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战之后

红军渡过湘江，迅速到达坐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之后，八军团的部队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余大部溃散在湘江东岸。

油榨坪是个二百余户的村镇，在这茫茫苍苍的大山区，这也算是较大的村镇了，在三百六十万分之一的袖珍地图上，也标有它的大名。指挥部设置在靠近资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里。

1934年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这曾使毛泽东讽之谓磨破了脚的沙子，现在已经彻底倒掉了。

周恩来坐在资水河边，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没有后方，没有补充，没有休息，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都会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离开他的母亲大地，很容易被敌人打败！若要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以便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在这点上，他们“最高三人团”是完全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错，犹如后来，红军集聚到陕北，在刘志丹所建立的陕甘根据地立脚一样。

第二，必须有一个能够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这个统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必须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还有那种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红军中都能保持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

广昌之战不过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弃中央苏区，也仅仅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之战，对李德的威信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最高三人团”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远征中，周恩来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就要求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的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可是，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周恩来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认识事物的程序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周恩来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

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抬或不抬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五十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部队被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八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但他们共同的反思却是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护是由“中央队三人小组”所提出的指责引起的，他们认为这些责难并不公正，甚至认为散布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是一种非组织活动。这两位王明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尽管在中央苏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满，却还不敢把它上升到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受到新的挫折时总喜欢怀旧，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

李德建议博古尽快找洛甫谈谈，绝不能任凭不满情绪继续泛滥，以免酿成灭顶之灾。

二博古与毛泽东

油榨坪挤满了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许多担架、骡马拥塞在狭窄的街道里，像一个别开生面的闹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特别是败仗之后。他也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么地方，只好派警卫人员去打听，他站在一个小店铺的廊檐下等候。

天气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午4时的和煦阳光，怀着善意和柔情抚慰着劫难后的人群。远处的越城岭，锯齿形的峰峦像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光临。

博古在焦躁不宁地等待，警卫员却迟迟不来。前面两匹重载的驮骡相撞，物资散落在街口，巷道发生了阻塞。一排抬伤员的担架停在他的前边。

靠他最近的一个伤员，伤在腹部，绷带洇出已经干结的铁锈色的血，脸上像蒙上一层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濒临死亡深渊的眼神，无言地瞩望着他要去的那个陌生世界。接着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脸肿得像透明的瓦罐似的伤员认出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博古同志，绝不能把我留下！”

这声音是可怕的，像一头豹子受了致命创伤之后的哀嚎，显然头部受伤使他神经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

博古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时常给他送电文的机要秘书。但他知道，安插伤员是最棘手的任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地指着陪送的卫生人员，“可这些狗崽子们反而把我的手枪没收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之声，极富悲剧气味。

博古只好跨前几步，蹲在担架前，安抚他：“我叫他们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伤好了，可以再找部队嘛。”

连博古也知道，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显然不解决问题。

“你命令他们打死我，用我的手枪。”他用不可违抗的声调，给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冲动，这样不好……”

“那好，我自己来，”不知何处来了一股蛮力，他几把就把绷带扯了下来，血流如注，他受了电击似地仰倒下去，很难说是昏迷还是死了过去。博古手扶担架，石化了似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同志，你还是忙去吧，”卫生队长把博古搀起来，“处理伤员是最叫人挠头的事，他们不管不顾……你不好办……”

“是，是，”博古很感谢卫生队长善意的开导。如果伤员跺脚骂娘，任何人都只好忍着。

他一回头，警卫员正好来到他身边，轻声说：“首长，他们离这里不远。”

博古带着伤员留给他的一腔沮丧之情，踏进警卫人员指给他的小院。他首先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接着听到毛泽东浓重而又欢快的湖南口音，似乎在开一句什么玩笑。

“我来看看你们，”博古站在门口，当即找到了探访的借口，“稼祥的伤口怎么样了？”

“进来，进来，你来得晚了一会儿，”坐在桌子右边的王稼祥热情地用手势向博古打招呼说，“供给处分了一只鸡，饱餐了一顿……我身体还可以。”

“请坐吧！”坐在方桌另一边的毛泽东动了动身子，指指左边空着的座位，“洛甫刚刚走了，他觉得不舒服，大概是放的辣子太多了，吃不消。”

博古坐下后，却不知如何开口。毛泽东放下筷子，示意警卫人员收拾桌子。“打仗要好的指挥员，改善伙食要好的供给处长。怎么样，你们军委纵队的伙食怎么样？”毛泽东拿起香烟递给博古，博古摇摇手表示不吸。他便自己吸起来。

“当然不如你们休养连。不过有时吃得也很好，有时就只好啃红薯了……”

警卫人员在收拾桌子，毛泽东一边悠悠然地吸着烟，一边风趣地开着玩笑：“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可是，我们连鸡肋也都啃光了……”

“当然，三个人吃一只鸡（其实是两只），太少了嘛。”博古应酬着，仍然找不到可以深入交谈的话题，“明天翻越老山界，据说挺陡的，你们又不能骑马，坐担架就更困难了……”博古说出这种说了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颇为后悔，但仍然无法打破尴尬的局面。

“山再高总被踏在人脚下。”毛泽东吸着烟。

“必要的时候，刘大个子可以背着我爬山，”王稼祥诚挚地希望博古放心，“过九嶷山的时候，就是他背我过苍鹰岩的。”

“这次转移，比预想的困难，湘江一战损失太大，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观指导上肯定有很多不当，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博古点到此处，不再多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引出对方的论点。

“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了。”王稼祥坦直地说，“像这样马不停蹄当然不行，静不下来嘛，要有个相对的安定环境……”

“我们（指“三人团”）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是纠正失误的前提，”毛泽东弹弹烟灰，“找出个所以然来嘛。魏征的话是对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失利嘛。找出失利的原因来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愿给博古太强的刺激，把失败说成了失利。

“总结主要是找主观原因，”王稼祥说，“客观困难是明摆着的，强调客观容易忽视主观。”

谈话进行得极为勉强，说的也都是不咸不淡、没滋没味的话。就像一辆负有重载而缺少润滑油的车，每推动一步，都吱吱嘎嘎响一阵，使人感到吃力，甚至不堪忍受。虽然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却的确称得上话不投机，双方都保持着礼节上的客气，内心却在拉大距离。说一句，掂几掂，越谈越有一种疏远感。

博古知道王稼祥话中所指，觉得很不舒畅。他已经预感到统一认识之难了。“当然要重视主观原因，”一种强烈的辩护的意愿在博古心中挣扎，他用略带反驳的口吻说，“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总结，要全面。片面，不容易找出真正原因，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人的交谈戛然停车，这种六目相视、面面相觑的情状，实在叫人难受。

“失利也不是全是坏事嘛，”毛泽东懒散地在藤椅里伸展开四肢，悠然地说，“《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坏事变好，而是事物的辩证法嘛……”

博古一时很难领略这段话的深意，也不知这段话指向何在，但他却掂出了它的分量，似乎也察觉了毛泽东隐秘的心境。博古对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太少了，无言以对。他极不适应这种场合，便借口去看看洛甫，告辞了。

三博古与洛甫

湘江血战，几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总体构想，毛泽东提议由他整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系统的意见。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泽东意见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伤经久不愈，很难当此重任；而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三人团”发难，也是不利的。因为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职之后，一直处在无权地位，并被视为抵制国际路线的右倾路线的代表，在此情况下，他的意见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这些意见由当时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线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洛甫来说，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这也就是他后来代替博古当中央书记而不是毛泽东的原因。

洛甫唯一为难之处，就是他不懂军事，也从未过问过军事，目前要解决的恰恰是军事路线问题。由他来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分析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他的理解是矛盾的、朦胧的。直到九年后（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时，他还讲过这时的处境：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使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复杂。自从渡过潇水后，肠胃又一直不适，辣子鸡的确他吃不消，胃隐隐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刚刚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博古便踏进门来：“怎么？真的病了？”

“哪里，胃稍稍不适，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时就犯过。”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么？你怎么有空到中央纵队来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觉得与洛甫单独相见，机会难得，便开门见山：“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称呼洛甫，声调恳切而带凄恻，“现在红军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虑，他希望我们莫斯科来的同志紧紧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博古用“思美”来称呼洛甫，近乎苏联名字中的“爱称”，表示特别的亲近和特殊的感情，犹如中国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润之，用这三种称呼时的情感与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苏联的名字波古良，博古是从波古良演化而来；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苏联的名字利得洛夫，李德是由利得洛夫演化而来；洛甫，原名张闻天，在苏联的名字依思美洛夫，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来。由于博古跟他特别亲密，称“思美”以示区别。使用别名化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也是工作、安全、保密的必须。同样，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也都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如罗易、马林、越飞、加伦……

博古这个亲切的称呼唤起了洛甫无尽的感情，但他表示沉默。那时，他们的确是亲密无间的同学、战友，可是事物总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头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年在中山大学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都在何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化是必然的，真正涌聚在王明旗帜下的能有几人？

“王稼祥到苏区来得早，”博古说得有点伤感，“他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长，受他的影响是必然的！”

洛甫从床上站起来，呷了一口白开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同学，心想：你嘴里在说王稼祥，还不是拿他来影射我？

“你听说过吗？”博古显然没有注意到洛甫的心境，只顾说下去，“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职务，他竟然没有举手！”那神态，那语气表示不举手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力嘛！”洛甫淡淡地说。显然，他并不想跟博古深谈。他放下水杯，竟然没有给博古端水。

博古对洛甫的回答甚感意外：“难道这不是对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

“噢，”洛甫推了推眼镜，“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

博古渐渐感觉到洛甫对他的疏远和冷淡。他这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裂隙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了。西征出发前的那场争吵就露出了端倪，不过他当时没有在意就是了。博古到苏区负责领导临时中央之后，洛甫到临时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剥夺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这就使王明路线执行者，把握了党权、军权、政权，以便全面地推行王明的政治路线。

那是战略转移之前的一个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气冲冲地来找博古。博古对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前天，他们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随军出发就发生过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

洛甫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然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洛甫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匪四面杀入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

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洛甫只好服从。洛甫又一次感到无权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虽然聪明、热情、能干，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的旗帜并不鲜明。在私下里，他纠正了博古许多模糊认识，使博古充分地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那时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虚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够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既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米夫的亲密关系。而现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不把他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放在眼里。

当时，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开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到底分散好，还是集中好，洛甫并没有明确的预见。也许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吧。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时是十分微妙的：由于他对博古的独断专行早就有了强烈的反感。他就把这次能否听从他的意见，当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试金石。

“怎么了？思美，”博古见洛甫怒气冲冲，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现出素常的快活直率的微笑，一边让座，一边用俄语说出了五个字，这种称呼并没有使洛甫觉得亲切，反而产生了一种捉弄人的亵渎感。他以为博古在居高临下，故作宽宏的姿态，“又有什么不满意了？”

“你不觉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是欠慎重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他们怎能跟部队行动呢？”

“那怎么办？”博古不无诧异地说，“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苏区而大发脾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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