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星球大战》影片中，惟一能让我忍受的就是第二部《帝国反击战》中的安静的场景。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是第二部，因为后来第四部成了第一部，这样第二部就成了第五部。两三年前，汤姆常常按照顺序一遍又一遍地看《星球大战》的录像。一开始，我喜欢《帝国反击战》仅仅是因为在咆哮、巨响和呼啸声里，它有片刻的安宁。但后来，我开始欣赏它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它，寓意？道德？《星球大战》的影片有寓意吗？但是，它却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我想成为天行者卢克，学会做杰迪武士，独自一人到某个地方去。我想同战争决裂。我希望有智者教会我怎样度过余生，这是我应该知道的。我知道，让儿童科幻电影教我这些事情是件很可怜的事情，他们应该是乔治·艾略特或者华兹华斯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但关键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留给弗吉尼亚·伍尔芙，这就意味着我被迫从我儿子《星球大战》的录像片里寻找意义和安慰。我不得不做天行者卢克，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成为别的什么人。

当猴子和他的伙伴们搬到这条街上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思考的必要；事实上，如果不想清楚，生活就好像变得无法维持了。我分不清谁对谁错，我的房子里充满了我不认识的人……我快疯了，真的。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能不这么做吗？当然，这样自私、放纵而且错误，但似乎在那个时候，好像我想不出如何变好而不是变坏。这是每个人都会理解的，上帝、坎特布雷大主教、米里亚姆·史托帕德医生以及每个人，他们会不理解吗？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对孩子们的爱比以前少了，甚至这也不意味着我对丈夫的爱变少了（我不这样认为，虽然这是件我需要考虑的事）……

我已经搬到外面住了。除了没有人知道外，总之是分居了。当然，戴维和“好消息”知道这事，出于一些日后会明朗的原因，还有一个叫珍妮特的同事也知道了，但莫莉和汤姆还不知道。我现在住在或者至少是睡在附近街道的一居室里，晚上，我把孩子们安顿上床后才出门，在我睡的地方，我把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一刻，早晨醒来后直接穿好衣服，不喝茶，也不吃早餐，将睡衣晨袍往袋子里一装就往家里赶，这样我在六点半就能赶到家中。孩子们通常是在一个小时后才被叫起来，这样，即使孩子们有时偶尔会早起也不用担心了。（现在他们夜里很少醒，即使醒，也总是戴维过去，就因为我是家中惟一有正当工作的人。）然后，我会再换上睡衣以免孩子们疑心——但他们将来一定会猜到，晚上将他们安顿上床、第二天早上在家吃早餐的妈妈已经搬到外面住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会读读带在身上的报纸。理论上，我少睡了一小时的时间，但这不辛苦，因为实际感觉起来，我好像多睡了一个小时，这就是晚上我一个人睡产生的效果，它能让人恢复活力。

我在这里住不用付钱；房间是珍妮特·沃尔德的，也就是第三个知道我搬到外面住的人。珍妮特也在医院上班，这个月她回新西兰看望她刚生下来的小侄女。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珍妮特的小侄女，我也不会决定搬到外面住。就好像小偷如果没看到你口袋里鼓起的钱包，也不会起贼心一样。机会是这样得到的：她碰巧提到在她离开这段时间，房间会空着，没用几秒钟我就做出了决定。似乎我无力抵抗这种诱惑；我能够听到那空荡荡的声音，体会那寂静，闻到那孤独的味道，这种渴望比我以前有过的任何渴望都要强烈。（这说明了我什么？有哪个喜欢快乐的人什么都不渴望呢？）接着，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当场就制订了这个起床后、早餐前的计划。下班回到家里，我把要做的事告诉了戴维，然后就开始付诸行动。

“为什么？”戴维问道——我觉得，语气不算不合理。

因为每件事，我告诉他。因为“好消息”，因为猴子，因为我害怕你接下来可能做的事。我想告诉他，还因为我正在消失，每一天我醒来时，总会少掉一点点。但我不能那么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说，除非我接受了杰迪训练，要不将来我也不会知道。

“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只想搬出去一段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婚姻，我应该这么说的。真的，因为归根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当你去掉上班时间，在家吃早餐和晚餐的时间，那就是剩下来的时间——我将独自度过的时间就是我用来做妻子而不是母亲或者医生的时间。（天啦，多么可怕，这些是我惟一可有的选择。我惟一没有在履行这三个角色是我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我当然也不会这么说；我只是在空中轻快地挥了挥手，我希望他会看到的是一颗衰亡的、饱受战争蹂躏的行星，它不再有足够的氧气来支持复杂的生命形式。

“请不要走，”他说，但在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出有任何的坚定或者绝望。也许，是我试得还不够坚决。

“为什么你不想让我走？”我问他，“我走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他停了好一会才说话，这是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的停顿，但却很不幸，这个停顿先是让我忽略了，继而又让我忘掉了他最后的拙劣弥补。

珍妮特的卧室兼起居室是位于泰米尔路上一栋联排房屋的顶楼，泰米尔路是同韦伯斯特路平行的一条路。房子看上去很怪异，因为它实际上很漂亮，但主人们却任由它破败。现在，街上的房子一个接着一个正在被翻新，只剩下最后一排三栋旧楼，我就住在中间那一栋。

我住顶楼，在我楼下还有三层公寓，我现在已认识并喜欢上那里面的人。格蕾琴住在一楼公寓里，有花园，是四层中最大的公寓，她在公关部门工作，她还答应给我各种免费样品；她上面住着玛丽，玛丽在北伦敦大学教哲学，她周末的时候要回在格拉斯哥的家；玛丽上面住着迪克，迪克是个安静的、爱紧张的家伙，他在当地的一家唱片店里上班。

住在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决定，决定我们怎样生活，决定我们的职责所在，决定什么是最可能好的事情。比如，上周格蕾琴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投票决定安装一只大一点的信箱，起因是这样的，玛丽从亚马孙网上书店订了很多书，邮递员没办法把书塞到门里来，所以只好把它们放在门前的台阶上，结果书被雨淋湿了。戴维，你听到了吗？信箱的尺寸！这些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尽管没人给我们报价，我们也不确信找谁来安装信箱或者怎样去找。）讨论完全让人满意，简短、合理、幽默而且公正，玛丽出三分之二的安装费，我不用掏钱。我们喝着葡萄酒，一起听“空气”乐队的音乐，他们是法国人，弹的大部分是电子乐器，感觉这音乐在电梯里听最棒，迪克有点瞧不起“空气”，他用他那安静、紧张的语调说，有比“空气”更有气氛的法国流行乐曲，如果我们想要听，他会给我们带张碟来。

但是对我来说，和别的音乐比，比如说和鲍勃·迪伦的音乐相比，“空气”的音乐听起来就像现代的、没有子女的单身生活，而鲍勃·迪伦听起来就像上了年纪，已婚又负担沉重——像家一样。如果“空气”是康伦公司，那么鲍勃·迪伦就是年代久远的蔬菜水果商店。蘑菇、生菜和西红柿、做意大利肉酱面、准备色拉的家，这种感——觉如何？成为你自——己？但无论什么时候听鲍勃唱歌，我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我不禁在想，大概公共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吧——清凉的音乐、白葡萄酒、信箱以及你需要时随时可以关上的门。下一次我们要讨论是否我们需要在大厅里放上一张寄信用的桌子，我盼望着我们下一次的见面。（我觉得应该做这张桌子，但我也准备听那些持不同意见人士的看法。）

这里所有人都是单身，我也喜欢这样。我猜其实他们中没有人希望单身；甚至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们还拿自己开涮，非常不情愿地讲了很多已经讲了无数遍关于他们爱情的玩笑，我猜想，如果这个话题能在讨论信箱的会议上被提起的话，它也会在任何的讨论会上出现，在讨论会上，格蕾琴想知道，是否信箱上的投信口太窄应该为情人节没什么邀约负责，大家都尽责地哈哈大笑，然后悲伤地嘲弄一番。尽管如果他们为此而难过，我也一样会悲伤，但这却满足了我的目的——他们中最好没人在谈恋爱，因为有人谈恋爱会加剧我的那种被夹在中间、《帝国反击战》里有的气氛；就好像在别人的图画本的一张空白页上，我刚刚开始落笔，而我的画本已经用完了，每个角落都被涂满了，但我又不喜欢我画的东西。

我没想过像我这样能够住多久。珍妮特过几个星期就要回来，但我还是想知道她夏天的时候用不用这个房间，想知道加上自己房子的分期贷款、两个孩子和丈夫、“好消息”还有无家可归者，我是否能够再负担得起这样的一间小屋。我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是否这每天晚上两个小时，或者我自己打发时间或者和迪克、玛丽和格蕾琴一道听“空气”的音乐以及讨论信箱的容量，会对我未来四十多年的生活有益。此刻，我觉得好像是有益的，但马上就签订一份四十年的租约大概还不甚明智吧。

但是，真该死！这珍贵的两个小时却让我感到很幸福。我觉得，我比过去很多年很多年都要快乐。我看珍妮特的小电视，甚至我最近一直在看报纸的评论。住到这里来才两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我已经看到了七十九页，我是在晚上看的，急着要将它看完。为这两个小时我也付出了代价。住到这里的头一天夜里，我做了个噩梦，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醒来时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又不在何处。我穿好衣服，步行回到家中，听着孩子们呼吸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打那以后，在大多数夜里，我都会准时在凌晨二点二十五分醒来，我会觉得自己一切都被夺走了，倍感孤独和内疚，担心和害怕让我变得狂乱，我要好久才能重新睡去。但是，我早晨醒来时，还是会感到精力充沛。

第三周的头一天，下班回家后，我看见汤姆和一个新朋友在一起看电视。新朋友是个肥胖的小男孩，鼻子旁边有个疖，额头留着刘海——男孩乐队留的那种，但这只是让他那副几乎让人吃惊的、不讨人喜欢的模样变得更加难看，或许更让人取笑。“你知道我常常生在什么样的脸上吗？”刘海似乎在说，“好的，看一看这张脸吧！”汤姆的朋友看上去不像这样。他们看起来很英俊、很酷。酷对汤姆来说非常重要；和别的孩子相比，肥胖和疖子（还有毛绒绒褐白相间的毛衫）通常不会让汤姆产生多大兴趣。

“哈啰，”我愉快地说，“这位是谁啊？”

新朋友看看我，然后环顾了一下房间，头不停地摇晃着，努力确定我这个陌生人在和我们中的谁说话。他似乎还不够聪明，再加上他其他的缺陷，这真让人心碎；即使他已经确定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大概他是害怕弄错了。

“克里斯托弗，”汤姆咕哝着说。

“你好，克里斯托弗。”

“你好。”

“你要留下来一起喝茶吗？”

他还是瞪着我看。不，他不想在这个上面冒险出差错。

“她问你是否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茶点，”汤姆喊道。

自责和不安突然攥住了我的心。“克里斯托弗耳聋？”

“不是，”汤姆轻蔑地回答，“只是笨。”

克里斯托弗转头看着汤姆，然后用手在汤姆的胸前一推，很无力。汤姆看了看我，然后摇摇头，对此我只能解释为难以置信。

“爸爸在哪？”

“在‘好消息’的房间里。”

“莫莉呢？”

“楼上，她也有个朋友。”

莫莉在她房间里和一个看上去八岁大的和克里斯托弗差不多的女孩待在一起。莫莉的新朋友是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很瘦小，皮肤有点灰；她身上一定有异味——莫莉的卧室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难闻的味道。房间里的空气就像巫婆酿的屁一样难闻，是那种体味和臭袜子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哈啰，我叫‘希望’。”希望。我的天。希望，这个几乎是超自然的、不合时宜的名字对天底下的父母亲来说是个可怕的警告。“我是来和莫莉玩的。我们在打牌。轮到我出牌了。”她小心翼翼地把一张牌搁在一堆牌上。

“方块3。该你出了，莫莉。”“梅花5。”莫莉也在那堆牌上放了一张牌。和克里斯托弗恰好相反，“希望”非常健谈。她不停地讲她做过的以及看到过的任何事情，但她明显害怕使用复合句，她听起来就像是《珍妮特和约翰》里面的珍妮特。

“那你们在玩什么呢？”

“呼‘同’。这是第三局了，还没人赢过呢。”

“不。好的，你看……”我开始讲解她们在出牌时犯的重大错误，仔细考虑了一下，我又决定不讲了。

“明天我能过来吗？”“希望”问道。

我看着莫莉，想在她脸上找到不乐意或者嫌恶的痕迹来，但她脸上像是戴着副外交面具。

“我们要看一看，”我说。

“我不介意，”莫莉飞快地说，“真的。”

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新朋友刚刚才认识就讨论下次什么时候一起玩，有点怪怪的，但我没多管。

“‘希望’，你要留下来一起喝茶吗？”

“我也不介意，”莫莉说，“她愿意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吃些茶点，真的。这对我有好处。”

最后一句话是欣然而又真诚地说出的，它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我们客人的所有情况。

碰巧，今天轮到我做饭；戴维和“好消息”关在卧室里不知道又在策划什么。克里斯托弗和“希望”都留了下来和我们一道喝茶，除了“希望”偶尔评价几句外，整个过程几乎是在完全安静中进行的——“我爱吃比萨饼！”“我妈妈喝茶！”“我喜欢这只盘子！”而克里斯托弗似乎只会用嘴呼吸，他吃东西时发出的声响有点让人吃惊，劈啪的杂声、呼噜声，还有咯吱作响的声音，这让汤姆非常鄙视。人们在谈论某人长得丑的时候会说，他长着张只有自己母亲才会喜欢的脸，但是克里斯托弗整个的模样肯定连他妈妈都不会接受。我从来还没有遇见过像克里斯托弗这样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尽管不可否认，希望和他差不多，她对食物以及对人的亲近没法驱散掉她身上难闻的体味。

克里斯托弗将盘子从自己面前一推。“吃完了。”

“还要再来点吗？这还有。”

“不要。不喜欢吃。”

“我喜欢，”汤姆说，他从来都没对我做的饭菜表示过喜欢，大概是因为迄今为止，他从来就没有机会让这样的赞同说起来具有挑衅性。克里斯托弗转过头寻找是谁在说话，但等他找到后，却又想不出说什么来回击。

“我喜欢比萨饼，”“希望”又重复了一遍。在往常，汤姆会跳起来，把说重话的人撕成碎片，但这次他似乎放弃了，他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睛。

“你们家电视太小了，”克里斯托弗说，“声音也不大。有东西爆炸时，它听起来很糟糕。”

“为什么你不直接要求把音量开大呢？”汤姆说。又一次，就像是某个原型机器人一样，克里斯托弗摇摇晃晃地把头转过来看着他的朋友；但还是没能应答。不到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已经让我怀疑起我对综合教育承担的义务了；突然，我怀疑愚蠢是有传染性的，这个孩子应该马上被扔到屋外去。

“你住在哪，克里斯托弗？”我问他，想要找到一个也许他能够一起参与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