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是自己的命星；
塑造一个老实而又完美的人，
光明、声势、命运全由它指导；
人的一切遭遇来得不迟也不早。
我们的行为如果善，就是我们的天使；
如果恶，
就是悄悄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勾命阎罗。
——波蒙和弗莱契作《老实人的命运·尾声》
孩子扔到石头上，
叫他吮咂母狼奶；
冬天鹰狐来护养，
手定强壮脚必快。
有一天，我读了一位杰出的画家写的几首诗，它们立意新奇，不落窠臼。灵魂总是从字里行间听到一种告诫，先别管题材如何。这些诗句所灌输的情感比它们包含的任何思想都更有价值。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适用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这就是天才。如果把你隐藏的信念说出来，它一定会成为普遍的感受；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最内在的就变成了最外在的——我们最初的思想会被“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吹送到我们耳边。心灵的声音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不是自己想到的东西不说。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闪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可是他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伟大的艺术作品对我们的教益不过如此而已。它们教导我们：正当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自发的印象。要不，到了明天，一位陌生人将会非常高明地说出恰恰是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受的东西，我们将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我们自己的见解，并羞愧难当。
每个人在求知期间，有一天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嫉妒等于无知，模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不管好坏，必须让命运属于自己，虽然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可是若不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粒富有营养的粮食也不会自行送上门来。蕴藏在他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他而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件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另一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记忆中的这种雕刻不能不说没有前定的和谐。眼睛被安置在一道光线应当照到的地方，这样它才可以看到那道光线。我们还不能充分表现自己，而且对我们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的观念感到惭愧。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观念非常恰当，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应当忠实地传达，不过上帝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他的功业的。一个人只有尽心竭力地工作，方能感到宽慰和欢乐；如果他说的或做的并非如此，他将得不到安宁。那是一种没有解脱的解脱。还在尝试之中，他的天分就抛弃了他，没有灵感眷顾，没有发明，没有希望。
信赖你自己吧！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神圣的天意给你安排的位置。接受你的同时代人构成的社会，接受种种事件的关联。伟大的人物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像孩子似的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时代的精神，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藏在他们的心里，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在他们的存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都是成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那相同的命运；我们不是躲在保险角落里的幼儿和病夫，也不是在革命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努力，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关于这个问题，大自然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面孔和行为上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一种感情的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算术已经计算出对抗我们目的的力量和手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眼光还未被征服，当我们盯着他们的面孔时，我们反而惴惴不安起来。幼年不顺从任何人：人人都得顺从它，所以当大人逗着婴孩玩时，一个婴孩一般会使其中的四五个大人变成婴孩。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其本身应得的泼辣和魅力，使它令人羡慕、和蔼可亲，使它的要求不容忽视，如果它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因为青年人不能跟你我讲话，就认为他没有能耐。听！在隔壁房间里，他的声音清楚而果断。好像他知道怎样跟他的同龄人谈话。不管他羞怯还是大胆，他会知道怎样使我们长者变得无关紧要。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的健康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如同剧院廉价座位上的观众，没有约束，不负责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对他们的功过审讯、宣判，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能言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真诚的裁决。你得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可以说他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他一旦有什么显赫的行动或言论，当下就等于身陷樊笼，成千上万人在注视着他，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们的感情他不得不予以考虑。在这里没有忘却。他多想恢复他的中立地位啊！所以谁能避开这种种誓约，或者虽已履行，现在又能以原来那种不受影响、不囿偏见、不受贿赂、不畏强暴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令人敬畏。他常常对目前的事态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显然不是一己的私见，而是警世的通言，所以如雷贯耳，令人闻之生畏。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逐渐微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每个成员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品，就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和教养。顺从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助则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喜欢的不是实情和创造者，而是名义和陈规陋习。
所以谁要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顺民。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耀，决不可被善的空名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没有什么神圣之物。来一番自我解放，回到原原本本的你那儿去，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同。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目，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的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只有他是例外。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每一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人与其说一身正气，不如说在影响我，摆布我。我应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愤怒的、一意孤行的人僭取了恢弘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他说：“疼你孩子去吧，疼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谦虚，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一千英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尽管显得粗暴无礼，可是真话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仁爱论在呜咽哀鸣之时就一定要把仇恨论宣扬为它的对策。当我的精神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上“想入非非”。我希望它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点，可是我们不能把一天的光阴耗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给我讲什么我有义务改变所有穷人的处境。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慈善家，我舍不得把分文送给那些不属于我，又不包括我的人。有一个阶层的人，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为了他们，如果必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就是不干你那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搞那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起了不少，都没有什么用场。不给酒鬼们施舍，不搞那千重万叠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不无羞愧地承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破费一块钱，可那是一块缺德的钱，不久以后，我就会有勇气不给的。
按照流行的评价，美德与其说是规则，毋宁说是例外。人和他的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人做出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之类，就像他们不参加日常的游行必须交钱补过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就算是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赔礼或辩解——就像病号和精神病患者交昂贵的膳食费一样。他们的德行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只想生活。我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不是为了观瞻。我倒宁愿它格调低一些，方能真实、平等，而不愿它光彩夺目，动荡不定。我希望它健全甜美，不需要规定饮食和放血。我要的是“你是一个人”这样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撇开人只讲他的行动。我知道，无论我做出还是避免这些所谓的高明行动，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不同意在我拥有固有权利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才疏学浅，却实际存在着，因此不需要为了使我自己安心或使我的同伴安心而要人家给予保证。
我必须做的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这一规定，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严厉，所以完全可以用来区分伟大和渺小。因为你总会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对你的职责了解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严了。在世界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大众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
对你来说已经僵死的一些习俗，你之所以反对顺从就因为这样做分散了你的精力。它浪费了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跟上一个大党要么投政府的赞成票，要么投它的反对票，像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掩盖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一个人必须考虑：顺从这种把戏完全是捉迷藏。如果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预料到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种制度的权宜之计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不可能说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难道我事先不会知道?尽管他把制度的根据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会去干那种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他保证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允许看的那一面，不是作为一个人去看，而是作为一个教区牧师去看，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受聘的律师，法官席上的那些派头都是空洞透顶的装腔作势。唉，大多数人已经用一块手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拴到某一个通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使他们不仅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不仅编造几句谎言，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弄虚作假。他们的每一个真理都不那么真。他们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们的四不是真正的四；因此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叫他们改邪归正。与此同时，本性也急不可待地给我们穿上我们所依赖的党派的囚服。我们逐渐长成了一副面孔、一种身材，渐渐地学会了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成功地在一般历史中大显身手，我指的是“那颂扬的蠢脸”，那强装的笑容，那是我们在跟人相处，在我们毫不感兴趣的谈话中搭讪时装出来的。肌肉不是自然地活动，而是由一种低劣不堪、专横跋扈的力量拨弄，紧紧地绷在脸的轮廓上，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就必须懂得怎样判断一张愠怒的面孔。在大街上，在朋友的客厅里，他会遭人白眼。如果这种反感也像他自己的一样来源于轻蔑和反抗，他不妨哭丧着脸回家了事。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一个阅世深沉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倒不难。他们的愤怒有理有节，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本身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如果在他们阴柔的愤怒之外，再加上大众的愤慨，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嚎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作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使我们不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把我们过去的言行奉若神明，因为别人的眼睛除了我们过去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资料来推算我们的轨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头脑呢?为什么把你记忆的死尸拖来拖去，唯恐与你在某个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智慧的一个标准似乎就是决不一味地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大信赖纯记忆的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众目睽睽的现在进行鉴定，并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在你的形而上学里，你已经拒绝赋予上帝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意向到来之时，那就全心全意地服从它们好了，尽管它们赋予了上帝形体和色彩。就像约瑟把他的衣裳丢在淫妇手里那样，丢开你的理论逃跑吧。
愚蠢的一贯性是渺小的心灵上的恶鬼，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成不变，伟大的灵魂就一事无成。他还是去关心墙上自己的影子算了。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我想谁也不能违反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扯，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节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把它顺着读，倒着读，或斜着读，拼出的字都是一样。上帝允许我过这种令人愉快、表示忏悔的林中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让我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只是把我真诚的思想逐日记录下来，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对称和谐，尽管我无意如此，也看不出它具有这种性质。我的书应当散发出松树的芳香，回响着昆虫的嗡鸣。我窗前的燕子应当把它嘴上衔的线头、草茎也编织到我的网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别人也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子。性格的教育作用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人们总以为他们仅仅借助于外部的行为来传达他们的善与恶，殊不知善或恶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
行为尽管千变万化，但是总会有一种一致性，这样，每一个行动在它们关键的时刻都显得既诚实又自然。因为行为不管看上去怎样千差万别，但由于出于一个意愿，因此仍将表现得非常和谐。那种差异在思想保持一定距离、一定高度时，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把它们都连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接近了平均趋势。你真正的行动会把自己解释明白，还会把你其他真正的行动解释明白。你的顺从却什么也解释不了。独立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从前美好的岁月把它们的兴旺统统注入今天。什么东西造成了议会和战场上的英雄们的威严，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是对昔日一连串伟大的岁月和胜利的意识。这些伟大的岁月和胜利合成一束光辉，把奋勇前进的行动者照亮。他好像由一队看得见的天使护送着。正是这种东西把雷霆送进了查塔姆伯爵的声音，把威严送进了华盛顿的举止，把美国投进了亚当斯的眼帘。对我们来说，荣誉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一直是古老的美德。我们之所以今天崇拜它，就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热爱它，我们敬仰它，因为它不是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的陷阱，而是能够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便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也是如此。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一贯。从此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一声斯巴达横笛的吹奏。让我们再也不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就餐。我无意讨好他，我倒是希望他应当想讨好我。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它慈悲为怀，但我更要使它真心诚意。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当代那种圆滑平庸、沾沾自喜的作风，并把已成为一切历史结论的事实掷到习俗、贸易和公司的面前：哪里有人做事，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工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他衡量你，衡量一切人和一切事。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别的某个人。性格，真实，使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它就等于天地万物。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名叫恺撒的人诞生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千千万万个心灵在他的天才哺育下成长，忠于他的天才，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和美德与人的潜力混为一谈了。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正如古代隐修会之于独修者安东尼，宗教改革之于路德、贵格会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之于卫斯理、废奴运动之于克拉克森，而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为“罗马的巅峰”。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
那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这个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让他不要像慈善堂的孤儿、私生子，或爱管闲事的人那样探头探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然而一个街上的普通人望着一座高塔或一尊大理石神像，便自惭形秽，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不具备与造塔和雕像的本领相匹敌的价值。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乃至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具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很像一套装饰华丽的用具，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什么人呀，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他所有，它们要邀得他的光顾，祈求他施展本领把它们据为己有。那幅画等着我去鉴定，它不是向我发号施令，而是由我来决定它是否值得称赞。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酒鬼烂醉如泥，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的府上，先给他梳洗、打扮，然后再把他安顿到公爵的床上，等他醒过来后，俨然被当作一位公爵，人们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并且向他保证，他一度显得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象征了人的处境，人生在世，就是一名醉鬼，然而有的时候会清醒过来，运用他的理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行乞、寄生。在历史中，我们的想象欺骗了我们。王国和贵族，权力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和日常工作中的小民百姓约翰和爱德华来，是一些更加堂皇的字眼。可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对二者来说是相同的，二者的总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烈德、斯堪德贝和古斯塔夫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今天一个人的得失全靠你个人的行为，就像从前那些显赫的人物需要借助追随者的脚步一样。一旦平民百姓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光辉就要从国王的行为转移到志士仁人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被国王们引导着，他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他们谆谆教导说，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国王，那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衡人度事的标准，推翻别人的标准，谁做了好事给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并且以朕代法。对于上述种种做法，人们处处听之任之，他们所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模模糊糊地用它象征他们关于自己的权利和体面，也就是每个平头百姓的权利的意识。