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不是苏区中央局成员，他列席会议只能旁听，这个特权除了他是会议场地的主人外，还由于周恩来的争取。

室内烟雾缭绕，令人压抑。面对窗口而坐的周恩来，不时向院外景物投去凄楚的目光。会场之内的气氛与早晨山间散步的自然风景反差太大了。会议继续前天的内容。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对前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中央的“临时”是后来加的，当时谁敢如此说？）的指示问题。那么，结论也是一个：没有执行！”

“先慢一点结论好不好？”周恩来缓缓地说得很谨慎，“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气得两眼发乌，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发言，凯丰把刚吸着的烟，烦躁地在烟灰缸里捻灭，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拳头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声音四处乱钻，扎得人难受。

顾作霖没有站起来，言词却更为激烈：“我认为不是叫苦，而是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着脸，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谁拎得高，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谁就是跟错误站在一起。这时，如果有人给前方委员们戴顶反党反国际的帽子，恐怕也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人人都被迫表态，既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因为不表态拥护，就意味着反对。王稼祥只能避开实质性的问题：“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洛甫于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讲过这种心态，他写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胆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在宁都会议上，有多少人抱有这种心态在发言？

“这是严肃的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和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爱憎分明嘛！”顾作霖立即跟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没有跟毛泽东划清界限。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清算错误？”

“对，先打态度！”

又有人更为疾言厉色向上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会议出现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应持的立场。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却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奖有罚，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战斗者们仿佛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目光巡视着会场。

陈毅看到这种局面，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将遭到加倍反击。他不理解，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他观察着周恩来，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对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和无理而又自信的态度，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的战争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顾一味地贯彻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理的呼声。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面对所有后方的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周恩来以难言的苦衷说：

“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却扭住不放，他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根本事实，你们就是不想听！”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你们总让人把话说完嘛。”

“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得不坚决！”项英严厉地说，“这里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地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忘了似的，抑制住狂烈的怨愤，尽量平静地反驳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忍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即使因此获得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战士的无谓牺牲去机械地执行！比如……”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的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这些指责，出发点都是放在假设的、臆想的基础上，简直不可理喻。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就像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它冲决一切障碍，以加速度的冲力向下滑行。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再让你把胜利旗帜插遍全国……再让你几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挟五洲，揽全球。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

那时共产国际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威望可以造成盲从。威望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光明的峰巅。威望是个坏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黑暗的深渊。

周恩来深深知道，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主要是毛泽东和他本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他还不太相信（尽管他隐隐意识到了）以他的拒不执行指示为借口，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难以言喻的阴影。他要尽最大努力，不使这种局面出现。这时，他看了毛泽东一眼，只见他脸色蜡黄，两腮微抖，反映出内心深处被强抑着的感情风暴。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这种印象，来自项英的历史优越感。他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跟第三国际向无直接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

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

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你看毛泽东的书箱里是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他最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了一本《周易》，后来，他打听到这是一种测字算命的书。毛泽东在几次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而他项英自己却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

“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问题！”项英怒气冲冲，巡视着会场，似有无尽怨怒要向外发泄。

“应该平心静气地谈清问题，过分激动并不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见，尽量说得缓和，但是项英感到了某种屈辱。他认为王稼祥这个吃洋面包长大的“苏俄派”应该支持他才对。

会议室里又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英身上，集中在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上。有这种性格的人，会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表现出特有的认真负责和魄力。但有时又会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决不承认新发现的真理。容易绝对，善走极端。后来陈毅对他的性格作过这样的评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

项英在六年之后的皖南事变中临时动摇，换上便衣首先脱逃的行为，就表现出他这种性格的弱点。

项英阴沉着脸，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保证国际路线的完全的实现！”几个委员表示附议。他们对项英坚强的政治原则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会议的内容，会议的争辩，会议的情绪，不断地重复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劳轰炸，一直推到筋疲力尽，达到预想目的为止。

“当然，批评可以从严！”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着会场，感到如果双方硬顶，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对方采取极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他转圜说，“可是，组织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适合的。”

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项英却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坚决：

“现在中央局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照顾某个同志的经验和兴趣，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红军中执行国际路线！”

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周恩来宣布休会，下午三时再开。

四推迟表决

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像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侧身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词，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人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人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中国国共两党分裂而更加激烈了。政治路线斗争，必然和权力斗争连在一起。那时，凯丰、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学识才华、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因为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丢掉了校长的职位的！

在两派激烈的斗争中，任何人都要考虑自己在斗争中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有的考虑坚持正义和真理，有的考虑对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是否有利。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正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学校的管理权力出现了真空，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他力图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式的校长屹立在革命历史舞台上，便极力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种拉帮结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敌对营垒。

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开了“血战”式的互相攻击。许多学生不愿参加这种互相诋毁、攻讦以达争权目的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学校中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又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学校成了“不似流血，胜似流血”的战场。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学，两败俱伤的内耗战仍在继续进行。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国而没有卷入，所以他对学校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建议米夫把握住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务派，从而为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铺平了道路。

在米夫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策略：因为互相指责的两派，并无严格的是非，第三势力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胜。如果米夫把第三势力投向阿古尔一方，把谢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稳固了阿古尔代理校长的地位，后来的正式校长就是阿古尔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决学校混乱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势力的争取者组织者，他成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凯丰那时并不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由米夫、王明组织起来的第三势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后来“反对派”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人是哪几个，说法不一，带有某些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一同盟式的集体。无论对于中山大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丰便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和博古一样，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产国际无比正确。

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

凯丰每当想起那场骚乱，历历如在目前：当浩荡的游行队伍走进红场入口处即将到达检阅台时，游行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挥起早已备好的旗帜高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在这样的场合，就显得加倍严重，遭到斯大林拥护者的反击是必然的。这场斗殴，在游行队伍的严密组织下，限制在不太大的范围，就像河流奔泻中出现的一个漩涡。

当中山大学的队伍接近列宁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举手向革命的中国青年致敬，并高喊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在学员队伍中，竟然有人冲破“乌拉”的喊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当众侮辱斯大林的举动，使联共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都感到震惊。

反击当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当时所谓的“托季联盟”）便被开除出党。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查。这一费力的彻查继续了数月之久。这种彻查并不限于找出喊口号的托派分子，而是在调查时展开了思想斗争。要斗争，必须组织力量，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便成了米夫指挥下反托的基本力量。

这种思想斗争不可能泾渭分明，斗争呈现出复杂性、严酷性是必然的，而斗争手段的多样性也是必然的。为了斗争，不择手段。逼供、诱供、诬陷等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断地重演，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还有所发展。阴谋家、投机者便从中兴风作浪，成为某些领导者排除异己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手段。

凯丰并不认真思考临时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实际，也不知道前线所提出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执行中央指示就是对的，不执行就是错的。不需要动脑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对在哪里，不执行者错在哪里。

项英与凯丰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习惯，善于总结概括，喜欢条理分明。他的长条笔记本上，有对目前这场斗争画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后方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精神。

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党的化身”，“我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体现”，“我的结论也就是党的结论亦即共产国际的结论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结论”，“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也就是反对第三国际，也就是反对斯大林……”谁能抗拒？谁敢抗拒？谁能说清这个浑圆圈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项英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1928年6月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接见过他，对他的崇高评价是他终生难忘的：

“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既要重视斗争，更要重视学习，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还送给他一支手枪一支笔，这是战斗与学习的象征。

这种所谓的“高度评价”，实际是一种误解，仅仅是赞扬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像普通工人向忠发，就是在重视选拔工人阶级出身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一跃而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工人阶级出身，在那时比一切优秀素质更可贵。

但是，工人出身并不能保证他就有领导水平，也不能保证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向忠发也罢，顾顺章也罢，一被捕就叛变。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出身，周恩来更不是。劣等门第，低贱种族，在项英眼里，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就大可值得怀疑。

这种被误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听席上的陈毅是另外一种“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会议又进入新的一天，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还允许说话，争辩就不会休止。项英要毛泽东最后表态。

毛泽东对会议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结论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辩，再真切的事实，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长会议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也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缓缓地站起来，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对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着反感与鄙视。在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简陋的亭子间里，根本就不知道苏区的山上长草还是长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反而来指责他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了解情况地瞎指挥，反而指责别人抗拒指示。并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对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为抵制他们而逞“英雄”吗？但他不能这样说。

项英一语道破了天机，王明的中央绝不允许他毛泽东拥兵自重。他必须向忠于国际路线的人，也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交出权力！

喜吃辣子的湖南乡下人那种倔强，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终于明白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发泄而是理智的克制。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像大病后的那种呻吟。终于平静了，他说了几句话，既不是检讨，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

“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又说了两个字，“完了。”会议又出现了静默。平静如水。

项英带着一种朦胧的诧异，急忙在长条笔记本上写了几笔，扯下来让坐在旁边的顾作霖传给陈毅。顾作霖溜了一眼，那是潦潦草草的几个字：毛说的是什么意思？

陈毅回条，先交给顾作霖：此乃列子的话，意思是，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好的，今天认为不好放弃了；今天认为错的放弃了，明天又当成对的拿来再用。

顾作霖在陈毅条后加了一句：“这是拒不承认错误的表现！”然后传给项英。

项英看后，又加了一句：“而且准备东山再起，日后反扑。”又传回顾作霖，顾作霖又交给凯丰。

凯丰又加了一句：“可见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对的！”又传给另外几个后方的委员。

人们疑惑的目光都随着纸条来去，但心情都没有一个是平静的。

“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项英说得很缓很慢，“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我想，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敌方既已举起降旗，战场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轰鸣，呐喊也就停息。

“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举手表决吧！”

“我不同意这种仓促下结论的做法，”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陈毅同志为我们安排了翠微峰之游，盛情难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弦绷得太紧不行。我建议下午休会，舒松舒松，明天再开！”

项英反对，认为这种中断会议的做法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这是袒护毛泽东的做法。

顾作霖和凯丰附议项英的意见，并作补充：“会议结束后再去翠微峰不更好吗？可以玩个痛快。”

任弼时认为：“休息半天，算不上中断会议。”

后方委员们自忖，半天休息，也许并无大害，或恐有利，也就同意了。

午休后二时骑马出发，陈毅假托军区有急事处理，派秘书长陪同。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般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详（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驯）、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肖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人，这二十八个人中，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说一两种外语，只有五个人是工人阶级成分。

作者“黎汝清”的其他小说

《万山红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