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院的女护士与一个伤员在山林里幽会，被人看到了，受到严厉的审问：“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

“我们开学习会。”

“什么学习会要到树林里开？一定是ab团的反革命会。”

当两个男女青年感到问题比谈情说爱严重百倍时，改口也无人相信了。

刑讯、诱供的方法是高超的——先对男的说：“她已经承认是ab团了，你能不是？她说是你发展了她！坦白从宽，抗拒死罪！”

于是，男方为了从宽写了认罪书。这份认罪书又摆到了女方面前：“你看，他都认罪了，你怎么还敢抵赖？！”

女的实在傻了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拥抱着亲个嘴，就是ab团？“那好，我也是！”

女护士的心破碎了，签字的手颤抖抖地握不住笔。

“终于成功了！打了两个ab团！”那种兴高采烈，那种沾沾自喜，那种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自豪，一时间忘了他们是在践踏战友的已经滴血的心。不久，那男那女抱着坦白从宽的希冀被红缨枪戳透了心脏。处死ab团，不值得浪费子弹。

把不是ab团的战友打成ab团，那是误伤，还算不上残忍；那种明明知道不是而硬把他打成是，也还算不上残忍；最最残忍的是干得那么虔诚，那么自觉，那么欣慰！而且把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恶作剧，当作成功的经验推行。

这也许还不够残忍，残忍的是，那两个冤死的男女，在死前已经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真正罪人：“你们两个既然是ab团，是哪个发展了你们？你们又发展了谁？”

这种上连下挂，使那等候坦白从宽的男女，更为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杀而死吧，死不成的。自杀，正说明你真正有罪，不然，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于是，在严刑拷打下，就乱啃乱咬起来，使许多战友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死境。他们是多么无辜，又是多么罪孽深重！

真正的反革命、阴谋家和坏蛋，趁机兴风作浪：匿名信，假证据，打击报复，诬陷，消除异己，公报私仇……不愿作恶的好人，反而不被信任，坏蛋成了积极分子，因为他们乱抓乱杀毫不心慈手软。这时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要有人背后告了你的黑状，你还在梦中，睁开眼就成了反革命。

赣西南地区，波及到闽西……由ab团进一步扩展到“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

1931年2月21日赣西南的《通告》中提出《集中大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3月，闽西的虎冈地区，开公审大会，杀了数以千计的好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一时间人们全都疯了，全都傻了，平时亲密无间的战友互相成了仇敌。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信了。甚至正在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人也是ab团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总前委派作风极坏的李韶九当了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他抓了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又抓了红二十军的领导干部，严刑拷打，逼供，酿成了“富田事变”。

那时，陈毅被派往赣南去领导肃反工作，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即使你打反革命也可能说你袒护反革命而被清除。他认为反革命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多。

“不久我就有匹好马骑！”李韶九放出风，他指的就是陈毅那匹白龙驹。

陈毅也知道，很可能有人要把他当成ab团的黑后台，早晚要把他揪出来。他也拍拍腰中的勃朗宁说：“我陈毅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这跟十年动乱中“继续深挖五·一六”是多么相似！不挖到预想的那个黑后台是绝对不会停止的。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多么革命的口号，多么可怖的口号！我要挖多少就挖多少。要有，成千上万；要无，一个也没有。陈毅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他对刚满二十岁的妻子说：“菊英，若是我被打成ab团，你怎么办？”

肖菊英，这个信丰城里的柔弱姑娘，愕然一愣，脸色变得煞白，薄薄的嘴唇哆嗦起来：“……你……你干吗吓唬我呢？”

“我吓唬你？”陈毅对肖菊英的稚气表示惊诧，“你怎么会这样想？当前的情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我就去死！”肖菊英恍若变了一个人，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

“不！不！你要跑回娘家，避避风头，等运动过去……若是我不回来，你也就不要回来了，是不准反革命的妻子革命的！”陈毅不敢把更可怕的后果说出来。

肖菊英哭了，从此，她没有笑过，也变苍老了。痛苦像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颗纯真无邪对革命抱着无限向往的心。

陈毅后悔了，他不该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她，那种遗嘱式的安排，岂不把姑娘吓死？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杀ab团的枪声却更加重了姑娘的疑虑。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红缨枪戳死，用石头砸死的ab团的血洼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

大打ab团的声势有增无减，使肖菊英感到大祸正在敲门。

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四万人的一方面军，就打了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被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去游街。

陈毅接到了去总部开会的通知。“时候终于到了，”他暗自思忖，“这是一出鸿门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托付后事了：“菊英，我去开会……”陈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能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六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陈毅生活中的一大错误，他既没有想到妻子是那样脆弱，又没有想到她是那样刚强。

肖菊英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叹。只是低首垂目，漠然无语。这种悲极凄绝之气，使陈毅为之悚然。

他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过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却忍受着比两个世纪还久的毒刑。肖菊英认定她的命运已经定了。她开头总是反驳自己：“一个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能跟反革命连在一起？”

但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不会推理，只会比较：正在火线上杀敌的红二十军的领导人不也成了ab团吗？她弄不懂许多革命者为什么都让ab团这个鬼魂附体，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渊？她认为丈夫已被邪魔选中，不会再回来了。

一时间，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个稚嫩的心灵能经受住两个钟头的煎熬吗？其实，陈毅骑马的身影一在远处树林里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饥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马的身影从树林后面钻出来。

墙上的挂钟残忍地向前走。“当！当！当！”敲响了下午六时的最后一声。

整天的烈火焚烧已经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钟，她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能就这样离开陈毅，她要带走他一点什么东西。她仰起惨白无泪的脸。看见墙上贴着陈毅笔录的一首诗。这是唐代祖咏的《望蓟门》：

沙场烽火连胡月，

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弘，我们走吧，离开这煎熬人的世界！”她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地把丈夫的手迹揭下来，塞进自己的怀里，像个醉酒的人，踉踉跄跄跨下门前的台阶，走到院内的一口半枯的井边。此时，晚风呜咽，满天阴霾，村庄犹如荒坟，一个求死若渴的妇女，倒撞下去。咕咚一声，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

陈毅埋葬了妻子，尽量不让这颗陨落的石子击起舆论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蚁的动乱年代，死个年轻妇女不过小事一桩，谁去过问飘落的一片树叶？但他的心海却狂飙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该预告凶信；继而怨恨菊英，不该如此脆弱，竟然寻此短见。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冲击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两个字：

“怪谁？！”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难题！伤心一人黄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斗争高度抽象起来：

那是来势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混浊洪流，由高山之源汹涌狂泻而来：初时，还是涓涓细流，可是千百条细流一边奔泻着一边扩大着、接纳着、积聚着，沿着雨淋沟、大冲沟啸聚而来，推波助澜，涌入河床，万源齐汇，越滚越大，越来越猛，裂岸惊涛，势如万马奔腾。

夹岸芦苇一齐倒伏下去，有几杆耿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芦苇来不及倒伏，就嘎巴一声齐腰折断了。

不倒伏即断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这大肃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芦苇？”陈毅悚然而惊似有感悟，“难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芦苇？洪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既是芦苇，又是波澜，你冲激我，我冲激你，推波助澜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芦苇吗？洪峰似乎是没有的，是一批芦苇去摧折另一批芦苇，可是，没有洪峰，芦苇能互相摧折吗？”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也许古人早已概括过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宁都会议，不再是肃反会议，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但在会议上仍然翻卷的却是与肃反相同的洪峰，仍能听到受屈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来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谈能否有效？陈毅想象不出周恩来在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将如何摆脱困境。

四变通之法

会议继续召开。

周恩来为会议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倾的人并不是事事都“左”，而且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很“右”；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时也很“左”。这种二分法，连老祖宗都知道。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就是说他也有不智的时候。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办得很糟。

周恩来仍然认为前方委员们是对的，但硬顶必将受到加倍的反击，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曲则全，枉则直，陈毅和他在金精洞谈话的深意就在这里。在肃清ab团时，陈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这无疑是经验之谈。

阶级斗争有时很残忍的！周恩来不能不有所变通。如果他和毛泽东不能同时保留，就是保留一个也是好的。但他还是争取两个都能保留，不能不带有讨价还价的色彩，他说：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可以贡献很多意见，以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

这个换了说法的提议，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动，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周恩来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感到争取无望，退意已决。他缓缓站起来说，“我留在前方是不适合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忽然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是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坏事。他平静下来，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说：“也许大家还有许多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我现在可以退席。”

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他一向认为：在一大堆表象中去伪存真、分析判断，作出决策是最难的，而去把它付诸实施，是比较容易的。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难”。毛泽东具备“知”的能力。

由于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原来的思路往往被现实所阻断。周恩来深知，一位统帅，当他纵览全局权衡利弊的时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时常说的：举棋难定，首尾两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周恩来要为战斗战役负责，为全军命运负责，为革命事业的成败负责，甚至要对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负责，所以他力争毛泽东留在红军的指挥位置上无疑是真诚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误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泽东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他的空虚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从少年到老年毛泽东都有一种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的《体育之研究》，已经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

到1929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1917年（毛二十四岁），毛泽东还是湖南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四年级学生时，就做过军事指挥的尝试。

那时，在护法战争中，段祺瑞为夺取湖南，于1917年9月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傅到任后即委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第二十师范师长为副总司令，向南军发动进攻。南北两军在衡宝一线相持近月，双方互有胜负。11月初，王、范二人企图在混乱中取代傅良佐，傅仓促出走。此时北洋军斗志松懈，南军乘势北进，不断取胜。11月16日，王、范退出长沙，北洋溃军成群结队四处奸淫掳掠，一时间长沙城秩序大乱。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为溃军必经之路。校方准备动员全校师生往城东阿弥岭躲避。担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却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溃军只顾抢劫不愿战斗的特点，提出依靠学生志愿军留校自卫的主张。

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日夜警卫，并作出严阵以待的模样，使溃军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内。当溃军在师范南面猴子石一带惶惶麇集，不知所趋时，毛泽东放弃了保守防御，果决地组织出击。以土枪、长矛、鞭炮，武装起学生志愿军，并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持，在暗夜里突然向溃军分进合围。警察首先以长短武器打响，学生志愿军则呐喊助威，溃军早已如惊弓之鸟，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装。

有人说：“毛泽东浑身是胆。”有人称他为“毛奇将军”。

叶捷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乔治·华盛顿等风云英杰从《世界英杰传》里站出来，在他面前炫耀他们的奇功险勋。毛泽东写道：“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表示出他对开国元勋的尊崇与向往。中国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也都是他崇尚的人物。

1964年，他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虽然罗伯斯庇尔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我的印象更深。”

他不愿单纯做一个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家，指挥千军万马的拿破仑式的开国元勋更是他的追求！

宁都会议，使他丧失了军权，其痛苦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宁都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中央红军。

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他的脚步匆促而沉重。他这时的一切细腻的动作、表情，全部落进坐在门口右边角落的陈毅眼里。

会场上哑然无声，无人挽留，无人送行，无人动作，全都心悬气敛，看着那高大微躬的背影和蓬乱的长发，从门口走出。

当那轻微的布底鞋声在条石台阶上消逝之后，沉重的会场才舒了一口气。战斗已告结束，会场已不是战场。情绪立即涣散了。

项英、顾作霖、凯丰等等这些积极的冲锋陷阵者，在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那种愉快，反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惆怅。

奇怪的成功后的失落感。

陈毅永远也忘不掉毛泽东走向门口时那黯淡的目光。那目光凄楚中透出一种宁静悠远，仿佛辨认一个陌生的去处，追随一桩神秘难料的命运的奥秘。

陈毅心头不由一阵悲凉泛起，想起他与毛泽东相处的那些患难与共既不全好也不全坏的岁月。他蓦然间提出了一个动议，这个动议在一分钟前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之前，是不是请他给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讲一次话，他对部队是很有感情的，这里，有许多同志是跟他一道从井冈山……”

“没有这个必要！”项英打断了他，“给机关部队作个报告，当然是需要的，目前亟需的是要大家理解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然后他以坚决的、不容置辩的口吻说，“这个报告我已准备好了，你们军区定个时间，由我来作！”

又一阵使人感到压抑的寂静降落在会场上。

史载：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宁都会议后，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

“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可见并没有做两面派——作者注），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调集三十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发动了全面进攻。以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采取分进全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中央红军在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参与下，由周恩来、朱德领导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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