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跟往常一样再熟悉不过了，我给他要了两份印度辣薄饼，给自己要了一份不辣的，还为我们要了蘸饼吃的芒果酸辣酱和一些洋葱片……自打我们能负担得起，十五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是在你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多样性和自发性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之前，我应该指出，这家餐馆其实我们只来了十年。更早以前我们常去的那家换了东家，他们把菜单稍微变了变，所以我们又在附近找到了这家和我们过去口味更接近的餐馆。

但是，我们需要咖喱女王这样的餐馆。不仅仅是我和戴维需要，而是我们全都需要。婚姻看上去像什么？我们的婚姻看上去像这只沾满芒果酸辣酱的小碟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将它同别人的婚姻区别开来的原因，芒果酸辣酱就是你家黑猫脸上的白色污迹，或者新汽车的牌照号码，或者孩子运动衫上的姓名标签；没有它，我们就会迷失。没有那只小盘子和它上面的橘黄色油渍，有一天当我从洗手间出来后，我也许会发现自己走在一场完全不同的婚姻里。（但是谁又能说这场完全不同的婚姻会比我以前的要更好或者更糟呢？我突然觉得我的决定是多么荒谬——不是在医院里牧师交给我的那个，它似乎说不上好坏，而是很多年前我做出的那个决定。）

“你想谈谈，”戴维说。

“你不想吗？”

“好吧，你想谈的话，我想我也一样。”

“是的，我想。”

“好的。”沉默。“那么，说吧。”

“我不打算继续在珍妮特那儿住了。”

“哦，那好啊。”他小口地喝着窖藏啤酒，显然，他不能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和他的生活有关。

“你要搬回家住呢？还是你找到了别的地方？”

“不，不，我打算搬回家。”我突然对他感到有一点歉疚，毕竟，他这个问题还算合理。或许危机中的绝大部分关系为危机最终的成功解决或者失败提供了某种线索，比方说，夫妇俩又开始在一起睡觉，或者互相用餐刀攻击对方，从这些征兆，我们可以得出某种预测。但是，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我搬出去时，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然后一个对我情况一无所知的女牧师让我搬回来，因为我威逼她这么说。所以也难怪戴维会感觉可能会有好几种答案，他一定觉得他好像是在问我谁会获得利物浦越野障碍赛马的冠军。

“哦，好的。嗯，很好，挺好，挺好，我很高兴。”

“你真的高兴吗？”

“当然是的。”

我想问问他为什么，然后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他争论，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已经不那么做了。我已下了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已经让别人为自己下了决心——我不希望再去动摇。

“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你是说真的？”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允许我提什么要求？”

“任何要求。如果我觉得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好消息’有没有可能搬到别的地方住？”

“他住在这真的打搅你了吗？”

“当然打搅了。”

“好的，那我让他搬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但我不能肯定这会有什么大的不同。我是说，他还是会一直在这边的，我们要在一起工作，我们是同事，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家里。”

“好的。”我想了一下，觉得戴维是对的。我不想“好消息”住在家里，因为我不喜欢他，但即使他晚上在外面睡，这个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三个希望，我已经浪费了一个。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你和‘好消息’在一起工作，你们在做什么？”

邻桌的一个女人看了看我，然后又把脸转过去看了看戴维。显然，她一直试图想弄清楚我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刚刚告诉他我要搬去和他一起住，但现在我却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天快黑的时候，她一定会浮想联翩。

“哈！问得好！”你知道的，通常人们这样回答时，他们都是在开玩笑。像是：“问得好！好家伙，真的！如果我知道，我该死！”等等。但戴维却是认真的：“唷！这么复杂、难解释的事！叫我怎么解释。”

“谢谢。”

坐在邻桌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别搬过去！”她似乎努力在说，“他甚至连挖苦都听不出来！”我设法用同样的方法回应她：“没什么！我们俩结婚已经有n年了！但最近我们有点交流不够！精神上的交流！”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已经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不能说话，但却有太多的信息要传达。

“我们更多还处在构思阶段，还没有涉及到任何实际的项目，但我们一直在思考。”

“好的。你们在思考什么呢？”

“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才能劝说人们把自己超出国家平均工资的那部分钱捐出来，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统计。”

“你们是怎样统计的？”

“呃，你知道的，这很难，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这不是我虚构的。在真实生活中，在咖喱女王餐厅里，他就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是在写一本书。”

“一本书。”

“是的。《如何是好》，书名我们打算这么叫。内容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你明白的，都是些建议。比如说收养无家可归者，大家捐出一部分钱，以及如何处理像财产权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第三世界等等。”

“那么说，这本书的读者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雇员了？”

“不，不，它是为像你和我这样的人写的。因为我们都迷惑、混乱，我们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

“所以这是个好想法，你觉得呢？”

“这个想法太棒了。”

“你不是在挖苦我吧？”

“不。一本教会我们如何思考的书？我会买的。”

“我会送你一本。”

“谢谢。”

隔壁桌的女人再也不想引起我的注意了，我们不再是好朋友，她认为我同戴维一样愚蠢，但我不在乎。我很想要这本书，我会相信上面的每一句话，按照每一个建议做，而不管它们会是多么不切实际。《如何是好》将成为那个女牧师拒绝给我开的处方。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消除对此的疑问和怀疑，正是这些疑问和怀疑让我像个人。

我们到家的时候，“好消息”躺在扶手椅子上睡着了，胸口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戴维烧水的时候，我轻轻地拿起笔记本，偷看了几眼。“素食还是肉食？？？？”字是用红色的大字体写成的。“或许，容许有机食品？？？”毫无疑问，这本书要告诉我们在我们将大部分收入一捐而空的时候，我们如何靠食用有机肉类养活一个四口之家。我轻轻地把书放了回去，但“好消息”还是醒了。

“玩得开心吗？”

“很棒，”我说，“但我头痛得很厉害。”

戴维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三杯茶，回到客厅。

“对不起，”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痛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天了。有人有办法吗？”

戴维笑了笑。“你知道‘好消息’的，他有的是办法，但我怕你没什么兴趣。”

“我只对消除头痛感兴趣。谁不会呢？我不能再吃扑热息痛了，我成天吃那玩意。”

“你是认真的？”“好消息”说，“你想让我给你治？”

“是啊，为什么不呢？”

“你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心理准备吗？”戴维问。

“我准备好了。”

“好的，那我们去书房？”

在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有头痛，但我没有；我只是灵魂在痛苦，我希望能消除这种痛苦，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我已经放弃了，我不能打败他们，所以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如果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说出一句让人无法反驳的话，或者想出一个讽刺性的念头，或者和同事或者朋友互相开玩笑，那也无所谓了。为了婚姻和家庭的完整，我要牺牲为自己考虑的一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无论怎么样，都是个性的死亡，这并不关“好消息”的事，好像多年以前，我就应该自杀了。往楼上走的时候，我感觉我正在经历我自己的琼斯城。

“好消息”领着我来到书房，我坐在了戴维平常写作的椅子上。

“我要不要把衣服都脱掉？”我不担心“好消息”会怎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性欲。我觉得他的性欲已经以某种方式被用作了他精神发热治疗的一种原料。

“哦，不用。如果我连几层棉布都不能穿透，我也没办法穿透到内心的，凯蒂，对不对？”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就坐在那。头痛的位置在哪里？”

我指了指头部一个可能会发生疼痛的位置，然后“好消息”对那个位置轻轻地触摸起来。

“这里吗？”

“是的。”

他按摩了一小会，感觉很舒服。

“我什么也没有碰到。”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肯定头痛是在那个部位吗？”

“也许再上去一点点。”

他将手指上移了一两寸，开始轻轻地拿捏我的头皮。

“不对。这里什么也没有。”

“真的吗？甚至——啊唷！——也不在那儿吗？”

“这里也不是，对不起。”

他话里的语气暗示他知道我在骗他，但出于礼貌没有说出来。

“不是那里吗?”

“是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找不到疼痛。”

“可是，就用手按摩难道就不行吗？”

“不是这么回事，那里必须得有东西在。”

“这是什么意思？”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不只是说头痛。他在说别的，说他觉得缺少的东西，我也相信他是对的——我少了某件东西，这也是来这个房间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的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你不是……如果话不好听，先说声抱歉，但打个比方，用精神感觉的话说，你不在那里。”

“戴维在吗？”

“一定在。”

“但这不公平！戴维过去是只讨厌的、尖刻的、一点没有同情心的猪！”

“是，呃，我不知道。但他那里有让我继续下去的东西，而你……就好像电用光了的汽车电瓶。你明白的，我点了点火，我点了点火，但它只是喀——库——喀——库——喀——库地响。”

他发出的噪音让我感觉是那么不可思议。

“也许你需要一些对接线，”“好消息”开心地说，“我们要不要下楼去喝茶？”

英国伦敦剑桥郡最知名的餐馆。

圭亚那西北部靠近委内瑞拉的一个群众寺庙，在此聚集一个宗教祭祀团体，该团体结束于1978年，其领导人和创始人jimjones引发了约九百十三人集体自杀，也因此被称为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