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提到张爱玲的上海，总让人联想起百乐门、霞飞路上的国泰电影院、逸园跑狗场、南京路上的飞达咖啡馆，伟达饭店，朵云轩、爱斯头、桃花赛璐璐梳、绿豆糕，还有那“克林克赖”的电车铃声。

《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头就这么写：

请你寻出家传的霉绿斑驳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如果说，在沉香屑撩鼻、古旧的青烟中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的故事，那么今天我说的这个故事应该就着咖啡听！

请您随便在哪个街角一拐，拈个咖啡店坐下来，点一杯清咖啡。随着杯中热气袅袅升起，让我说一段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与咖啡一样，有点苦。

拨开历史的尘埃，穿梭于时光的流年，回到1915年。

19岁的张御史的少爷——张志沂、黄军门的小姐——黄素琼，喜结良缘。两人门当户对，男才女貌，是人人称羡的一对金童玉女。

五年后，1920年9月，生下大女儿——张爱玲。次年12月，生下儿子——张子静。

仅看表面，这完全可以称为“幸福的一家子”。但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时，渺小的家庭和个人，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各种思想的突变中，打破了原有的一成不变的惯性，或一厢情愿或心有不甘地走上各自的命运。

正如张爱玲所说：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当时，张志沂一家，一直与他二哥同过。这位张爱玲称为二伯父的男子，是她祖父张佩纶的第一任妻子所生。整整大张志沂17岁。

长兄如父。在封建家庭中，这是一条不变的定律。何况，他们的父亲母亲早逝，张志沂和同父母的妹妹张茂渊一直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连他们母亲李菊耦去世后所分财产，也由哥嫂保管。

《对照记》里面有一张兄妹三人的合影。用张爱玲的话来说：这哪像什么兄妹，简直像父子仨。

张志沂的二哥不苟言笑、圆头圆脑、壮实严肃。而张志沂长瘦清癯、生性风流。风流倒不见得就是作风不好的代名词，而是这位从小饱读诗书，又通英文的旧式才子的书生意气。这样的人，在兄长名下求生活，自然拘谨难挨。

张志沂一直找不到借口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的生活。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引荐，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差事——英文秘书。就这样，张志沂顺理成章地分了家。

1923年，张志沂举家，带着自己的妹妹，由上海搬到天津。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族，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遗老遗少安逸、舒缓、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致命的打击。

现世乱得一派热闹。南边在北伐，象征礼乐王纲封建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就要被冯玉祥的大炮轰出紫禁城了。这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天下大乱。新的变革、新的制度、新的思想，与旧的世界冲撞、对抗。张公馆还能“重门深掩，帘幕低垂”吗？

到了天津，张志沂信马由缰、自由放荡、难以收心。这是在长兄的严治下的过度反弹，也是这些仰赖祖上余荫的旧式家族满清遗少的思想境界。他们不自力更生，反而以出外谋生为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一时还没有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静，这些早先的望族表面上仍然可以维持往昔的生活格局，阔绰的排场、优越的物质生活、对富贵奢侈的攀比追求。

张爱玲对小时候在天津的记忆是“橙红色的岁月”。家是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有汽车有司机，佣人一大帮，张爱玲和弟弟都有专属的保姆带。

父母融洽、家庭富足，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被唤作“疤丫丫”的丫头和她在院里玩。疤丫丫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很好玩。后院天井处养着鸡，夏天的中午，穿着白底小红桃纱短衫、大红裤子，坐在小板凳上，喝完满满一小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一边翻看一边念着谜语儿歌：

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

与弟弟在一起的游戏，更是开心快乐。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所幸张爱玲把这一切都记录在《私语》里，使我们能看到一个活泼开朗、充满童趣的小女孩，且生活得幸福愉快。看到这样一个快乐可爱、脸肉嘟嘟的、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日后却要遭受种种磨难，以及后来形成越来越孤绝的性格，真让人心疼。环境、社会，特别是父母、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成长至关重要。每个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快乐的天使，可是却要被生活磨砺，被自己父母或好或不好的个性影响，成人后，如果不快乐，不幸福，真是父母的罪过。

可惜，在这样的暖色里，母亲却要走了。

张志沂到天津后，结识一帮酒肉朋友，染上遗老遗少间的不良风气——养姨太太、吸大烟、逛窑子、赌钱。

一个传统的旧式妻子对旧式男人的这些不良风气，虽心不情愿，却只能容忍不置一词。但是，黄军门的小姐——黄素琼，对丈夫的堕落却不能容忍。

这个湖南女子勇敢地反对自己的丈夫，言词激烈。而张志沂虽然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老爷作风，哪受得了为妻的“指手画脚”。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当争吵不管用时，黄素琼选择了出国离家。

照张子静的回忆来说：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这个抗议里面，还有逃离。

张府里沉闷的鸦片烟味，是不适合这个果敢、坚决的女性的。

作为母亲，黄素琼失败了

1924年，黄素琼赴欧。

接下来的24年里，她屡次出国，直到1948年离开中国，再也没有返回。如果说第一次出走是被迫，有着娜拉的味道，那么后面的离家出国却是依循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方向。

一个人走得太远，会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找不到计划中的轨迹？黄素琼折腾了这么几十年，最后还是一个人终了在伦敦。临终前，她给张爱玲写了最后一封信，想见一见。但是，张爱玲没有回信。

《小团圆》中借楚娣（即张爱玲的姑姑）的口，这么描述黄素琼的一生：

倒像那“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

我脑海中，总有一副黄素琼深鼻凹眼、嘴角抿成坚毅弧线的形象。

这个小脚女人，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穿的皮鞋都是定制的，小得像童话人物的袖珍舞鞋，鞋尖还得塞好多棉花。她不仅游走欧洲，还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阿尔卑斯山脉的晴空下，洒下了她多少清脆娇媚的笑声？或许黄素琼就是不服输，人家做得的事情，自己也能做，还做得比别人好。

黄素琼还是一个“学校控”。她从小受到的是私塾教育，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心里面，她对学校万分着迷。在欧洲进过美术学校，1948年还在马来西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包括后来，她支持张爱玲读书、留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梦想的一种延伸。

她还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都熟识。

为了学会裁制皮革，她在英国一度下厂做女工制作皮包。“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

黄素琼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她有幸生于这个时代，能放下儿女、丈夫奔赴遥远的国度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又不幸生于这个时代，战火、变革，时代的不彻底使她终究也不能那么彻底。一个失败的人，要么是晚了一步，要么是早了一步。

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这个女人的确勇敢坚毅，但于儿女，却少了温情和柔和。她对张爱玲姐弟的态度，显得刻板生硬，少了点母性，更像是老师严厉的说教。

从小她就注意他们的饮食，却俨然是一个科学家的科学准则。她像“拐卖人口一样”送张爱玲去读书，更多的也仅仅是注重自己的感受。连自己的儿子抱着一双报纸包裹的球鞋来投奔自己，眨巴着潮湿的大眼睛乞求母亲收留时，黄素琼也只是冷静地对儿子说她不能收留他，因为已经收留了他的姐姐，经济上吃不消。换作其他母亲，早抱着受委屈的儿子痛哭了。

其实，她在国内排场不小，后面几十年她一直在卖古董，身后还留有一箱古董，我猜想，当年多抚养一个孩子也不见得经济上真的吃不消。

这个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的女人，受到新文明的洗礼，她更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她喜欢艺术，喜欢学校，说外语，结识文艺人士，在欧洲大陆行走，都是一种浪漫华丽的姿态。

让这种人为儿女牺牲，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