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炎樱年少时相逢

1939年，在上海的码头上，一艘轮船正准备启程前往香港。那天，空气潮湿，雾气蒙蒙。一切掩映在朦胧中，反而不那么真实。高大的船桅，喷气的烟囱，甲板上挥手说再见的人，一切都像拍电影的道具。

脚夫们行色匆匆，舢板上挤满了人。各人有各人的心态，有的人拿着票急急地往上赶生怕错过这趟船，有的人站在码头只顾埋头抹泪迟迟不上船，还有的人待脚夫把行李送到船舱后又兴奋地跑出来站在甲板上大声地与船下的家人分享自己新奇的所见。

送别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抛开那点伤心不算，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送与被送的双方，其实都透着表演和极力呼应的疲惫。如果碰上晚点出发，还得多待在一起，那么不谈离别谈点其他话题，反而觉得轻松愉快。大家会透着热乎劲呱呱而谈，只有在汽笛声响的那一刻，在离开的那个人跳上去的时候，大家才慌慌张张地向远行的人交代若干注意事项。也不管听见没听见，一个大声地说，一个大声地应，直到看不见身影，似乎这样心里才踏实。

送别仪式一结束，各人该干嘛就干嘛去了。身影刚走，留下的人相互说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中午准备吃什么”。而远行之人，早就和邻座的人聊开了。

送别往往被艺术化为离愁别恨，实际生活中却透着幽默和不为人约束的快乐。送别，还透着那么点期待和喜悦。是啊，没有送别，哪有相聚？

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要离开家这么远，到一个未知陌生的地方去，原本应该担心害怕、犹豫不决。但是，这个家里的女人，在社会大变革来临之际，就已经勇敢地迈出家门、跨出国门了，就算是有一双小脚，也阻止不了她们探索世界的决心，阻止不了她们追求新生活的渴望。

想着自己的母亲在阿尔卑斯山勇敢又神气的滑雪照片，想着姑姑在英伦湖畔如梦如烟的画面，想着前方有着一个自由、多彩的世界，张爱玲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离开上海。

由于战事，牛津大学去不了了，转道香港，入香港大学。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或许幸而去了香港，几年以后才会有那么一本写给上海人看的香港传奇。

轮船一会儿就要开了。轮船下另一个女孩子也在同家人告别。因为两个女孩子的补课老师为同一个英国人，这个老师介绍她们俩一块走。张爱玲的妈妈极力敷衍，重托这个女孩子照应张爱玲。瘦瘦高高的张爱玲看着眼前这个有着标志面孔的微微胖的女孩子，这个混血的锡兰女孩也好奇地盯着张爱玲看。

船还没有到香港，两个女孩子就成了好朋友。此后，两个人形影不离，直至张爱玲定居美国。后来张爱玲深居简出，这个女孩也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可以说，在张爱玲的一生中，与她交情最久、私交最好的人就是这个从上海去港大的混血女孩。这个女孩的中文名字是张爱玲取的，叫炎樱。

香港的同学少年

大学生活本来应该是结交人最多，与人交情最广，最轻松愉快的。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张爱玲似乎是圈外之人，与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交情。唯独对炎樱，情同手足。发奋读书之余，偶尔出门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做伴的都是炎樱。放假回上海时，两个人往往也结伴而行。有一年放暑假，炎樱没有等张爱玲就回家了。结果落了单的张爱玲伤心失意，哭得不可开交。

有共同爱好的人，很容易成为好朋友。两个女孩子喜欢艳丽新奇的服饰，喜欢看电影，喜欢画画，喜欢一切新奇的事物，就连吃零食的口味都差不多。

周末她常与炎樱坐在马路边铁栏杆上谈天。香港山势起伏、高低错落，两脚悬空就宕在树梢头，树上有一球一球珍珠兰似的小白花，时而有香气浮上来。

下了几天的春雨，“满山两种红色的杜鹃花簌簌落个不停，虾红与紫桃色，地下都铺满了，还是一颗颗的满树粉红花。天晴了，山外四周站着蓝色的海，地平线高过半空。”张爱玲看着炎樱金棕色的小圆脸，那印度眼睛像黑色的太阳。她有时候说：“让我揿一揿你的鼻子。”炎樱纳闷地问：“干什么？”但还是送上来。

在港大，有一个俄国先生看到张爱玲画的一幅炎樱单穿一件衬裙的肖像，愿意出五元港币购买。香港沦陷期间，张爱玲画了很多画，都由炎樱着色。两人陶醉其间，完全忘却了身边连天的战火。有一幅画，张爱玲特别喜欢，全是不同的蓝和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诗句。

课余之时，两人坐着巴士沿着山路，蜿蜒陡峭而下，到市中心找冰淇淋吃。看着野火花似的红色藤蔓，泼辣地开一路。远处是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一声连着一声不紧不慢，闻到的是海气、水气、潮气。汽车快快地穿梭，想着一会儿就可以坐在窗明几净的咖啡店，点一份奶油冰淇淋、来一份松软香甜的奶油蛋糕。这些甜而腻的食品，都是张爱玲的最爱。

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回忆到“姐姐喜爱吃的菜肴和零食，大多是甜的。我们到外面去，她定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在家里，她爱吃有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从小她就喜欢吃这种甜、软、腻的食品，“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后来，在美国张爱玲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吃》。文章一出，读者都大吃一惊。原本他们都认为写出那些胡琴咿呀啊的古旧故事的张爱玲小姐，应该不食人间烟火才对。没想到，张爱玲对吃很有自己的一套，且谈起吃来津津乐道。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1920年，日本人进攻香港，围城十八天。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因此一大批学生到防空总部去报名，还有一些男同学参加了志愿军。

《烬余录》里面，张爱玲将一班男男女女的同学嘲讽挖苦了一番。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唯独对炎樱，全是好话。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炎樱永远都是快乐的，从没有世界末日感。日本人占领香港后，张爱玲跟炎樱去银行。她有十三块钱，全提了出来。她们要买船票回上海。“留两块，不然你存折没有了，”炎樱说。当时张爱玲就很惊讶：“还要存折干什么？”

上城一趟，不免又去顺便买布。中环后街，倾斜的石板路越爬越高。战后布摊子特别多，人也特别挤，一匹匹桃红葱绿映着高处的蓝天，像山城的集市。炎樱讨价还价，不亦乐乎。

照炎樱的观点来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

关于香港的这场战争，张爱玲说，它对自己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日本人攻城前，港大的老师们为了不让学校的资料落入日军之手，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学生资料全部烧毁。其中包括最让张爱玲引以为豪的成绩单。原本计划拿了两个奖学金后，毕业时就能直接保送牛津大学的张爱玲，没想到一场战争下来，大多数人的命运连同自己全部因此改变。

回到上海大世界

1942年下半年，世界格局正在急剧变化，港大仍受战火的影响，不能复课。张爱玲与炎樱选择离开香港，回上海去。

这次海面上，再没有那种色彩迷离、冲撞梦幻的景象了，眼前的海域上，更多的是战船兵舰。海水在炮弹的作用下，也变得黄浊青黑。映衬着落日的残红，显得破败、残酷。

香港是没法待了。虽然港大三年的苦读直似竹篮打水，了无痕迹，但正因为年轻，张爱玲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悲观失意中。天高海阔，前方的路还长。年轻气盛，已经让她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面对前途未卜的上海。在轮船上，她同炎樱谈论着那里的摩登世界，想象着自己将要成就一番事业。对于未知的一切，她摩拳擦掌有着莫名的兴奋。虽然大幕提前拉开，但经过香港三年的历练，张爱玲跃跃欲试，因为这个舞台是让她感到亲切又刺激的上海。

那时的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岂非香港可比。相比之下，香港只是个殖民地的边陲小镇。九岁时来到上海，亲临这里的摩登、洋派，虽然期间有十年的寒窗苦读，张爱玲所喜欢的上海的一切，仍然像跑马地的霓虹灯和喧闹声一样，隔着高墙，倾泻出来。耳朵听着、眼里看着、心里体会着，这上海让她着迷的一切。

与表姐表妹们，在霞飞路逛街，看着自己的倒影印衬到玻璃橱窗里面好看时髦的衣服上。拉着父亲的手，去买自己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滚在家里的狼皮褥子上笑痛肚子地看着一个胖伯母与自己的母亲演好莱坞肥皂剧。就算是坐在伟达饭店里面沉默地看书，也是上海式的。

这次回到上海，自食其力，原来要尴尬地向母亲、父亲要钱才能买到、欣赏到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才华，一切都尽在眼前。这一切自然变得更有魅力了。

虹口租界的日本衣料店里，料子卷成圆柱形，要看完整的图案，得让店伙计一卷一卷慢慢地打开。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她总要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