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是谁？”

“我不知道。”

他混入了人群之中。

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派对开始像个派对了：人们喝着酒，欢笑着，交谈着，门铃也不停地响着，没过多久，客厅里就没立足之地了。于是就有人挤进了厨房。两杯葡萄酒下肚，甚至连我都来了点情绪。你知道——在这里，我们有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我们是多姿多彩、多文化、多性恋的伦敦的一个缩影，我们品尝着乳酪条，谈论着交通规划和财产抵押贷款，大家融洽地相处，这不是很好吗？接着，戴维站到了一把椅子上，用木勺敲打一只炖锅，响声把我从小小的幻想中唤醒过来。

“各位，晚上好。”戴维说。

“晚上好。”迈克——那个气色不好的建筑商叫喊道，他碰巧成了头号角色。

“当你们在信箱里看到请帖时，你们也许会在心里问：‘这里面有什么陷阱？为什么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要邀请我参加晚会呢？’”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喝啤酒。”迈克嚷道。

“呃，这儿有双钻石啤酒。”另外一个人叫道。

“不，不是，”迈克冲他喊道。这两人为此捧腹大笑了好几分钟。

“我想说，这里没有陷阱，但实际是有陷阱，一个大陷阱。因为今晚我将要求你们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也许也会改变你们自己的生活。”

“看来，我没别的选择了！”迈克叫道。你不必像心理分析专家那样，为那些认为改变人们的生活大概就和同性恋有关的人担心。

“你们中多少人家里有客房？”戴维问。

“是的，我有，”迈克喊道，“那是我老婆不让我和她一起睡时我睡觉的地方。”

“一个，”戴维说，“还有吗？”

大部分人只是低头看着酒杯或者自己的脚。

“别害羞，”戴维说，“我不会让你们做你们不想做的事情。就我所知，这条街上三层楼的房子到处都是，其中一定有不少房间空着，因为你们也不全都是有好几个孩子。”

“如果住的是一层公寓呢？”问话的是位穿着皮夹克的年轻人。

“是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吗？”

“是的。”

“这么说你没有客房了。”

“那现在我可以回家吗？”

“想回家随时都可以回家。这是派对，不是集中营。”

“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迈克喊起来。这出喜剧里他的拍档，那个说双钻石啤酒俏皮话的人为他举手击掌致意，他和迈克站到了一边。

“很抱歉听你说玩得不开心。”有片刻的工夫，我仿佛觉得自己又看到了过去的戴维，就像透过新刷的底漆可以看得见以前刷的漆——在他的话中，有一种只有我能听得出的讽刺。过去嗜好争论的习惯也瞬间被流露出来，因为他没说别的，他在等着迈克继续他的下一句挖苦，但是，迈克却说不上来了，因为到最后他只是个傻瓜，一个在任何聚会上只要有酒喝就会说蠢话的家伙，不管是婚礼还是洗礼仪式或者像这样一个拯救世界的派对，他只想把事情搞乱然后就此罢手，可现在，戴维已经接受了他的挑战。

“你是不是很不开心呢？”

“是，你说对了，”迈克泄气地说。

“大概是因为《东伦敦人》马上就要到播放时间了吧。”戴维的话引来一阵笑声——笑声虽不是很大，但却比迈克到目前为止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效果要强。

“我不看《东伦敦人》，”迈克说，“事实上，我不看任何肥皂剧。”这话引起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笑声，但这次他们是在嘲笑他，嘲笑他的反击没有新意、陈词滥调，笑声无疑有点刺痛了迈克。

“这么说，你会留下来喽？”

“至少我要把酒喝完。”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又一阵咯咯的笑声，现在，他们站到了戴维这边。戴维已击败了一名质问者，我隐约感觉有一种自豪，也许是怀恋过去。我记起来了，戴维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将质问者击败。他恰好就是好斗和机智完美的结合。他刚刚站稳了脚跟，不过很糟，因为他咕咕哝哝、无趣、笨拙地说了一大堆没有条理的话，而且他揶揄的对象总是模糊、复杂难辨（比如舞台幕布、小桶冰激凌等等），但也许如果他有个喜剧演员和他配合，那样他就能够像麻醉师一样在关键时候出场，也许这才是他的职业。（这是不是我能找到的描述他才干的最好的例子？他最适合在喝酒的聚会弹压口头暴动？但这几乎不是博学者的标志，也不是可爱的人的标志。）

他踌躇了一会，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情绪。

“现在，我说到哪啦？哦，是的。客房。瞧，我不了解你们，但当我打开电视或者拿起报纸，我总能看到科索沃或者乌干达或者埃塞俄比亚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我会打电话捐出十块钱，但那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惨剧继续发生着。我感到内疚、无力，当我稍后出门去看电影或者去吃咖喱饭或者去酒馆……我仍然觉得内疚、无力。”

酒馆！酒馆！戴维，那会是哪家“酒馆”呢？“当地的”？成天去酒馆的杂种?

“……也许是我的无能为力和负罪感让这种想要做些什么的感觉一直持续了下来，有个孩子坐在自动取款机旁边，手里拿着条毯子，旁边是他的狗，我给了他五十便士，但这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下一次我去提款时，他还是坐在那里，我的五十便士没起什么作用。哦，当然不会有用，因为那只是五十便士，好，如果我给他十个五十便士呢？那也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也只是五英镑。我不喜欢他坐在那里，我想我们都会这么想的。如果你考虑上十秒钟，你就能猜出几分来，这是多么可怕啊，在寒风中过夜，乞讨零钱，挨雨淋，人们走过来辱骂你……”

我四下看了看，看得出除了酒馆那几句外，他说得都不错。人们在听，一两个还不时地点头，但你还不能说，他们的眼里已闪烁着转变的光。在他们失去兴趣之前，戴维还需要拿出一些看家本领来。

幸运的是，有人帮他做了这件事。

“我不相信这个，”迈克说，“他们都是混蛋，这些人。”

“哪些人？”

“这些该死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很有钱，他们中有一半人很有钱。”

“哈，”戴维说，“很有钱，难道这就是他们坐在人行道上乞讨的原因？”

“他们就是这么搞钱的，不是吗？一有钱，他们就会去吸毒。最近这半年，我一直在找泥瓦匠，那些人中有人找过我吗？当然不会有，因为他们不想工作。”

人群中有两三声哼声、一两声嘘声，更多的人是摇头、蹙着眉头交换眼色。迈克周围站着同性恋演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专业人员、教师、心理分析学者，还有那些透过他们身穿的gap牌t恤、心在为无家可归者流着血的人，虽然在夜深人静时，他们也会觉得无家可归的人只能怨他们自己，他们都吸毒，银行存款比我们多。他们在清醒、特别不是在开派对的时候，从来不会像这样大声地说话。迈克错误地判断了他的听众，他的一番话改变了房间里的情势。两分钟前，戴维还是面对着许多张困惑的脸；这里没有人希望戴维不如意，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保证将他们房屋的相当一部分献给他的事业。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会站在谁的一边呢？他们会与黑暗的右翼势力——迈克为伍呢？还是会站在天使（稍微有点古怪，也许是误入歧途，但仍然是天使）这一边？天使万岁！心理分析学者喊道。打倒右翼黑暗势力！同性恋演员喊道。当然，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叫喊。这方面他们太拘谨了。但毫无疑问，迈克身边的空档比刚才大了。人们慢慢从他身边走开，好像他正要准备跳几个别致的舞步似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我要说什么你是不会感兴趣听的。”

“是的。不感兴趣。但我酒还没喝完呢。”

“欢迎你将酒喝完。但是能不能请你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不敢肯定这里是否有人对你的观点感兴趣。”

“那是因为他们很多是游手好闲的皮条客。”

迈克周围的空间又大了一些。现在，他跳霹雳舞也不会碰到别人的脑袋了。甚至连那个和他联袂演双簧的人也从他身边走开了。他骂了戴维，而在这个房间里绝大部分人害怕被这么骂；毕竟，我们都想成为这个街区的一分子。我们希望迈克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也希望迈克愿意我们做他的邻居。在六十年代后期，跟我们一样，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安家，那时迈克大概花了几百英镑买了他现在的房子，几年前，我们中有人花了二十五万英镑在这买房子，这是事实。（但不是我跟戴维！我们十年前买这房子花了十万英镑！）但是，它有没有让我们变得四处炫耀、游手好闲？毕竟，迈克的房子现在也值二十五万英镑。但这当然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们是这样一种人，我们能够负担得起二十五万英镑的房子（或者更确切一点，我们是那种银行愿意为你贷款二十五万英镑买房子的人）；这样我们便成了施舍钱给乞丐的那种人（如果我们疯狂到花二十五万买房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路头就有了那家酒馆，迈克从前也许在那里喝过酒，现在酒馆已经转手，柜台里摆放着十英镑一根的西班牙香肠，它现在已经根本不算真正的酒馆了，面对现实吧！那些到处炫耀的人应该对此以及其他的事情负责，比如街头拐角的商店变成了一家熟食店……天哪！我们要为这么多事负责。

所以，迈克的存在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因为即使我们都为无家可归者感到内疚，我们一样也为我们没能留住迈克、为他不再觉得他是自己街区的一分子感到内疚（他砰地一声把酒杯放在壁炉架上，气冲冲地离开了。），也许这双重的负罪感也帮了戴维，因为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有着如此多的集体罪恶，这些过着奢华生活的人正渴望着设法来赎罪。他们希望去做一些既勇敢又艰难的事情，只是用来证明他们不是游手好闲之徒，证明他们是好人，是有思想不怕困难的人。如果戴维这时候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家，他们中有几个可能也会照着做；一间卧室——哼！算得了什么！

戴维觉察到了这种情绪，在后面的讲话里，他的情感暴风骤雨般地喷涌而出，“好消息”站在旁边，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这些人想和迈克一样吗？他们想不想做一些好事，比他们在生命中曾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要好？因为戴维并不关心我们现在做的事，不管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人道，不管我们为慈善事业曾付出过多少，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件事对个人的影响更加重大了。只要自家人六个月不用客房差不多就会挽救一个生命，因为有了个家和固定的地址以及修面和淋浴的地方后，这些孩子就可以申请工作，接下来他们就能挣钱，伴随工资而来的是自尊以及在没有这种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营造生活的能力……

“我四十一岁了，”戴维说，“我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懊悔自己没赶上六十年代。我从书上知道了那个年代的活力，我幻想当音乐并不是那种听过一千遍，而是它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候，音乐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总是为今天的世界变了而悲伤。我过去为lifeaid演唱会激动过，但之后你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现在它们变得很严重，而且丝毫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街道，也许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的街道，那么其他人也会希望改变他们的街道。我们亲自挑选了十个孩子，他们风餐露宿、无家可归，他们需要些帮助。他们不是酒鬼、吸毒者、小偷或者疯子，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是那些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过着不幸生活的孩子。也许是他们的继父抛弃了他们，也许他们的亲人先他们离去了，他们不能承受生活……但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如果我能为这些孩子找到十间屋子，我会觉得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做的最伟大的事。”

“你有客房吗？”有人问。

“当然有，”戴维回答，“如果我都没做好准备，怎么会要求你们这样做呢？”

“我能问一下，我们要把他或她安置在哪呢？”这是站在后面的一位女士问的，她已经供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精神领袖还有一个不想工作的丈夫。

“等大家都走了，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戴维说，“有没有人想详细谈谈？”

四个人举起了手。

“四个不够。我需要更多人。”

又有一只手举了起来，然后再没有人举手了。

“好的。现在有一半了，另外五个以后再说。”

真让人不可思议，整个房间自发地爆发出一阵掌声，我也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就好像刚刚看了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一样。

在人们的注视下，“好消息”和戴维领着这五个人进了书房——（一个大概要改造成卧室的书房）而剩下来的人站在那儿观望等待着，就好像在教堂的婚礼上，新娘、新郎和其他几个人拖着脚步慢腾腾地转到角落里在登记簿上签名，人们除了看着他们，不知道该做些别的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有没有唱歌？也许。也许我们现在就该唱——《你找到了朋友》或者《你将不会再独自行走》，一些让世俗之人心灵受到启发的歌。）

这五名志愿者是：

1.西蒙和理查德。住在25号的一对同性恋。

2.祖德和罗伯特。一对快四十岁的夫妇，有人告诉过我他们不能生育，他们一直想领养个孩子，可是没成功。他们住在6号。

（所以为了你们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期待这些人正在做的好事，又一首主题曲唱响了……）

3.罗斯和马克斯。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29号。对他们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刚刚才搬到这条街上，除了：1）他们有个女儿，年纪和莫莉一样大。2）在戴维改变前，他说他曾经看到罗斯在公共汽车上读他的评论，还笑出了声，所以也许她愿意提供一间卧室是出于某种忏悔的缘故。

4.温迪和爱德华。住在19号的一对年长夫妇。当我们和孩子一道出门时，他们总会停下来和我们交谈；对他们我了解得也不多，我只知道他们的个头都很大，以及他们的孩子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5.（这位好可怕）玛丁娜。一位年老、虚弱的东欧老太太，她是真正的年老，七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21号。她的英语总是让我觉得她根本不像是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的人，天知道她自愿表态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明天很可能她会给我们送一块大蛋糕。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后，当一个梳着辫子头的年轻人敲她家门时，她一定会很困惑和恐惧。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为他感到非常自豪吧。”我有礼貌地笑了笑，但没说什么。

我们一直忙到深夜才上床，戴维兴奋得难以入眠。

“你觉得五个怎么样？”

“让人吃惊，”我告诉他，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预计没有人会愿意的，只有沉闷、丢脸的失败，然后故事到此结束。

“真的吗？”

“坦白地说，你觉得你能找到十位自愿者吗？”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当我在脑海中仔细回顾这个想法时，我想不出任何反对意见来。”

简而言之，这就是戴维/“好消息”全部的想法——“我想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我想毁掉戴维整个拯救世界爱大家的运动，但是我想用他的逻辑、哲学和语言，而不是用某种抱怨的、被宠坏的、自鸣得意的、不关心弱势人群以及适者生存的小报专栏作家的语言来实现这个目的。但这当然不可能，因为戴维娴熟他的语言，而我只是个初学者。这就好像我想要用希腊语同苏格拉底进行辩论一样。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些人……”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必和我争论。但那不是关键，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关键？”

“对你要做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任何意见。有人挨饿了，如果你有食物就分给他们。孩子们没有东西玩耍，如果你有太多的玩具就送一些给他们。虽然我从来想不出什么反对的话，但这并不就代表我赞同你的观点。”

“但必须这么做。”

“世界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是？好的，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人们自私、恐惧……被人洗了脑认为他们没有选择，但他们有，他们有选择。”

现在我该说什么呢？说人们有权利自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说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用希腊语怎么说“请闭嘴，让我独自待着”？

第二天早晨，我和汤姆坐在餐桌前喝麦片粥，“好消息”、莫莉和戴维在我们旁边收拾房间。我没动。我自私，我也有权自私。在《卫报》上有一篇报道说，一伙年轻人将一个人打昏后，然后把他扔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树篱下面，受害者在那儿被冻死。他已经死了，要不然验尸官也不会知道他是被冻死的。

那伙年轻人中有三个是无家可归者。没错，考虑到孩子们还比较小，考虑到还有一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马上就会和我们住到一起（虽然没有人跟我提过这事，但我猜肯定是这样的），考虑到他们会做几个星期关于穷人的恶梦，以及一个几乎肯定不会伤害别人的孩子就会睡在他们的下面，我同意我本不应该把文章大声念出来。但我仍然有抵触情绪，我的武器就是坐在那儿，守在报纸第5版上，等着他们向我开火。

“哦，了不起，”汤姆说，“这样看来，现在爸爸要让我们被杀死了。”

“为什么？”莫莉问。

“你没在听妈妈读报吗？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会来这里先抢劫我们，然后大概还会把我们杀了。”他似乎对这一切很冷静；真的，似乎他喜欢这个前景，可能是因为被人谋杀了能证明什么东西，会让他爸爸感到懊悔。我觉得他太幼稚了，戴维会遗憾、悲伤，但不会懊悔，不会有汤姆需要的那种懊悔。

“这不公平，”戴维生气地对我说。

“是不公平，”我说，“一对五，他根本没有希望赢。”

他看着我。

“不明白吗？就在这张报纸上，和公平无关。它是新闻报道，是真实的事情。”

“但那里有很多其他的报道你可以读。我敢打赌，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关于福利法律变化的。我敢打赌还有写第三世界债务的文章。”

“戴维，第三世界债务不会来我们家住。第三世界债务没有杀死……”我突然停了下来，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茫然极了，第三世界债务的确杀死了——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比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杀死的人要多成千上万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会花上数小时，数小时，数小时的时间把它全部听完。

doublediamond，英国老牌啤酒。

1985年举行的旨在帮助非洲的慈善义演，前面提到的爱尔兰歌手鲍勃·吉尔道夫是其重要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