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十字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便把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绝对化、定型化了！这为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即使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的洪流下，任何个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不弯腰即折断，无法阻挡洪流的奔泻，甚至连个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不仅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码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怯懦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这样，就把党内斗争的不同意见，与背叛革命联系起来，视同志为敌人，从而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在肃反扩大化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个战士夜行军掉了颗手榴弹，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损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帮助了敌人！假使被敌人捡去，袭击了我们的指挥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了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逻辑，一直延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书记；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边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为了把权力夺到王明路线推行者的手中，采用多么残酷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值得的。

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了取得党政军的领导地位，清除异己，张国焘进行了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党员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令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这种方式的向后延续，在十年浩劫中，导致了那些本该有个幸福晚年的革命家们的惨死。

1931年8月，中央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有动摇的态度。”这封信是在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动员令，也是王明路线向苏区大举贯彻的一个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估计得完全正确，又一次给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以致命的打击。

决议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从这种过头的估计出发，提出苏区的党必须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错误，要“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们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下，指责毛泽东关于苏区建设和红军战争的主张为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以及政治上的“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反右倾”的开始，也是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去留的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那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周恩来记得瞿秋白摇摆着，从他的书桌旁站起来，咳嗽着，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炉。他自言自语，像朗诵一篇文章：

“唉，这些日子天气太坏了，清冷，阴沉，这夜风，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荡、哀嚎！”

周恩来坐在沙发里，以为瞿秋白在构思作品，他看到他瘦削的腮上升起一片红晕，这对肺病患者来说，并不是好兆头。但他不想打扰他。

瞿秋白的嘴唇抽搐起来，他慢慢用手捂起了脸，让目光转向内心。然后他向周恩来走了几步。历史、哲理、热情，在他脸上荡起激情的风云：

“恩来！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瞿秋白的声音忽然变得喑哑了，像是一颗正直的受了屈辱的心滴下的一串清泪。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勇气观察瞿秋白的脸。因为注视一位善良高尚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情状，自己也会倍加痛苦：“屈子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我们也只能用任劳任怨来宽慰自己了……”

瞿秋白默然不语，走向窗口，凭窗而叹：“任劳任怨不难做到，只是屈辱……士可杀不可辱，固然是旧观念，忍辱负重却是最难的……”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拍拍瞿秋白的肩膀：“这种心情我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要保重身体，准备长途跋涉……”

“我的痛苦不在于失去了职务，恩来，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们自己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们也许最终无力承担它。我们这些殉道者，连生命都不怕舍弃，还怕丢弃一时的地位吗？古人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痛苦就在于我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

“决定你离开政治局，你知道，我是不同意的。”周恩来拉着瞿秋白苍白瘦削而又发烫的手，“哟，你在发烧……”

“每天晚上都这样，很快就退的！”

“可是，我留在中央也是很为难的。”

“这我知道，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共相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枉怀忧国忧民之志，到头来也许像屈原一样投入汨罗江。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你留在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也就压到你的肩上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你就背负历史的红色十字架走到底吧！”

两人紧紧握手，不由潸然泪下。

现在，周恩来已经不止一次地觉出这个红十字架的重量了。而且也不止一次听到那些屈辱的心灵在哭泣。他又在重温与瞿秋白四目相对时的那种感情。

二前后方的严重分歧

周恩来中止会议，是一种策略。就像一个排球教练，在对方攻势凌厉而我方连连失球的情况下，要求暂停，以转换部署、稳定情绪、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始终认为，毛泽东留在部队里是对革命有利的。

毛泽东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泽东。在前线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他观察过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在他貌似宁静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周恩来沉思着，追溯着促使毛泽东解职的背景，寻找有无把他留在军队指挥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做决策者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开始。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三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久攻不克，3月7日撤围。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夺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

自1932年2月中旬以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反击。2月20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32年3月中旬，三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并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继续要求对右倾“作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反右的隆隆雷声和急风暴雨之中，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犹如山洪暴发，冲决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约四个团，俘敌一千六百人，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

22日毛致电周，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时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一时无法断定这是什么风向，他也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高空及其周围更广、更深、更大的存在。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

周恩来望风雨而深思。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宽阔饱满的前额上一向是没有皱纹的，但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深深刻下他内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向内深缩的遥远感。他必须在这种时局的风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静思索之后，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后来反复中自己的责任解脱。于是仍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这是一种外交式的手法和辞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苦衷。

可是，这种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无减。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说：

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简直是逼命！

这种明知是错还要被迫去执行的痛苦，胜过任何痛苦。这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他又想起与瞿秋白握别的那个夜晚，再次深感红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临时中央的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在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体会到了同样左右为难的、极端痛苦的心灵煎熬感，背着红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2年5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十九路军赴闽“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都，辖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天，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指示信，继续批评“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犹如一个执枪在后的督战队！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电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已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

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可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非常善于运用艺术。独撑局面，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在这方面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跃！

9月26日，苏区中央局也是当即回电，犹如面对面的争吵：他们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情，但为了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注定达不到的目标，一味督战，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后方的中央局仍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你们还是执行命令吧！啰嗦什么？

但是前方无论如何难以从命。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

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这已经不是争吵，而是命令与抗命了！

周恩来从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仍然不能确定中央是因为前方不执行命令而撤掉毛泽东，还是以不执行命令为借口以改变领导，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或许两者都是。

如果仅仅是前者，那比较好办，他可以把不执行命令的责任承担下来。如果是后者，要让毛泽东继续指挥部队就不可能了。

三陈毅

列席这样的会议，对陈毅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一场并不遥远的噩梦老是缠着他不放，他的面前老是恍惚着一个年轻秀丽的面影。

他是绝对没有想到她会投井自杀的！那是1930年多雨的春天，赣西南地区在中央“反对和驱逐ab团的指示”下，开始打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到了七八月，在河西红军学校抓了一些，杀了一些。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ab团的范围，但凡是要打击的对象都冠以ab的罪名加以处置。

到了10月份，越打越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党都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党组织到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到处充满着ab团，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众被发动起来，都痴狂地屈从于一股迷误的昏乱的热情。从11月起，红一方面军的打ab团运动就推向轰轰烈烈的高潮，接着春风野火似地漫卷到地方。极左路线推行者，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场扩大化的灾难，再把这种灾难的责任让群众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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