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也是“天津卫”

1923年，张爱玲27岁的父亲结束依傍兄嫂的生活，自立门户，带着一大家子由上海搬往天津。

家在睦南道上。这条不宽的马路整洁幽静，马路牙子上是成行的槐树。一栋栋欧洲风情的小洋楼坐落在路两边。楼是那种小小的独门独院的红顶小楼，树也没有往高里长，而是长到院子围墙那么高时，就四下蔓延开。路也不宽，道旁的座椅也小得可爱，没有人坐，却很干净，有着欲说还休的味道。恍然间，像走进了童话里安逸的场景。

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志沂选择在睦南道上安家，肯定是有讲究的。张家的亲戚大多住在这附近。据今天的统计，这条两公里多点长的马路上，留下各类风貌建筑74栋，名人故居22处，市文物保护单位四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住在这里，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先生住在这里，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先生住在这里，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住在这里……

张爱玲和弟弟常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这个阶段，他们生活在成群的仆人之间，常由仆人抱着走亲访友，开始熟悉亲友往还、节日庆吊这些传统礼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出国后，亲友们常轮流来看张爱玲姐弟俩人。

在“二大爷”家，永远有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藤躺椅上。

我叫声“二大爷”。

“认多少字啦？”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我听。”

“再背个。”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他问了声“有什么吃的？”她回说“有包子，有合子。”他点点头，叫我“去玩去”。

多年后，张爱玲才恍惚听见说“二大爷”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

天津这么多的亲戚朋友、礼节走动，小小的心灵应该充分满足。生活的丰满容易让小孩子体会到幸福。天津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的“橙色岁月”。

稍大一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老师。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她还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背书。有一段时间，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甚至除夕之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吩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

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

为什么命运的惘惘威胁一直萦绕在张爱玲的身上呢？长大一点，她带着喜悦地急着喊：“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里，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她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底色。凡事都觉得来不及。就连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学做的古体诗“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也带着仓促的语气。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切都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没有安全感，就连曾经荣耀繁华的家，也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父亲的家，母亲的家，亲戚们的家，都在时代的车轮里分崩离析，破损不堪。敏感的张爱玲，体会到时代的危险，看到命运的残忍。可惜的是，她不知不觉中把这“惘惘的威胁”当成了自己命运的底子。

就连三十多年后，她在罗湖口岸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来，也是那么的急促。后来在美国写稿，几近隐居，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得快点抓紧这转瞬即逝的刹那。

在惘惘的命运一触即发之前，让我们还是把镜头回到老天津卫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俨然是京城的后花园。1919年后的北京，已不复是那些遗老遗少的温暖之地，他们纷纷搬到天津，把前朝的作风一并带了过来。当北京如火如荼的反封反帝时，天津却暂时安逸。

坐着黄包车前行在和平路、劝业场、维多利亚大道上，眼前是高大厚实的欧式建筑；耳边是跑马场里喧沸的人声，旌旗猎猎；街头有各色小吃，煎饼馃子、锅巴菜、大红糖堆儿，再叫上一碗老豆腐，看着龙嘴茶壶倒出优美的滚水弧线……

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惬意，年幼的张爱玲有没有拉着父亲张志沂的手，买上过一串糖堆儿呢？

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1926。32号路61号，提摩太·c·张。

这短短一句话，让人回味。似乎这萧伯纳的戏、英文的题识、“提摩太”三个字才能契合天津的味道。

一直觉得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味道。天津适合怀旧，怀旧中有点慵懒，慵懒中带着洋气，洋气里面似乎又有着最民风的东西。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姐妹，披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依偎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其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这就是天津那个家——华丽、温暖，带着牛奶泡沫般精巧纤细的风致。浸淫在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适、悠闲、慵懒中，耳濡目染、感官敏锐，容易造就纤巧精致的趣味。

张爱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日常中的美，从细节处发现鲜明生动的光亮，获得愉悦的审美。不夸张地说，这些也是成就张爱玲的一个重要条件。

她母亲前脚出国，姨奶奶后脚就进门了。堂子里面的女人自会看事，对这个张家大小姐极尽敷衍、拉拢。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器重这个女儿。

姨奶奶带着她去起士林看跳舞、吃奶油蛋糕，还给她做好看的新衣服。这使得幼年的张爱玲有一次很肯定地说喜欢姨奶奶多过自己的母亲。

不管是谁，有人宠，有人爱，哪怕是敷衍，也很愉快。

天津留在张爱玲心里是“春日迟迟”的感觉。春天的午后，坐在书房里，阳光照在身上，明亮但不灼热，看着窗格子上光线的移动，听着鱼缸里的鱼冒泡泡，桌上放着耳朵眼炸糕。这是天津暖洋洋的午后。

我知道，他喜欢我

“橙色的岁月”紧接着是张爱玲“蓝红年代”。

1928年，张志沂终于等到黄素琼回国。黄素琼答应回国的一个条件是要搬回上海。因为她的同胞弟弟在上海，而他们一向感情甚好。

张志沂因在铁路局失去靠山，也不得不离开天津。

我八岁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有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好多因缘巧合，才能促成一件事，造就一个人。就这样，才有上海的张爱玲，张爱玲的上海。我估计，“张学”一定是忽略天津对张爱玲的影响的，连张爱玲《十八春》里的南京、她祖父祖母的南京，都不在他们的学术范围内啊！

“蓝红年代”里，母亲把整个家按照她的意愿作了很大的改造。家里的风格一下子很欧式，很小资。好景不长，1930年，父亲母亲离婚。

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蓝色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虽然惆怅，但她成名后不止一次地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

母亲再次动身到法国。

母亲把那明亮的西式的家一并带走了。

父亲的家，充斥着鸦片的云雾。在那云雾缭绕的家里，有教八股文的老先生，模样乖巧的弟弟，父亲的书房里堆叠着各种小报、章回小说，坐在里面感觉整个人都在日暮沉沉中陷下去。

这样的环境张爱玲也是喜爱的。与其说她喜欢这样的环境，不如说，她在父亲的环境里生活得愉快，所以才会心生喜悦。

那个时期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星期一早晨坐着父亲的汽车由司机送去学校，星期六再由司机接回家，从小带她的保姆何干每逢周三就给她送去换洗衣服和食物。周末和寒暑假，还有好多喜欢的事情可以做：看电影、读小说、找舅舅家的表姐妹们聊天逛街、去姑姑家玩儿。

张志沂发现了女儿的文学才华。张志沂是个旧时才子，吟诗作赋得心应手。看到女儿有这方面的天赋，自然心生欢喜和宠爱。

有一次寒假，张爱玲仿照当时的报纸副刊形式，自己裁纸写作画图，编写了一张以自己家庭杂事为内容的报纸。张志沂看了非常高兴。只要有亲朋好友来，总要拿出来向他们炫耀：“这是小瑛（张爱玲学龄前的名字）作的报纸副刊。”言语间满是得意。

母亲走了，并没有带走她的快乐。

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在父亲另娶之前，她和父亲既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又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文学朋友。

父亲常与张爱玲一起谈论读书的感想，鼓励她作诗、写作。这些行为，极大地激励了张爱玲更热爱文学。可以说，父亲的肯定对于张爱玲不断进步，是非常关键的。

相比于张爱玲的父亲，黄素琼几乎从来没有肯定过这个女儿。她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挑剔着张爱玲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这种否定，一再打击着张爱玲的自信心。张爱玲成年后，也从来没有写出过“母亲喜欢我”这样的字句。

对于父亲，张爱玲却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喜欢我”这样的话。虽然她总要在前面加上些定语，“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我知道”三个字，百转千回，痛定思痛。或许，在她落笔之时，不仅理解了父亲的寂寞和痛苦，也谅解了他。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句话，当年是写给胡兰成的，用在她父亲身上也挺适合。

可惜这样的谅解，最终也只化为文字。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油渍浸透了的小纸袋放在海关柜台上，关员一脸不愿意的神气，尤其因为我别的什么都没买，无税可纳。美国就没有香肠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属联邦，不过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我在飞机上不便拿出来吃，回到美国一尝，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

从1930年到1934年，这四年中，张爱玲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与父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周末的午后，在那深巷大宅的书房里，百叶窗沉下来，光线斜斜地挤进来。深色的地板泛着木头的棕青色，张爱玲正趴在木地板上看书。《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水浒传》、《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一本一本地从父亲的书架上拖下来看。

抽书是她的拿手，她父亲买的小说有点黄色，虽然没明说，不大愿意她看，她总是趁他在烟铺上盹着了的时候蹑手蹑脚进去，把书桌上那一大叠悄悄抽一本出来，看完了再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