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你对政府人员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责备着，“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也好统一照顾。”

“你也认为这样更好些吗？”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当然，这个建议引起了严重的后果：部队必须抬起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顶轿子。

如果当时“最高三人团”预知抬轿子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话，他们准会拒绝这个提议。事实是，博古当时虽然采纳了洛甫的提议，却没有弥补他们之间已经很难弥补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记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冲突。今天加以仔细推敲，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它还不太完整，还不太明朗，字里行间却展露出当时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反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这一点，洛甫觉得理由并不充分，让他去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说是排挤，那么，不排挤，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在整风笔记中又写道：

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以博古取得党权，以李德取得军权，以洛甫取得政权，以达到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统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挤毛泽东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洛甫同志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从中央被排挤出去呢，还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挤担任此职，在中央应该是什么地位呢？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交给谁，笔记中没有言明，括号中提到“项英回来后”，是否暗指把领导权交给当时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项英？很难说。洛甫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牍主义？公开批评是不是攻击？后人只能存疑，洛甫继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给他们批准。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笔者注）物质基础。

这段笔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深研究的。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辱，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都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做准备了。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洛甫这么想，但还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也因为他这么想，而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洛甫面对着博古，他期望着大变故——改换领导的时机早些到来，此时，他却只能沉默。

“洛甫同志，”博古不再亲切地称“思美”了，这种称呼太富于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够庄重，“听说你们中央队有个‘三人小集团’，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党的工作有许多不满，真的吗？为什么不当面说出来？……这样……很不好吧？……为什么不在会上……”博古没法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来，洛甫他们是非组织活动。但博古错了，行为与手段，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对错来定褒贬的，这种活动是为遵义会议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错了。

二十五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那种背后议论，可就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差别就在于你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洛甫说得很真诚，很谨慎，也很策略，“第三国际的路线和指示也都是正确的。”他绝不多说一句话，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认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就基本上承认他博古也是正确的。某些枝节问题，工作上的疏漏，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话打住了，这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谈话，使他难受，两个同学之间既不想互相隐瞒又不愿袒露真情，这种尴尬场面还是早结束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清秀的脸，寻找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见洛甫略微苍白的嘴唇有些颤抖。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了，沉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可是，他又不想结束，似乎想为挽回他们的关系再努一把力。因为他和李德都感到，为了摆脱目前失败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巩固自己内部的阵线，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洛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微微痉挛，心灵上袭来一阵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绝望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你们又承认中央路线的正确，那么，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就应该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沉默，残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为难，他不能把毛泽东、王稼祥跟他谈的一切告诉博古，他不能单独跟博古争论军事上的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负责政府工作以来，对军事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他认为毛泽东解释得头头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凝视着盖满黑灰和挂满蛛网的小窗，他与洛甫之间已经失去了坦诚对话的基础。小屋内的空气是停滞的，散发着霉味。他需要透透气，便站起来告辞。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表，只交谈了九分钟。多么漫长而又短暂的交谈。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洛甫代替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他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却又向坏处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为无权不满才拥护毛泽东的吧？毛泽东是利用你想掌权而把你分化了吧？”一会儿，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我不会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从河边小屋走出来时，绝对没有这般想。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洛甫会代替他。既然他们承认中央的路线完全正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他站在资水河边，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谈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

此时，莫斯科美丽无比的白桦林，大概已经黄了。一个幻象在他深度近视的眼前凝聚起来，终于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着质地优良的深灰色风衣，头发浓厚而闪亮；衬着白净的椭圆略长的面颊，目光熠熠有神，给人以潇洒、干练、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维奇同志（王明在苏联的名字）。他向博古送来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还没有被博古实实在在地捕捉住，便在傍晚时分的蒙蒙岚气中消失了。

晚风袭来一阵透骨的寒气，博古打了个寒噤，他充分领略了历史的辛辣与人心的复杂，胸中猝然生出一股怒意。他觉得有许多话应该当着洛甫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吞吞吐吐是不明智的。目前，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无法进行了，可是，不如此，就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路线就无法贯彻！组织纪律是必须的，铁的纪律！对，我应该回去找洛甫挑明，让他把一切不满说出来，摆到桌面上！博古被自己鼓动起来，产生了一种难以遏止的欲望：要与洛甫争论个水落石出。

他转身向回走，一步一步走上倾斜的缓坡，但他每走一步就增加一分犹疑，我去跟他争论什么？有没有用？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大更糟？裂缝会不会越撕越大？你越不承认错，他就偏找你的错；你越说他错，他就越不承认错，这不正是人性的弱点吗？而这个弱点，不能说人人皆有，总是很普遍的，自古以来闻过则喜的能有几人？你把一个人的七分成绩说成十分，尽管也不真实，但他绝不会怪罪你，可是你把他的三分缺点说成四分，他不恨你一辈子才怪呢。博古突然停住脚步，对洛甫的怨愤化成了自己的感悟：是啊，我这不是闻过则怒吗？我这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我的缺点而怨恨吗？当我指责他时，他是不是也在指责我？

博古走上斜坡，却不是向北而是向南，回总部去，他应该再找李德谈谈。也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不会这么简单，从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里，还咀嚼不出其中深味？“穷则变”，变什么？博古又停住脚步。他不愿意走进闹嚷嚷的街道，又转身沿着斜坡向下走，又走回原来伫立的地方。

越城岭的色彩却已大不相同，那浓重暮霭笼罩下的山峰呈现出沉郁的青钢色，而那山峰后边的天幕上，业已沉落的太阳却蓦然间散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给越城岭绣上了一条燃烧的金边，幽寂黑暗的山谷神秘得使人心慑。山峦起伏像汹涌的深海……最后一缕光芒熄灭了。

博古观赏着眼前的景象，觉得与他的命运、处境、前程乃至思绪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他决定回去，甚至也不跟李德谈起与“中央队三人集团”会面的情形，实在无可奉告。

他托托自己深度的眼镜，径直走回去。虽然见到了周恩来，却没有谈什么，只说向下面走了走。他发现在他离开司令部这段时间，战斗机体照旧运转。他想早睡，但觉得有点饿，一天吃两顿饭，对于日夜奔波的人来说，很难适应。夜深了，他仍不想睡，头脑里仍然沸腾着与洛甫抗辩的激情，这种自树靶子自己打的抗辩是那样激烈，比面对面更为逼真。

“对十九路军事变的策略是错误的！”这是洛甫指责的声音，“军事上，应该配合福建政府击败蒋介石，而不是把兵西调。”

“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连周恩来也曾有过这种设想，可是，我认为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福建政府，都是国民党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反动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都反对过蒋介石，可他们都是反共的，不过是大小军阀之分，这是阶级路线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帮甲军阀打乙军阀好呢，还是帮乙军阀打甲军阀好？李德同志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两个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插手，坐在高山观虎斗，等他们拼个筋疲力尽一死一伤时，我们再动手，我们把部队西调，也不失为‘围魏救赵’之法。更何况，我们也曾派第三军团去截击过东征的蒋军，不过去得晚了一点……”

“可是陈铭枢、蔡廷锴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了！”

“这一点倒出乎意料，可是蒋介石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我们却失去了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机会！”

“即使我们配合了福建政府，会不会与陈铭枢、蔡廷锴一起被打败呢？再说，我们战略转移并不等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把中央苏区丢了还不算失败？”

“并没有丢了中央苏区，我们的力量还在，大的转移是争取主动的措施，你能说运动战中大踏步后退就是失败吗？我们退是为了进嘛，四方面军不是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吗？井冈山不也丢了？能说是大失败吗？”博古的脑屏上战火弥漫，在这种时候，要作出冷静的反思是不可能的。

四周恩来讲故事

在湘江东岸，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进行着最后毁灭性的战斗，此时，油榨坪却处在和平静谧之中。

湘江血战，双方都受到了严重创伤。敌人，并没有立即紧跟红军而至。中央两纵队，在油榨坪一带，得到了一天宝贵的休整时间。周恩来从繁忙的事务中摆脱出来，缓步在资水河边。下午三时的金色阳光，温柔地抚慰着他。他深吸了一口气，立即感觉到南方山林的空气，纯净、清新，混合着落叶的芳馨，在温软的风中，一丝丝浸润到他的肺叶里，前天辛辣的硝烟味，已成了遥远的记忆。

他一人走着，警卫人员与他拉开十五米左右的距离。他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迎面看到树丛里站着一个持枪的女兵，老远就向他大喊：“你不能过来！不能过来！”

周恩来微微一笑，那个女兵他认识，叫王泉媛。“我们在洗澡……”

这里的确是个洗澡的好地方，夹岸杂树丛生，绿萝纷披，庇护着一段宁静的河湾，水深及膝。河面宽阔，水流平缓，不时传来嬉笑和溅水声。经常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女兵们，并不怕河水的微凉，洗净身上的尘泥污秽，那是多么惬意痛快。

周恩来转身向回走，沿着弯曲的沙质的河岸，向一棵高大伟岸的白果树走去，因为那里传来胡琴悠扬的乐曲。那是他所熟知的《梅花三弄》，音韵自由地舒卷飞扬，欢快明净，又如泣如诉。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某种情绪的高度抽象，它像一首蕴含着深奥哲理的诗。音乐具有最大的可塑性，不管你是喜是悲是愁是怨，音乐的波涛，都能把你的百端情感融入进去，升华成一曲欢快的委婉的忧伤的歌，涤荡着你被日常事务沾染了的心灵。

周恩来从他身边走过去，那个拉胡琴的业余音乐家，正把自己溶化在音乐的天国里，忘掉了人间。周恩来不去打扰他。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使他想到自己的故乡。他并不敢十分确定跟前这棵生有扇形叶的树就是银杏，它和苏北平原上的银杏树略有不同。

久违的故乡，像个遥远的梦境，资水潺湲北流，它是不是汇往长江？

他坐下来，想起幼年时读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他对黑暗中国深深的绝望，那是对中华民族沉沦的悲号。他也许算不上英雄，自杀不是战斗！只能在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中加进一个小悲剧。正像四十七年后，为了控诉社会上的恶势力而跳海自杀的女青年范熊熊。

周恩来面壁十年仍然未能破壁。什么时候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根源呢？幼年的周恩来在寻找，壮年的周恩来在寻找，恐怕老年的周恩来还在寻找。他本身不就是悲剧性的吗？他把寻找中华民族腾飞崛起的接力棒交在后人手上！他坐在资水河边，听到中华民族八十年代改革大潮的澎湃之声了吗？

他又听到了激水的溅溅之声。在他右边，树丛掩映的浅水里，有个战士把裤脚挽到大腿根，冲涮他的蓑衣，那是褐红色的棕织蓑衣。这个蓑衣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在行军途中他见过它，在湘江东岸的炸弹硝烟中见过它。这就是那个牵驮骡的战士。

他走过去，和这个战士攀谈。战士只知道他是骑马的大首长，并不知道他叫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他叫文庆安。他很满意自己的名字，就是“喜庆安宁”的意思。

他把他披蓑衣的原因说得很含糊，只说是父亲的遗物。他知道首长反对迷信。也许世上最聪明的周恩来，也未必窥得破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战士的心灵秘密。原来人人的心扉并不是随时打开的。文庆安不愿意和首长多谈，他小小的年纪就懂得言多必失。只有同乡，才是他倾诉衷肠的对象。

列宁是怎么评价农民的呢？“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却想打开这个战士带有神秘色彩的心灵。

“在江东岸拉驮骡的是你吧？”周恩来先坐下来，又抬手要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是的。”文庆安把蓑衣晾在一块卧牛石上，怯生生地坐在周恩来身边。

“飞机差一点炸着你吧？”

“可不，一块弹片嗡的一声紧贴着我的脸飞了过去，热风把我扇了个趔趄……”

“好险，你应该注意防空，卧倒。你们受过防空训练吗？”

“空是防不住的。”文庆安像个哲学家似地抬头望望湛蓝的天空，“这要看命大命小。”他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立即补充说，“我知道首长是不相信这个的。可事情就是怪，就说前几天吧，中央队的首长们围成一个圆圈在开会，一颗炸弹恰好落在正中间，眼看全完了，可是，没有炸。我听说子弹有瞎火，可没有听说过炸弹也有瞎火，你说，这里面能没有命大的？”

周恩来不由得把身体后仰，哈哈大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由文庆安用宿命论的观念说出来，觉得很有味。这是群众对不能理解的事物的一种解释方法。“不管命大命小，还是要学会防空。”

首长的关切深深地打动了文庆安。他差一点把他截去小拇指的“秘密”说出来，后来觉得还是不说为好，便改口说：“我倒不怕挨炸，就是怕天天走啊走啊，也不知哪一天才走到头，也不知哪一天转回咱苏区去。”

周恩来一时很难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明天的行程，莽莽苍苍的越城岭像宇宙大厅里的一扇壮丽无比的屏风，摆在他面前。资水河上荡漾着金色的阳光，几只白鸥在水面上翔掠，山雀在林间啁啾。几只沙鸭在碧波的茜草中钻动。周恩来只觉筋肉徐徐松弛，感到疲倦后的酣畅和焦虑后的安适，心静如资水，缓缓流逝。

他也觉得文庆安的疑问应该回答，应该予以恳切的回答；难道这是回答文庆安吗？岂不是也在回答自己？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周恩来想了一会儿说，“我这个故事叫《沙漠里的绿洲》，你想听吗？”

“想听。”

“从前，在一个叫撒哈拉沙漠的地方，张眼一望是无边无际的沙丘，看不见一棵青草。有一个阿拉伯的小伙子……”

“小伙子叫阿拉伯？”

“不，那不是人名，是地名，那是很远的地方。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无关紧要。他一心要干一件大事，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的爷爷告诉他，做好事不容易，没有决心没有耐性什么事也做不成。

“小伙子要爷爷交给他一个最能考验决心和毅力的任务。爷爷把自己的拐杖交给小伙子说：‘去，去把它插进沙漠里。’

“‘这还用什么决心耐力呢？’小伙子以为爷爷逗他，‘走到那里一插不就完了？’

“‘不，’爷爷说，‘我叫你让这个拐杖长成一棵大树，大树再生小树，小树再长成大树，子子孙孙向下繁殖，直到沙漠里有了一片绿洲，你的雄心壮志就算完成了。’

“‘怎么才能活呢？’小伙子已经有些为难了。

“爷爷说：‘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拐杖是一根鲜树枝，只要有水就能活，你看，水井就在这里，你向沙漠里送水，来回也不过一天的路程。’

“小伙子第二天一早兴高采烈满怀信心地去了。插上爷爷的拐杖浇上了水，回来天就黑了，吃了饭倒头就睡，天刚亮，就被爷爷推醒了。爷爷告诉他，沙漠渗水渗得厉害，像个漏斗，要天天浇水才能活。

“小伙子傻眼了，‘天哪，这要浇到哪年哪月？’

“爷爷笑了，‘你不是自己要找个最能考验决心和耐力的事情做吗？’

“小伙子没有办法，虽说稍微有点后悔，但他还是抱着希望，看爷爷的拐杖能不能发芽！他每天早起晚归浇那根无枝无叶的拐杖。小伙子总不见拐杖发芽，他失望了，怀疑爷爷骗他，那根拐杖本来是死的。他用手指甲刻了一下拐杖，竟然水津津地泛起绿色。小伙子又恢复了希望。

“大约一个月吧，拐杖真的长出了绿芽。小伙子已经不再计算日子了，只要树能长大，他就要用水浇，浇到老浇到死他都不在乎。”

“为什么？”文庆安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在湘江东岸，毛泽东主席也给他们讲过灵渠的故事。

“这个小伙子天天担水，看着拐杖长成了枝叶茂盛的大树，大树旁又生出了小树，他的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还是不断地浇。沙漠上终于有了一片树林。有一天，他忽然跌倒在井边，在水里一照，才知道自己头发已经白了，跟他爷爷生前一样白。

“他终于挑不动水了。他又要他的子孙继续浇那片树林，他向他的子孙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只要那片树林长绿，爷爷就永远不会死。’”

“首长，我也是有耐性的。”文庆安觉得充实了不少，他望了望越城岭的高峰，忧心忡忡地说，“听说明天要翻这座高山，我怕驮骡上不去！”

“是很难爬，”周恩来站起来说，“只要小心一些，总可以上得去。实在不行，就丢些东西嘛。不过有个好处，在山里行军，不怕飞机……”

洛甫此说稍有夸张，是年，董老48岁、林老49岁，谢老51岁，徐老57岁。唯留苏区的何叔衡最大，59岁。

范熊熊，宁波某公司青年职工，1979年10月，她发现招工中的“不正之风”，几次反映问题未果之后，愤而投海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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