴维还有孩子们都需要心理辅导。我猜测几个月以后，孩子们就会把这场不幸忘掉，但现在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希望我们不是故意地让他们觉得如此不安全。

至于我，我不认为自己情绪低落，这个词用得不妥当，我是气馁。我不再去考虑是否要离婚——那个友善的牧师把这个选择从我身上夺走了。我渐渐明白，在结婚前做的那些离婚后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我可能至少要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才会离婚。这样说来，那是……十五年？那个时候我大概五十五六岁，我的一部分生活——关于乡村歌手克里斯·克里斯多佛森的那部分——已经被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但我毫无选择，那也是一种美德，它无疑净化了我的心灵。总是会有这种可能性，一天我和戴维能够彼此说：“你还记得我们几乎要分手的时候吗？”我们也会因为最近这几个月来十足的愚蠢而发笑。我忍不住觉得这是遥远但却可能的事情，但毫无疑问，它就在那里。我肯定，在你被刀扎了的时候，不要把刀拔出来是对的。也许我应该再检验一遍，只是为了确定一下。

我们在为父亲做生日晚餐，妈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已经不吃牛羊肉了。戴维买了只草鸡，鸡快要做好的时候，莫莉问我晚上吃什么。

“万岁！”听到是鸡，她喊了起来，兴奋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这只鸡赋予的意义。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吃鸡啊。”

“我不是。但这意味着布赖恩能过来吃饭了。”

“这是外公的生日。”

“是的，但是是吃鸡。你答应过的。”

我已经忘了我的许诺。在我许诺的时候，这似乎是最好，也可能是最容易达成的协议；现在它却显得这么荒谬和不可理解，就像危险来临时，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也会向上帝许下种种誓言一样，危机一过他便把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布赖恩今晚不能来。”

“他要来。因为我们答应他只要烤鸡他就可以过来，所以他才没到我们家住。”

“外公不会喜欢布赖恩。”

“既然答应完了就想要反悔，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呢？”

因为我不是认真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我从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为布赖恩做得已经够多了，即使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过，即使他是个悲伤可怜的人，就像冬天里的鸭子，他会一口吞下扔给他的任何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安慰。

“我没有指生日。”

“你告诉过他生日不算吗？”

“莫莉是对的，”戴维说，“我们不能到处向人们，比如布赖恩，做出保证，然后不方便的时候就不去兑现。”

“布赖恩今晚不参加我爸爸的生日晚餐，”我说，布赖恩当然不会参加。这很明显，不是吗？这是常识。

“那么，你说谎，”莫莉说。

“对。”

“甚至你都不在意你是个说谎的人。”

“是的。”

“好的。那么以后只要我喜欢我也会说谎的。”

我突然意识到戴维在这场因鸡而起的混乱中可能不是完全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