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他身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与他的心境相符，而当他的先进思想把他引入那件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所属的真理时，对他来说，每一件事物反而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原始世界——德国人所谓的“史前世界”——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潜心研究，就像我可以用探索的手指在地下墓穴里、在图书馆里、在别墅遗址的破碎浮雕和裸体躯干雕像上摸索它一样。
人人都对希腊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学、艺术、诗歌感兴趣，从“英雄时代”或“荷马时代”到四五百年后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家庭生活，这种兴趣的根据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每个人都经历了一番希腊时期。希腊阶段是肉体性的时代，是感官完美的时代——是在与肉体的完全统一中扩展开来的精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人的体形给雕刻家提供了雕刻赫拉克勒斯、菲玻斯和朱庇特的原型。这些体形不像充斥于现代都市里的那种面容模糊不清的体形，而是具有纯洁高尚、轮廓分明、端正匀称的五官，眼窝的构造也不同于现在，所以眼睛不能斜视，不能鬼鬼祟祟地左顾右盼，眼睛要朝哪边看，必须把整个脑袋转过来。那个时期的仪态讲究豪爽、泼辣，人们崇尚的个人品质是勇气、谈吐、自制、正义、力量、敏捷、嗓音洪亮、胸膛宽阔。奢侈、风雅不知为何物。人口稀少，生活贫困，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仆从、厨师、屠夫和士兵，自给自足的习惯锻炼了身体，使它有神奇的表现。荷马史诗中的阿伽门农和狄俄墨得斯就是如此。色诺芬在《万人军退兵记》中对自己和同胞的描绘也相差无几。“部队过了亚美尼亚的忒里鲍斯河后，雪下得很大，队伍悲惨地躺在雪地上，可是色诺芬光着身子爬起来拿起一把斧子，开始劈柴；于是别人也都爬起来，干起了同样的活。”在他的军队里，上上下下言论极为自由。他们为战利品争吵，每下达一个新的命令，他们就要和将军们口角。色诺芬口齿极为伶俐，比大多数人还要伶俐，因此受到责难后也决不饶人。棒小伙子们总是既讲荣誉准则，又要纪律松弛，谁还看不出这就是一帮棒小伙子呢?
古代悲剧的宝贵魅力，其实也是所有古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剧中人物说话朴实——说起话来，就像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自己并不觉得，那时候反思尚未成为心灵的主要习惯。我们尚古，并不是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腊人不善于反思，可是他们的感官和身体却完美无缺，具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质结构。成人的行为具有儿童的单纯和优美。他们造花瓶，写悲剧，雕石像，都按健康的感官应当做的那样去做——也就是说，趣味高雅。那样的东西各个时代都在继续制作，现在也还在制作，哪里有健全的体魄，哪里就会有这些东西；可是作为一种类别，从它们的高超的结构来看，它们是出类拔萃的。它们把成年的精力与童年的浑朴融为一体，这些风格之所以魅力无穷，就在于它们就是人所具备的风格，人人皆知，因为每个人原先都是小孩。况且，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保持着这种本色。一个具有孩童般的天才和天生就有精力的人仍然是一个希腊人，他重新激起了我们对希腊女神的爱情。我赞赏菲罗克忒忒斯对大自然的爱恋。在阅读那些对睡眠、星辰、岩石、山脉、波涛的精彩语句时，我感到时间像一片退潮的海水似的流走了。我感到了人的永恒，人的思想的一致。好像希腊人的伙伴也是我的伙伴。日月、水火，跟他心心相印，也跟我心心相印。这样一来，人们所宣扬的希腊人和英国人的差异，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分歧，就成了迂阔之论了。当柏拉图的一个思想成为我的一个思想——当点燃品达灵魂的真理也点燃了我的灵魂时，时间就不复存在了。当我感到我俩的感知不谋而合，我俩的灵魂色彩一致，而且真可以说合二为一了，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测量纬度?为什么我还要计算埃及的年代呢?
学生用他自己的骑士时代来解释骑士时代，也用他自己类似的小小经历来解释海上冒险和环球航行的年代。对于世界宗教史，他也有同样的一把钥匙。当远古时代的一位先知的声音仅仅对他重复着他幼年的一种情绪、他青年的一种祈祷的时候，他就戳穿所有混乱的传统、滑稽的体制，接触到真理了。
罕见而放肆的一些精灵屡屡前来造访我们，给我们揭示大自然的新的事实。我知道圣徒们常常在人间行走，使普通听众的心灵感知他们的使命。由此可见，三脚祭坛、男女祭司都是受了神的感召的。
耶稣使贪图感官享受的人们感到惊奇，敬畏不已。他们无法把耶稣跟历史统一到一起，也无法把他同他们自己协调一致。到他们开始尊重他们的直觉、渴望一种神圣的生活时，他们自己的虔诚就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解释明白了。
对于摩西，对于琐罗亚斯德，对于摩奴，对于苏格拉底的古老的崇拜多么容易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我在这些崇拜中找不到任何古老之处。这些崇拜，既是他们的崇拜，也是我的崇拜。
我没有漂洋过海，跨越年代，却看到了最古老的宗教祭司。某个人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工作时敷衍塞责，却全神贯注地做祈祷，成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受俸牧师，以上帝的名义乞求，好像要对19世纪证明诸如柱头修士西门、忒拜英雄和第一批卡普秦修士一样。
东西方的教士谋略，比如麻葛、婆罗门、督伊德和印加教士的谋略，在个人私生活里得到了解释。一个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对一个小孩产生的钳制性影响，压制了他的精神和勇气，瘫痪了他的理解能力，并没有激起愤慨，仅仅造成了恐惧和服从，甚至对这种专制的同情——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等小孩长大成人以后就明白过来，因为他看出小时候压迫他的人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受到这些名目、字眼和形式的摧残，对这个小孩来说，那人也只不过是这种种影响的喉舌而已。事实叫他明白巴力神是怎样受崇拜的，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就连商博良发现所有工匠的姓名和每一片瓦的造价也比不上事实的教育作用。他发现亚述和乔鲁拉冢群就在他的门口，而他本人就是制定方案的人。
再说，第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在对他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提出的抗议中，却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古代的改革家的某些做法，他在追求真理时像他们一样发现德行又有沦丧的危险。他又发现需要多强的道德力量来取代迷信的束缚。改革一出现，放荡就接踵而来。各个时代的路德都悲叹自己家里虔诚败坏，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啊！“博士”，马丁·路德的妻子有一天对他说，“我们受教皇统治的时候，祈祷的次数那么多，热情又那么高，而现在我们祈祷起来总是冷冰冰的，次数又这么少，这是怎么回事呀?”
进步的人发现他在文学中——不仅所有的历史，还有所有的寓言——有一笔多么深厚的财富呀。他发现诗人决不是描写怪诞不经之事的怪人，而是用他的笔写出人人适用的内心自白的普通人。他在字里行间发现自己的秘密传记，对他来说明白得出奇，虽然那是在他出世以前就匆匆写下来的。他在个人的历险中——体验着伊索、荷马、哈菲兹、阿里奥斯托、乔叟和司各特的每一篇寓言故事，并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验证它们。
希腊人美丽的寓言，是想象力的结晶，不是想入非非的产物，所以是普遍真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寓意多么广阔，又是那样永远符合实际！它是欧洲历史的第一章（这个神话用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了真正的事实、机械工艺的发明和殖民地的移民），除了这一主要价值外，它也是宗教史，因为比较接近后世的信仰。普罗米修斯是古代神话中的耶稣。他是人类的朋友，站立在永恒的天父的不公正的“正义”与人类之间，乐意为人类忍受一切痛苦。可是有的地方这个神话跟加尔文新教有出入，它把普罗米修斯表现成天神的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的是一种心态。哪里用一种粗鲁、客观的方式宣讲有神论，哪里就容易出现这种心态，它仿佛是人的一种自卫，对这样一种谎言的抵制，也就是对存在着一个上帝这样一个为人们所相信的事实表现出的一种不满，而且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即敬神的义务实在麻烦。如果有可能，这种心态就要偷造物主的火，跟他分道扬镳，独立生活。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怀疑主义的传奇。就连那庄严的寓言中的每个细节对任何时代都一样适用。诗人说，阿波罗曾经为阿德墨托斯牧羊。当诸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没有人知道，苏格拉底和莎士比亚没有人知道。安泰俄斯是被赫拉克勒斯掐死的，要不然他每跟他的大地母亲接触一次，他就又恢复了力量。人就是那个被制服了的巨人，尽管软弱，可是他有与大自然交流的习性，从而使他的身心健壮起来。
音乐的解脱力量，诗歌的解脱力量，好像对坚实的大自然拍着翅膀，解开了俄耳甫斯的谜。哲学通过无穷的形式变化，发现了同一性，这就使人认识了普罗透斯。昨天我笑了或者哭了，昨天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今天早上站起来又跑了，这个我还会是什么呢?我举目四望，看见的除了普洛透斯的种种转生形式还有什么呢?我可以借用任何生物的名称，任何事实的名称来象征我的思想，因为每一个生物都是行动或受苦的人。坦塔罗斯在你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坦塔罗斯的意思是不可能喝到思想的水，虽然它总是在灵魂的视线内波光闪闪。灵魂的转生绝不是寓言。我倒希望它就是，可是男人和女人仅仅是半个人。庄院里的、田野里的、森林里的、地里的、地下水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想方设法在这些身体直立、面朝苍天的说话者中间的某一个身上找到一个立足点，并留下它的特征和形态的印记。啊，兄弟，阻止你灵魂的衰退——它正在朝那种形式衰退，而你多年来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了那种形式的习惯。关于斯芬克司的那个古老寓言对我们又接近又适合。据说斯芬克司坐在路边叫每个过往的行人猜谜。如果哪个人猜不出来，她就活活把他吞下肚去。要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就当场毙命。我们的生命除了是长着翅膀的事实或事件的永恒的飞翔，还会是什么呢？这些变化千姿百态，它们来时都要向人的精神提出种种问题。谁不能以高超的智慧回答时间的那些事实或问题，谁就必须为它们服务。事实拖累着他们，压迫着他们，把墨守成规的人变成依赖感觉的人，这种人对事实服服帖帖，这就熄灭了人之所以为人所依赖的光明的每一星火花。可是人如果忠实于他更加优越的本能或情感，拒绝接受事实的支配，就像一个来自高级种族的人，紧贴灵魂，看清原则，那么事实就会垮台，乖乖地各就其位；它们认识了自己的主人，哪怕其中最卑微的也会给他增光添彩。
每个词都应当是一件事物，请看看歌德的《海伦娜》中所表现的这种同样的愿望吧。他常常说，这些形象，这些喀戎们、格里芬们、福耳库阿斯、海伦和勒达都是重要人物，而且的确对心灵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效果。当时他们就是永恒的实体，在今天看来就像在首次奥林匹克竞技会上的出现一样真实。由于经过反复推敲，所以他笔意纵横，幽默风趣，按他自己的想象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尽管那首诗像梦一样朦胧、离奇，可是它比同一作者更加正规的戏剧情节迷人得多，原因是它使心灵神奇地摆脱了那些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形象——用自由奔放的构思，用连续不断的、惊喜交集的场面唤起了读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于诗人的卑微性来说，普遍性未免太强大了，它骑在诗人的脖子上，假诗人之手写作，所以诗人有时候似乎要倾泻一种单纯的随想曲和狂放的浪漫史，出来以后，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所以柏拉图说：“诗人说出来的至理名言，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中世纪的所有虚构故事都自我表白说，它们只是把当时的心灵严肃认真、孜孜以求的东西用一种隐喻、嬉戏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魔术以及人们认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通实则是对科学力量的一种深刻的预感。飞鞋，利剑，能战天斗地，能利用矿物的秘密功效，能通鸟语禽言，凡此种种，都是心灵朝正确方向做出的朦胧的努力。英雄的神威，永葆青春的天赋，诸如此类的事都是人的精神“使事物的外观服从心灵的愿望”的努力。
在《穿林》和《高卢的阿马狄斯》中，花环和玫瑰在忠贞不渝的女性头上就会开花，在水性杨花的女人额上就会凋谢。在《男孩和斗篷》这个故事里，就是一个老练的读者对温柔的吉尼拉斯的胜利也会感到惊讶，并表现出由衷的高兴；的确，精灵史上的种种假设——那些仙女不愿别人叫她们的名字呀；她们的天性就是反复无常，不堪信任呀；寻财探宝的人决不能说话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发现在康科德完全适用，不管在康沃尔或布列塔尼情况如何。
最近的传奇中难道情况有所改变?我读过《拉马摩尔的新娘》。威廉·阿什顿爵士就是一个庸俗的诱惑的面具，雷文斯伍德·卡斯尔则代表着骄傲的贫穷，国家的对外使命仅仅是诚实企业的一个班扬式的伪装。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射杀一头要扰乱善与美的野牛，办法是克服那些不义和淫荡的东西。露西·阿什顿是忠诚的别名，忠诚永远美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容易遭难。
然而，同人的文明和玄学史一道，另外一种历史也在天天向前迈进——那就是外部世界的历史，人也同样严格地卷了进去。人是时间的纲领，他也是大自然的相知。他有力量，就因为他有众多姻亲，就因为他的生命跟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整个链条纠结在一起。在古罗马，从首都广场开始的官道向东南西北辐射出去，通向帝国每个行省的中心，使首都的士兵可以直达波斯、西班牙、不列颠的每一个市镇。同样的道理，也有公路从人的心里延伸出来，通向自然界每一个物体的心里，迫使它屈服于人的统治。一个人就是一捆关系、一团根蒂，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他的各种本领与他身外的种种自然现象都有关联，并且预告了他将要居住的世界，如同鱼的鳍预示着水的存在，蛋里雏鹰的翅膀预料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没有世界，人就无法生活。把拿破仑关进一座孤岛监狱里，使他的本领得不到发挥，找不到阿尔卑斯山去爬，找不到赌注去下，他就只好去捕风捉影，显得愚不可及了。如果把他送到泱泱大国，人口稠密、利害关系复杂、势力相互敌对的环境中，你就会看到拿破仑其人，也就是说，被那样一种外形轮廓所框定的并不是实际上的拿破仑。那只不过是塔尔博的影子。
他的实体并不在这里，
你所见的仅仅是
人的一星半点儿痕迹；
如果整个身躯都在这里，
那就未免太高太大，
只怕贵府容它不下。
—《亨利六世》
哥伦布需要一个星球来决定他的航程。牛顿和拉普拉斯需要千秋万代和星球密布的天空。你不妨说一个有引力作用的太阳系已经在牛顿心灵的性质里预见到了。戴维或盖·吕萨克从小就探索粒子的吸引和排斥，他们的大脑同样预见到了组织的规律。胎儿的眼睛难道预告不了光明?韩德尔的耳朵难道预告不了和声的魅力?瓦特、富尔敦、惠特莫尔、阿克莱的建设性的手指难道就预告不了金属可熔、坚硬、可锻炼的本质，预告不了岩石、水和木头的性质?幼女可爱的特性难道就预告不了文明社会的文雅与装饰?在这里我们也联想到人与人的作用。一个心灵苦思冥想多少年代，所得到的自我认识还比不上爱的激情一天的启迪。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暴行感到过义愤填膺，没有听见过口若悬河的讲话，没有与千千万万人分享举国欢腾和人心惶惶的激动，他能了解自己吗?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写出他的经历，猜出一种新事物会揭示什么样的能力和感情，就像他今天画不出明天才要初次见到的一个人的面相一样。
现在我不愿进一步斟酌这笼统的陈述以探讨这种一致的理由。总而言之，历史怎么读，怎么写，都要根据这两种事实，也就是说，心灵为“一”，自然是它的伴随物。掌握这一点也就够了。
这样，灵魂便千方百计为每一个学生浓缩、再现它的宝藏。学生也应当体验经历的整个过程。他应该把自然的光芒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历史不再是一本沉闷的书。它将体现在每一个明智的人身上。你用不着一一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用什么语言写的，书名是什么。你应该让我感觉到你经历过哪些历史时期。一个人应当是名人殿。他应当像诗人们所描写的那个女神一样，穿着一件画满了神奇的事件与经历的长袍走来走去—他自己的体形和面目由于具有高超的智力，就应当是那种五彩斑斓的内衣。我将在他身上发现“史前世界”，在他的童年中看到“黄金时代”、“知识的苹果”、“阿耳戈英雄的远征”、亚伯拉罕的天命、圣殿的修建、“耶稣的降临”、“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新科学和人身上的新领域的开发。人应当是潘神的祭司，应当把晓星的祝福和天上地下一切有记载的福利带进寒舍。
这种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于自负?那我就把我所写的全都抛弃算了，因为假装知道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有什么用处呢?可是我们修辞学的毛病就是：我们强调一个事实就好像难免要使人误解另一个。我们把自己的实际知识看得一钱不值。听听墙里的老鼠，看看篱笆上的蜥蜴，脚下的真菌，圆木上的地衣。对于这些生物界的随便哪一种生命，无论从感情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我知道些什么呢?这些动物像高加索人种一样古老——也许更加古老，它们在人旁边对自己的意见秘而不宣，它们彼此传递过什么语言，有过什么暗示，从来没有记载。书上指出五六十种化学元素和各个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况且，历史对人的玄学史做了些什么记载呢?历史对我们藏在死亡和不朽名义下的神秘世界投射了什么光芒呢?然而，有一种智慧推测了我们姻亲关系的范围，曾经把事实看成象征。写任何一种历史都应当具备这种智慧。我们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乡村故事，看到这种东西真叫人汗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罗马、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挂在嘴上呢?罗马对老鼠和蜥蜴有什么了解?奥林匹克竞技会与法国督政府对这些邻近的生物体系来说又算什么呢?况且，它们对猎海豹的爱斯基摩人，对乘独木舟的卡纳卡人，对渔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对搬运工来说，它们有什么食物、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援助好提供呢?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历史写得更加博大精深——从一种伦理改革出发，从灌输一种万古常新、疗效无穷的良心开始——如果我们要更加真实地表现我们关系广泛的中心性格，而不是表现我们着眼过久的这个记录自私与骄傲的陈旧年表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一天已经存在，它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不觉罢了。然而科学与文学之路并不是进入自然的途径。与解剖学家或文物工作者相比，白痴、印第安人、儿童、未上过学的农家子弟，倒是站得离那借以阅读大自然的光照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