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福克高地，”他回答，完全还是那种好斗的防御性腔调，这腔调其他孩子只会用在说“不。我从来都不”这样的句子里。

“你喜欢那里吗？”莫莉问他。换成别的孩子也许会被怀疑是在讽刺另一方的社会境遇，但是莫莉恐怕只是在尽力显得友好。

“很好。比这里强。这里是个垃圾堆。”

这正好给了汤姆机会。他数到十，也许甚至是二十或者三十，他一边数，一边仔细研究着克里斯托弗，好像克里斯托弗是个象棋的残局，或者是特别复杂难解的病历。接着他就站起身，冷静地对准克里斯托弗鼻子旁的疖子猛击了一拳，疖子一下就裂开了，在克里斯托弗脸颊上流满了黄黄亮亮的东西。

“对不起，妈妈，”走出房间时，汤姆悲伤地说，甚至还没说要惩罚他，他就开始等待对他第一阶段的惩罚了。“但你必须稍微理解我一点。”

“我们是在犯罪。”戴维在克里斯托弗和“希望”回家后说。（克里斯托弗的母亲——一位大块头、友善的妇女——也许有点失望，这可以理解，得知儿子被打的消息，她似乎并不是特别吃惊，因此或许也不会对我们打算采取的长长的详尽的处罚措施特别感兴趣。）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全都有罪，对吗？”“好消息”在一旁热心地插着话。

“你总是在引导我们去理解。”

“哦，不。我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社会很无情，我们就如何全都有罪。当然，即使我们有罪。”

“当然，我也从来不这样认为。”

“不，我是在讲个人的罪过。我们都做过令我们感到内疚的事情。我们撒的谎，那个，你知道的，我们有过的风流韵事，我们造成过伤害。所以，我和戴维一直在和孩子们谈这件事，试着去察觉他们自己罪恶在哪里，然后鼓励他们将罪恶纠正过来。”

“纠正罪恶。”

“是这样，对极了。纠正。我们就这样叫的。你找到你做错的事情，或者你对别人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纠正它，做它相反的事。如果你偷了什么东西，你就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你很恶劣，你就必须要和善待人。”

“因为我们正在将个人置于和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

“谢谢，戴维，我忘了说这点了。对的，个人和政治，政治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对吗?比如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哦，这么说，政治的事情现在已经做完了，是吗？无家可归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世界变得更好了？”

“凯蒂，别开玩笑，‘好消息’说我们已经‘做’了，他并不是指我们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上帝啊，我绝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啊！”“好消息”用手给自己扇着风，显然是在象征还有大把大把的汗水要为这个世界上身处困境的穷人而流。“但这里也有同样多的事情要做，你知道吗？”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脑。“或许是在这里。”他把手指移向心脏。“所以，这就是我们此刻正在做的工作。”

“这也就是我们邀请克里斯托弗和‘希望’来喝茶的原因？”

“正是这样的，”戴维说，“我们同莫莉和汤姆交谈，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纠正的事情，我们多少触及到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最让他们感到……后悔的地方。莫莉总感觉不好，因为她没有邀请‘希望’参加她上一次的生日晚会，但是……嗯，你要发笑了，汤姆觉得不好是因为他在学校打过克里斯托弗。”

“这倒颇有讽刺意味，不是吗?汤姆刚刚又打了克里斯托弗。”

“我能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是的。”

“也许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能够预料到的？”

“你这样认为吗？”显然，戴维没有料到历史有重复自身的可能性。“为什么？”

“想一想。”

“凯蒂，我不希望我儿子欺负别的孩子，我也不希望他不喜欢别的孩子。我希望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发现优点以及……可爱之处。”

“你觉得我不这样希望吗？”

“我不确定。你希望他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找到可爱之处吗？”

“是的，呃，克里斯托弗也许刚好证明是个特例，是爱的普遍法则里的一个漏洞。”

“所以你不希望他去爱每一个人。”

“好的，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当然希望这样，但是……”

“你没看见吗？”“好消息”激动地说，“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在我们自己的家中营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一个在我自己家中的理想世界……我还不很肯定为什么这个设想让我如此惊骇，但是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的确知道“好消息”错了，没有仇恨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孩子们应该被允许鄙视他们不喜欢的人。现在，我要为争取这个权利而努力。

“你怎么样？”在汤姆和莫莉上床后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戴维问我。

“什么我怎么样？”

“你不想要纠正什么吗？”

“不想。我认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有很好的理由，例如汤姆打克里斯托弗。今天下午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汤姆打了克里斯托弗两次，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所以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分开，而不是让他们待在一起。”

“那么，你不相信，比方说敌对的部落可以永远肩并肩和平地生活？”“好消息”悲哀地说。“贝尔法斯特？只是将它放弃吗？巴勒斯坦？还有图西族，你知道的，和另外那些打仗的地方？把它忘掉吗？”

“我不能肯定汤姆和克里斯托弗是敌对部落，他们是敌对部落吗？他们只是两个小男孩，而不是什么敌对部落，是不是这样？”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们是。”戴维说，“打个比方，你可以认为克里斯托弗是个科索沃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一无所有，大多数人瞧不起他……”

“只是不同于一般的阿尔巴尼亚人，他可以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没有大事情会在他身上发生，”在回我住处的路上，我在头脑里想着我的回答；在想到“大多数”的“多”时，我回到了房间，于是它们被关在了门外的某个地方。

但当然，我发现自己也在思考这整个纠正的概念。谁不想将时光倒转呢？戴维知道我恰好对所有事情都心怀内疚，这也是为什么他跟我说这个想法的原因。杂种。回到珍妮特的住处，我想看书，又想听听从楼下借来的“空气”乐队的唱片，但是最终我却在心里列了一张表，上面列举了那些让我愧疚之事以及我怀疑是否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让我惊恐的是，回忆那些我做错的事情是多么地容易，它们好像就一直飘浮在我意识的表层里，只需要用一只调羹，我就可以把它们捞起来。我是医生，我是个好人，但是还有这么多的……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住在这里。我感到愧疚，因此我把它弄成了这样一件辛苦的事，早上六点一刻就要起床等等。我以为这是一种苦行，也许因为这我能原谅自己。（但我六点一刻起床的真正原因是我没有勇气告诉孩子我已经搬到外面去了，所以事实上，我应该在这桩罪行上再加上怯懦胆小的罪过。所以，我是罪上加罪，而不是被完全赦免。）

第二，斯蒂芬。或者更恰当一些，戴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在婚礼上起过誓，我违反了誓言，但我不得不违反。（尽管我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况，我还是希望你们现在已经了解。）（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形，对吗？无论我什么时候看杰瑞·斯普林格的节目，有罪的一方总是对被他（她）背叛的配偶说：“我试着告诉过你，我们不幸福，但是你不愿听。”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会想，不听的罪过并不等同于应受到不忠的惩罚。但是，就我的情况来讲，我的确真的认为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况。很明显，杰瑞·斯普林格的嘉宾里面有几个是医生？那些异装癖者、和一大堆女人生过孩子的男人中有几个曾经想要正正经经做一份工作？）（也许他们都想过，也许我一直是一个喜欢否定别人、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道学先生。哦，上帝啊！）

第三，我的双亲。我从来都不给他们打电话，也从来不去看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打过电话也去看过他们，但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怨气和拖延等等。）（但我的的确确认为我的父母亲比别人的父母更糟糕。他们从不埋怨，也从不要求什么，他们在默默地承受痛苦，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可怕的挑衅，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或者甚至更让人生气的是，他们假装理解你。“哦，别为这事担心。你们自己也有好多事要做的，工作还有孩子们。有空的时候再打电话……”诸如此类让人无法原谅的、想要操纵你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悖论，它为我提供了些许安慰——是的，可以肯定，这些罪恶感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害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没有罪恶感的人往往是我们中间心理最不健康的，因为和自己父母免除罪恶感惟一的交往方式就是和他们交谈，经常去看望他们，也许甚至是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不可能是好事，它可能吗？所以，如果这些是选择——持久的罪恶，或者那种一天五个电话的弗洛伊德式情结——那么我已经做了一个明智和成熟的选择。

第四，工作。这似乎特别不公平。在这一点上，你会认为我选择的职业就其本身来说足够可以免除所有的烦恼了；你会认为即使一个糟糕的医生在糟糕的一天也会比一个好的毒犯在愉快的一天感觉要好，但是我怀疑这不是真的。我猜想，当买卖双方交头接耳，一切都顺顺利利，毒贩们一件件完成手头的生意，然后带着一种成就感回到家里时，他们一定非常得意。而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我对人粗鲁、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我可以从病人的眼睛里看出，他们觉得他们被搪塞、被误解和被忽略（你好，考滕扎夫人！你好，巴米·布赖恩），我从未做过书面工作，所有的保险索赔都被直接丢到收文篮里面，在上一次的医院会议上，我答应就难民无权使用医疗资源的问题给我们当地的议员写信，但我也没有立即去做……

只是做个医生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做个好医生，你必须要和善待人，你必须要有良心，有献身精神，有智慧，虽然每天早晨我到医院时总有决心完全做到那几点，但只要接诊一两个我熟悉的病人——比方说，巴米·布赖恩，或者那个一天要抽三包烟的家伙，他对我没能治好他肺部的毛病一直有意见——我就又变得脾气暴躁、厌倦和爱挖苦人了。

第五，汤姆和莫莉。这一条太明显了，如果还要我解释，也太蠢了。对每一个做过父母或者孩子的人来讲，它们都非常熟悉。另外，看上面的第一条：我已经搬出他们的房子了（虽然只是暂时的，虽然我是被激怒的，虽然只是搬到了附近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猜想，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大部分母亲都会发现自己正纠结于她们是否做对了事情。

但是，这些仅仅是良心的三幕戏剧，它们每天在我心里上演。还有许多的独幕剧，内容确切地说是属于边缘地带而不是伦敦西区，但常常也会在睡前强迫你思考。有我弟弟（见上面的“父母”那条），我知道他不幸福，自从派对那天以后我再没见过他；还有许多亲戚，包括琼姨妈，因为一次慷慨的……她还在一直等着我们能说声谢谢……哦，天啦！不用去担心那件事。还有一位过去的中学朋友，她曾经把她在德文郡的小别墅借给我们，汤姆还打破了她的一个花瓶，但是当她那天晚上想要到我们家住时……也忘了吧！

我不希望自己夸大不实。我知道，我的生活过得并不糟糕，但我也不认为这张罪状单没有意义，相信我，它有意义。看看这个：通奸、不时地剥削朋友、对父母不敬，而他们除了想要和我们靠得近一些再没有别的要求。我是指，十诫中我已经打破了两诫，考虑到其余的——十诫中有三诫或者四诫都是关于安息日工作时间以及雕刻偶像等——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霍洛威不再适用，我发现我的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三，对我来说，这比例太高了。还记得大约在十七岁，我看着十诫心想，如果把所有的雕刻偶像的诫律去掉，只留下真正有关紧要的，我觉得遵守这些诫律也不太麻烦。事实上，如果你把所有苛刻的诫律都留下，我也不会介意的。上帝也会理解偶尔在安息日打来的急诊电话，是不是这样？我以前可能做过多少雕像？到目前为止记录是零——我没有被诱惑过，如果我曾经犹豫过，我都会很吃惊。首先，我没有时间。

当我看着我的罪恶时（如果我觉得它们是罪恶，那么它们就是罪恶），我能看见基督教重生的魅力。我怀疑不是基督教如此的迷人；而是复活这件事。因为谁不希望重头再来一遍呢？

miriamstoppard，英名医生、作家，以关心女性健康闻名。

英国一家著名设计公司。

英国一套非常有名的儿童读物。

一种儿童玩的简单牌戏，玩者各自将手中的牌一张张发放到桌面，抢先认出两张相同者即呼“同”，桌上所有的牌便统归先呼者。

jerryspringer，美国脱口秀节目，多关注婚姻、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