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的请帖已经寄出，现在晚上大部分时间戴维和“好消息”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完善他们的袭击计划。前几天我开玩笑地试着用了这个词，但他们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大部分幽默的尝试感到茫然，还因为他们真把这件事看成了一次军事行动，一次独创的、有着十一世纪意味的十字军东征。我们的邻居们已变成了异教徒和野蛮人；“好消息”和戴维准备要用无家可归者的脑袋把他们的门砸烂。
“你不能只把它当作一场派对来欣赏吗？”当我在早餐桌上又一次埋怨时，戴维这样对我说，“你向来喜欢派对的，不要去管别的。”
“你在我的厨房里向我们的朋友、左邻右舍发表关于无家可归人士的长篇演说，却要我别管这事。”
“首先，这是我们的厨房。其次，我不是要向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我是和他们交谈，提出建议，如何在我们这条街上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社区。还有就是，我会站在客厅椅子上说这事。”
“哦，我彻底服你了。”我说，“要我帮忙吗？”
“我们打算做乳酪条，”莫莉说，“你可以去弄三明治。”
“我不做乳酪条。”汤姆说。
“为什么不？”莫莉真的很吃惊，因为在能有那么多乐趣的时候，却有人这么强烈地反对。
“傻瓜。”
“那么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不想要这场派对。”
“爸爸，汤姆说他不想要这场派对。”话一说完，她就莫名其妙地咯咯笑了起来。
“莫莉，各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定相同。”戴维说。
“你打算再把我的东西送给他们一些？”
“这次不是送东西，”戴维说，这句话暗示之后可能会有别的活动，其目的是送东西。
就在我们要去上班和上学时，“好消息”走了进来。他每天五点半起床，但他从没在八点半之前下过楼。我不知道那三个小时他待在楼上干嘛，但我猜这一定是件即使让我们中间最脱俗的去做也不会超过几分钟的事情。莫莉和戴维亲热地和他打了招呼，我点了下头，汤姆则对他怒目而视。
“在谈些什么呢？”
“哦，没谈什么。”戴维说。
“我打算做乳酪条。”莫莉说。
“太棒了。”“好消息”说，对他来说，哪件事都是好消息。“我一直在想，设计一种奖章怎么样？颁发给那些当场自愿表态的人？”
我不想听什么奖章，也不想听关于派对和乳酪条的事，我幻想着派对那天我和一个女性朋友到一家鸡尾酒吧去，喝上一杯“酥缓的做爱”鸡尾酒或其他什么同样粗俗、可以对抗无家可归的调酒，最好还只要七英镑一杯。我跟孩子们说了声再见，但没向丈夫或者“好消息”道别就上班去了。
路上有个陌生女人叫住了我。她四十多岁，样子有点刁蛮，涂了太多的口红，嘴唇四周的皱纹让人想到最近一二十年来她都在不以为然地噘着嘴唇。
“是你邀请我参加派对吗？”
“不是我，是我丈夫。”
“我收到了一份请帖。”
“是的。”
“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邻居都想知道答案，但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客气或者愚蠢的人才这样问。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丈夫邀我参加？我又不认识他。”
“是的，但他想邀请你。”
“为什么？”
我看着她，隐约觉得她很不快；我推测这个“为什么”是在问她自己，因为过去没人想或者能够认识她。
“因为他有个疯狂的幻想，这条街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相处，韦伯斯特路将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幸福的生活之地，我们可以自由进入彼此的家门，也许是上彼此的床。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真正彼此照顾。他真的希望你……你叫什么名字？”
“妮古拉。”
“妮古拉，他真的希望你也能参加这次活动。”
“哪天晚上？星期三吗？”
“星期三。”
“星期三我很忙。我要练习女子防身术。”
我抬手做了个悲伤的鬼脸，她走开了。但我真要好好谢她，因为我能看出其中的乐趣。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可以如此具有攻击性吗？也许戴维根本没有变，也许他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让那些需要心烦意乱的人心烦意乱。
“你想参加派对吗？”
克里斯·詹姆斯瞪着我。我们刚刚吵了十分钟，因为我拒绝为他开病假证明解释他为什么这两周没去上班；我相信他没生病。（实际上，我相信这两周他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或者其他某个地方度假，因为他在翻口袋找笔时，不小心将手中的一把美元零钱撒得满地都是，而且当我问他这钱从哪儿弄来时，他忙不迭地为自己辩解，让人生疑。）
“什么样的派对？”
“就是平常的那种，喝点饮料，吃点东西，说说话，还可以跳跳舞。”当然不会有舞跳——与其说是个舞会，倒不如说你们站成一圈听某人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讲更确切——但是詹姆斯不会知道这些。（考虑到派对的性质，他也不会知道那里不可能有很多交谈，但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么这听起来就真不太像是邀请了。）
“要我去做什么？”
“我的病人全都被邀请了。”显然，这也不是真的，但我的确打算叫那些我不太喜欢的病人去，他们很可能会变成我的固定病人，但他们中有很多人我已经逐渐不喜欢。
“我不想参加什么晚会，我只想开一张病假证明。”
“你最好不要拒绝医生的邀请。”
“那就算了。”
我抬起手做了个痛苦的鬼脸，詹姆斯甩手转身离开了我的诊疗室。太棒了！确切地说，我不想用善意杀人，但我的确让这个人伤筋动骨了。我是个皈依者。
巴米·布赖恩·比奇，头一号灰心病人，走进来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做手术。
“我不想做那实际的剪、切工作。不是直接的。我要看看被取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仅此而已。”
“我是内科医生，”我告诉他，“我不做手术的。”
“那谁做？”
“医院里的外科大夫。”
“你只是找理由而已，”他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想让我帮忙。”
的确，即使我是外科大夫，我也不会选巴米·布赖恩当我的助手，但因为我不是的，所以不必为此心烦。不过现在进行的这场谈话本身就够折磨人的。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他恳求道，“就这一次。如果我把事情弄糟了，我不会再提第二次的。”
“你想参加派对吗？”我问他。他看着我，所有做手术的雄心壮志突然全没了踪影，我也立刻实现了我的雄心壮志，那就是，将布赖恩从他臆想的医学事业上引开。但我邀请了他参加我家举行的派对，这是我以前从没想到的事情。不过，这派对不是我的，它是戴维的。
“派对有多少人参加？超过十七个吗？”
“这次大概会超过十七个。为什么要这么问？”
“我不去超过十七人的地方。这就是我不能在超市工作的原因。你知道，那里的人太多了，不是吗？”
我承认，在超市里，员工和顾客的人数加在一起通常会超过十七个。
“要不这样，”他说，“也许我可以在第二天等他们全都不在的时候去？”
“但那时就没派对了。”
“不会吧。”
“下次我们会再举办一个只有十六个人参加的晚会。”
“你们会吗？”
“我想会的。”
有史以来第一次，布赖恩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诊室。这也使我感到高兴，直到我想起来，所有这些快乐直接都是由于戴维精神失常的缘故，并且我远不是在破坏戴维的计划，我反而是在支持他们。我恰好是对戴维认为那种我应该对他们好的人好，结果那人的生活得到了短暂的改善。我不喜欢这里面的含意。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们戴维过去不喜欢派对的事。准确地说，他不喜欢举办派对。甚至更准确地说——像电视广告里的宝马引擎一样的准确，他不喜欢举办派对的想法，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没举办过派对，二十年内一次也没有。为什么他要让很多他不喜欢的人在他的地毯上扔下烟头并用脚踩灭呢？为什么他要熬夜到凌晨三点，只是因为贝卡或者我其他的狗屁朋友喝醉了不肯回家？正如你们已经猜到的，这都是些反问句。事实上，我从未试过竭力和他争执其实偶尔让烟头在地毯上燃烧也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些反问句措辞的方式指出了我没可能说服他相信派对可以是有趣的！或者看到一个人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相聚是多么的伟大！因为他以前是不喜欢派对的。
我开始思考各种各样现在可行而过去行不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头件事：戴维过去在工作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要在cd和书上花掉很多钱，有时候，我们会为此争吵，即使——或者大概是因为——我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文化无关的生物体而感到不快。我知道，他总是设法将新买的书和cd藏起来不让我发现，把cd插在书架上的书的中间，等我不在家时才放新唱片，将新书的封面磨旧一点，这样就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但现在他对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很少出门，报纸的评论部分连看都不看就扔掉了。说老实话，我很怀念过去他带回家里的那些东西。也许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某个极端主义教派的皈依者，将所有的娱乐形式都看作是轻浮和放纵，但我还是为和一个知道绿洲乐队主唱是谁的人在一起生活而暗自窃喜，但现在全都没了。
还有件事：他不开玩笑了。总之，他不再开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玩笑。现在他用六十年代儿童电视节目里的那种方式逗孩子们开心——把不是帽子的东西戴在头上，样子总是很滑稽，他用水果扮成口技演员（“你好啊，香蕉先生”“你好啊，草莓太太”，这一类事情），模仿辣妹等等，等等。莫莉假装很开心，汤姆看着他，好像他是在让人作呕而不是在让人发笑。但是大人们（换句话说就是我，因为“好消息”看起来不像泡过喜剧俱乐部的人）……算了，别往心里去。过去，他每件事都要插科打诨常常弄得我跟傻子一样，因为你在和他讲话时，他脸上会有相应的表情，骗你相信他在听你说话，然后，就像《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莱克特一样，突然就从嘴里冒出几句精心想过、通常又是下流的俏皮话来，我或者会发笑，或者更多的时候是走出房间，用力地把门关上。但不时的——比方说，百分之五的时间里——有些东西会正中我的肘部尺骨端，不论我觉得多么严重，或者多么生气，或者多么的心烦意乱，他总是会称心如意地得到我的笑声。
而现在，我很少会走出房间然后“砰”地关上门；反过来说，我再也不笑了。但我不得不承认，结果我的情况跟以前比变得更糟了。首先，我跟戴维结婚，部分是因为他能让我笑起来，而现在，他不再甚至也不想让我发笑了，我有点想让他把幽默感找回来，但我有这样的资格吗？要是幽默感像头发一样——很多男人变老时就掉了——又会怎样？
但我们是在这里，在这个真实的当今世界里，在如今戴维不开玩笑、我们要邀请街上所有人参加派对的世界里，他们中有很多人，戴维过去仅仅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原因（他们的外套、汽车、长相、访客、购物袋）就一直对他们粗鲁无礼。不知不觉中，门铃响了，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脸上带着虽然困惑但不完全是不友好的笑容，手里拎了瓶法国霞多丽干白。
这张困惑的脸是西蒙的，他是同性恋，他和男朋友刚搬到25号不久。他的男朋友理查德是名演员，汤姆声称在《警察故事》里看见过他。理查德要晚些时候到。
“我是第一个吗？”西蒙问。
“总得有人先到吧，”说着，我俩都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又彼此傻看着。戴维走过来，加入了我们。
“总会有人是第一个，”戴维说，我们三个又咯咯地笑起来。（顺便说一下，这算不上什么笑话。不错，戴维说了句想让气氛更轻松一些的话，不错，听后我也露出很开心的神情，但这是特例，只在危急时刻发生。）
“你在这条街上住多久了？”我问西蒙。
“哦，到现在有多久啦？两个月？时间长得让你感觉这里像家，但还没长到家里所有的箱子、柜子锁都打开。”你还记不记得在电影《弗尔蒂旅馆》里，当巴兹尔的汽车抛锚时，他爬下车，然后开始用树枝抽打汽车的情景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时是如何笑得合不拢嘴，一直笑到动不了才肯罢休的情景吗？西蒙关于箱子的俏皮话在我跟戴维身上的效果或多或少和那一样。我觉得，真的不错。
莫莉捧着一碗乳酪条走了过来递给我们每人一根。“汤姆说你演过《警察故事》，”她对西蒙说。
“不是我，我不是演员，是理查德。”
“谁是理查德？”
“我男朋友。”
你也许会想，这是西蒙来后说的第一句直言（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双关语），可你错了，因为如果某事会使人发笑，那么从定义上讲它肯定也是个玩笑。说理查德是他男朋友，西蒙把莫莉逗乐了，乐得很开怀。她没有立刻就笑出声，她先是脸一红，敬畏地盯着她的爸妈看；然后就控制不住一个劲地大喊大叫、哈哈大笑。
“你男朋友！”好不容易等到能够喘气说话，她就反复叫嚷起来。“你男朋友！”
“没什么好笑的。”戴维说，但因为说这话时，他一直在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西蒙，莫莉又误以为她爸爸在责备西蒙。
“他只是有点傻，爸爸。别对他发脾气。”
“到别的地方去，莫莉，”我对她说。“其他人也想尝尝乳酪条。”
“这儿再没有其他人了啊！”
“走开。”
“对不起，”我和戴维异口同声地说，但我们谁也没去解释我们的女儿为什么会觉得一个男人说有个男朋友是她迄今为止听过的最好听的笑话。
“不必在意的。”西蒙说。然后，也许只是为了打破沉默，他又说道：“办派对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深信，西蒙是在讽刺我的不以为然。
门铃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妮古拉，那个噘着嘴唇、讨厌的女人，她本来说因为要上女子防身课来不了的。妮古拉没带酒。
“我取消了我的防身课。”
“很好。”我把她介绍给西蒙，然后将他俩扔在那里，讨论市议会该不该在我们这个街区引进一个停车场的项目。
房间里挤满了人。演《警察故事》的理查德也来了，我禁止莫莉跟他说话。隔壁第二家——那户亚裔人家也到了，“好消息”试图加入他们的一个关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辩论。家住17号、气色不佳的建筑商和我攀谈起来，他妻子因为流感卧床在家。我弟弟马克也来了，他看上去很困惑，想必是戴维邀请他了，因为我没有。我不知道马克是否应该接受帮助还是慷慨地给予别人帮助——他刚好就在那分界线上。
“这儿怎么了？”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