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后一致的，对吗？”

“我明白从你的角度来说它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

“从你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因为，确确实实，我很感兴趣。我想知道要求离婚然后又说你不想离婚除了自相矛盾以外还能是什么。”

“全都不得要领。”我真是这么认为的。我想知道他怎么能让我们的女儿在父母当中选一个，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对汤姆这么残酷，还有为什么他会把我们的婚姻危机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的父母说，或者是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的父母的朋友说，或者甚至是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本人说。我该知道这些事，这点要求是够公平的，就像他该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要终止婚姻，又突然变卦了一样也是够公平的；可我们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来谈话。而忽然之间似乎连一生的时间都不够长，让午饭时间见鬼去吧，因为要是一顿早餐那么长时间的谈话都能够碎成那么多的细枝末节，一点都不能拼凑回原样，那么我们能从刚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榨出多少枝枝节节啊。他说过、我说过、他说过、我说过以及他认为、我认为、他认为、我认为，还有他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设想中的样子。如果它变成了我们共同想过的和我们共同做过的，那就没什么事情可以争论的了，因为我们都是一起想和做的，不过我们惟一在一起做成功的一件事是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而我只是不明白怎么才能……

“戴维，我只是不明白怎么才能走出这一团糟。”

“你这会儿又想说什么呢？”

我极力想说出那句话——那句话我曾经说过一次，只在今天早晨收了回去——不过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冲出来，相反我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啜泣、啜泣，在戴维领着我走出咖啡馆，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我最好是疯了；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我只是给弄糊涂了并且很不幸；或者，再退而求其次，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没法说服自己去做，因为它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张力逼得我快要炸了。可当戴维那样地扶着我，充满柔情，充满爱意和关切，这一切全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只想和他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此生。我不愿意碰斯蒂芬，我不想为戴维有没有告诉过别人，或者是他有没有对莫莉和汤姆说过的话而争吵不休。我只想在白天做我的工作，在傍晚看恐龙的电视，在夜里和戴维睡觉。再没别的重要事了。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持住这种感觉，我会过得很好。

我们上了车，在里面坐了片刻，戴维让我哭了个够。

“我再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他说道。

“不会了。这就结束了。”

“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典型的戴维。典型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当然了，他是没事的，而且这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毫无疑义，导致了我最近的闷闷不乐。突然，什么看恐龙电视的决定，戴维对我很好，还有我那标志着一切都结束了的悔恨的眼泪，让我似乎很清楚我应该做些什么以及说些什么。

“戴维……我和别人约会了。”

我告诉他是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和别人约会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还因为我知道这事会传到戴维那里。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想到对戴维来说我的坦白意味着某些事情的开始，而不是某些事情的结束，仅仅因为他认识我二十五年了，并不表示他这会儿了解我并且懂得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今晚能直接回家吗？”

“好的。一定。当然了。我们到时候再谈。”

“没什么好谈的。只不过我想带莫莉去看她的湿疹，我需要你照看一下汤姆。”

我和自己玩了一个游戏，只是想看看会有什么感觉。游戏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坐在结婚以后住的那个家的厨房里，看着儿子写作业，而是坐在附近一套小公寓的厨房里。在游戏里，这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婚以后。莫莉不在这儿，因为这当口她拒绝和我说话；她为已经发生的事指责我（戴维一定告诉了她一大堆歪曲的事实），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她都背过身去。戴维关于把家庭一分为二的可怕的玩笑结果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预言。

在某些方面，这个游戏富有启发性。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要选择把这个厨房想象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厨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难设想自己是一个留下来待在分崩离析的家庭里的人？不仅仅因为我是过错方（尽管有可减轻的情节，而且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错，我的婚姻某种程度上是粗俗和低级的，尽管无可否认这是温和的、中产阶级版本的粗俗和低级）；还因为我是养家糊口的人。戴维送孩子们上学；戴维给他们准备点心，监督他们的家庭作业；戴维把他们从他们的朋友们的家里接回来，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如果戴维和我分了手，那么我的离开只会引起一丁点的混乱，然而要是他走了，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对付了。我是男人。我是父亲角色。并非因为我有工作，而是因为戴维没有，事实上没有，因此他是管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容易就想要搬出去的原因了——因为总是父亲们搬出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容易想象莫莉不和我说话的原因了——她决不会选我而放弃戴维，无论如何，女儿发现父亲有外遇之后，总是拒绝和他说话的。事情总是这样的，整个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不是够说明莫莉实际上是在性上嫉妒我？

“汤姆？”

“有。”

“你把我当成妈妈还是爸爸？”

“什么？”

“甚至连想都不用想，只要说出你脑子里的第一直觉。”

“妈妈。”

“你确定吗？你有没有被迫多想了几秒钟，因为你糊涂了？”

“没有。我把你当妈妈，爸爸当爸爸。”

“为什么？”

“妈妈，我真的很忙，好吗？”他伤心地摇了摇头。

莫莉一直饱受湿疹的苦，甚至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她发得浑身都是的——手、胳膊、腿和腹部——即使再多的药膏、药膳、顺势疗法也拿这病没办法。今天早晨，在她上学之前，我在她满是一道道可怕的裂口的手上抹了一种烈性的、也许有点副作用的类固醇药膏。可她放学回家的时候，她从门厅里冲进来，手在我面前猛地一伸，一点儿湿疹的痕迹都没有了。我拉起她的羊毛衫，腹部的情况一模一样；她给我看腿的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了。毫无疑问，刚刚我听见莫莉和戴维进门的声音时，我吓得五脏六腑都翻转了，毫无疑问，我害怕今晚即将发生的一切；可我们每个人除了莫莉的小红疮怎么了以外什么都没说。（要是莫莉的湿疹比我的通奸更重要，那么通奸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真让人吃惊，”我说道。

“他只是摸了一下湿疹，它就消失了，”莫莉说道。“我能看见它走了。”

“他不只是摸了一下，”戴维说道。“他用了药膏。”

“他没有，爸爸。我看着呢。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摸了一下。”

“摸的时候用了药膏。”

“他只是摸了一下，妈咪。”

“谁只是摸了一下？”

“d·j·好消息。”

“呵。d·j·好消息。我早该知道的。有什么事是d·j·好消息不能做的？”

“他恰好提到他擅长治疗湿疹，”戴维说道，“所以我想这值得一试。”

“背痛和湿疹。这可是非同寻常的跨专业。”

“他也治好了爸爸的头痛。”莫莉说道。

“什么头痛？”我问戴维。

“只是一种……只是一种普通的头痛。我只是刚好提了一下我头痛，他就……按摩了我的太阳穴。治好了。”

“那么，头痛，湿疹，背痛。他是个真正的巫医，不是吗？又付了两百英镑？”

“你不觉得这很值吗？”

我哼了一声，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哼这一声要表示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像这个样子。为了治好莫莉的病我愿意付两倍的钱，可是诽谤中伤的机会总是让人难以拒绝，无论如何。

“你该去的，汤姆，”莫莉说道。“太神奇了。你会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

“是药膏，”戴维说道。“他在我背上涂了。”

“他什么药膏都没用。爸爸，为什么你非要说他用了药膏，实际他并没有？”

“你没能看见他在做什么。”

“我能。不管怎么说，我知道药膏是什么感觉的。它滑溜溜的……”

“得！”汤姆说道。（如果要给那些不明白青春期前儿童的似乎毫无意义的单音节词的人说清楚“得！”和“逗！”完全不同，那么按照我的理解，后者表示说话的人容忍了愚蠢的事儿，而前者却强调别人是个笨蛋。前者，有时候还伴随相当讨人嫌的鬼脸——挤作一堆的眼睛，咧开嘴露出的牙齿——想要生动地说明刚才指认的蠢事。）莫莉没有理睬他。“……他的手压根儿不滑溜溜。”

这会儿事情变得古怪了，因为戴维不会罢休；毫无疑问这场对话会没完没了，直到莫莉否认她亲身感到的真相。

“纯粹是胡扯，莫莉。看着我的嘴唇：他……是……用了……药膏。”

“这有关系吗？”我婉转地问他。

“这当然有关系！”

“为什么？”

“她在吹牛。我们不喜欢吹牛，对吗，莫莉？”

“是啊，”汤姆毫不客气地说道，“吹牛的人！骗子！”

莫莉哭了起来，喊着“不公平！我恨你们每个人！”，冲进楼上她自己的卧室里去了；就这样，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内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还是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又一个纷争扰攘的源泉。

“干得好，戴维。再接再厉。”

“她不该吹牛的，是吗，爸爸？”

“他用了药膏，”戴维不知道对着谁说道，“我看见他用了。”

戴维跟莫莉道了歉（我不得不说，并不是因为他乐意道歉，而是因为我暗示他这是成熟的父亲会做的事），汤姆跟莫莉道了歉，而莫莉跟我们大家道了歉，我们又安生了。这种时刻就构成了我们在家时的和平时分：为了江湖医生和药膏而发生的争吵，与为了我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外恋以及这是否会导致婚姻结束而进行讨论之间的两个小时。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吗？”孩子们躺到床上时，我对戴维说道。

“谈什么？”

“谈谈我午饭时跟你说的事。”

“你想对这事说些什么？”

“我以为你会想说点什么。”

“没有。”

“你就想那样算了？”

“我哪样都不想算了。我只是在推测你过几天就会搬出去。”戴维有点儿不对劲，可我说不上是什么。我本来很肯定他会表现出戴维式的做派，包括一连串的大叫大嚷、间或激烈的痛骂、直接针对斯蒂芬的成千上万的苛刻评论和不可胜数的鄙夷之词。但情形并非如此；看上去他似乎再也不在乎了。

“那件事结束了。到此刻为止。”

“这我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从没有人要猫王免费表演的。”

我心烦意乱，这会儿我都听不懂他的话和他说话的语气。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猫王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对白宫说的话。”

“请跟我说得明白点。”

“尼克松总统的人打电话给汤姆·帕克上校，要求猫王在白宫为总统表演。你知道的，帕克说，‘好的，但我们会得到多少报酬呢？’尼克松的助手回答，‘帕克上校，没有人在为总统作私人表演时索取报酬的，’帕克说，‘这我不清楚，但从没有人要求猫王表演却不给报酬的。’”

“我听不懂！请别这样了！这很重要！”

“我知道，这只是……你知道的，这故事提醒了我，所以我想让它去吧。这是我表达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真的不算什么的方式。你是总统，我是猫王。这里我说了算，而你整装待发。那就走吧。谢谢你并且再见。”

“你不是说真的吧。”

虽然我知道他几乎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是说了这句话。他是这种人，或许真到了这种地步时，这是我们这个独特的住宅区里的男人们顽固守旧的惟一方式。他们懂得给婴儿换尿布，谈论情感、女人的活计和一切基本的东西，但他还是宁可马上当这事没发生过，而不愿意接受任何可能的怀疑、混乱和伤害，无论这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无论他被我做的事伤害得有多么厉害。他以前跟我说过一次，我确信他说到做到……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真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

“应该没忘。”

那时，我们躺在床上，刚刚做过爱——我们有了汤姆，但还没有莫莉，我没有怀孕，所以这一定是1992年的哪一天——我问戴维想到这一辈子都要和我做爱并且除了我再也没有别人是不是让他很沮丧。他的回答毫无个性：他说有时候这确实让他很没劲，但选择别人太可怕了，他不敢想，无论如何他知道除了与我相亲相爱之外他决不会忍受别人，所以他很难想象他会放纵自己。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终止了这个所有的情侣在某些时候都会玩一玩的游戏，然后我问他在哪种情况下他会原谅我的不忠——譬如说吧，酒醉之后的一夜情，第二天早晨立刻就幡然悔悟了。他指出我从不醉酒，我这一生决不会发生一夜情，所以设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非常困难；他说如果我不忠于他，一定有别的原因，他感到这些别的原因令他难以启齿——太难了他都不愿意去想。我难得称赞戴维眼光敏锐，可如今我要向他脱帽致敬：我没有醉酒。也不是一夜情。我和斯蒂芬睡觉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别的原因，每个人都难以启齿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准备待在哪儿？”他问道——显然还是丝毫未受困扰。

“没有，当然没有。你是在跟我说我就是那个非走不可的人吗？”

戴维只是注视着我，眼神里满是蔑视，让我想要逃离这一切——丈夫、家庭、孩子——决不回头。

我是个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我开始认为，要是你在某方面是个坏人的话，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再好算不上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不是吗？大多数人都想要帮助别人，要是他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帮助别人的话，那么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去做——每月一次在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接电话，或者为慈善募捐作徒步行，或者填写定期捐款单。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医生并没有用，因为我只在工作日当医生。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除了丈夫我还同别人睡觉——我还不太坏，因为我没在工作时间之内干——这时候，即使当医生也没法粉饰我，不管我治疗了多少个直肠上长疖子的病人。

原文是：“goodnews”。

也指广播或电视台的流行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