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几个礼拜，风平浪静。我们没有就任何事再谈过话；我们照常参加早就定下的社交活动，这意味着在周末和其他夫妇一起领着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些收入和我们大致相等并且居住在同一个住宅区内的夫妇。斯蒂芬在我的手机上留了三条短信，我一条都没有回。没人注意到我没有出席第二天在利兹举行的家庭健康研讨会。我回到了婚姻的大床上，我和戴维做爱，仅仅是因为我们躺在那里并且紧紧地挨着（同戴维做爱与同斯蒂芬做爱的区别就跟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和斯蒂芬做爱根本就是心旌摇动、天马行空、探赜索隐，并且为全新的感受而震惊颤栗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我为之沉迷，但我对整个情形未必很有把握。戴维，从另一方面来说，按下这个按钮，再按另一个开关，然后嘿嘿！事完了。它好比操作电梯——好像很浪漫，其实很实际）。
在我们这个收入阶层并且同在一个住宅区的人当中，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信仰，相信言辞的力量：我们阅读，我们交谈，我们写信，我们有理疗专家、咨询师和牧师，他们很乐意听取我们的倾诉并且引导我们如何去做。所以这事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的话，很严肃的话，于我而言正当其时的话，将会改变我生活的话，只不过是肥皂泡：戴维挥手拍去，而它们噗嗤一声爆了，没有丝毫痕迹证明它们存在过。
如今又怎么样呢？当我们两个话都说不通的时候，又能怎样呢？如果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过着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在那个世界里行动比语言和情感更有价值，我就会去做些什么，到一个地方去，甚至，揍一个人。但是戴维很清楚我并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他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他不按牌理出牌。有一回，我们带着汤姆去露天游乐场玩枪战游戏；做这个游戏时你不得不背一个电子背包一样的东西，当你被击中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这样你就死了。当然，你确实可以假装没有听见，接着玩下去，如果你打算耍耍赖皮、破坏游戏的话，因为毕竟，一声尖叫只是一声尖叫罢了。结果证明，这正是我在要求离婚时遇到的事儿。我吼了一嗓子戴维绝不会听到的尖叫声。
这就是我的感受：你走进一间屋子，门在你身后关上了，你惶惶不安了一小会儿，四处张望着寻找钥匙或者窗户或者别的东西，然后你意识到这里并没有出口，你准备尽可能利用你手头的一切。你试了试椅子，发现它坐起来不算不舒适，还有一台电视机、几本书，以及一个贮满了食品的冰箱。你知道的，这能有多糟糕？我要离婚这桩事算是大恐慌，但很快我就进入了盘算我手头上有些什么东西的阶段。结果发现我所拥有的是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幢不错的房子、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一个从来不打我并且操作电梯时总能摁下正确开关的丈夫……我想，我能对付这一切。我能过这种日子。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戴维和我出去与贾尔斯和克里斯蒂娜吃饭，他们是我们在大学时代就认识的朋友，戴维和我相处得很默契，这是一家好饭店，一家位于白垩农场的老式意大利饭馆，有棍子面包、放在篮子里的酒和确实美味的小牛肉（如果我们可以肯定医生不会是坏人——除非他们是那种给孩子与寄宿生注射致命血清的变态杀人医生——那么我想我有权偶尔享用一点小牛肉）；晚餐用到一半，当戴维忙着谈论他那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的专栏中的一篇时（一次疯狂的人身攻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针对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决策过程），我发现贾尔斯和克里斯蒂娜差不多都笑得不行了。他们甚至不是听了戴维的话而笑，而是跟着他一起大笑。尽管我还是很厌恶戴维的饶舌，他无穷无尽、笃行不倦的愤怒，但我突然明白他的确具备逗乐别人的能力，我对他萌生了好感，几乎是暖人心怀，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比以往更加肆意地云雨了一番。
第二天早晨，我们带着莫莉和汤姆去拱门浴场，莫莉被造波机送出的一股纤弱的水流击倒，消失在十八英寸深的水底下，我们四个人，甚至连戴维，全都咯咯地笑个不停，在我们平静下来的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之前有多么不知足。并非我多愁善感：我很清楚这张幸福家庭的快照只不过是一张快照罢了，并且，未经剪辑的录像会捕捉到我们到达游泳池之前汤姆大发脾气（讨厌和我们一块游泳，想去杰米家里玩）以及此后戴维怒气冲冲地大叫大嚷的镜头（我拒绝了孩子们从自动售货机里买炸薯片的要求，因为我们正在直接回家吃午饭的路上，戴维迫不得已称我是保姆式教育的活化石）。问题并不在于人生是一场阳光灿烂的悠长假期，而我只是太在意自己了以至于没福气消受（当然，尽管它有可能是，但我还是太自我了所以无福消受），问题在于那样的幸福时光是有的，而只要存在着幸福的时光，我就没有权利替自己要求得更多，即使日子会过得一塌糊涂。
这天晚上，我和戴维大吵了一番，第二天斯蒂芬又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我猝不及防，把大半杯子水泼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次争吵不值一提，真的：这只是一次吵架，发生在两个互相厌恶得已经不想再吵架的人之间。它肇始于一只破了一个洞的塑料提包（我不知道它破了个洞，我让戴维用这包去……噢，别提了）；结束于我指责戴维是一个又愚蠢又恶毒的孬种，而他跟我说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想吐。斯蒂芬的事更是火上加油。星期一上午是普通门诊，我刚看完一个自认为患了直肠癌的家伙（他并没有生癌。他长了个疖子——这多少是因为他个人卫生方面潦草从事引起的，我这么猜想，尽管我不会告诉你更多的细节）。我走到外面的接待台去拿下一组病历卡，我看见斯蒂芬坐在等候区里，胳膊上绑着显而易见是潦草做成的吊带。
伊娃，我们的接待员，从桌子里探过身来，开始低低地说道。
“这个绑着吊带的家伙。他说他刚刚搬到这个地区，他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医疗证，他只要挂你的号。说是有人推荐了你。要不要我把他打发走？”
“不用，没事的。我现在就看他。他叫什么名字？”
“嗯……”她瞧着她面前的拍纸簿。“斯蒂芬·加纳。”
这是他的真名，虽然刚才我并不清楚他会不会用这个名字。我看着他。
“斯蒂芬·加纳？”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是我。”
“你可以跟我来吗？”
我沿着走廊走的时候，我意识到等候室里有好几个人正在指责伊娃，抱怨斯蒂芬·加纳插了队。我觉得心虚，想逃到听不见的地方，可是到我的诊疗室的路走得很慢，因为斯蒂芬显然极为自得，越发一瘸一拐起来。我把他领了进来，他坐下，笑得合不拢嘴。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我问他。
“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见到你？”
“没有，你瞧，这正是我没回电话试图传递的信息。我不想见你。够了。我做错了。”
听起来很像是我，冷静，略有点儿生气，可感觉上并不像自己。我觉得害怕，激动，比实际年龄小多了，并且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毛丫头发现她自己正在那里猜想伊娃是不是注意到了加纳先生是多么富有魅力（“你看见这个绑着吊带的家伙了吗？”我期待她在今天的某个时刻会说。“哇噻。”而我只要克制自己别说出什么洋洋得意的话）。
“我们可以出去喝杯咖啡，好好谈一谈吗？”
斯蒂芬是一个关怀政治流亡者的压力集团的新闻官员。他为避难议案、科索沃以及东帝汶担忧，他曾经承认，有时，担忧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他，和我一样，是个好人。可是出其不意地来到医生的门诊室，假装受伤来骚扰其中一位医生……这可不好。这糟透了。我给弄糊涂了。
“我在外面有一屋子的病人。不像你，他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全都不舒服。我不能只要我觉得自己乐意就溜出去喝杯咖啡。”
“你喜欢我的吊带吗？”
“请走吧。”
“只要你给我一个我们能碰头的准信。为什么你在深更半夜离开旅馆？”
“我感觉很差。”
“为什么？”
“我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孩子却同你睡觉，或许是这样。”
“哦。你说这个。”
“是的。这个。”
“我不会离开，除非我们定个约会。”
我没有让他滚蛋的理由是因为我发现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地让人感到刺激。几个礼拜以前，就在我遇见斯蒂芬之前，我还不是这种人，让一个男人为了能逮住和我待在一块儿的弥足珍贵的须臾片刻而假装受了重伤。我是说，我长得绝对不丑，并且我知道只要努力我仍然能勉勉强强赢得丈夫的倾慕，但直到这一刻我还从来不曾幻想过，我有能力让异性为了情欲而疯疯癫癫。我是莫莉的妈妈、戴维的妻子、一位地区医生；我恪守一夫一妻制已经二十年。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性欲，因为我有性生活，但这是同戴维之间的性爱，似乎不再需要吸引力以及别的什么了：我们互相做爱是因为我们许诺不再同别人做爱，并非因为我们控制不住自己。
这会儿，斯蒂芬正在我面前哀求着，我确实感到有一丝虚荣渐渐升起。虚荣！我瞄了一眼诊疗室镜子里的我，就一小会儿，只是一秒钟，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不怕麻烦地把他的胳膊绑在吊带里。毕竟，我并没有自负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我并没有宣称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想要从悬崖上跳下去，或绝食而亡，或坐在家里听着悲伤的音乐并且沉湎在威士忌里。绑这吊带肯定花了他至少二十分钟时间，搞到筋疲力尽，而且这必定使他有点儿碍手碍脚的；加上从肯特镇过来的行驶路程，我们正在讨论的可是最多只有四十五分钟的不便，一丁点代价，绝对没有痛苦。这并非《致命的诱惑》，不是吗？是的，我对此很有分寸，尽管断定我要比一条假装的吊带更有价值是很荒唐的，突然间我确实感到自己值那么多，这是一种全新的但不完全是不受欢迎的感觉。如果我单身，或者刚刚陷入一桩情事，是一连串桃花运中最近的一桩，我会认为斯蒂芬的行为叫人可怜，或令人可怕，或者，最起码是让人讨厌的；但我不是单身，我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因此我一反常理地对他说我会在下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真的？”他似乎吃了一惊，好像他很清楚他已经越过了限度，一个思维正常的女人不会在这样的情形里同意约会，一瞬间，我刚建立起的对自己魅力的信心荡然无存。
“真的。待会儿打我的手机。请离开吧，让我给那些身体不舒服的人看病。”
“要不要我把吊带去掉？让它看起来就像你已经把我治好了。”
“别犯浑。但或许你出去的时候可以别再一瘸一拐地走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好的呀。待会儿见。”
然后，他心情愉快地大步走出了房间。
贝卡在几秒钟后走了进来，像编舞者一样紧扣节拍——她一定是和斯蒂芬错身而过来的。
“我得和你谈谈，”她说道。“我要向你道歉。”
“为了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所以你爬起来把你最近进行的一次谈话写了下来？让它们看起来像一出戏？”
“没有。”我爱贝卡，但我开始觉得她有可能发疯了。
“好吧，你该写一写的。很有趣。我保存这些谈话。时不时地，随便看看。”
“你应该把和你谈过话的人都找来，把他们说过的话大声念出来。”
她看着我，做了个鬼脸，好像是我疯掉了。
“关键在于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你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出去吃匹萨吗？”
“记得。”
“你知道，我把这次谈话写了下来。我记得所有关于你弟弟的闲话儿。可是——别笑，行吧——你有没有提到你有外遇了？”
“嘘！嘘！”我关上了她身后的门。
“上帝呀！你有外遇了，是吗？”
“是的。”
“可我却忽视了你。”
“是的。”
“凯蒂，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怎会这样待你。”
我做了个鬼脸以示爱莫能助。
“你好吗？”
“还行。凑合吧。”
“那么，发生什么事了？”
这很好玩，听到她话语里的口气。那里有好几种腔调，那是小女孩——哎哟——妈呀、我——想——知道个——究竟——的声气，可是当然了，她知道戴维，她知道汤姆和莫莉，所以那语气里还有警告、关心，或许是不赞成。
“是来真的吗？”
“我不想谈这桩事情，贝卡。”
“你之前想谈的。”
“是的，我之前想谈的。可这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知道。”
“你爱他吗？”
“不。”
“那这算什么？”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我想。这正是贝卡没法理解的。要是她懂得了，她就会越发觉得对不起我，让我受不了。我可以告诉她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兴奋之情，以及如梦似幻、超凡出世的性爱。但我不能告诉她斯蒂芬对我有意，而他对我的吸引力，看来是以后的日子里我惟一有兴趣的。这太可悲了。她不会喜欢的。
下班后，我再度和斯蒂芬碰头的时候有点焦躁不安，因为我觉得似乎我正在步入某一桩事情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从后劲上看起来比第一阶段厉害得多了。当然，我很清楚，第一阶段包罗了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贞、欺骗，这只是举两个例子而已——但它结束了，并且我对这了断很满意；我以为斯蒂芬的事儿是我能打发的，像掸去面包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它要真是面包屑，而我已经把它抖落的话，他就不会在今天上午绑着吊带走进诊疗室了。它这会儿越来越不像面包屑，更像是一摊红酒污渍，一块黄油油斑，一份龌龊并且非常招眼的印度外卖的酱汁。不管是什么，问题在于我焦躁不安，我之所以焦躁是因为我去和斯蒂芬碰头，却并没有决心跟他说我将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
我不愿意在上班的地方搭他的车，因为人们总是很爱管闲事的，所以我们约在附近住宅区的街角见面；我们说好了在一幢房子外面碰头，免得彼此错过。当我向那里走去的时候，我尽量去想那个长疖子的男人，因为这很恶劣、很恶劣，寡廉鲜耻，瞒天欺世，而你瞅着这长在直肠部位的疖子时，只能当个好人（除非你贼坏、贼坏了，我是说，病态，邪恶，堕落），所以在我找到斯蒂芬车子的时候，我真还没有找准位置，没想清楚我在干什么，或者我该怎么和他处。我钻进车子，我们出发了，一路奔向克勒肯维尔，因为斯蒂芬知道一间幽静的酒吧，就在一家时髦的新旅馆里面，一直到后来我都不曾起疑，为什么一个任职于总部设在坎登的压力集团的男人会熟悉克勒肯维尔的一家时髦的新旅馆。
不过这个地方对我俩倒是非常合适，不起眼，呆板乏味，里面全都是德国人和美国人，他们随饮料附送给你一碗坚果，我们在那里静坐了一小会儿，我第一次想到，真的，我对这个男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时候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和戴维能聊些夫妻之间常说的话题，因为我知道怎么起头——天哪，我现在就该如法炮制——可这个家伙……我甚至不知道他姐姐的名字，所以我怎么能够和他讨论我要不要离开丈夫和两个孩子的事呢？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你说什么？”
“你姐姐的名字是什么？”
“简。为什么问这个？”
“我也不知道。”
看来于事无补。
“你想要什么？”
“你想说什么？”
“从我这儿。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什么意思？”
他让我恼火，尽管他对于他迄今为止三言两语的话——一连串“你说什么”和他姐姐的名字，有问必答式的——会引起如此的恼火感到莫名惊讶。不知怎的，他不得要领。我正面对着我所珍视的一切濒临毁灭的困境，或者说是我过去所珍视的，不管怎么说，而他却坐在那里啜饮强力啤酒，除了怡然地享受周围的氛围以及因为有我相伴而感到愉快之外，对一切都浑然不觉。我很害怕他随时都会往椅子上一靠，满意地叹一口气，说，“真是妙不可言。”我想要难过、悲痛、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