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天早晨，那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乘坐由领养他们的大人租来的小巴来到了霍洛威。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六月的星期六，因为天热得很早，昨夜又下了一场雨的缘故，天空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一些人聚集在他们的房子外面，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来欢迎他们的新邻居的，突然，我感觉好像我们的街道很特别，毕竟，在伦敦或者英国没有别的街道有着这样的一个早晨，我能看出，不论以后会发生什么，戴维和“好消息”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些东西。

下车的时候，孩子们咯咯地笑着，他们在大声地说着话——“呦，看她，我敢打赌她是你的”——但这只是虚张声势，有两个孩子明显看起来很害怕。我们彼此都很害怕。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戴维同他们逐一进行了交谈——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把他们的新家指给他们看。他同其中的一个男孩子握握手，然后用手指了指我，几分钟后，我在泡茶，一个十八岁大的小伙子坐在厨房里卷着烟卷，他让我叫他“猴子”。

“你在做什么？”莫莉问他。

“卷烟卷。”

“你会抽烟?”莫莉说。

汤姆“咄”了一声，转身进了自己的屋子。但莫莉却充满了敬畏。她爸爸反对吸烟，她妈妈是个医生；她曾听人说过抽烟，但她从未见过任何人准备在她面前抽烟。至于我，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猴子在厨房、在孩子们面前抽烟，大概我不愿意。但是，让猴子到外面的后花园里抽可能会让我们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这可能给他一种在这儿他不受欢迎或者我们不尊重他的文化的感觉。或者这也可能会强化我们之间的差异——他可能认为，被动吸烟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对未来健康的一种预先假设的担心，而现在，未来已将他背弃，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担心吸手卷烟的缘故。或者叫他出去可能只会使他生气，然后他的愤怒会驱使他把我们的财产都偷走，或者在我们睡觉时杀死我们。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我给你找只烟灰缸”外什么也没说。接着我又说：“你得用这个碟子。”然后当我在脑海里回放最后这个句子时，我听到：a）它可以被理解成口气很暴躁，b）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含蓄的反对和隐藏的暗示，这个房间里没有烟灰缸。于是我加了一句：“如果你不在意。”猴子没有在意。

猴子很高很瘦——根本不像猴子，倒更像只长颈鹿。他（自下而上）穿着马滕斯医生靴、军裤、卡其布夹克和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毛衣上粘满泥浆，我希望那是泥浆。除了脸上长满粉刺外，他再没什么别的东西了——他别的衣服都被装在一只塑料行李袋里。

“那么，”我说。他期待地看着我，这很公平，鉴于刚才我用的那个词清楚地诱导了期待的产生，但我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了。我努力在想接下来该怎么说，既不能以恩人自居也不能让人不愉快，但应该传达同情和好奇的意味。（这里顺便说一句，对猴子我既感到同情又觉得好奇，所以我不只是在装模作样，我关心他，真的。）

“你最后一次坐在厨房里是什么时候？”

这不是个得罪人的问题吧？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公园过夜，有可能有一阵子你没去过厨房了，对不对？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他开口，让他道出实情来，这样我也能够更了解他一些，我会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在哪里做。我觉得惟一的危险是，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自鸣得意——我们是不是生活得很好，我们有个厨房，不，不，不是这样。

“我忘了，好久以前，大概是最后一次见妈妈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两三年前。埃里·基真的很有趣吗？”

“谁是埃里·基？”

“电视喜剧演员。”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

“他不是很有趣，”莫莉说，她正在桌上画画。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我问莫莉。

“我没见过，但我看过他的照片。他看起来不是很有趣，看上去挺蠢的。你为什么叫猴子呢？”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么叫的。你为什么叫莫莉呢？”

“因为爸爸不喜欢丽贝卡这个名字。”

“哦，你们有数字电视吗？”

“没有。”

“有线呢？”

“有的。”

“能看星空体育台吗？”

“不能。”

“哦。”

结果我们对猴子有点失望，老实说，他也对我有点失望。我不能回答他问我的任何问题，似乎我们也没有任何他最想要的东西（除了看不到星空体育台，我们还没有pc游戏机，或者甚至连条狗也没有）；同时他也不能帮我弄明白为什么是他睡到了大街上，这意味着我也无法展示我想让他看到的我的那一面——临床医学家和听众凯蒂，富有想象力，能解决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猴子去洗澡了，很遗憾，我们的淋浴器也不好用。

头几天，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只是在晚上才能看到他；他也不说白天去哪了，但显然老习惯很难改变，老朋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他也不例外。他一天晚上回来后，在餐桌上倒下一大堆硬币想要贴给我家用钱，这让我们想到了他白天的行踪。我几乎就想把钱接过来，毕竟，除了我之外，他是这个家里惟一工作的人。他懂礼貌，事不关己不过问，他读书，看电视，和汤姆玩电脑，他对饭菜没有任何要求，满意给他吃的每一口饭菜。

一天晚上，我让客人们在家照看孩子，我和戴维去看电影。（想象中的）和父母或者社工人员的对话是这样的：“谁照看你们的孩子？”“哦，是‘好消息’和猴子。”电影是朱莉娅·罗伯茨主演的——她扮演一个为生存在挣扎的单亲母亲，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份工作，后来她发现当地一家自来水公司的水有毒，为此她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诉讼并帮助受害者获得了赔偿。她同一个留着胡须的性感男子之间的关系使她承受了痛苦，她成了个对孩子疏忽大意的坏母亲，但她是在为正义而战，而水公司则很坏，简直坏透了。她只有两个孩子和一个男朋友，而因水致病的人却有几百人，所以这没什么。这不是部特别棒的电影，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是部彩色电影，在故事情节中没有涉及空间飞船、昆虫或者噪音，我能一下子从头看到尾，就像我爱看斯托帕德的戏剧一样。戴维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觉得电影是在讲他。

“怎么样？”看完电影他问我。

“什么怎么样？”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什么了？”

“要做这种事情，就得付出代价。”

“没什么代价。电影里没有。也许除了那些生病的人以外，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着。”

“她男朋友离开了她。”

“她和他言归于好了。”我指出。

“但是难道你不站在她那边吗？”

他过去的思维常常这样复杂、饶有趣味。“不，我站在自来水公司这边。我当然不站在她一边，我没有很多选择。你想说你是朱莉娅·罗伯茨吗？”

“没有，但是……”

“因为你不是她。”

我们停了下来，他给了一个孩子五十便士，然后我们又继续沉默了一小会。

“为什么不是？”

“戴维，我不想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为什么不？”

“为什么我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你不是朱莉娅·罗伯茨吗？”

“是的，这很重要。告诉我，我正在做的和她做的有什么不同。”

“你在做什么？说给我听听。”

“你先跟我说说她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你会把我弄疯的。”

“哦，对不起。但关键是她和我都想要做些事情。自来水公司毒害居民，不好，她想要为被伤害的人讨回正义。孩子们露宿在大街上，不好，我想要帮助他们。”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她？”

“戴维，那是部电影。”

“但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我问你，为这值得毁掉你的家庭吗？”

“我没打算毁掉我的家庭。”

“我知道你没打算毁掉你的家庭。但是我们两个人觉得非常不快乐。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久。”

“对不起。”

“你只会说对不起？”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是试着在为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人做些事情，你就一直威胁着要离开我。我……”

“不是这样的，戴维。我说要离开你，是因为你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什么不能让你忍受了？”

“一切。假装神圣、自鸣得意……”

“凯蒂，那儿有人在死去。如果你觉得我自鸣得意，我很遗憾。”

我无言以对。

当年，状况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一年暑假，戴维把腿摔断了，第二年因为刚毕业很穷，所以我和戴维直到我们交往的第三年才一起外出度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了，我是指，我们会吵架，有时候我会不是很喜欢他，如果我或者他外出几天，我也不想他，尽管我还是会草草记下一些琐碎的事准备告诉他，但我从未想过是否我希望和他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做好了长途征战的准备。我猜我是想说这第一个假期不是我们的蜜月旅行，那两个星期，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把时间全花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往对方嘴里喂外国水果。事实上，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随意更改猜字游戏规则，我们吵了一架，结果戴维会生两周长长的闷气，那段时间里，我会骂他是个可怜的小骗子。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相处的。

我们查到了飞往埃及的廉价航班，打算四处转转，但是，到达开罗的第二天，戴维就生病了——事实上，病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厉害。他神志昏迷，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呕吐一次，病情最重时，他腹泻了，我们住在廉价旅馆里，房间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淋浴，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帮他擦洗干净。

但我却有点高兴，因为几年前（大概是在我第一次想象当医生，并且意识到有时候我的私人生活将会同我的职业生活相似时），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测试题目：看到一个男人处在那样的状态，第二天早晨，我还能不能够继续尊重他？我成功地通过了测试。在帮戴维擦洗身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后来我还下决心跟他做爱。（我指的是在假期以及他恢复健康之后，而不是就在那件事之后……）毕竟，我有能力进行成熟的交往。这是否就是爱？

但现在，我能明白我错了，那不是考验。在国外一个陌生的旅馆里，哪个女人会任凭她男朋友在弄脏的床单上腐烂发臭不闻不问？如今才算是考验，上帝！我没通过吗？

温迪和爱德华，那对住在19号的高大夫妇，第二天一大早就来登门拜访。他们收养了一个叫罗比的男孩子，他们说挺喜欢他的。昨晚他们三个在一起探讨了罗比的生活以及他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睡觉的时候，温迪和爱德华庆幸他们做了个正确的决定——让罗比留下来。但早晨醒来时，罗比却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一台摄像机、七十英镑现金以及一只手镯，手镯是温迪洗碗时放在水池旁边忘了拿的。“好消息”听着，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这让我很惊讶，我原以为他会愉快地将损失看成一种经历，他会争辩——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辩论起来就会很容易——这些风险值得去冒，这都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的利益等等。但结果却是，并不是这偷窃行为本身让他激动，而是我们的中产阶级逻辑。

“哦，不，不是这样，大家听我说，”他说，“我们太草率地下结论了。我们不应该草率，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

“那你的意思是？”爱德华真的困惑了。跟我一样，他也努力想听明白这件事怎么可能还有其他解释。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然后就觉得板上钉钉了。我是说……是的，罗比走了，一些东西也不见了。但这并不一定就代表他们去了同一个地方。”

“我肯定它们不会，”我说。“我肯定它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肯定摄像机到了霍洛威路上的那家二手货商店，而罗比去了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