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成了工人区的民众的热门话题，这些革命党散发了几批传单，都是用蓝墨水写的。这些传单猛烈地抨击工厂的制度，讲到彼得堡和南俄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厂里拿高薪的、上了年纪的人大骂起来：
“这一帮捣乱分子！干这种事情，该打耳光！”
他们还把传单送到工厂管理处。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读这些宣言式的传单。
“这是真话！”
而大部分人，由于过度劳累对什么也漠不关心，懒洋洋地说：
“梦幻泡影，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难道可能吗？”
但是传单却使人兴奋激动，要是一个星期看不到传单，大家便纷纷议论说：
“看样子他们不再印了……”
但是星期一又出现传单了，于是工人们又悄悄地议论开了。
在酒店和工厂里，出现了一些陌生人，谁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到处打听，仔细察看，像猎犬一样东闻闻，西嗅嗅。他们的行踪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中有的小心谨慎到了令人可疑的程度，有的则见人就刨根究底地问个不休，令人害怕。
母亲心里明白，这场骚动是他儿子一手策划和发动起来的。他看到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她既为巴维尔的安危担心，又为他感到自豪，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一天傍晚，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街上敲了几下窗子，母亲打开窗扇后，她用压低的嗓门嚷道：
“要当心，佩拉格娅，宝贝们闹出事来了！今天夜里要搜查你们家，还有马津和维索夫希科夫的家……”
玛丽亚的厚嘴唇急促地一张一合，肥大的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眼睛不住地忽闪着，东张西望，像在搜寻街上的什么人似的。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过，要不就说今天我根本没有碰见过你。你听懂了吗？”
她立刻不见了。
母亲关上窗子，身子慢慢地坐到一张椅子上，但是，由于意识到儿子正面临着危险，她又迅速站起来，飞快穿上衣服，不知为什么，用围巾严密地包着头，径自朝费佳·马津的家里跑去。马津身体有病，没有去上工。她来到他家时，他正坐在窗前看书，正用左手摇着翘起大拇指的右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站起来，脸孔刷地白了。
“果然来了……”他喃喃地说。
“该怎么办呢？”弗拉索娃用颤抖的手擦着脸上的汗，问道。
“等一等，您别怕！”费佳回答，用他那只好手抚摩着自己的卷发。
“你自己不是害怕了吗？”她扬声说道。
“我？”他的脸刷地红了，他尴尬地微笑着说，“是啊，见鬼……应该告诉巴维尔。我这就派人去找他，您请回吧，没事儿！总不至于挨打吧？”
回到家里，母亲把所有的小册子都收拢来，通通抱在胸前，在屋里转了很久，往炉膛里瞧了瞧，又看看炉底，甚至连水桶也仔细看过。她以为巴维尔一定会丢下工作，立刻回来，但是他没有回来。最后，筋疲力尽的她坐在厨房的一张凳子上，把书放在座位底下。她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样就会让这些禁书暴露在撞进来的人的眼中，她就这么枯坐着，一直等到巴维尔和霍霍尔从工厂回家。
“你们知道了吗？”她大声问道，还是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知道了！”巴维尔微笑着回答说，“你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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