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现在，我的男人突然既不愤怒也不再灰心丧气了。安德鲁还不知道这点。他打电话邀请我们过去吃饭，我接受了，但我没机会提起发生在芬斯伯里公园里的奇事。戴维似乎不怎么担心。在驾车的路上（通常我们打车过去，但戴维表示这次他不想多喝，不会超过偶尔小啜的一杯葡萄酒，所以我们就开车来了），我轻声问戴维是否会告诉安德鲁有关“好消息”的事。

“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原因。”

“你认为我不应该告诉吗？”

“不是。我是指……你知道的，如果你想告诉他，你就应该告诉。”

“凯蒂，说老实话，我发现这件事挺难说的，如果不想被别人当作怪人。”

“是啊。”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

“我不知道。”

“人都很主观片面，你不觉得吗？”

“确实是这样。那么，也许最好别提这个话题。”

“我想你是对的。在我……在我找到合适的话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全身所有的肌肉都松弛了下来，我甚至都没觉察到自己一直很紧张，但我还是觉得今晚可能会有点难熬。“那你想过要聊些什么吗？”

“你说什么？”

“你想过我们要聊些什么吗？该怎样聊呢？”

“我怎么知道？你问得好奇怪，凯蒂。以前你也到过别人家里吃饭。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话题自己会跑出来，然后大家就来谈天说地。”

“理论上是这样。”

“什么意思？”

“不错，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去安德鲁和卡姆家吃饭，情况就不同了，安德鲁和卡姆出门迎接我们，我们来到屋里，然后安德鲁就会说，某某人是个手淫者，他的那本新书简直糟透了，接着你会说，某人拍的新电影只是一出无意为之的闹剧——即使我知道事实上你十有八九没看过那部电影——而我和卡姆会微笑地坐在旁边。有时候，如果你们也说一些有趣的事而不是一味地用脏话骂人，我们也会开心地笑。然后，你就喝醉了，你告诉安德鲁他是个天才，安德鲁也喝多了，他也说你是个天才，再后来我们就回家了。”

戴维吃吃地笑起来：“胡说。”

“你爱信不信。”

“真的吗？那就是你对我们和安德鲁与卡姆在一起的那些晚上的印象吗？”

“这不是印象。”

“如果你这样想，我很难过。”

“并不是我这样想，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等着瞧吧。”

到了安德鲁家，我们坐下来喝了杯茶。

“最近好吗？”卡姆问道。

“还不错，”我回答。

“这么说，比他妈的才子j要好，”安德鲁欢天喜地地说。交谈总是这样开始的——“还不错”，因为我们还不错，就给他机会谈论某个最近过得不好的人：j某是位知名作家，他最近倒霉透了。他的新作恶评如潮，也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其间，老婆又和一个比他年轻的竞争者跑了。如果在过去，戴维一定会接过“这杯酒”痛饮一番，但现在，他只是看上去有点不安。

“是的。”戴维轻声说，“他最近一直不太好，对不对？”

“对的，”安德鲁说。大概是因为戴维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对j的事做出了一点反应——最近不太好，但是没有接着他妈的才子j说下去，于是，他又满怀希望地补充道：“他妈的才子。”

“你们两个最近还好吧？”戴维说。

安德鲁看上去有点迷惑了——他已两次伸出了仇恨的手，可两次都被拒绝了。他又试了一次。“我们比那个他妈的才子要好，”他说，被自己的玩笑给逗乐了。

“那很好，”戴维说，“我很高兴。”

安德鲁吃吃地坏笑起来，似乎戴维已不知不觉地上钩了。“你看没看《泰晤士报》周日版上的评论？哥们，我真想把打字机扔到窗外，然后去移民。”

“没看。”

“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正想着把它装在框子里呢，要把它找出来吗？”

“不用了，没关系的。”

通常至此，我和卡姆会让他们独自讨论他们的话题，然后四个人会按性别整齐地分为两对，但现在还没有我们可以离开他们的“话题”，所以我们只好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

“为什么不看？”

“我……呃，我已经不再看评论了，我太忙了。”

“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说我呢。”

“不，不，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有意暗示那些有时间阅读评论的人，在某个方面比别人差。我不想评价任何人。”

“你不想？”安德鲁高兴地笑了起来。“戴维，你这个坐在最高法院最高席位中间的人说不喜欢评价任何人！”你能领会安德鲁的意思，这是讽刺提升到了更新、也精细到不可想象的层次了。

“那你怎么一下子就忙得没时间阅读评论呢？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我……呃，我正在设法策划一项‘家庭收养街头流浪儿’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吧。”

谈话停了，安德鲁和卡姆仔细盯着戴维的脸琢磨了一会，随后又笑起来，这次是两人一起笑。笑声显然把戴维刺痛了——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似乎笑声里长满了刺，在往脑袋里钻时，扎到了脸一般。

“你说你正设法策划这项运动，”安德鲁问道，“莫非是指你正设法让它停下来？”

“不，”戴维胆怯地答道，“我在努力开展这项运动。”

此时安德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怀疑的神情。

“你的意思是？”

“哦，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那好。”

接下来便是长长的沉默。

“谁要吃点东西？”卡姆问。

这里有一份人员名单，里面罗列了迄今为止安德鲁和戴维认为是靠吹捧起家的无能之辈，或者完全是卑鄙下流之徒：绿洲乐队、滚石乐队、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罗比·威廉斯、金斯利·艾米斯、马丁·艾米斯、伊夫林·沃、奥伯伦·沃、萨尔曼·拉什迪、杰弗里·阿彻尔、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威廉·莎士比亚（但是公平地讲，他们只是鄙视莎士比亚的喜剧以及部分历史剧）、查尔斯·狄更斯、e·m·福斯特、丹尼尔·戴-刘易斯、巨蟒团队、戈尔·维达尔、约翰·厄普代克、托马斯·哈里斯、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达米恩·赫斯特、翠西·爱美、梅文·布雷格、丹尼斯·博格坎普、大卫·贝克汉姆、瑞恩·吉格斯、萨姆·门德斯、安东尼·伯吉斯、弗吉妮亚·伍尔夫、迈克尔·尼曼、菲利普·格拉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特德·休斯、马克·休斯、西尔维娅·普拉斯、斯蒂维·斯密斯、马吉·斯密斯、斯密斯乐队、艾伦·艾克邦、哈罗德·品特、戴维·马麦特、汤姆·史托帕德，当然，少不了所有其他当代的剧作家，加里森·凯勒、苏·劳莉、詹姆斯·劳蒂、杰里米·帕克斯曼、卡罗尔·金、詹姆斯·泰勒、肯尼斯·布拉纳、范·莫里森、吉姆·莫里森、考特尼·乐芙、考特尼·考克斯以及《六人行》的全体演员、本·埃尔顿、斯蒂芬·弗莱、安德烈·阿加西、彼得·桑普拉斯以及所有当代男子网球运动员、莫尼卡·塞莱斯以及历史上所有女子网球运动员、贝利、马拉多纳、林福德·克里斯蒂、莫里斯·格林（“一名跑得比谁都快的赛跑运动员怎么能是被吹出来的呢？”有一次，我绝望地问他们，但他们没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吉尔伯特和乔治、本和杰瑞、鲍威尔和皮斯伯格、马克思和斯宾塞、柯恩兄弟、史蒂夫·旺德、尼科尔·法西以及所有狗娘养的以设计服装为生的人、纳奥米·坎贝尔、凯特·莫斯、约翰尼·德普、斯蒂芬·桑德海姆、巴特·辛普森（但是没有霍默·辛普森）、荷马、维吉尔、柯勒律治、济慈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简·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肯尼迪家族、电影《猜火车》的导演和演员、《两根大烟枪》的演员、曼德拉、教皇，所有他们中学、大学现在在新闻、广播或者艺术界小有名气的校友、同学，还有很多很多相当多的人，名单太长了，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实际上，写下在世界历史上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的人则要容易得多：鲍勃·迪伦（但不是最近）、格雷厄姆·格林、昆汀·塔伦蒂诺和托尼·汉考克。我记不起还有其他什么人曾得到过这两位我们的文化守护人呱呱叫的赞同。

过去我不喜欢听他们说某某人如何无用，如何让人厌恶，如何无能和糟糕，他们是如何不配落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荣誉以及他们遭受到的不幸完全活该之类的话。但我今晚却想念过去的戴维——我想念他就像人也许会怀念身上的某块伤疤或者某只木制的假肢一样，表面上难看但却有特点。过去和戴维在一起时，你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以前也从未觉得尴尬过。的确，我是有过疲惫和绝望，偶尔也会口出秽言，我几乎可以肯定，有时也会感到愤怒，但我从没有任何尴尬。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愤世嫉俗，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都玩世不恭，但就在今晚，我才真正认识到这点，愤世嫉俗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实际流行的世界语，虽然我说得还不太流利——我喜欢的东西太多，而且我不太嫉妒别人——但我掌握的已经能让我混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完全避免愤世嫉俗和揶揄嘲弄是不可能的事。打个比方，说到伦敦市长竞选，或者黛米·摩尔，或者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或者布鲁克林时，你不得不变得酸一点，只是为了证明你是个完全合格、深思熟虑的大都市人。

我不再很懂这个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但我非常明白，今晚几乎肯定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戴维新近发现的诚挚以及他希望去爱、去理解所有人，甚至是上帝造物中最任性的一个，将会完全不被人理解。果然，这个任性儿变成了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这次不是安德鲁，而是卡姆在挑战戴维的真诚品质。我们谈起了美国的总统初选——我们尽可能从一个几乎完全不知情的立场出发。卡姆说，她真的不在乎下一位总统是谁，只要他把那玩意放在裤子里不去玩弄年轻的女见习生就行。戴维显然觉得不快，他在椅子上扭动着，最后问我们是在对谁评头论足，卡姆冲他笑了起来。

“我没开玩笑，”戴维说，“我不想再去谴责那些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

“可是……这是我们所有谈话的基础啊！”安德鲁说。

“我厌烦这样，”戴维说，“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的比想要知道的多。”

“你知道什么了？”戴维问他。

“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我们知道吗？即使他撒谎了，我们又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卡姆说，“社会是用来谴责的，要不希拉里……？戴维，我不相信这个。”

“你不相信什么？”

“你在为克林顿辩护。”

“我没为他辩护，我只是讨厌中伤别人。那些让人讨厌、无聊的辱骂与中伤，不费力气的俏皮话，对我们不认识的人评头论足还有没完没了的脏话，让我真想去洗个澡。”

“你可是我们的客人，”安德鲁挖苦道，“那边有块干净毛巾。”

“但是比尔·克林顿！”卡姆说，“我是说，对他如果都不能骂的话，你还能骂谁呢？”

“我不知道真相。你也不知道真相。”

“真相？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已婚男人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为他进行口交，事后又百般撒谎、隐瞒。”

“我想他一定遇到了很多麻烦和不幸，”戴维说。

“我不信，”安德鲁说，“你过去一直用电子邮件给我发关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黄段子。”

“我倒希望我没做过那些事情。”戴维说话时，强烈之情溢于言表，坐在桌旁的几个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困惑。我们都沉默不语起来，只好专注于我们的三色糕。

我对主人家新装修的厨房大胆地发表了完全肯定的评价。大家开心了一会，但毫无疑问，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只有很少的话题能提供给我们这样和谐的氛围。我们三人中不时有人不小心说错话，仿佛我们都患上了某种文化抽动症。我不小心贬损了杰弗里·阿彻尔的创作能力（只不过我在对某个电视节目交换看法时顺便提了一下——甚至算不上什么评论，至多是个微笑而已，要不然这谈话就无懈可击了）。戴维便说我对写本书有多么难毫无概念。卡姆开了某个政客的玩笑，他最近因为挪用公款蹲了监狱，他的名字现在成了不可信任的别称，而戴维则请求宽容和谅解。安德鲁稍稍嘲弄了姜汁辣妹在联合国的作用，戴维就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换句话说，这不可能。我们没办法正常说话，结果那晚的谈话很早就在混乱与笨拙中草草收场了。在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大家有个共识，像姜汁辣妹、比尔·克林顿以及杰弗里·阿彻尔这样的人是行为不轨的，如果有人到处为他们辩护，那么，这个共识就会被打破，一切又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个男人不愿意对姜汁辣妹粗鲁无礼妻子就要同其离婚？我很担心这种可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