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

伦敦伦敦塔

事情变得更糟了。我丈夫的哥哥,就是那个十分英俊的罗伯特·达德利没能抓住玛丽公主——或者应该说是玛丽女士,我们现在得这么叫她了。他骑着马把诺福克兜了个遍,挨个拜访那些相貌英俊的男子,确保没人帮她逃走,不过他没把她带进自己的城堡里。

半数大臣告诉我她肯定逃到西班牙去了,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她率领天主教的军队来攻打我们,将全英格兰消灭殆尽并送入地狱。还有半数人说她的离开一定经过了同意,她将被永久驱逐出境,如此便无人会举兵反抗我。然而除了这些,她还做了件对我们影响很坏的事,没人能料到这事会出自一个妇人之手:她不仅将自己在肯宁霍的豪宅装修得更奢华了,还写了封信给议会,告诉他们她才是真正的女王,若他们能允许她立刻前往伦敦登基,便免除他们的叛国之罪。

对改革的正当性而言,这是最糟的一件事。我知道上帝不想让她登上王位,而她所说的“允许所有信仰存在”,并且不强迫那些异教徒信仰已经见到光明的基督教,这都是魔鬼把戏的一部分,为的是否认凯瑟琳·帕尔所信仰的一切,摧毁爱德华国王取得的成就以及我所宣誓继承的那些东西。玛丽公主休想把这个国家交还给罗马,摧毁我们试图建立圣徒之国的机会。我承蒙上帝之请,将与她斗争到底,决意让人集结一支军队将她缉拿归来。她有很多机会去更好地理解圣言,和我一样在凯瑟琳·帕尔门下学习,但她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如果我们把她抓住,且国会坚持认定她该因为反抗女王我而以叛国罪处死,那就处死好了。我会有勇气将她和所有异教徒送上断头台,我与上帝强大的军队联系紧密,因为我是被召的人,是被上帝选中的。我将像耶稣手下忠诚的士兵那样蒙受痛苦,但不会听闻上帝的召唤后却发现自己还不够格。

我在房间里和凯瑟琳妹妹一起跪了好几个小时,向上帝寻求指引,玛丽跪在凯瑟琳边上。凯瑟琳显然不与圣者同列,我看到她在打瞌睡,便用手肘顶了顶她的肋部,她才开始说“阿门”。这倒不要紧,我必须保持虔诚和真挚。凯瑟琳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妹妹,她可以打瞌睡,正如耶稣的精神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时圣彼得却在睡梦里一样。但就算这样我也会一步步向前,取得象征圣徒身份的圣冠。

为了对玛丽公主声称自己是正统继承人作出回应,议会公开声明我是女王,所有中尉统监都被派到各自的封地,确保全国上下的每个人都知道先王已经驾崩,而我是他任命的继承人。那份宣告张贴在伦敦各处,传教士也在他们的布道坛上宣布这个消息。

“有人反对吗?”我紧张地问父亲。

“没,连一个‘不’字都没有,”他打消了我的疑虑,“谁都不想西班牙人来占领我们,也不想回到罗马教皇的统治下。”

“玛丽公主在国家里肯定有些支持者。”我焦虑不安地说道。

“是玛丽女士,”他纠正道,“你当然会这么想,但不管那些人怎么想,没人会站在她那边,这个国家肯定遍布天主教徒,但不会对她宣誓效忠,约翰·达德利掌权了那么久,肯定会准备好这一切的,只要西班牙不多管闲事就行。”

“我们必须集结一支军队。”但我对军事方面一无所知。

“我们已经着手准备了,”他说,“由我来率领军队。”

“不,”我突然说道,“父亲,说真的,没有你我便做不成这件事,不要抛下我而让我和达德利家的人在一起,我不想和吉尔福德还有他可怕的父母相处。不要只留母亲和我的妹妹们在这儿,母亲从未说过反对达德利一家的话,而凯瑟琳比普通人更糟,玛丽还太小,得有一个人在这里陪我。”

他犹豫了。“我知道你母亲不愿意我与她的姐姐玛丽公主交战,我也并非行伍出身……”

“约翰·达德利必须要去,这都是他的主意,他的计划。而且他在四年前刚刚镇压过凯特的叛乱,让他去再合适不过!”我喊道。

“别难过。”父亲说,他那双疲惫的眼睛望着我通红的面颊,我的音量也提高了。他目光上移,越过女仆,朝母亲点了点头,好像她必须过来安抚我。

“我没有难过,”我飞快地回答,我得不断打消别人的疑虑,“我只需要自己的家人陪伴我身边,吉尔福德就是这样。他的兄弟们为他工作,母亲在他身旁,父亲为他把一切都打点妥当。为什么朝廷里满是达德利家的人,而你却要离开我们,把我、凯瑟琳、玛丽和母亲留在这里?”

“不要慌,我会留下来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你将会成为女王。约翰·达德利的军队会抓住公主,就算她到了法拉姆灵厄姆的城堡,在那里建立起她自己的一套规则也不顶用。”

“是女士,”我提醒他,“是玛丽女士,这也不是她定下的规则,而是我的。”

约翰·达德利在离开伦敦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饯别晚宴,其间充斥着夸耀和恐惧,真是罪孽深重啊。他的演讲一点也不鼓舞人心,我读了不少历史书,知道一个即将出征捍卫自己信仰和女王的人应以何种姿态说话。他没有声明这一行为的正义性,也没有提及自己必将获得的胜利,而是提醒在座的每个人,这次出征赌上了他的生命和名誉,向众人传递了一种真切的焦虑而非虚假的自信。

吉尔福德和我并肩而坐,我们目光扫过整个大厅,饰有我家族徽记的织物铺满我的椅子,而不是他的。我的椅子也比他的更高,他的父亲正在威胁议会,如果他们背叛他,那么他也不会对议会保持忠诚。这不是那种凯撒出征前做的讲话,我对吉尔福德说道。

“他们哪能称得上是罗马王室的军团司令官?”他尖刻地回答,“台下的人一个都信不过,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要输了,就会毫不犹豫地翻脸。”

我正要解释为什么他说错了,父亲却立刻转头对着我们,做了个雄辩家演说的手势,说到了我的事情。他说我是被他们诱骗当上了女王、被强迫着推上了王位的,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吉尔福德和我就像在鸟巢中的小猫头鹰一样面对面眨巴着眼睛。那我神授的君权又在何处?那我表舅将自己的王位授予我的权利呢?还有我母亲那合情合理的声明,她将先王亨利的遗愿铭记在心并交之于我,这又到哪儿去了?吉尔福德的父亲把我登基这件事说得像是有所预谋而非上帝的安排。若有预谋,便是叛国。

约翰·达德利向萨福克的东北方进军,我们则留在伦敦,着手处理执政事宜,但这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场化装舞会而非真正的统领,直到有一天,我们得知玛丽女士被捕了。吉尔福德没有再争辩自己的名号或者头衔,但他每天独自进餐,还会赋予自己一些权利,比如登位时用金色的华盖遮挡,和国王一样;还送出五十盘菜肴分给议会中的各位,他把这群人邀请过来,就是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气派的印象。有些时候我胡乱地想:他正在侵犯我,僭用特权,一个阴谋套着另一个阴谋,一个罪衍包裹着另一个罪衍。他和自己的那群男仆在一起放纵粗野地喝酒,我在自己的房间和夫人们用餐时都能听见他们的叫喊和歌唱声,但最糟糕的是,吉尔福德比我更早从他的父亲和兄弟那里得到消息。

他的兄弟罗伯特爵士在诺福克举兵对抗玛丽女士,而他的父亲约翰·达德利带领军队从伦敦出征,前往法拉姆灵厄姆。这很正常,吉尔福德的宫廷是男人汇报并得知消息的地方,而我的宫廷里则都是女士,所以很容易就被排除在外。那些消息并非不传给我,我迟早会知道,他们也明白自己得向女王报告那些事,但第一步却是把消息说给男人们听。当然,一个女王所在的宫廷自然会有许多女士,我若不居于议会的男性中间,又何以成为一个统御天下的女王?

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我以为一旦我强迫自己接受了英格兰国王的王冠,那我就有了国王的权力,如今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女王掌权是件全然不同的事。男人们跪在地上向我宣誓,但对他们而言,却不会向一个女人展示男人的忠诚。说真的,我个子太小,纤细瘦弱,就算有上帝为我撑腰,看起来也不会威严多少。

况且,这群男人的确言而无信。约翰·达德利出兵的头天晚上,我就听到温切斯特侯爵威廉·保莱特未经允许就离开了他在伦敦的寓所的消息,就是他愚蠢到答应把王冠给吉尔福德的。同样试着溜走的还有威廉·赫伯特。我不会原谅这种违背上帝意志的不忠,因此立刻派人告诉侯爵,让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我把枢密院的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每天在夜幕低垂时都会关上伦敦塔的大门,希望每位议会成员都能在伦敦塔里。我也希望所有夫人,包括我的妹妹,我的母亲和婆婆,还有我的丈夫都与我一同上朝。他们将我扶上伦敦塔内的王位,所以不论是在王位两侧或是伦敦塔内的任何地方,都要一直伴我左右。约翰·达德利向玛丽女士进军,就像是气势汹汹的魔鬼在侵略疆土,但我们只有与天堂的圣人并肩才会获得胜利。

威廉·赫伯特在午夜前偷偷溜回了我的接见厅,我还在熬夜,母亲和婆婆都在陪我,就连吉尔福德也在,今晚算是他第一次没喝醉。赫伯特的儿子跟着父亲一起进来,面色依然苍白,看起来病恹恹的,凯瑟琳妹妹跟在她丈夫后面,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大人,你得留在这里。”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一旦收到消息就会需要你,可能会随时召集议会全员。”

他向我鞠了一躬,但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争辩。

“我也希望有妹妹的陪伴,”我继续道,“若无准许,亦不可将她带离此地。”

我忍不住一直在瞥着母亲,想看看她是否同意我说的话。她点了点头,就连达德利夫人也做了个赞同的手势。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得团结一心。

“没人可以离开,”吉尔福德补充,好像我没把这事说清楚似的,“这是我父亲的意愿。”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不能露出分裂的征兆,我们是上帝的士兵,必须齐步前行。议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他们应该写信给理查德·里奇,他向我宣过誓,如今却销声匿迹,这么做是为了提醒他保持忠诚。诺福克边郊的态度摇摆不定,东部的主权也模糊不清,他们担心船上的水手们会宣誓向玛丽效忠。会议暂停后发出了信函,但今早晚些时候凯瑟琳进了我房间,在我写字时扯我的袖子,让我把纸都弄脏了。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怎么了?”我问她。

“我们要走了,”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我说,“现在就要走,我公公说的。”她给我看了看绕在她胳膊上的猴子,“我得把诺兹先生放进他的笼子里,他也要一起走。”

“你不能走。我告诉过他,我和他们每个人都说过,你得待在这里,你们都听到我说的了,你们都得留下来。”

“我知道你告诉他们了,”她说,“所以我现在才来找你。”

我仔细端详着她,这在我们彼此的生命里还是头一回。她看起来不是那个稍稍惹人烦躁的年轻姑娘,而是布拉德盖特一抹熟悉的风光,如同我每日经过的花园中盛放的白玫瑰。面前的她是个真真切切的姑娘,和我一般真实;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遭受着和我一样的痛苦。但我看着她雪白的脸颊和情真意切的黑眸,还有她流露出的紧张和焦虑,心中却没涌起半点同情,而是更为恼怒。

“你怎么了?看起来像五月多雨的日子那般阴郁。”

“他们都和我们一起走,”她哀怨地说,“很多人都要走。你的议会、枢密院,他们都要和我们一起回到贝纳德的城堡。他们答应了我公公威廉·赫伯特,说要在那里会合。他们抛弃了你,转而追随他,对不起,简,我没办法阻止他们……”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微微耸了耸肩。她当然无法阻止那些领主做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我真的有和他们说过不能这么做……”她的声音几乎细若游丝。

“但我命令过他们留在这里!他们觉得自己能在你的房子里干些什么?”

“恐怕他们要拥立玛丽女士为女王。”

我直愣愣地看着她,满脸惊愕。“什么?”

她也看着我。“我也得走。”她说。

她显然得服从自己年轻的丈夫,还有他那权势极大的父亲。

“你不能走。”

“我们可以问别人吗?”

这问题真是荒唐。“问谁?问他们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就不能派人传个消息,问问罗杰·阿斯卡姆?”

“问那个学者?你觉得他能做些什么?难道要问他:我的枢密院已经跟着你的公公跑了,他们还要认一个天主教徒当女王,这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抽泣道。

她当然不知道,她从来就没弄明白过任何事。

“父亲得告诉他们,”她轻声说道,“告诉枢密院。父亲必须让他们不要去贝纳德城堡随后转而对付你。我不行。”

“那就让他去和他们说啊!现在就去找他!”

“他不会说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我们的母亲也不同意。”

我们一时间沉默以对,却比以往更像姐妹,在担忧和恐惧降临在身上时团结在一起。正确的事情并非经常发生,圣人通往天堂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上帝也未必总能奏响凯歌,我们两个人的权力并不比小玛丽大多少。那只猴子,诺兹先生,把她的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她的掌心。

“那我呢?”我问。

我第一次从她的眼中看见泪水。“你不会一起来的对吗?”她说,“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到贝纳德城堡去。”她深吸一口气。“难道你会对玛丽女士道歉?难道你会说你登基是个错误?你会和我一起走?”

“别傻了。”我尖刻地说。

“如果你和我说那是个错误又如何?如果我证实了你是对的,说你并没有这层意思又如何?他们逼你这么做的?”

我看着她把装着宠物猴的短上衣紧了紧,好像她会派人来监视似的。

“不可能。”

她摇了摇头:“我不觉得你会答应。”说完,她把那块潮湿的手帕递给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些侍女不见了,如今才意识到她们今早的祷告就缺了席。我的房间越发冷清,人们正在抛弃我。

“你们倒是谁都没有离开我啊。”我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她们这才把头探出来,好像一等我走出房间就都准备离开伦敦塔。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这是错误的信仰。我觉得女人更倾向于做出这些不光彩的事。我为此厌恶她们,如今却对此束手无策。我无法想象她们要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上帝。她们背叛了我,上帝会让她们付出代价,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善恶到头终有报,那些有权势的夫人和她们作奸犯科的夫君终会明白这一点。

我们和往常一样进餐,吉尔福德坐在我身边那把稍低的椅子上,饰有我家族纹饰的金色布料在我上方延展开来,我环顾大厅,没有嘈杂的谈话声,大家看起来都没有胃口。我差点就耸起了肩:既然他们都想要那样,为什么又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当然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不过是一片泪谷,我们都是可悲的罪人吗?

大厅尽头的大门开了,进来的是我父亲,他的步子看起来很僵硬,好像膝盖正疼。我抬头看着他,但他却并未回以微笑。他向我径直走来时,所有的谈话都停了下来,整个房间一片寂静。

他站在我面前,嘴唇颤抖着,却一言不发。我从未见过他这样,一阵不祥的预感传来,我能察觉到有些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父亲?”我问。随后他突然伸手抓住了华盖的垂帘,然后用力一扯,那根稳稳支撑着它的杆子向一侧倒了下去,如同一棵被伐倒的树。只听“呲啦”一声,那块布裂了开来。

“父亲!”我喊道,他转身对着我。

“这个地方不再属于你了,你必须遵从时运。”他突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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