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马上要把你送到城里去了……”
“那里总会讲理些！”
人群的议论中带着规劝和请求，汇集成一阵乱哄哄的喧哗，但仍然充满着绝望和哀怨。乡警们抓住雷宾的手，把他带到乡公所的台阶上，消失在门里边。农民们慢慢地沿着广场散开了。母亲看见，那个蓝眼睛农民向她走来，皱起眉毛望着她。她的小腿颤抖着，悲哀的感觉揪住了她的心，使她作呕。
“不要走开！”她想，“不要！”
她紧紧地抓住栏杆，等待着。
所长站在乡公所的台阶上，挥舞着双手，用他那呆板的官腔说道：
“你们这些傻瓜，狗崽子！什么也不懂，来管这号事。这是国家的事！畜生！你们应该感谢我，为我一片好心而给我磕头！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让你们去作苦工……”
二十来个农民脱下帽子，站在那里听他说话。天色暗了下来，乌云垂得更低。蓝眼睛农民走近台阶，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这儿出了这样的事……”
“是啊！”母亲小声说道。
他用坦率的目光看着她，问道：
“您是干什么的？”
“从妇女们那里收买花边，还有土布……”
农民慢慢地捻着胡子，随后，眼睛望着乡公所那边，以一种冷漠的口气低声说道：
“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母亲俯视着他，等待机会回驿站。那农民面目英俊，像在沉思，眼神忧郁。他肩膀广阔，身材魁梧高大，穿着打满补丁的长大衣和干净的布衬衫，下身穿着用乡下呢子做的赤褐色的长裤，赤脚上穿着一双破鞋……
母亲不知为什么轻松地舒了口气。突然，受一种莫名的直觉支配，连自己也感到意外地问那人：
“可以在您家里过夜吗？”
问完，她觉得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紧缩起来。她挺直身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农民。她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几个痛苦的念头：
“我会害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会长时间看不到巴沙，会被打得半死！”那农民眼睛看着地，用长外衣遮住胸口，不紧不慢地答道：
“过夜？可以，那有什么！只是我家房子不好……”
“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母亲脱口而出地答道。
“可以。”农民重复道，用探询的目光打量着她。
天已暗了下来。在暮色中他的眼睛闪着冷光，脸色显得很苍白。母亲像下山一样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
“那么，我现在就去，我有口箱子你帮我拿一下……”
“好！”
他耸了耸肩膀，用大衣遮住胸口，小声地说道：
“瞧，马车来了……”
在乡公所的台阶上，雷宾出现了。他的手又被捆了起来，脑袋和脸被用灰色的东西包着。
“再见了，善良的人们！”他的声音在寒冷的暮色中响着，“去寻找真理，爱护真理，相信那些对你们讲实话的人！为了真理不要悭惜自己……”
“闭嘴，狗东西！”所长的声音不知从哪儿响了起来，“乡警，赶马，你们这些笨蛋！”
“你们还有什么可惜的？你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马车动了。雷宾坐在两个乡警中间，声音低沉地喊道：
“你们为什么要等着白白地饿死呢？为自由而斗争吧！自由会带给你们真理和面包！再见了，善良的人们！”
车轮急速的转动声，马蹄的声，警察所长的吼声，搅乱了雷宾的声音，最后淹没了他的声音。
“完了！”那农民摇了摇头，说道。他接着对母亲低声说道：“你到驿站里坐一下，我马上就来……”
母亲走进驿站，在放着茶壶的桌子前坐了下来，信手拿起一块面包，看了一下，又慢慢地把它放回盘子里。她不想吃东西，觉得胃里要呕吐。那种沉闷的感觉吸干了她心里的血。她浑身无力，头晕目眩。那个蓝眼睛农民的脸又浮现在她眼前——怪怪的，轮廓不清，使人难于信任。她不知为什么不愿直截了当地想他会出卖她，但这种想法已在她脑子里产生，并沉重地压在她心上，挥之不去。
“他已发觉我了！”母亲迟钝而无力地琢磨着，“他发觉了，猜出来了……”
但这种思绪没继续发展下去。她陷入了痛苦的哀伤和阵阵恶心要呕的感觉之中。
窗外萧瑟清冷，寂静代替了喧哗。村子被一种沉闷、恐惧的气氛所包围。母亲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昏暗的心里充满着一种像灰烬一样灰色的软软的东西。
姑娘走了进来，停在门口，问道：
“要不要份煎蛋？”
“不要。我不想吃东西，刚才那阵吵闹把我吓坏了！”
姑娘走到桌前，气愤地低声说道：
“警察所长打人真厉害呀！我站得很近，那人一口牙齿全被打掉了。他吐了一下，全是血，很浓很浓，颜色是黑的！……眼睛差不多看不出来了！他是个木焦油工。县警正在我们那边躺着，喝醉了，还一个劲儿喊拿酒来！他说：他们是一帮土匪，这个大胡子是头子。听说抓住了三个，跑掉了一个。还抓了个教师，也是跟他们一起的。他们不信上帝，还劝说别人去抢教堂。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而我们这儿的农民，有的同情他们；有的说要把他们干掉！他们的心真狠哟，哎哟哟！”
母亲全神贯注地听着姑娘那不连贯的快速的讲话，努力排解坐着等人引起的不安和烦闷。而姑娘看来很高兴有人听她说话，便压低声音，上气不接下气更起劲地说：
“我爸说：这都是由于灾荒！我们这里两年没有收成。人都快饿死了！现在出了这帮子人，真倒霉！村里开会时大吵大闹，还打架。前不久，瓦修科夫因为欠了税，村长要变卖他的东西，他就狠狠地打了村长一个耳光。他说：这就是我给你的税。……”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母亲两手按住桌子站了起来。……
蓝眼睛农民走了进来，没脱帽子就问：
“行李在哪儿？”
他轻松地提起了箱子，掂了掂，说道：
“空的？玛利卡，把客人领到我家来。”
说完，头也不回就出去了。
“在这里过夜？……”姑娘问道。
“是的。我是来收花边，买花边……”
“我们这里不织花边！津科沃和达里诺依那里有人织花边，我们这儿没人织！”姑娘解释道。
“我明天上那儿去。”
母亲付了茶钱，还给了姑娘三戈比小费。姑娘因此十分高兴。在街上，姑娘赤着脚，在湿润的泥地上吧嗒吧嗒很快地走着，一边对母亲说：
“您要不要我去达里诺依一趟，去跟那儿的大婶们说，叫她们把花边送到这儿来？她们会来的。您就用不着上那儿去了，有十二俄里要走呢……”
“不必了，亲爱的！”母亲跟她并排走着，说道。
寒冷的空气使她振奋起来，心里产生了一个不十分明确的决定。这一模糊的但预示着将会有某种结果的决定渐渐明确起来。母亲想促使自己尽快下定这个决心，她不断问自己：
“怎么办？如果直截了当，老实说了……”
四周一片漆黑，又冷又湿。农舍的窗户里闪烁着凝固不动的微微泛着的红光。寂静中，可以听见牲口疲倦的哞哞叫声和人们短促的呼唤声。村庄陷入了悲哀的沉闷之中……
“往这儿！”姑娘说，“你过夜找错了人家，他家一贫如洗……”她摸到了门，把门推开，快活地喊了声：
“塔季扬娜大娘！”
说完就跑了，从黑暗中传来她的声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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