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共大约有一千两百名病人。有些病人我常能见面，而另外一些则很少碰面。有些人我能帮忙，有些人我却帮不上忙。那些最让我痛苦的病人，是我经常见到却帮不了什么忙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灰心病人，原因显而易见。有人曾经计算过，大部分执业医生的病人名册中都会有大约五十名灰心病人。他们走进诊疗室，坐下来看着你。我们都知道这病已无药可医，我觉得内疚、悲哀，觉得自己是在欺骗，但是，如果你告诉病人事实真相，又太过残忍。我们不会去找那些不能帮助我们且经常让我们失望的人，比如说连图像都稳定不了的电视修理工、不能堵漏的管道工、没法使灯亮起来的电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和这些人的关系中止了，因为他们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但我与灰心病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会中断。他们会坐在那儿，永远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你。

我知道，并且希望考滕扎夫人也知道，我对她的病无能为力。她的关节痛、背痛，疼痛使她夜不能寐，即使吃止痛药似乎也不管用。她一次次地会来找我，无数次地与我交谈，我一再地想，却想不出任何有用的法子来（每次我都会在开药、研究x光片上或者探测检查上反反复复花上好多时间），现在，我只是希望她会去找别的医生看病，让我独自待着，让我去给那些我觉得还有把握治好的人、有希望的人和更年轻的人看病，因为考滕扎夫人老了，甚至比她七十三岁的高龄还要显得苍老，她的病是因为她的年纪以及一生为别人做清洁工落下伤痛的缘故。（面对事实吧：这些房屋属于像我这样的人，所以这里面有着奇怪的循环。也许如果我们都忘掉要做个好人，忘掉去拯救世界，那么考滕扎夫人就不需要医生了。如果我不是竭力帮她治病，这样我永远腾不出时间来为自己擦地板，也许考滕扎夫人就能从病痛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也许她会用毕生的时间教成人识字，或者为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提供帮助。）

就在“好消息”到我家的第二天早晨，考滕扎夫人拖着脚走进了我的诊疗室，因为岁月和操劳的缘故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砰地跌坐在椅子上，摇摇头。我的心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我们有两三分钟都没说话，等她把气喘匀；在沉默的当儿，她用手指了指我别在布告板上莫莉和汤姆的照片，然后又指了指我，我微笑着点点头，她也笑了，还竖起了大拇指，意思在说他们长这么大了。我确信此时我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当她第一次来找我看病时，他们还没有多大。布告板上的照片也就是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说孩子们长大了只会突出我的无能。

“你好吗，考滕扎夫人？”等她喘息渐趋平静，似乎可以进行交谈的时候，我便问道。她摇头说她不好。

我看了记录说，“上次给你开的药片怎么样？”她又摇头，药也不好。

“你能睡着吗？”她睡不着。她的睡眠也不好，没有什么是好的。我长久地注视着她，直到我尴尬起来，然后又专心致志地看起了病历，就好像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不仅能解决考滕扎夫人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

突然，我想起来我家还有位能治疗一切的人物，如果我是医生，不管是哪一类的方法，我都应强迫自己去试一试。我打电话给戴维，叫他把“好消息”带到医院来。

“你得付他钱，”戴维说。

“从哪儿出？从我秘密医疗预算里吗？”

“我不管。但你不能白用他。”

“这样好不好：他帮考滕扎夫人治病，我们不收他房租和寄宿费，或者电费，也不计较他给我们带来的诸多不便。”

“你不能每天都把他带到你那儿去。”

“我不要他天天来。你知道的，我是个完全有能力的医生。我开出的抗生素偶尔还是有效的。”但一边嘴上说这话，一边我就开起一张我的其他久治不愈的病人的名单。只要想一想：没有阿瑟斯先生，或者迈克布赖德夫人，或者巴米·布赖恩·比奇先生——我们这么漠然地称呼他，工作该有多美好啊。

“好消息”一刻钟就赶到了，一刻钟似乎挺长，但不比我平时给考滕扎夫人看病的时间长，现在这个时间被缩短了，我很开心。接待人员用怪异的眼神打量了我几眼，但他进来也没人反对。

考滕扎夫人盯着“好消息”眉上的饰针，脸上明显充满敌意。

“你好啊，亲爱的，”“好消息”说，“你真是个美人，对吗？我该怎么称呼？”

她还是盯着他。

“这位是考滕扎夫人。”

“不是这个名字。她自己的名字，姓之前的名字。”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才帮她看了五年病。我忙乱地翻着病历。

“玛丽亚。”

“玛丽亚。”“好消息”说了一遍，然后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用一种夸张、故意的欧洲腔说的。“玛——丽——亚。嗯，我们要为玛丽亚做些什么呢？你知道《西区故事》那首歌吗？”

“那是《音乐之声》，”我告诉他。“《西区故事》是另一首。”我想了一会，我怀疑这是否将是整个诊疗过程中我惟一展示专业知识的机会。

“这样看来，你就有两首为你写的歌了？”“好消息”说，“我一点都不吃惊，像你这般可爱的女孩。”

考滕扎夫人腼腆地笑了。她这么容易哄，我真想一把掐死她。

“那么，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才能使玛丽亚再次翩翩起舞呢？”

“她的大部分关节都有慢性炎症。臀部、膝盖还有后背都痛得很厉害。”

“她难过吗？”

“我觉得应该难过，那么疼痛。”

“不，我的意思是，比方说精神上的痛苦。”

“你是问她的精神痛不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同膝盖上的痛苦是相对的吗？”

“是的，确实，自作聪明的医生，我不像你一样善于谈话。但是，让我们看看我们中谁可以为她做点什么。”他半开玩笑地说。

“为什么，在你给她治疗前她非得不开心吗？”

“是啊。如果我能够触及到悲伤，它就有用。”

“你伤心吗，考滕扎夫人？”我问她。

她看着我：“伤心？”她的听力和英语都不是很好，所以很难知道她是没听清楚，还是没听懂。

“是的，伤心。”

“哦，是的，”她以只有老年人谈起这样的话题时才会有的口吻说道，“非常非常地伤心。”

“为什么？”“好消息”说。

“太多事情使我难过。”她边回答边用手指指她的衣服——自打我认识她起，她便一直穿着黑衣服——眼里噙着泪水。“我丈夫，”她说，“妹妹、爸爸、妈妈，事情太多了。”我们并不想冷漠无情，但中立地看待别人的痛苦肯定是毫无益处的，我想知道考滕扎夫人是不是如今只有一个人了。“还有我儿子。”她继续说道。

“你儿子不在了吗？”

“不，不，他没死。他很坏，搬到阿彻威去了。他从不给我电话。”

“这够伤心吗？”我问“好消息”。我不知道我们必须触及悲伤。突然，让“好消息”会见巴米·布赖恩的想法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我在想，一定有很多悲伤就藏在巴米·布赖恩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而它们听起来恐怕不太好受。

“是的，”“好消息”说，“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绝大部分了。跟她解释一下，我要触摸她的肩膀、颈部和头部。”

“我知道的。”考滕扎夫人说，她还有一点敌视。

“那样行不行？”我问她。

“可以。”

“好消息”闭上眼睛和她面对面地坐了一会，然后起身站在她身后，开始给她按摩头部。他一边按摩一边喃喃自语。他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好热。”考滕扎夫人突然说道。

“很好。”“好消息”说，“越热越好，有效果了。”

他说对了。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也许这只是一瞬间体验到的强度，也许只是越来越专注，但我似乎感觉到房间变得越来越暖。有一刻，房间也似乎变亮了。我不想去感觉，我也不想去注意天花板上那个灯泡似乎已经从昏暗的四十瓦变成了刺眼的一百瓦。感觉和看到这些事情似乎与感觉到以及看到很多其他更复杂的事情有类似之处，但如果你不在意，我宁愿没感觉到也没看到，所以我会尽力将它们忘掉。

将被证明更难忘掉的是下面这件事：在经过几分钟轻柔的按摩以及随之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后，考滕扎夫人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伸伸胳膊和腿，对“好消息”说道：“谢谢你。现在好多了，好太多了。”她也向我点了下头——也许我是在胡思乱想，但她的点头似乎十分冷漠，只是一种方式，告诉我她的问题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如果我具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治好它会是多么容易——然后转身离去了，速度比刚才进来时快了大约五倍之多。

“这样看来，”我说，“你能治愈衰老所导致的病了。干得不错。好哇，你啊，可以挣大钱了。”

“不，她还没治愈。”“好消息”说，“她当然好不了，她身体已经垮掉了。但她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改善。”我看得出他很开心，是真正的开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考滕扎夫人。此刻，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的不可救药。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吧。”他离开前我问他。“孩子们不在这里。里面有什么奥秘？”

“我不知道有什么奥秘，那并不是当时我没告诉你们的原因。”

“那把你那天不能说的事情告诉我。”

“药品。”

“你指的是什么，药品？什么药品？”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总之我是这样认为。我吸毒，每个礼拜五晚上在夜总会里都要说‘我爱你，你是我的朋友’之类的混账话，还有……我就像那些喜欢连环漫画的美国人。像蜘蛛侠以及超人一样，毒品改变了我的分子结构，给了我超能。”

“是幻觉给了你超能。”

“我想是这样。”他耸耸肩。“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我说，你们在大学里要学的是，打个比方，人的胯骨与膝骨连接在一起之类的东西。而我呢，在俱乐部里鬼混。不过，我们还是站在了同一个地方。我说，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还是觉得有让你做事情的地方。”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不，没什么。回头见。”

晚上，我坐在那里看莫莉洗澡，想看看她身上是否还有湿疹，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莫莉，还记得你去找‘好消息’看病的事情吗？”

“记得，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他问过你什么？”

“问我什么？”

“我不知道。当时，他有没有问你感觉怎样？”

“嗯——哦，是的。他问过我是否觉得悲伤。”

“然后你怎么回答呢？”

“我说有时候是觉得有些悲伤。”

“为什么呢？”

“我为‘鹦鹉’奶奶难过。”“鹦鹉”奶奶是戴维的母亲，去年去世了，叫“鹦鹉”奶奶是因为在她家大门门柱上有一只石刻的鹦鹉。

“是的。那是令人难过。”

“还有波皮。”波皮是家里养的那只猫，在“鹦鹉”奶奶去世后不久也意外死了。莫莉离这些死亡非常近，比我们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所期待的，要近得多。“鹦鹉”奶奶是在探望我们的那天倒下去的，虽然那天奶奶在医院里一直到深夜才去世，但奶奶很显然在从家里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不行了；再想想过去，尤其觉得愚蠢，为了走失的波皮，我们居然还组织了个搜寻小队。莫莉和我在马路上找到了它（尸体散落在路上）。我多么希望莫莉没看到其中的任何一次死亡啊。

“这也挺让人伤心的。”

“还有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死掉的那个孩子。”

“哦，是那个孩子。”

我流过产，在我生下汤姆前的十八个月，是头胎第十周一般性的流产，那时我很悲伤，不过现在几乎已经全部遗忘；我不记得是否与莫莉谈过此事，但显然我跟莫莉说过了。她以自己的方式去哀伤和回忆。

“这件事也让你伤心了？”

“当然了，那是我哥哥或者姐姐啊。”

“嗯，有可能。”我本想告诉她，对于任何一个八岁孩子来说应该尽可能远离关于灵魂、胚胎等深刻的问题，但我改变了话题，“还有别的么？”

“我想，我也为爸爸妈妈伤心？”

“为什么你要为我们伤心呢？”

“因为你们可能要离婚，你们肯定也会死。”

“哦，莫莉。”

我知道，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但此时，这些答案似乎根本就是虚伪的，我不会让自己来玩这种必须的父母安慰孩子的游戏。我们可能会离婚；我们一定会死。在我倏忽而来的厌世和荒凉的思维框架里，这似乎是一个对这一情境所下的精确结论，我也不想告诉莫莉任何不同的答案。相反，我伸出手，像“好消息”可能做的那样，轻轻触摸着她的额头，企图把这些想法从她身上拽走，然而这是个注定失败的企图。它使我觉得这似乎是我惟一允许自己做的身体接触；再多一点的温情就会让悲痛和绝望充满整个的心头。

“现在我什么也不担心了，”莫莉愉快地说，好像安慰我是她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由我来安慰她。

“真的吗？”

“是真的。‘好消息’把它们全赶走了。”

孩子们都上床后，我不想加入楼下“好消息”和戴维的谈话，于是我独自在卧室里想了一会儿心思。我和莫莉的谈话没法不让我思考，尽管不去思考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存在方式。我猜测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过着这样一种极糟糕的生活，尽管它被极其多的人看作是正常的。而有些人——摇滚歌手、小说家、年轻的报纸专栏作家以及那些假装把任何同孩子、日常工作以及旅行社安排一切的旅游有关的东西看作是一种长期的痛苦的精神死亡的人——他们认为，比如我们一心一意拥护传统生活方式的理想，让人不屑一顾。还有其他一些人，你应该知道这些人的。会认为我们幸运、幸福得令人不可思议，认为我们被自己的出身、肤色、接受的教育以及收入给宠坏了。我和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没有分歧——我怎么会有分歧？我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以及我们不必去体验的是什么。但是另一类……我不知道。因为似乎正常的生活或者这种被这些人鄙视的“正常”生活，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从而防止了痛苦的精神死亡，而要说包含丰富内容的生活也叫人痛苦难忍，那么这些评价别人的人又算什么呢？

从出生到现在，莫莉在这八年里发生过什么事吗？几乎没有。我们尽最大努力地保护着她，使她免受这世界的伤害。她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成长，有爸爸妈妈，从未挨过饿，她接受的教育将会使她为余生做好准备；但她还会悲伤，而那种悲伤，在你思考它的时候，并不是不合适的。她父母亲之间的那种状态让她焦虑；她已失去了一个她爱的人（和一只猫），她已认识到，这样的失去在未来将会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我似乎觉得，对每个人来说，人的普通生存状态就已足够具有戏剧性了；你不必通过吸食海洛因或者成为表演诗人去体验极端。你只需要去爱某个人。

我想另一件事就是我没能当好母亲。她才八岁大，但她已经感到了悲伤……我过去没想过会是这样。在她刚出生时，我很确信能避免这一点，但我没有，即使我明白为自己设定的这个任务是不现实也难以达到的，这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我还是参与创造了另一个困惑忧伤的人。

我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该是回归生活正常轨道的时候了。于是我下了楼，和丈夫还有那位住在主人家里、戴着眉饰的宗教老师一起吃饭，一起讨论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每位居民该如何邀请一位无家可归者到家里住上一年的事。

他们是认真的，我马上就认识到了这点。计划已足够周详，他们草拟了这条街上房屋的清单，戴维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住户的全部信息都写在了上面。我走进厨房时，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就站在戴维的后面听，从他的肩膀看过去，那份清单似乎是这样的：

1号：不认识。

3号：不认识。

5号：不认识。

7号：老妇人。（也有丈夫？如果他们在一张床上睡，也没关系。）

9号：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