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班回家，戴维差不多是从他的办公室里蹦了出来迎接我。“看，”他说道，然后开始铆了劲儿地对我鞠躬，就好像我是王后，而他是某个极端疯狂的保皇党。

“你怎么了？”

“我的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一点儿都不痛。”

“你去丹·西尔弗曼那里看病了吗？”丹·西尔弗曼是我们诊所推荐的骨科医生，我好几个月来都在叫戴维去他那里看病。应该说，好几年来。

“没有。”

“那么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看了别人。”

“谁？”

“那个家伙。”

“哪个家伙？”

“在芬斯伯里公园里的那个家伙。”

“在芬斯伯里公园里？”丹·西尔弗曼在哈莱街上开业。就我所知，芬斯伯里公园与哈莱街可没法比。“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过报刊销售亭的广告栏。”

“报刊销售亭的广告栏？他有什么资格证书吗？”

“什么都没有。”出言照样十分自豪，也充满了挑衅。行医执照在我看来是夫妻之间很大的分歧，也因此会被鄙视。

“所以你让一个完全不够格的人来摆弄你的背？明智的决定，戴维。他可能让你残废一辈子。”

戴维又开始鞠躬。“我看上去像残废的人吗？”

“当然不是今天。但是没人能一次就把背痛给治愈的。”

“嗯，好吧。‘好消息’做到了。”

“什么好消息？”

“那是他的姓。‘好消息’，好坏的好，消息的消息，是复姓。实际上，是d·j·好消息，叫他全名的话。”

“dj可不等于医生。”

“你知道的，这是俱乐部里的说法。我认为他以前在迪斯科之类的行业里干过。”

“这对你治疗背痛可太有用了。不管怎么说，你去见了一个叫作‘好消息’的人。”

“我去见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叫‘好消息’。”

“没兴趣，他的广告是怎么说的？”

“很难说，一些像是‘背不好吗？我能一次治愈’的话。还有他的电话号码。”

“这就打动了你？”

“是的。当然。为什么问个没完？”

“如此说来这个叫‘好消息’的家伙应该是个正统的治疗专家啰。”直到这一刻为止，戴维不曾痴迷于任何一种非正统医疗的话，这么说也许不会叫你吃惊；戴维曾经不容置疑地对我也对他报纸专栏的读者分辩过，他对一切对婴幼儿和孕妇无害的疗法都不感兴趣，谁要是对此提出异议的话谁就是大傻冒。（戴维，出人意料地，除了政治以外在哪方面都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我注意到，如今有种人是这样的，是些怒气冲冲要求恢复死刑和把非洲加勒比人遣返回国的人，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就像住在我们这个住宅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怒火得从别的出口发泄。你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自由党报纸的专栏或读者来信版面上读到他们，为了他们不喜欢的电影或者觉得不好笑的喜剧或者戴头巾的妇女而义愤填膺。有时候我认为要是他经历过一场暴力的政治变革的话，生活对于戴维和我来说会更舒坦些，他就会把怒气撒到搞同性恋的男人和左翼分子的身上，而不是顺势疗法的医生、公交车上的老人或美食批评家了。他有万丈怒火，却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发泄途径，一定万般不如意。）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形容他。”

“他有没有给你药？”

“没有。”

“我以为这正是你所谓的非正统。一个没给你开药的人。”

“关键是，他治好了我。不像那些没用的国家健康服务中心的人。”

“你到那些没用的国家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生那里去过几次？”

“这无所谓。他们就是没用。”

“那么这个家伙做了些什么？”

“只是用一些深层热敷膏摩擦了一会儿背部，然后送我回家。十分钟。”

“花了多少？”

“两百英镑。”

我看着他。“你在开玩笑。”

“没有。”

他对这笔荒唐的费用很自得，我从他的脸色瞧得出来。在别的时候他会讥笑，或者甚至有可能挥拳猛击那张为了十分钟的活儿向他索取两百英镑的不称职的江湖骗子的脸，可如今“好消息”（要是“好消息”会变成一个经常的话题，我将不得不找个别的名字来称呼他）成了我们俩争吵当中的有用的武器。我觉得两百英镑太贵了，因此他很愉快地付了两百英镑。如果好好想想，这有违情理的行为实在让人担忧，因为它会在哪儿结束呢？很有可能，举个例子说吧，他会把孩子卖给恋童癖团伙——为了区区几个钱——仅仅因为这真的可以打击我？确实，他爱孩子们。可他真的、真的恨我，所以这事很难判断。

“两百英镑。”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无数次地再去看病。随便什么病。免费的。”

“可他在第一次就治好了所有的病。所以你并不需要再去。”

“这就是为什么他值这笔钱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收费这么高的理由。”

他又鞠躬了，弯腰、起来、弯腰、起来，还龇牙咧嘴地笑；我摇了摇头，找孩子们去了。

后来，我们一家子在一起看电视，我近来决非第一次地想到为什么夜晚可以如此富有家常气息，而生活却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在最近的几个礼拜，尽管有斯蒂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糟心事，我们还是形成了新的周一之夜的保留节目，一边大吃大喝，一边看《与恐龙同行》；家庭习惯看起来就像某些特别顽强的沙漠之花，在最荒芜的不毛之地上都准备好了开花。

戴维还是打算破坏我们的融洽——他先是躺在地板上，尝试做仰卧起坐（他的肥肚腩和马马虎虎的健身水平让他很受罪，比背痛厉害多了，但因为不是他的背拖了后腿，所以他花了好几分钟来称颂“好消息”的妙手回春，结果遭到了孩子们的嘘声），接着他开始戳穿解说词的滑稽可笑：“三个星期之后，雄性再次回来尝试交配，”解说员肯尼思·布拉纳说道。“你确定不是两个礼拜吗，肯？”戴维说道，“因为这到底是一亿年以前啊。你也许会发现你算错了几天。”

“闭嘴，戴维。他们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一点点苛刻的批评不会杀了他们。”

“这只是你当孩子的时候需要的东西。苛刻的批评。”

但我们最后和解了。我们看节目，替孩子洗澡，哄他们睡觉，吃了一顿差不多算是安静的晚饭。我一直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只是我并不知道要说什么或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汤姆一直盯着我和戴维看，没过多久我开始意识到这让人很窘迫。他是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孩子，汤姆——不说话，理解力强，对如何粗鲁行事领会得极快。他有神童的品性，可是却看不出天才在哪儿。

“你怎么啦？”我问他。

“没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看？”

“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要离婚。”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里的情节，我就会刚好要把一大杯咖啡端到嘴边，汤姆的话会叫人乐得前仰后合，咖啡会从我的鼻子里喷出来，并且会溅到衬衫上。可是因为我正把吐司放进烤面包机里，我刚好背对着他。

“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学校里的人跟我说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怨气；要是我的同事跟我说我要离婚了，而我事先没有意识到一点婚姻危机，我会更为消息的来源而不是别的什么感到心烦意乱。不过当然喽，童年时代正是新闻从各种渠道朝你飞来的时候，而对汤姆来说这消息不管是从他的母亲、父亲还是从二班的比利那里听来的都是一样的。

“谁说的？”戴维问道，有点过于咄咄逼人，因此马上泄露了他正是透出消息的人。

“乔·索尔特。”

“谁是他妈的乔·索尔特？”

“学校里的小伙伴。”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汤姆耸了耸肩。他对乔·索尔特没有兴趣。他只对戴维和我是不是要分手感兴趣。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准备离婚。”我说道。戴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

“那么，为什么乔·索尔特说你们会？”汤姆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不过如果我们不离婚，那么不管乔·索尔特说什么都真的没有关系，对不对？”在三分钟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乔·索尔特的名字，可现在我已经给他弄得头痛了。我清清楚楚地在心里看到一个沾沾自喜、心怀叵测的金发小男孩的形象，长着一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使般的脸，除了对他的同学，如今，还有戴维和我，我们瞥见了他卑鄙、恶毒的心灵。“我是说，我们比他知道得要清楚。我们还结婚着呢，是不是，戴维？”

“你说的是。”他确实乐意这样。我没法说我怪罪他。

“你们到底会不会离婚？”莫莉问道。老天，我这会儿才明白，第一次，就是一个罐头里装得下多少条虫子，并且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打开它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没打算离。”我告诉她。

“如果你们离了我们会和谁住？”

“你想和谁住？”戴维问道。哪怕是最野蛮的育儿书上都不会推荐问这个问题。

“爸爸。”莫莉说道。接着，作为补充，“但不要汤姆一起住。”

“那么，汤姆可以去和妈咪住在一起。这很公平。”

“爸爸在闹着玩，”我立刻对汤姆说道，可我怀疑伤害已经造成了：戴维在喝一碗戈登·格雷厄姆牌麦片的时间里离间了弟弟与姐姐、女儿与母亲以及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而我刚刚保证不和他离婚。“逗！”就像我弟弟、儿子还有霍默·辛普森会说的。

在我的坚持下，戴维在吃午饭的时间来到了诊所，我们去了附近一家简陋的小餐馆，谈早餐时说的事。戴维毫无悔悟（也许该这么说：戴维决不悔悟。就像詹姆斯·邦德正是007一样）。

“如果我们不打算离婚，它能造成什么害处呢？这纯粹是个假设的情境。”

“接着说，戴维。你能比这个做得更好。”

“比什么好？我做什么了？”

“设置陷阱。”

“什么，你是说，‘如果我们不打算离婚……’这句话？这是个陷阱？”

“你希望我说‘呵，可我们会……’那你就会用我说话不算话来打败我了，在你面前说一套，在孩子们面前说另外一套。”

这会儿，我费了点心思，也花了点时间琢磨了一下戴维话语中隐藏的地雷，它们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作为《绿色监护人》的作者，他在说话时和在写作时一样掷地有声是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显然我乱了方寸了，因为戴维轻巧地抓住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暗示他曾经指望我会毫厘不差地说出那话儿。

“说下去，说下去。你在利兹给我打电话时跟我说了什么？”

“我没有……好吧，我说了，可我只是想……”

“不是。你说了什么？”

“你很清楚我说过些什么。”

“再说一遍。”

“你没必要这么做的，戴维。你很清楚我那时说了些什么，你也很清楚我今天早晨跟孩子们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