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没有游戏机，这我知道，戴维也知道，吃早点的时候，我们一直看着他玩着它，但难以想象的是，我俩竟然谁也没意识到这点。到了办公室，突然有一种莫名奇妙、有点古怪却又说不清的感觉搅得我心神不安起来。为了让自己心安，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清楚。我想声明，是做母亲的直觉让我拿起电话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抓起电话，只是因为电话铃响了，只是当戴维打电话告诉我，学校要我们过去和校长谈谈我们的儿子最近频繁偷窃的行为时，我才想起汤姆没有掌上游戏机。

“他偷了什么？”我问戴维。“最初是那个游戏机。”他回答。

直到此时，作为母亲，我的侦察本能才一下子表现出来。

四点钟我们赶到学校，看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排被盗物品，就像那些记忆游戏一样：有游戏机，还有两盘录像带、一张sclub7（七小龙）的cd，一只电子鸡、一大堆神奇宝贝、一件曼联队球衫、几袋吃剩一半的糖果。异乎寻常的是，其中还有一只纸钱包，钱包里装着一个同学的假日照片。

“你要这些做什么？”我问汤姆，但如我所料，汤姆也不知道，他只是耸耸肩。他知道他做错了，他低着头，弓着背，缩在椅子上；但是，他也有点愤怒。汤姆有件事总是让我心碎，他碰到麻烦时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他所期待的是温柔以及你仍然爱着他的证据，尽管你不赞成他的不良行为。但今天他没有兴趣，他不想看屋里任何人的眼睛。

“基本上，只要能够，他什么都偷。”校长说，“我想你们也想象得到，他现在不大受同学欢迎。”校长是位正派、有才智并且很文雅的女性，名叫珍妮·菲尔德，她以前一直对我们的孩子褒奖有加。我想，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少让她费心。他们按时到学校来，按时回家；他们喜欢他们的课程，他们不打人。现在汤姆成了消耗她时间和精力的另一个负担，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可怜起来。

“是不是家庭环境有什么改变？”

该从何说起呢？从关于他爸爸改变心灵的谈话？那次讨论了如果离婚后，他该和谁一起生活的谈话?还是因为“好消息”的出现？我看着戴维，意思是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要用一种不会让房间里任何人感到尴尬的方式去解释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这可不是个好差事，戴维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

“是的，我俩最近是闹了些别扭。”我惊恐地意识到，自从他碰到了“好消息”，戴维就把避免尴尬看作是一个和他无关的中产阶级大难题。

“汤姆，你到外面去等我们，好吗？”我迅速地说，汤姆没动，我只好抓住他的手，把他拽起来推到外面。戴维想要反对，但我只是摇摇头，他就没再作声。

“我确信凯蒂不会介意我说她有婚外恋的事情，”回到屋里时，戴维正这样说道。

“事实上，我的确很在意你这样说，”我想让他知道，我确实很在意。

“哦，”戴维为难地说，“但那是我的错。我是个疏忽大意、脾气暴躁的丈夫。我爱她爱得不够，我没有真正重视她。”

“是这样……不过，这种事情可能无法避免，”珍妮说，显然，她更愿意会见性变态学生的暴力又贩毒的父母。

“可我……呃，我……自从我碰到了一位意念治疗者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并且我已经改正了。凯蒂，你说呢？”

“哦，你是改了。”我疲倦地答道。

“那个意念治疗者现在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正在仔细地、重新对很多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审视，嗯……仔细想想，也许这里面有些东西让汤姆感到不安。”

“是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珍妮说。我看着她，但从她脸上找不到与她干巴巴的语言相配的表情，她一定知道怎样把话说得像白葡萄酒那样柔和。

有人敲了一下门，汤姆走了进来。

“你们说完了没有？”他说，“我是说，你们已经说完了我不能听的话没有？关于妈妈的男朋友和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盯着自己的脚，不敢抬头看他。

“坐下，汤姆，”珍妮说。汤姆在房间角落里，大家的视线之外找了张椅子坐下，所以我们只好扭过头去看他。“我们一直讨论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些事情的。是学校还是家里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不开心，还是……”

“我什么都没有了，”汤姆突然愤怒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珍妮问汤姆。

“家里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不停地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他把头向他爸爸一偏。

“哦，汤姆，”戴维说，他像是受到了伤害。“这样不好。你已经有太多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别人的原因。”

“停一下，停一下。”我有点弄不明白了。“汤姆，你是在告诉我，除了电脑之外，还有其他别的东西吗？”

“是的。好多东西。”

“没有好多。”戴维说，但他急躁的声音让他露了马脚。

“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他让我们仔细检查了玩具，然后送掉了一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故意问汤姆，而不是戴维。

“他叫我们不要说的。”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知道他是个疯子。”

珍妮站起身来，“我觉得这些事情在家里讨论可能会更好些，”她轻声地说，“但我要说，你们好像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送掉的东西大部分——也送给了妇女庇护所——是废旧物品，或者至少是他们已经不玩的东西。听戴维说，是莫莉提高了标准：她觉得，除非礼物是真正好的玩具，是他们都很喜欢玩的东西，否则它们就没有意义。于是他们就有了协议（汤姆签这个协议时似乎不太情愿），把他们正在玩的玩具捐出部分来。汤姆放弃了他的无线电遥控小汽车，但他几乎马上就后悔了。这样看来，解释汤姆偷窃行为复杂的心理动机就在这里：他放弃了某些东西，然后希望用其他东西来补偿。

回家后，我们和汤姆好好谈了谈，并强制他做出将来不再犯的保证；在如何进行公平、适当的处罚问题上，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周不准看任何电视节目，一个月不准看《辛普森一家》）。但是，我需要交谈的不光是儿子。

“我真不明白，”当我们俩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对戴维说，“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向我解释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怎么了？”

“你在将我们的孩子变成怪人。”请别跟我说别人才古怪，求你别那样说，拜托了。因为那不是真的——是真的吗？它不可能是真的，除非“古怪”这个单词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如果别人都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你不看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些古怪？当几百万人除了巨无霸汉堡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你却认为巨无霸难以下咽是不是古怪？啊哈。不，它不是真的，因为我能在一个圆圈里——某个环绕我的住宅区的圆圈——再画上一个圆，就把我置身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中间。虽然这个我惟一能画的圆包括了想把他们星期天的午餐和孩子们的玩具送掉的人，但这将会是个将我的房子围在里面的圆。这就是我给“古怪”下的定义。它很快也会成为我对孤独的定义。）

“关心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奇怪吗。”

“我不在意你担心什么。你尽可以担心个够。但你试图改变外界，这才导致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告诉我你认为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问题是什么？你一点都没看出来？”

“我能看出来，它们似乎对你是问题，但对我来说不是。”

“你儿子要变成《雾都孤儿》里的小偷了，这对你不算问题吗？”

“他不会再拿人家东西了。而且有比这更大、更危险的问题。”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我不明白有什么更大的。”

“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一直试着解释，但就是不能。就是……就是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更好的生活。我们一直过着某种错误的生活。”

“我们？我们？是你在写那狗屎小说，是你在写那说大家活得如何糟糕的报纸专栏。我一直努力地让生病的人好起来。”我知道话虽说得难听，但他太让我生气了。我是个好人，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和别人有过私情，但这没使我变坏，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得放弃我拥有或者看到的一切，我的孩子们就得放弃掉他们拥有的一切……”

“我知道，我有很多要求。也许太多了，也许这不公平，也许你觉得你不能再忍受了。但那是你的事情，现在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只是……突然觉悟了，凯蒂。我过着荒芜的生活。”

“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问题不是这个。”

“那又怎样？请告诉我，因为我不明白。”

“关键是……关键是……我的感受怎样。我不在乎怎样结束。我只是不想在死的时候觉得我从来没有去试过。我不相信有天堂，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我想成为那种有资格上天堂的人，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我是医生。

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开始做梦，梦见世上所有过着堕落生活的人——那些毒贩、武器制造商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到处愤世嫉俗的家伙——都被“好消息”一一触摸了，然后变成了戴维现在的模样。这个梦使我恐惧极了。因为我需要这些人——他们是我的指南针，正对着南方，在内城的学校里，有圣人、护士和教师；正向着北方有烟草公司的常务董事和愤怒的地方报纸专栏作家。请不要把我的北方夺走，因为那样我就会漂浮、迷失在一块未知的土地上，在那儿，我做过的连同未做的真的变得有意义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下午休息，汤姆放学回家后，我领他出来散步，他一点也不愿意，这个念头让他完全觉得莫名其妙——“我们散步做什么？我们要走到哪里？”——要是在以前他肯定会拒绝的，但他现在有麻烦在身，他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很聪明地意识到，如果在附近的公园里走走能够对他有所帮助，那也是一个值得走的弯路。

这么说既让我痛心又让我担心，但我已不太像以前那么喜欢汤姆和莫莉了。我知道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认定它完全正常——在感觉上我怎能将眼前这个沉默、偶尔有些乖戾的男孩与两岁时那个脸上挂着笑容、让人惊叹的他等同起来呢？但我现在不是很确定了。事实上，我开始在想他是否就不该比现在更可爱，他不够可爱，到底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不够母性不太吸引人。

“这不是我的错，所以别说是我的错，”我们走出家门十码之后，他方才对我说。不，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应当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好才是。

“为什么说不是你的错呢？”

“因为这是爸爸和‘好消息’的错。”

“他们偷东西了吗？”

“没有。但是他们逼我偷的。”

“他们逼你偷。他们怎么逼你偷的？”

“你知道他们怎么逼我偷的。”

“你说。”

“他们一直在剥夺我。”

“‘剥夺’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像那些在学校的孩子，你说他们被剥夺了。”

有一次他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他学校里有那么一群孩子总是在惹麻烦，我——回想起来，也许是轻率地——引用了“剥夺”这个概念。我想当时我是在尽一个思维正常的母亲的责任；而结果只是为我自己儿子的罪行提供了减轻的借口。

“那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

“你说他们家里没多少东西，那就是他们在学校里惹麻烦的原因。那现在，我家里也没多少东西，这也是我现在惹麻烦的原因。”

“你认为你家没有多少东西？”

“以前有，现在没有。”

我从心底里开始厌恶自由主义。它复杂难解、使人疲惫，并且易被误解以及被……被鬼祟的、宠坏的孩子滥用。它还滋生了怀疑，而我也讨厌怀疑；我要的是确定的信心。比如戴维有确定的信心，或者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也有确定的信心。谁想成为我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几乎总是确信我们错了；我们几乎总是确信我们会下地狱，虽然我们偶尔清醒的时候也会想做好事。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做，因为它太难，它要求太高，甚至努力治好了考滕扎夫人和巴米·布赖恩的病也不能保证任何事，所以，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怀着负疚而不是满足的心情结束一天的生活。今天，我知道了我没有真正喜欢过我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莫名其妙地鼓励他们中的一个去偷窃同学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戴维却一直在计划挽救无家可归者。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相信我比他好。

“汤姆，你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喜欢抱怨的孩子，”我告诉他，没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承认他是由可怕的、喜欢抱怨的大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在沉默中结束了散步。

自打“好消息”来我家以后，我们还没和朋友们吃过一顿饭，礼拜五晚上，我们要去朋友安德鲁和卡姆家吃晚餐。“好消息”主动提出在家看孩子，孩子们似乎也愿意，事实上我们找不到替代的人，于是欣然接受了提议。安德鲁和卡姆和我们很像，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媒体是架梯子，那在这架梯子的底部，安德鲁有个小小的危险立足点，只不过那并非真正的危险，因为事实上，即使他失去这个立足之处，他也不会跌得很远，也不会给自己和家庭造成多大的伤害。每个月，他为某家男性健康杂志撰写专栏，所以他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少的文学批评家。当然，他也写一些其他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电影剧本而非小说，所以戴维能够同情他而并不感到威胁。他俩——是以前——可以在一起开心地抱怨他们看过或者读过的糟糕电影和小说，而那种埋怨可以奇迹般地变成同志式的相互吹捧，而不仅仅是不开心。卡姆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经理，人很好，但我俩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她是个热衷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工作狂，而且从未想过要个孩子，而我如果有另外一个话题，包括孩子的话题，我就不会谈论工作。但我们对对方都很好，因为我们都认识到了这种关系对我们愤怒、灰心丧气的男人们的价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