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跟丈夫说我再也不想和他维持婚姻关系的时候，我正在利兹的一家停车场。戴维甚至没和我一块儿呆在停车场里。他在家里，照管孩子，而我只不过是打了个电话提醒他该给莫莉的班主任写张条子。一些别的话似乎就这么……脱口而出了。显而易见，这是个错误。即使我是——天哪，这已经大大出乎意料了——那种对丈夫说再也不想和他维持婚姻关系的人，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在停车场说出这番话，而且还用的是移动电话。显然，这特殊的自我评价如今可不得不推翻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可以把自己描述成那种从来不忘记别人名字的人，因为这些名字我会成千上万次地记起，而只忘掉了一两次。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离婚的话题只会提起一次，倘若非得提起的话。如果你选择在利兹停车场，用移动电话来对付这事儿，那么你就没法声明它只是一句戏言，这和李·哈维·奥斯瓦德无法声称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行为丝毫不像他本人所为是同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只能任由偶发事件来评判自己。

后来，在旅馆的房间里，当我失眠时——某种程度上这令人安慰，因为即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在停车场结束婚姻的女人，起码过后我还有良心辗转反侧——我在脑海里回忆这番对话，尽可能多地着眼于细节，设法找出我们怎么会在三分钟之内从那话儿（莫莉的牙医预约）转到这话儿（迫在眉睫的离婚）的。好吧，至少十分钟。害得我没完没了地在凌晨三点苦苦思索，我们怎么会在二十四年中从那会儿（1976年在大学舞会上的相遇）走到这会儿（迫在眉睫的离婚）的。

老实说吧，这反省的第二部分之所以如此长久费劲只是因为24年确实是一段长长远远的时间，不计其数的琐碎事儿控制不住地涌现在脑海里，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确实对我们之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帮助。如果把我对于我们婚姻的看法拍成电影的话，评论家会说它全都是废话，没有情节，它可以简述若此：两个人遇见了，恋爱了，有孩子了，开始吵架了，一个变得又肥胖又坏脾气（他）并且厌倦婚姻，一个变得又绝望又坏脾气（她）并且要分手不干。我不会反对这出剧情梗概。我们之间没什么特别的。

那个电话，尽管……我仍没找到关键的环节，正是那节骨眼使一场有关家务小事安排的相当融洽并且平淡无奇的对话突变为这洪水猛兽般、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一样的时刻。我能回忆起谈话的开始，几乎一字不差：

我：“嗨。”

他：“好啊。你怎么样？”

我：“嗳，不错。孩子们还好吗？”

他：“呃。莫莉这会儿在看电视。汤姆正围着杰米转。”

我：“我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得写张条子让莫莉明天带到学校去。就是牙医的事儿。”

看看？看看？它不可能发生的，你会这么认为，不是打这里开始的。但你错了，因为我们就这么发生了。我差不多能断定第一个坎儿就是在这儿产生的，在这一分钟。我现在记起当时的情况了，有一个停顿，一片不祥的沉寂，在电话线的那一头。然后我就胡扯了一些像是“什么”，而他则回答“没什么”的话。然后我又问了一遍“什么”，而他又回答“没什么”，但显然他既没有被我的问题难住，也没有被逗乐，只是在发脾气，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回答，你不得不问下去。所以我追着问了。

“说吧。”

“没什么。”

“说吧。”

“没什么。你刚才说的话。”

“我刚才说什么了？”

“说打电话只是提醒我莫莉条子的事儿。”

“那又怎么了？”

“如果你为了别的理由打电话来会更好一些。你知道的，问个好之类的。瞧瞧你丈夫和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噢，戴维。”

“什么叫‘噢，戴维’？”

“那正是我问的第一件事。‘孩子们过得可好？’”

“是的。好吧。‘孩子们过得可好？’而不是，比如，‘你过得可好？’”

在万事太平的时候，你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不难想象在那些关系更融洽的夫妻之间，一个如此起头的电话不会也不可能转到离婚的谈话中去。在比较恩爱的夫妻当中你能驾轻就熟地直接从牙医的话头聊到其他话题上去——你白天的工作，或者晚上的打算，或甚至是，在一桩异常实用的婚姻中，聊一些发生在家庭外面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今日》节目里传来的咳嗽声——就那么普通，就那么让人记不住，却正是这些话题，构造了让人记不住但相亲相爱的普通夫妻关系的基本内容，甚至也许是婚姻的支柱。然而戴维和我，……这不是我俩的状况，不再是了。像我们俩这样的电话只会发生在你经过了好多年的伤害与被伤害，直到你嘟哝的和听到的每个字都变得意味深长，如同一出凄凉又奇丽的戏剧一般复杂且充满了潜台词。实际上，当我清醒地躺在旅馆的床上，试图把一切都拼凑起来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我们发明了自己的密码是何等的聪明啊：需要经年累月的令人痛苦的斗智斗勇才能到达如今这个地步。

“我很抱歉。”

“我过得怎样你介意吗？”

“说实在的，戴维，我不需要问你过得怎样。我能听出来你好不好。你身体够棒的，足够一边照料两个孩子，一边还攻击我，并且还非常，非常地委屈，为了这会儿我仍莫名其妙的原因。虽然我确信你会开导我的。”

“你凭什么觉得我委屈？”

“哈！你就是委屈本身。一直是。”

“扯淡。”

“戴维，你以受委屈为生。”

这是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戴维惟一固定的收入来自于他给我们这儿一家地方报纸的专栏供稿。专栏配有一张他对着镜头咆哮的照片，小标题是“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最后一篇我还愿意阅读的是反对老人坐公交车的讽刺小品：为什么他们从不准备好他们的钱？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使用车厢前面专门留给他们的座位？为什么他们在到站之前坚持要站上十分钟，这样他们就只好经常以令人惊恐并且是有失尊严的方式跌倒在地了？反正读者诸君可以想象那幅场景。

“假使你不曾注意，大概是因为你从不他妈的费心来读我……”

“莫莉在哪儿？”

“在另一间屋子里看电视。妈的妈的妈的。狗屎。”

“非常成熟。”

“……大概是因为你从不他妈的费心来读我，我的专栏是嘲讽的。”

我嘲讽地大笑。

“好吧，要是韦伯斯特大街32号的居民不懂什么是讽刺的话，请宽恕我们吧。我们每一天都和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一起醒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或许在关于我们婚姻的电影中，这句话将是一个转机，剧作者处心积虑地写下它是为了含蓄而不拖泥带水地把一场愚蠢草率的争吵转向更有意义的情节：“问得好……我们想干吗？……我们在干什么？……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到此为止。”是的，它需要费点儿劲，但它终将有效。虽然如此，鉴于戴维和我并不是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我们是无缘于这巧妙而充满暗示的小小转机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是你为了我不曾问候你而大光其火?”

“是的。”

“你过得好吗？”

“滚蛋。”

我叹了口气，正对着手机的送话口，让他听清楚我正在干什么；我不得不把手机从耳朵边移到嘴巴前，使得这一刻的声音有所失真，但凭经验我知道我的手机并不能传递出声响的细微差别。

“天哪！这算什么？”

“是叹气。”

“听上去你像是站在山顶上。”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待在伦敦北部的一间厨房里默不作声，我待在利兹一家停车场里默不作声，我很清楚这种沉默，熟悉它的样子和氛围，它所有尖刻而敏感的细小角落，我突然为此厌恶不堪。（当然，根本没有真正的寂静。你可以听见自己由于愤怒而搀杂着咒骂的气咻咻的声音、嘭嘭地撞击着耳穴的热血，与此同时，还有一辆菲亚特乌诺牌汽车倒进停车场，泊在你边上的轰鸣声。）事实是，在问候家人和决定离婚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环节的原因。我想有些事发生了，我刚刚卷进去。

“我受够了，戴维。”

“受够什么？”

“这些，无时无刻地争吵。沉默。糟糕的气氛。所有这一切……让人恶心。”

“哦，这些。”听筒里传过来的语气好像是毒液不知怎的从漏屋顶滴进了我们的婚姻，而他过去一直在尽力弥补，“是的，好吧，现在发现已经太晚了。”

我深深地透了口气，不是为他，而是为我自己，所以这一回手机贴在耳朵边上。

“也许不晚。”

“什么意思？”

“你真的想这样度过下半辈子？”

“不，当然不想。你是在暗示什么别的选择吗？”

“是的，我认为我是。”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

“你知道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但我希望你是第一个提出的人。”

到了这个地步我真的豁出去了。

“你想离婚吗？”

“我希望你记住这并非由我提出的。”

“好的。”

“是你，而不是我。”

“是我，而不是你。说下去啊，戴维。我正试图讨论一桩叫人伤心的成年人之间的事情，而你却只想着计较先后。”

“那样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要求离婚。而且非常突然。”

“哦，彻头彻尾的突然，不是吗？我是说，并没有任何征兆，是吧？因为我们一直是那么地幸福快乐。这就是你有兴趣去做的？告诉每一个人？对你来说，这就是关键？”

“在我们挂上电话前，我要弄清楚。我只是想在你编造你的版本之前，先有我的说法。”

“好啊，那么，我就在电话这头等着。”

就在那时，对我自己，对他，对发生在我们俩身边一切的厌恶使我做了相反的事，我挂了电话。正是这让我落得了在利兹旅馆的房间里辗转反侧的结局，拼命回忆着刚才对话的每一步，偶尔因无法入眠而沮丧得咒骂不停，把灯和电视机开开关关，一般来说这会把我情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噢，我想，他该现身在某个电影大纲里吧。他们结婚了，他变得肥胖而脾气暴躁，她变得绝望而性格乖戾，于是她有了情人。

听着：我并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一名医生。我想成为医生的一个理由是我认为它会是个好行当——好的意思是，远胜于那些让人兴奋、收入丰厚或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的说法：“我要做一名医生”，“我正受训成为一名医生”，“我是伦敦北部一家小医院的普通医师”。我想这会使我显得还算可以——专业、有点儿头脑、不那么招摇、可敬、成熟、慈悲。难道你以为医生不在乎体面，因为他们是医生？我们当然在乎。不管怎样。我是个好人，是一名医生，并且我正躺在旅馆的床上，和一个我实际上不太了解的名叫斯蒂芬的男人睡觉，我刚刚对丈夫说我要离婚。

斯蒂芬，不出意料地醒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

我没法面对他。几小时前他的双手还抚摩我每一寸肌肤，我也渴望它们在那儿，可这会儿我却不愿意他躺在床上，在房间里，在利兹。

“有点儿睡不着。”我起床，开始穿衣服。“我出去走走。”

这是我订的旅馆房间，所以我带上了房卡，可即使在我把房卡塞进包里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我不会回来了。我想待在家里，争吵，哭闹，为我们即将给孩子们的生活所制造的混乱感到歉疚。健康管理局会支付房费。斯蒂芬只需要把迷你吧的单埋掉。

我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在一家加油站停了下来，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在开车回家的路途中总会发生点什么，一些昭示出这一旅途的意义的事情。我会遇见某个人，或者下决心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或者被一桩犯罪事件卷了进去，并且也许被一个罪犯绑架了，一个十九岁的有毒瘾的并且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家伙，结果证明他比我要聪明得多，事实上，也要慈悲得多——太讽刺了，鉴于我是一名医生，而他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绑匪。他会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尽管只有天知道有什么值得学的，而我也会从他身上学到点什么，然后我们被短暂的相处微妙但却深深地改变了，会以一生来接续我们的旅程。不过这并非电影，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所以我吃了甜甜圈，喝了茶，回到了车子里。（为什么我老是在说电影？过去的几年里我只去了两次电影院，并且我看过的那两部片子的主角都是卡通昆虫。就我所知，当前大多数公映的成人影片都是讲述一个女人平平安安地从利兹开车到伦敦北部去的，她在半路上停车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整个旅程只花了我三个小时，还包括了吃甜甜圈的时间。我六点到家，回到了一所仍在沉睡中的房子，我如今才发现，这所房子正一点一点散发出一股空落落的颓败的味道。

在七点三刻以前，没有人会起床，所以我在沙发上打盹。尽管有那个电话和斯蒂芬的事，我还是很高兴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也很高兴能感受到从吱嘎作响的地板里渗出来的孩子们那令人难忘的温暖气息。我不想睡到那张婚姻的床上，不是今晚，或者今晨，或者随便什么见鬼时间——不是因为斯蒂芬，而是因为我还没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再和戴维一起睡觉。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可是接下去，有什么要紧呢，是离婚还是不离？这太奇怪了，所有这一切——我曾经无数次地与那些“夫妻分房睡觉”的人谈话，也无数次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好像夫妻同床共寝就是完完全全地维持婚姻关系了，但不论事情多么糟糕，待在一张床上从来不成问题；共度余生才让人感到恐怖。自从我们俩开始争吵，近来有好几次，一看到戴维醒了、动弹了、神志清醒了、走动并且说话了，我就想吐，我对他的厌恶是如此的强烈；虽然，在晚上，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情形。我们仍然做爱，半心半意，例行公事，但这不是性：这更多的是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起睡的觉，我们是怎么一起干的。我的身体曲线已经适应了他的胳膊肘、膝盖和屁股，再没有别的人如此一模一样完完全全地契合我了，尤其不是斯蒂芬，他看起来像是身体所有的器官都长错了地方，尽管他更为瘦削、颀长，一切你觉得可以推荐给一个寻找性伴侣的女人的优点，一应俱全；昨天夜里，有好几回我闷闷不乐地想到是否戴维是世上惟一那个让我感觉和他待在一块怎么着都觉得很舒服的人，是否我们的婚姻，也许成千上万桩婚姻能挺到今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某些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的体重/身高的差别，并且一旦任何一方有哪怕微乎其微的不合适，这姻缘关系也决不会发生。而且，还不仅仅于此。当戴维睡着的时候，我能把他变回我仍深爱的那个人：我会把我觉得戴维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原先是个什么样的人，强加到那个沉睡的身体上，和这个戴维一起度过的七个小时刚刚够我打发与另一个戴维一起消磨的第二天。

就这样。我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后来汤姆穿着睡衣下来了，他打开电视，端了一碗麦片，坐在扶手椅上，看卡通片。他连一眼都没有看我，也没有吭声。

“早上好。”我愉快地打了声招呼。

“嗨。”

“你好吗？”

“还行。”

“昨天在学校里怎么样？”

可他却跑开了。我儿子提供的谈话机会像一扇只打开了两分钟的窗，落下了窗帘。我从沙发上起来，煮上一壶水。接着莫莉下楼了，已经穿好校服。她瞪着我。

“你说你要出远门的。”

“我回来了。我太想你们了。”

“我们并不想念你。是吗，汤姆？”

汤姆没有回答。显然，这就是我所选择的：我女儿赤裸裸的挑衅，我儿子冷冰冰的漠然。除非，当然了，这纯粹是杞人忧天，他们既没有挑衅也并非冷漠，他们只是孩子，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陡然生出大人的洞察力，即使是这样异乎寻常的夜晚。

最后一个，但却至关重要的戴维出现了，套着家常穿的t恤和平脚短裤。他走过去烧水，发现水早就煮上了，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迷惑不解。就在那时他才用他迷糊的眼睛瞧了瞧房间，想弄明白是不是能为这出乎意料的烧水找到什么答案。他看见了懒懒散散躺在沙发上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